孩子,不是所有的父亲都能扛住黑暗的闸门
题记：青年才俊吴怀尧去年有志复活五四名刊《新青年》。去年初，经他多方奔走，后与某出版社达成创办《新“新青年”》协议，并开始四处组稿。此文即缘此而生。但那杂志如我预料地胎死腹中，此文也就止于电子文档。好在电子阅读早已成为潮流。杂志能不能办其实并不绝对紧要，裆得住中央、难道还能裆得住漏光？。
赵牧
我常对儿子说：“宝宝，爸爸爱你”。他不在我身边时，我也常给他发短信，告诉他：“爸爸爱你。”
我不介意小儿通常那 “没心没肺”满不在乎的反应，也不介意他将来是否有什么“大出息”。只要他身心健康、快乐，能够自立就好。小儿七八岁时，他曾对自己做过这样的期许——“我只想做个中不溜的人”，这个志向的表达曾让我开怀大笑。
无论怎样，无论何时，在这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淡的。所以，还是先让我们能够面对最可能的人生——让我们“直面平淡的人生”，再去说什么“敢于直面悲惨人生”，憧憬什么辉煌的人生吧。
在中国，有着种种扼杀儿童天性的办法，除了直接的奴役虐待，就是所谓“精英教育”的圈套。诸如什么小学奥数班、英语班。它所以能如此蛊惑家长之心，几乎都是制度设计者通过对家长有意无意的恫吓实现的，当孩子们的父母自己都无法直面平淡的人生时，就注定了要在这样的蛊惑面前迷失方向——“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你就应不惜时间和血本”。
我常对儿子说：“宝宝，爸爸才不在乎你考试能拿第几呢。你永远不要有压力，应该把学习视为一种乐趣，一种智力的游戏。。。。。”
除了为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除了让孩子能接受基本的教育，我以为当今做父母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心理上为子女扛住应试教育那扇“黑暗的闸门”（语出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让他看到人生的光彩与学习成绩并无必然联系。
为什么那么多家长如此顺从地被绑架了呢？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家长仅仅面对应试教育这道“黑暗的门”就垮掉了呢？
望子成龙固然是许多文化都有的现象，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子女对家庭的另一个“意义”更是深入人心，那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糟糕的现实是，严酷的计划生育执行了近三十年后，它又与教育作为“可持续勒索”的暴利产业合流，从而形成了双重的压力，这为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制造了一个更普遍深刻的焦虑和恐惧。孩子的安危和是否有出息有前途，已然成为当今中国人的最大焦虑。
4月20日，北川县委宣传部的冯翔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天距他的爱子——倒在曲山小学废墟下一周年的祭日只有22天。我确信，如果不是丧子悲剧，生活无论有多难，他都会挺下去。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平时人们尽可赋予人生无数光鲜的意义。但人生的真相并不会被这些浮夸的词藻掩盖。
关于自杀，存在主义大哲加缪曾有过这样论述：“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因为这种回答先于最后的行动。”
很不幸也很可幸的是，众多精神崩溃的悲剧仍在强调着来自于自然的那个事实——大自然赋予生命的那个最原初意义——种群繁衍的本能——对亲生骨肉的爱。
不幸的是，生命和生命的意义常常显得如此脆弱；
或许聊可庆幸的是在，在这种普遍的脆弱中我们毕竟还能看到爱。
《动物世界》的镜头里常常上演着这样的故事，成年的动物因为无法保护幼小的生命走向壮大、走向独立，因为无法为它们的孩子扛住那“黑暗的闸门”哀鸣。
我猜想，孩子只要他经常看这样的电视节目，他们或多或少也会朦胧地察觉生命的这个真相：不是所有的父爱都能为他的孩子扛住“黑暗的闸门”，不论他（它）们自身有多么强大，也不论他（它）们对自己的子女的爱有多深。
孩子们可能不知道的是，动物不会反思，不会思考生命意义的问题，它不能把本能升华成为理论，不可能为任何一种意义困扰，更不用说为某种意义去自杀。
但通过几十万年的演化，人毕竟已经演化成“意义网络”的动物，更麻烦的是，由于生命意义的“多样化”，这使得每个活着的人总要面对各种意义的优劣、大小、轻重的比较、判断和选择。
这种差异的形成，使得人之来自于自然的那个重要的本能——“爱”变得极其复杂。
这就是人人都承认对子女之爱是一种本能，却对究竟什么是对儿女的真爱争论不休的原因。
如果没有这个差异，鲁迅的命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就无从说起。
1919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这篇启蒙意味十足的文章，那还是他痛恨的父权仍然盛行的时代；斗转星移，9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父权”一词是不是已经相当陌生？
90年前，年轻人普遍地早早成了家，忙着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
90年后的情景不但独生子女家庭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丁克群，剩男剩女也大流行了。
90年前，传统的“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的人伦旧说还占着压倒优势；
90年代后的中国，却开始盛产“啃老族”了。
90年前，父母对子女的择业择偶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90年后的中国，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父母对子女的爱看似有增无减，但他们对子女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了。
《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90年之后，在同样的命题下，独生子女的政策也许是最应予以特别考量的因素。
鲁迅当年说：“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长大以后，也就成不了人”；
90年后呢？在持续了近三十年的严厉的计划生育之后，“优生优育”的理想口号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现实呢？
恰恰是因为爱，中国父母一方面尽其所能在物质上把独生子女当着皇上呵护供养；一方面又为了不让他们的子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不得不屈从垄断的教育制度的各种威逼利诱，结果无数父母成了中国最明显的“可持续勒索的产业”——教育产业的共谋，在这种互动作用中，他们不但畸形抬升教育成本，还把孩子统统变成了苦役囚犯。。。。。。
独生子女，今天已经成为无数父母生命之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我见过不少贫穷的家庭，见多了便不再震惊；我看过许多父母因为交不起学费无颜面对子女而自杀的新闻，看多了也不再震惊。但还是有一件事每次想起都会肉跳心惊：
那是2004年的4月5日，一个只有6岁的女童陶小洁在家中自杀。他的父亲靠挖野菜、母亲靠捡破烂为生，他们实在无力为这个6岁的孩子扛起那扇黑暗的闸门，她为此一直和家里闹别扭。。。。。
我简直无法想象，她才六岁！是什么邪恶的力量在这个如此幼儿的内心世界种下了这么强烈的意识：没钱读书——生命毫无意义！又是什么邪恶的力量让这个家庭如此贫困，以至于连小学都读不起！
一个六岁的女童尚且如此，没考上大学的，大学不能毕业的，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冲动之下，用自己的手摧毁他们父母可能仅有的那根人生精神支柱。。。。。。又有什么奇怪呢？父母因为孩子考不上大学，或供不起孩子上学上吊自杀，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我并无批评孩子们的意思，更没想预留什么伏笔告诉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他的父亲若也无法为他扛起那黑暗的闸门时寻找托词。实际上恰是因为这些年见过的，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都能让我想到——《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的命题，可能比鲁迅那个时代更峻急。要知道在被曾经我们嘲笑和被我们严厉批判过的科举时代，作为典型的代表，数来数也不过只有一个因为中举发了疯的范进。
古人说，人生的道理在先秦的时代已经讲完。
套用一句，人生的基本难题，每个时代都会变换头脸横亘在我们的面前。
一个父亲的力量的确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大多数父亲真能用头脑思考——比如不屈从阴险的谎言，把孩子逼上不成功则成仁的绝路，从而也把自己逼上绝路，那么情况或许就会有所改观。
再套用“要想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这句名言吧，那就是，要想“救救孩子”，请做父母的先解放自己。
（完）2009。4。15
（为新新青年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