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文章经国之大业_不朽之盛事_的再诠释

2005年第4期　　　　　　　　　　　　　　　　　　　　　　　　　　　　　　　　　第4期,2005

中国文学研究

[文艺理论天地]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再诠释

张振龙

关键词:曹丕;《典论・论文》;文章;立德;立功;立言

摘　要:目前学术界对曹丕《典论・论文》中之“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内涵的理解存在着歧异,主要有六说。笔者从历史与《论文》的文本分析入手,认为曹丕之“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对传统立言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以文论的形式对文学所具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种功能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即曹丕同时赋予了文学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重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5)04-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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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　信阳464000)

AExplanatoryon“writingsisagreatcauseofadministeringacountryandagreatof”again

ZhangZhen-(HenanXinyangcollege)

Keywords:Dbycontributions;bywritins

Abstract:Itismiafor“writingsisagreatcauseofadministeringacountryandagreateventofeternity”ofCaoPi’soflunwenofDianlun,havedifferenceexistsintheunderstandingofintension,mainlysixsaysintheimmortalgrandoccasion.Ibegininanalysingthetextofhistoryand“lunwen”,that“writingsisagreatcauseofadministeringacountryandagreateventofeternity”ofCaoPihighlysummarizesthreefunctionsandrolesofachievingglorybywritings,bycontributionsandbyvirtueoftheliteraturebymeansoftheliterarytheory,creativelyentruststotheliteraturetriplesenseofachievingglorybywriting,bycontributionsandbyvirtueatthesametime.

一

无论是谈魏晋文学、文论,还是谈魏晋文学思想史、美学,我们都无法回避对曹丕《典论・论文》的关注。自从

1920年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先生提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

〔1〕

学的自觉时代”和1927年鲁迅先生继倡“曹丕的一个时

第一,认为曹丕这句话把文学提高到了与事功、立德扬名并立的地位,强调了文学经国与不朽的重要作用。如郭绍虞先生认为:“作者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把文学提高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并鼓励作家们‘不托飞驰之势’而

〔3〕

去努力从事文学活动”;罗根泽先生说:“曹丕是提出文

〔2〕

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学价值的第一人,称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当然期许甚高。

年代以来,治魏晋文学、文论、文学思想史、美学的学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把曹丕的《典论・论文》称之为理论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或魏晋文的自觉的理论宣言。若从中国古代文学史、文论史、思想史、美学史等史的角度对曹丕之《典

但一则于‘不朽之盛事’以前,先誉为‘经国之大业’,则其价值仍然不全在文学本身,而在文学之有‘经国’的功能。二则作者的寄身翰墨,见意篇籍,是为的‘声名自传于后’,

〔4〕

则其重文是缘于‘名’而非缘于‘实’。”周勋初先生云:

论・论文》进行审慎的分析与宏观把握,其地位与作用被“这种学说,渗透着个人名望的考虑,……前人论‘立言’时誉之为理论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或理论宣言,确为中肯之论。都不包括文学作品在内,曹丕视为不朽的文章中却包括辞但具体到对曹丕《典论・论文》中“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内涵的理解时,学人们的观点却显得异说纷呈。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六说。

〔5〕赋一类作品,而且还把创作活动看成‘大业’。”张可礼先

生言:“曹丕把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这就突破了道德教化说的框框,能从治理当时的封建社会的角度,把文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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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08-09

〔作者简介〕:张振龙(1966—),男,河南泌阳人,河南信阳师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古文学的教学

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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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由于曹丕把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因此,他提出的文章不朽之说,就不仅仅

〔6〕是个人的声名不朽,而是以有利于‘经国’为前提的。”

提供了意义巨大的参照。笔者在此无意于对前贤时彦之观点做逐一评述,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前贤时彦之说,目的主要有二:一是要让我们了解学术界学人对曹丕《典论・论文》中“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理解所存在的歧异,以说明现在对此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二是就个人在深受前贤时彦学术成果滋养之同时,结合自己在学习建安文学过程中的切实体会,来对曹丕之“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的内涵提出一孔之见。前一目的已基本实现,下面则主要谈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二

我们认为曹丕《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在继承先秦时期文人“三不朽”价值取向基础上的在建安时代的发展。它是以文学理论的形式对文学所具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种功能与作用的高度概括。也就是说曹丕同时赋予了文学立德、立功、立言的三重意义。文学不仅具有靠记载前人、时人的德行、功业来教化发表创作主体对如何加强民众修德的观点和治国之政治理论与见解,,从而成

,,古代社会之统治者治理国家主要靠文治武功。文治主以道德教化,道德教化内容大致有二:一是仁德,包括前人和当时人总结出来的仁德理论及他们修身的仁德实践;二是功业,主指前人和当时人安邦治国的功勋和业绩。而这些内容之所以能流传后世成为统治者实行道德教化的素材,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人的文学作品这一载体(当然我们在此所说的“文学”一词是一种泛文学的概念)。如此文学在后世的文治实践中就被潜在地赋予了双重的价值意义:一方面成为统治者及文人学士汲取经国之术、安邦之策乃至寻求安身立命之道之渊薮;另一方面它还向后世昭示了人的生存价值可以借它得以永恒———一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首倡以后,经过两汉文人的创作实践,其价值意义日益凸现。陆贾《新语・道基》云:“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王充《论衡・实诚也。”说明圣人作文为政目的甚明。又王充《论衡・须德乃彰,万世乃闻。”王符《潜夫论・论荣》亦云:“昔自周公不求备于一人,况其德义既举,乃可以它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于五狄,越蒙产于八蛮,而功施齐、秦,德立诸夏,令名美誉,载于图书,至今不灭。”文学作品不仅能记载先贤功

第二,认为曹丕这句话注意到了文学的政治与艺术、审美的双重意义。如李泽厚先生认为:“曹丕虽然还从‘经国’的观点来看待‘文章’的地位作用,但同时又已经鲜明地赋予了‘文章’以一种与个体的存在的价值相联,不仅仅是‘名教’附庸的独立意义。……意识到文艺有独立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文’的自觉的时代

〔7〕的到来。”袁行霈先生认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两者,正体现了文学的功利目的与审美目的的两个方面,体现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精神。”王运熙先生认为: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主要是指诸体文章如上述的实用价值而言”,“而且曹丕并不如同传统的看法那样片面强调诗赋的讽谕教化作用”,“把创作表现作者的文学才能,但并不具有所谓美刺作用,并不直接服务于政治,而只是反映文

〔9〕这是建安时代的新现象。”

〔8〕

人日常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诗赋作品,称为‘不朽之盛事’,民众修德敬业,用于治国的效用,而且还可以通过文学作品

第三,认为曹丕这句话虽然指出了文学的政治实用功能,继承了儒家文学观念,但其重点是在不朽。如徐公持先后句所说为‘不朽’,看,,〔10〕‘不朽’而设。”:曹丕这两句话“对文学

生说:“此二句所说,实有两方面意义,,,。

的作用和意义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其重点在

〔11〕于‘不朽’。”

第四,认为这两句话与经国大业无关,只是把文章作为垂名后世的事业而已。如罗宗强先生认为:“曹丕这话的意思,是把文章提到和经国大业一样重要的地位,以之为不朽之盛事。”“他并没有把文章看作治理国家的手段,没有强调文章的政教之用,而只是把文章当作可以垂名后代的事业而已。曹氏兄弟没有强调文学的政教之用,他们周围

〔12〕他们对于文学的看法,太抵是与经国大业分开的。”

的文人也没有强调这种作用,他们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言论。种创作主体和客体同时具有的价值永恒。这种价值自《左

第五,认为曹丕的言语强调的是实际治国的理论、见解及扬名后世的意义、作用。如张少康先生说:“他不再把文学看作是政治教化之工具,而所谓‘经国之大业’的具体内容,也并非是指儒家之礼义,而是指实际的治国之理论与见解。他强调文章写作对个人扬名后世的意义和作用,鼓励

〔13〕文人把全部精力用于文章写作。”

第六,认为它表现出的是向原始儒学文学观的回归。对作篇》言:“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如孙明君先生认为:“学术界认定表现了与儒家传统文学恰恰相反,它所表现的是向原始儒学文学观的回归,它所宣

〔14〕扬的并非文学的独立而是与经纶国事的联结。”

决裂的自觉之宣言———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我看来,颂篇》说:“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

以上诸说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曹丕之“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意蕴予以了概括与阐释,为我们深刻全

面地理解与把握其丰富内涵,更好地比较准确地对其定位,德,使其美誉永存,而且有时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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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体之德行的外化。王充《论衡・书解篇》曰:“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文人立言意识日益自觉。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

人的文学家的身份也得以确立,文学也步入独立时期。所以建安时期的文人对文学所蕴含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意义有了切实深刻的认识。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具体创作实践中,而且还昭显于他们的文学理论的著述中。试看以下诸例。

第一,立德方面。如卞兰上表颂曹丕云:“明明太子,既睿且聪。……研精书籍,留思异同。建计立议,廓然发

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蒙。天下延颈,歌颂德音。……深不可测,高不可寻。创法

〔16〕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万载,垂此休风。”阮瑀《吊伯夷文》赞伯夷云:“求仁得

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班固《汉书・杨雄传》赞云:杨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另外在汉代文人看来,文学创作是人的才能的表现,而这种创作才能并不是人人皆有的,也不是没有高低之别的。如王充《论衡・佚文篇》载:“孝武之时,召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时,使郎吏上奏,刘子骏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易》曰:‘圣人之情见于辞’。文辞美恶,足以观才。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览焉。,,,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使长卿、桓君山、子云作吏,书所不能盈牍,文所不能成句,则武帝何贪?成帝何欲?故曰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这种重视文人的创作才能,把文学作品给人们带来的审美愉悦看成远非获得千石之官、猗顿之财之喜悦所可比拟的观点已彰显出东汉时期文人对文学看法的新气象。这是对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之艺术审美旨趣在东汉的继承与发展。

不过有汉一代文学所具有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功用并没有提升到纯文学理论的层面上来,也没有得到当时文人的普遍认可;虽然与先秦相较,文学所具有的立德、立功、立言效用的意识增强了。从以上所引文献就可知道,汉代文经学等著述及一些文学作品之中,并不是出现于纯粹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中,更何况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文学理论在建安之前并没有出现。形成这种态势的原因主要在于:建安之前文人的价值取向乃在于修德与立业,文人的文学家的身份还未得以确立,文学还没有完全走上独立。到了建安,缘于政治动荡、文化多元的现实,建安文人进入了社会理性与自然理性全面觉醒的时期。为此立德、立功成为建安文人价值追求的主导,立言仅为建安文人的余事。但由故立言成为他们补救现实缺失的途径。经过他们的创作实践,立言终于在其价值观中由余事走上主导。进而建安文

仁,见叹仲尼。没而不朽,身沉名飞。稽首凭吊,向往深之。”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二:“勉哉修令德,北面自

〔17〕

宠珍。”王粲的《荆州文学记官志》言:“夫文学也者,人

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伦之首,大教之本也。”徐干《中论・艺纪》亦云:“艺者所以

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德者人之根干,故谓之瘣;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故谓之野。若欲为夫君子,必兼之乎?”杨修《答临淄侯笺》亦曰:“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也,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他们或在文学、,或在理论上指出、,,即,“人无艺则不能成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即文学既可记载前人成为文学的目的之一。

第二,立功方面。如王粲《从军诗五首》其二:“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其四:“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徐干《西征赋》云:“庶区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以饮至,铭烈乎帝裳。”刘桢《遂志赋》:“幸遇明后,因志东倾。……梢吴夷于东隅,掣叛臣乎南荆。”曹植《东征赋》:“顾身微而任显,愧责重而命轻。……禽元帅于中舟,振威灵于东

〔18〕野。”又其《薤露行》:“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

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木无枝叶则不能丰其

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即“艺者所何?孝武善《子虚》,;孝成玩弄众书之多,之德行,又可记录自己之德行,还可为后人立德服务。立德

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聘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杨修《答临淄侯笺》:“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他们以文学述功烈、表立功之藻垂华芬”。也就是说,人们所建的功业之所以被后人称颂,是靠文学的记载;人们所拥有的远大建功理想和功业意识也是靠文学来表现的。文学的这种功用本身就是一种立功的体现。因为前人之功业和功业理想是激发读者树立功业理想和意识的极大动力。

第三,立言方面。曹丕《与王朗书》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曹植《与杨德祖书》云:“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则将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前人之德行、功业及著述等各种功绩之所以传之至今,前人之美名之所以被后人

人对文学具有“三不朽”功能的表述皆散见于哲学、史学、志,孔子删诗书,功被后世,他们亦要借自己径寸之笔,“流

于建安文人普遍存在着一种志不果、道不行的缺憾与苦闷,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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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颂,其主要是立言著述的结果,况且著述立言本身亦可使创作主体芳名永垂。这主要因为:其一,文学可以展示创作主体的文才。如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四:“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曹植《娱宾赋》曰:“文人骋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卞兰《赞述太子

或以文学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理论,这本身亦是成一家之言的表现。

其次,我们说曹丕之“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对文学所具有之立德、立功、立言三种功能的高度概括,这还可征之于《典论・论文》之本身。如文中所言“粲之

赋》云:“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初征》、《登楼》、《征思》、《漏卮》、《圆扇》、《橘赋》,虽张、不学之妙辞。”曹植《王仲宣谏》曰:“文若春华,思若涌泉。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据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发言可咏,下笔成篇。”作者敏捷的文思,妙丽的言辞,对文学的深刻洞见和体现出来的非凡才能,也成为当时文学所关注的内容之一。这些文才既是文学作品成为佳构的条其二,文学还可表达创作主体的创作体验。曹丕《与吴质书》回忆昔日与诸子共游之情景云:“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欣之极也。”这里既有对兴来即文、众人游览共同作诗以助兴的描写,又有饮宴之际,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之时,仰而赋诗之乐的展示,更有乘兴作书时欢欣之极的体验倾诉。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仿佛感觉到了诗人们游览赋诗时的高雅之趣、饮宴之得其乐。乐,。其三,文学还可成为发表自己见解的载体。如曹植《酒赋》序云:“余览扬雄《酒赋》辞甚瑰玮,颇戏而不雅。聊作《酒赋》,粗究其终而且要雅。刘勰《文心雕龙・诏策》云:“魏武称作敕戒,当

〔19〕指事而语,勿得依违;”又同书《章表》云:“曹公称为表

王粲文22篇,辑徐干文9篇。王粲文中有《初征赋》、《登楼赋》、《槐树赋》三篇,徐干文中有《圆扇赋》,其余皆佚,已无从得知其具体内容。但由王、徐现存四篇来看,内容上教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践周豫之末畿。野萧条而聘望,路周达而平夷。春风穆其和畅兮,庶卉焕以敷蕤。行中国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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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实吾愿之所依。”充溢着对曹操功德的赞美之情。

件,亦是文人被人称誉而得以美名远扬的重要原因之一。化气息非常浓厚。《初征赋》云:“赖皇华之茂功,清四海之

植《与丁敬礼书》云:“顷不相闻,覆相声音,亦为怪。故乘《登楼赋》云:“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

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流露着对国家走向太平和太平之后以便发挥自己才能的渴望。《槐树赋》对槐树之美誉实寄寓着作者对魏王恩惠泽被天下的称扬。徐干之《圆扇赋》但由“”可以看中又称:“陈琳、阮瑀,,刘勰《文》云:“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原夫章表

〔21〕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又同书《书记篇》

云:“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记之言志,进己志也。”“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烈、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许多国家政府机关的政务都是通过这些应用文体来进行协调和运作的,其功用与目的就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文化生活服务,是文学用于经国的重要体现。另外,这些应用文体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要求,表现出独

绐。”可见曹植认为作为文体之一的赋,不仅要讲究辞彩,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

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又同书《章句》:“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曹操认为作敕戒文要就具体事情提出告诫,不能模棱两可;作表不必三让,不要写得浮华;作赋切忌韵脚不变,要注意换韵。这些见解是作者在吸取前人

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而提出的,具有独创性,特的礼仪的规定性。《文心雕龙・章表篇》云:“汉定礼仪,亦是作者成一家之言在文学中的表现。又如徐干《中论》,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主要展现了作者个人道德修养、帝王之术、治乱策略的看法,成为建安文人子书的杰出代表,也成为建安文人立言的楷模。

以上所言建安文人认对文学之功用、特征的认识和理论总结,有些方面是相互关联,彼此交错的。只不过是我们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把它们分开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已明显感到建安文人已经有了这种意识,即他们无论能不能建立安邦治国的功业,只要能把古人与今人所立的德、所立的功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让今人、后人通过对之的学习增强修德建功的意识,进而鼓励他们去从事修德建功的实践,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德、立功的表现;或者他们用文学形式表达对文学作品的看法,抒发文学创作的体验,发表对文学审美娱乐及文体特征的观点,以便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指导;

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规定“言必贞明,义则弘大。肃恭节文,条理首尾。”这种应用文体之写作所遵循的礼仪规范,是古代现实礼仪制度对文学渗透的表现。但从文学的文本来讲,其本身又是道德、礼仪的生动载体,可以通过文体之形式、内容来训教世人,在文人创作这些文体的实践中和这些应用文体之传播过程中使人们得到教化与熏陶。这是文学立德、立功、立言之功能带有艺术性的体现。

曹丕虽然处在新思潮、新观念产生之时代,但他必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其文学观念亦是如此。以文学服务于政治,服务于道德教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这主要是由中国古代文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其所担任的社会、政治的角色所决定的。他们以文学或述事功,或颂德行,或言事理,或寓讽谕,以此来干预现实,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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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或发抒对人生的体验,关注对文学审美娱乐和文学文体等纯文学特征的探讨,以弥补政治生活中的缺撼。概而言之,曹丕通过自己的创作体验,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建安七子的创作实绩出发,由“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想到了文学之立德、立功及成一家之言的重要作用,故才以理论家的眼光对文学之立德、立功、立言三种功用进行了精练而深刻地理论概括:“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三

在我们看来,曹丕之“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论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突破性意义。

其一,提高了文学的治国功能和作用。虽然在此之前,人们亦重视文学的教化经国功能,但文学始终附属于史学、哲学与经学。其用于治国的功用并未被单独提出,且没有从史学、哲学、经学之中独立出来。而曹丕不但把文学的功用单独提出而且特别地予以强调,同时还提到了经国之大业的位置。就是说文学与立德、立功相比,同等重要。

其二,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价值理想皆可以用立言来实现,即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的内涵,出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正事、大事给予了重视,把文人之价值取向从立德、立功转移到了立言上来。这就为以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带有职业化色彩的作家和文学集团的出现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三,提高了诗赋等纯文学作品的地位。一方面诗赋等纯文学作品虽然在曹丕具体语境与表述上较子书逊色,但总体上他却把诗赋等纯文学作品与子书放置于同一水平线上;另一方面诗赋等纯文学作品,有的可以用于经国,有的可以给人以审美愉悦,一句话或是经国之大业,或是不朽之盛事,或是两者兼之。并且诗赋等纯文学作品这些功用美名的获得不是靠良史之才、飞驰之势,而是靠实实在在的作家的创作才能及创作实绩。这就把诗赋等纯文学作品放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从此意义上说,曹丕之《典论・论文》不啻是向文人宣布可以发挥自己之优长大胆从事文学创作的理论宣言,同时还是鼓励文人加强自身文学修养以便创作出更多、更美的文学作品的理论宣言。

其四,体现了曹丕对当代作家创作实绩的积极肯定。通观《典论・论文》全篇,尽管作者主旨甚明,要在纠正以前与当时文人相轻、好古贱今、向声背实之陋习,但其在论述过程中主以建安七子的创作做为实例,借对七子创作的具体评价来印证自己之观点,且占全文三分之一强。就全文作者所举实例来说,主以七子为主。这种情况说明,曹丕是有意地对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予以肯定。当然我们并不

否认他这样做的政治目的,〔22〕但我们亦不能否认曹丕这样做所带来的实际的积极影响。我们认为这种积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对以后统治者重视文学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以后文人对待文学创作态度的影响。对此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建安之后统治者与文人对待文学创作的实际态度就可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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