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可强:被选择是一种幸福

　　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选择

　　我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是1950年。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学生报考学校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报考东北老解放区的哈工大、大连工学院；另一个就是报考传统的清华、北大。当时社会上流行报考的专业也有两个：一个是航空系，另一个就是机械系。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国家解放后需要建设，机械很重要。我报国心切，就填报了哈工大的机械系和清华大学的机械系。高考后，哈工大先发榜，我是机械系第一名。不久，清华也发榜了，我是第六名。我选择了清华大学的机械系。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主动选择。这之后，都是被选择。在清华大学上了一年之后通知我去苏联留学；留学7年回国后被分配到二机部；不久部里又派我到苏联改行学习反应堆；回来后在二机部大楼里工作了5年，然后到原子能院工作一直到现在。

　　1956年，我从苏联毕业回国，在清华遇到了何东昌先生。他找我到家里聊天，希望我能回母校任教。只是当时二机部已经决定了让我到部里工作，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想我会选择当老师。

　　我们这代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思想单一，听从组织的安排，无怨无悔、踏实工作。从1956年到现在，57年过去了，我一直都没有离开核工业。即使在事业的低潮期，最困惑的那几年，我也会坚持等待。我心里一直有信念，相信国家必然会大力发展核事业。自己也一直明白这辈子我就跟核事业结缘了，不会再去做别的。一路走来，我仍觉得核工业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一个国家核武器的成功研制和核能的发展决定着其大国、强国的国际地位。所以对于这次的被选择，我不仅无悔而且还觉得很幸运。

　　人简单了就容易快乐

　　前几年，浙江省政府组织宁波籍贯院士回家乡看一看，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我回到了我的老家慈溪县。我已经50多年没有回去了，家乡有很大的变化。不曾想，还遇见了当年的一位邻居大姐，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那段简单、质朴、温暖的岁月。

　　我出生在上海。1942年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我们全家从上海逃到老家慈溪。1942～1945年，我在老家度过了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那个时候，上学学费不是钱而是粮食。中学离家里也很远，需要经过一条河。当时就是这位邻居大姐的丈夫划船带着粮食送我去学校。那时是抗战时期，大家生活都很压抑，但我的记忆里也有很快乐的事情。每到春天，田野里满是紫云英，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游杜湖、白洋湖。小船在芦苇里穿来穿去，湖水清澈，可见鱼游。我们在河里摸鱼、抓菱角吃。人的童年总是很难忘的。

　　1945年夏季，抗战胜利，我们从家乡返回上海，为了赶上开学的日期，母亲决定乘私人的海船回上海。这是一次有风险的航程，海上船颠簸得很厉害，大家都吐了，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回上海后，我进入上海敬业中学继续学业。敬业中学是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学校，早年叫敬业学堂，教学质量很好。我至今还怀念高中时的数学老师王松龄。王老师教几何，在黑板上用手一比划，随手就画出一个圆，很圆很圆的。中学教育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50年敬业中学毕业后，我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

　　对于我这样一个穷学生来讲，一下进到了这么好的大学，有那么多名师，还有那么好的图书馆，唯一想法就是好好学习，拼命吸收知识。我在清华读书一年，只进过两次城。一次是国庆学生游行，乘大车到西直门；一次是学校为抗美援朝捐的东西，由数学系的一位老师和我负责保管，我们进城里典当铺里问价钱。那两次进到城里，我都很开心。虽然我在清华只读了一年书就去苏联留学了，但清华大学的名师和校训对我影响至今。

　　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上了一年之后，系里从整个年级3个班100多人中，选了两名同学去苏联留学。其中一名就是我，当时听到特别高兴。我事前都不知道，也没有参加考试。系里通知我第二天去北大集合。去苏联前，给我们留学生每人发了五件套：两个皮箱子、一件狐皮大衣、一顶皮帽子、一双靴子、两身西服。当时觉得一个小毛孩子有狐皮大衣穿，高兴得不得了。

　　人简单了，就容易快乐。学习、工作中这样，生活也是这样。生活当中，我夫人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支持。我在原子能院工作，家在市里。家里和孩子都是由夫人来操心的。当然礼拜天回家我也会做家务。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家务活就是搬蜂窝煤。上世纪80年代，送煤的工人会把煤块运到楼门口，我家住在6楼，我和夫人就想法子制作一个吊篮把煤块运上去。后来人家不送了，要自己到煤店去运，我和夫人又想法子，给木箱子安了4个轮子，先把煤块运到楼前，再用吊篮运上楼去。回头再想这些，心里就感到快乐、温暖。

　　我只有一个儿子。他的成长我没操太多心，都是由夫人负责。我觉得我这个父亲做得比较差，心里有愧疚。跟儿子一起最快乐的事情是到了礼拜天我带着他去地坛公园放风筝。现在孩子在加拿大，在我心里，他就像那只风筝。

　　我今年已经80岁了，很多人觉得我不像80岁。问我有没有保养秘诀，我想了想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健走。我在原子能院工作这么多年来，从北区到南区一直保持步行。刚开始是因为家里穷，弟妹又多。我每月的工资除了自己的生活费以外都寄回给家里。没有钱买自行车。后来有钱了以后，发现慢慢已经习惯了步行，也就一直坚持了下来。一直到今天，我有机会就走路，对身体很好。

　　踏实工作 从不挑活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父亲是一名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走上科研这条道路，并不是受到父母的影响。父亲对我的要求是要做一个正派的人。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与人为善。家里有5个孩子，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养家，生活很清苦。但母亲对这个家庭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无论再苦她都坚持让孩子们上学。我是大哥，要为弟妹们做榜样。我深知家里穷，社会上那些热闹、花哨的东西都与我无关。我只管单纯、踏实地埋头学习。中学的时候，上海最有名的电影院是南京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我在上海那么多年，一次都没有进那里去看过电影。1950年，我考上清华，当时中学班里只有两名同学考进清华。后来，我的妹妹考上了北大，一个弟弟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另一个弟弟考上复旦，我想父母是很欣慰的。 　　没有背景，就得靠自己。在工作中，我也是一个思想专一、踏实工作的人，从来不挑活。

　　在短短的几年内，我在莫斯科动力学院高水平导师的指导下做了高温气冷堆的毕业设计，一回国就参加了重水堆的临界起动，随后做了石墨水堆设计的消化吸收工作，参加了潜艇压水堆的概念设计工作。一个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触、实践了四种反应堆，的确是很大的锻炼，由此积累的反应堆知识，对我的业务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为我此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回顾这段经历，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国家发展核工业的大背景下个人才能获得这么好的成长机遇，没有这样的机遇，个人成长要慢得多。

　　在临界安全小组的日子

　　第一批核燃料工厂投产运行前，临界安全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当时，苏联专家已经走了，工厂只建了一部分，留下“半生不熟”的局面，临界安全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之一。为此，必须从头到尾全面弄清楚问题，独立地在临界安全上作出结论。当时的要求是万无一失。刘杰部长极其重视临界安全问题，亲自抓这件事，钱三强副部长具体抓临界安全工作的安排和落实。钱副部长把解决临界安全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所当时集中了最强的堆物理方面的力量，成立了临界安全小组，彭恒武任组长，黄祖洽为副组长，还有反应堆物理实验室的一批青年科技骨干，着手解决临界安全问题。我有幸被指定参加这项工作，并担任临界安全小组的秘书。

　　工作是困难的，苏联专家走后留下的资料很少。从国外文献获得的资料也不多，特别是结合工程实际的数据几乎没有。当时也没有做临界实验的条件。只能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夜以继日地拼命干。第一批核燃料工厂启动前，部里要求彭所长（当时彭恒武先生是原子能所的副所长）带领临界安全小组到现场审查。刘杰部长告诫大家说：“我们绝对不能是跃进号。”此前不久，我国第一艘万吨轮“跃进号”建造成功，首航从青岛出发去日本，发生触礁。首航就出事故，全国震惊。刘部长是指我国第一批核燃料工厂建成投产，决不能一投料就发生事故，要绝对避免临界事故。这个告诫是严厉而准确的，我至今还记得。

　　临界安全小组到工厂现场，工作十分认真。彭所长手中拿着设计图纸，要我用皮尺测量检查设备间距是否与图纸符合。如果不符合，在临界安全上就可能有隐患。彭所长是国际知名的大物理学家，为国家的任务，这样踏实、细致、高度负责，对我是极好的身教。临界安全小组还与车间的技术人员，制定了每一个工艺岗位的安全操作量，建立操作卡。临界安全小组提交审查报告，部领导批准并下了工厂投产令。

　　1966年春，临界安全小组在黄祖洽先生带领下，到四川峨眉，审查一个新的核燃料工厂的初步设计。那时迁三线，设计院已搬到峨眉山的伏虎寺工作。临界安全小组住在山下的报国寺，从报国寺上山到伏虎寺，要走约半个小时。我们每天早晨上山工作，晚上回报国寺休息，整整工作了一个月，对设计的每一个工艺单元、每一个设备认真细致地进行临界安全审查，写出审查报告。在报国寺住每天早饭都有花生米吃，我们很高兴――多少年没有吃到花生米了，估计是寺里的师傅们自己种的。

　　当国家要建造第二座后处理厂时，核二院是设计单位，但其中的临界安全设计由原子能所承担。当时彭恒武先生和黄祖洽先生已离开原子能所，到九院工作。这时领导明确临界安全小组的工作由我负责。

　　快堆要快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由此大家开始畅想核能的下一步发展前景。发展快中子反应堆就是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经过几年努力，到1970年时，第一座快中子零功率反应堆的工作，已经进展到了具备安装设备、建堆并临界起动的条件。那时，所需的核燃料元件也已经在制造厂加工完毕，运抵原子能所。当时我是反应堆物理研究室的业务负责人，负责快中子零功率反应堆的建造、临界起动和起动后的物理实验。快中子零功率堆装料需50公斤富集度为90%的高浓铀。因所需高浓铀的数量很大，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问实验用的铀消耗不消耗，回答零功率实验中不消耗，而且也不会有大的放射性。总理说，那就调拨供实验用，待国家需要的时候再把铀收回来。第一次临界是在1970年6月29日，那天天气特别热，从早晨开始加料推临界，直到夜里快12点才到达临界。堆上配备了五套起动计数装置，因天气热，到快接近临界时，三套起动装置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就靠剩下的两套计数，逼近临界。第一座快中子零功率反应堆的建成，是我国快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快堆研究奠定了基础。周总理批的50公斤高浓铀，过了40多年，至今还在反应堆物理研究室，用它进行了许多实验研究。

　　快堆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实验快堆已成功并网发电。但事实上，我们国家快堆的发展还是慢了一些。快堆技术从1965年开始提出，到如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1970年我国快堆建成时，印度的快堆技术还没有起步。但是印度的发展很快。到明年印度50万千瓦的快堆核电站就要启动了。而我国的快堆核电站项目还没有立项。我想我们还需反思。国家也应该更重视和大力发展快堆。

　　我记得刘杰部长在文革期间下放到原子能院工作。有一天下班后，我从北区往南区走，有一辆自行车在我身边停下，我一看是刘部长。我俩一路聊天，刘杰部长很关心快堆的发展。他跟我说：“我现在到了401所，晚上反而有时间看一些资料了。我最近在看有关快堆的资料，快堆是一定要好好搞的。”那个时候，刘部长自身受到不公正待遇被下放，但他心里还在关心快堆的发展，让我很感动。再之后，刘伟部长的时候，给我们开会时也常说，快堆要快，我们的发展太慢了。快堆要快，这句话几乎成了我们的名言。

　　务实 二机部文化的灵魂

　　我从1958年苏联留学回来分配到二机部，从那些领导身上学到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对国家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国家的任务高度负责。我想，这么多年来，我感受到的二机部文化的灵魂就是务实。

　　我刚毕业分配到部里来，大家的关系都很融洽。那个时候副局长是两个人一个办公室，而处长跟我们大家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当时是宋任穷同志任二机部的部长。宋部长喜欢每天提早来到部大楼，有时先不到自己办公室，先在楼里上下各层看看。有一天早上宋部长走进我在的办公室说：“你们在苏联吃了多年黄油面包，刚回来吃饭还习惯吗？”我笑着说：“我们本来就是吃面条、米饭长大的，习惯。”

　　刘杰部长在我们刚回国后的那个春节，特意派车把我们几个留学回来的年轻人接到他家里去做客。我们在客厅里坐下，刘杰夫人端来很多茶点，我们心里很温暖。刘部长让我们谈谈工作上有什么意见。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敞开思路谈，没有什么顾虑。过后有人告诉我们，春节后的干部会上，刘部长讲话中含有我们提的某些意见，我们都很高兴。

　　我在二机部感受最深的就是“务实”二字。刚进二机部，宋部长就在一次会议中提出，要先写楷书再写草书。年轻人要先踏踏实实、规规矩矩学习，然后再消化、吸收、再创新。这句话一直影响我到今天。我们那代人，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但我们都踏踏实实地走了下来。那个时代，确实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员。今天的这个时代是更好的时代，年轻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所以这个时代会培养出类似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才。但我想无论是哪个时代，无论选择怎样的道路，都应该务实。只要潜心踏实地坚持往下走，都会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