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倡的道德标准是封建统治者的双刃剑
孔子提倡的道德标准是封建统治者的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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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华民族先贤之一，这个历史定位是客观的。人类是从混沌状态中进化而来的，中华民族古代先贤们在探索社会治理结构与模式中，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创造了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史。尊敬先贤，从先贤的社会、文化、科学等创造活动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和经验，是善假于物、登高望远的需要。但是否需要独尊一家，用韩愈的话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独尊，就是迷信，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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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解放即人的解放，而制度是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根本保证。
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有二个最突出的思想交锋时期，一个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现象，一个就是“五四运动”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前者推进了中华民族人文、哲学思想的繁荣与进步，促进了天下一统，推翻了奴隶社会，建立了封建社会制度；而后者保进了中华民族从传统思想束缚中又一次得到解放，吸收了西方科技、思想、工业文明的积极因素，建立起又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二个时期，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方式与特点，即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社会理想，并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及对外部文化与思想的包容与吸收，形成新的世界观、道德观与发展观。
进而，我们还可以发现其根本之处，就在于二次重大的社会制度变革，都在不断实现人的解放。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使底层百姓得到了发展的机会，调动了最广大社会群体的学习、劳动、创造与进取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由于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及生产资料公有公享的经济地位，从而赋予了国家治理与发展权力的全民共有属性，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劳动人民创造的积极性，而且赋予了全体人民创造、奉献与监督的义务与责任。
人的解放，都首先得益于思想的解放，然后推进制度变革把社会理想落实到实践中。由于人类对社会与自然认识的不断提高与深化，促进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形成新的社会利益阶层与支配势力，进而对社会制度变革提出广泛诉求，并体现到推进社会变革的行动中。每一次社会的巨大变革，都意味着对旧有统治阶级的权力与利益进行替代和分享，也就注定了深层的社会变革与朝代更替都不可能在和风细雨的条件下实现。但是，如果不能从制度上克服统治阶级的保守性、自私性与封闭性，暴力运动也不能实现长治久安。
奴隶社会的诸侯争霸，只是不同统治集团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夺；而秦国最终胜出，并不在于赳赳老秦的勇武剽悍，而是制度变革凝聚起民心国力，并对天下苍生产生感召力。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存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在权力与利益上的对立与冲突，导致劳苦大众一次又一次地揭竿而起，然而却始终走不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宿命。究其根源来说，劳动人民的每一次揭竿而起，都是对天下君主的汰、选过程，但实际上始终将自己的利益与命运寄附于新的封建统治者；利益的对立与公共权力与经济资源的私有化，终究难以逃脱战乱不息、朝代更替不迭的历史宿命。
在诸侯争霸、烽火四起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先贤们提出的百家学说，在客观上为诸侯图存图强提供服务，但在主观上也是出于寻求治世之道的目的。譬如道家提倡顺天应人、无为而治，法家追求立规建制、法治天下，兵家更是直接从战争的性质与技术角度为诸侯服务；同样，孔子游历四方推行仁政与德治的出发点，也是出于乱中求治、稳定天下的目的。当然，孔子脱离制度进步空谈理想以求“稳定天下”的目的，依然着眼于维护“私天下”的统治者利益。
在封建社会时期，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希望自己的家天下能够江山永固、绵延万年，在扫除内部公开反叛或对抗的敌人之后，建立新秩序，追求长治久安，便成为唯一的目标与任务。通过教育宣传忠君思想、增强官员自律、普及伦理观念、确立价值标准、树立精神追求、灌输等级意识，无疑会成为核心手段与措施。而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只有孔子着重务虚的社会理想符合“人治”要求，其它穷理、务实、规章之说必然会消弱统治者的自由裁量权。很显然，封建朝代选择独尊儒术，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用今天的目光看来，孔子的学说主要停留在人文价值观念的框架内，有教化之能，却不堪“独尊”治世之用。在“私天下”体制下，孔子的道德理想既然无法实现，就必然会沦为封建统治者欺民惑世的招牌；后世在借助儒家学说统治社会的实践中，不仅没有进一步寻求实现的途径，而且从天下儒生中选择更加有利于封建统治权术需要的曲解和歧义，不断演变成专制、残酷的封建礼教，对天下众生进行层层桎梏，直至把女性集体残疾化、奴婢化，以消弱和牵制民间反抗力量，并诱导封建氏族、天下男性为维护封建礼教助肘为虐。因此，在中国近代革命中，不批判封建腐朽文化“被代表”的人物——孔子，就不能打开世人的心扉，实现思想的解放。
孔子“仁、和、礼、乐”的治世主张，寄望于仁君、德化的人治体制，客观上麻痹了大众，为封建文人统治社会提供了道义支持。譬如孔子学说传人极力鼓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从来却没有全面普及教育的努力；至新中国建立初期，文盲人口超过九成，这就意味着只有极少数人拥有统治社会的资格，并在公权私有的世袭、封赏制度下，进一步集中到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官僚寡头政治的手中。因此，没有制度保证，要想实现全体人民的彻底解放是不可能的。
二、孔子的思想道德学说，既是封建统治者统治天下的招牌，也是天下失望至极揭竿而起追求的道德招幡。
客观地说，如果社会真的达到了孔子主张的仁、和、礼、乐的境界，这个社会必然四海升平，人人安居乐业。他不仅从社会治理道德要求与价值追求的二个层次上，对统治阶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乃至家庭伦理的微观结构中，提出了和谐相处的理想主张，更是提出了文化艺术的高层次人生追求目标，无疑具有创造性与进步性。但是，由于脱离了社会的现实，没有提出实现这一理想的制度保证，孔子的理想只能是梦中文人的桃花源。
封建“家天下”时期，皇帝都是通过私自封赏各级官吏实现对天下统治的，并灌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政治强权观，实现权力、正义封赏的当然性与道义性，诱使天下众生通过效忠封建统治者分享政治、经济利益。然而，天高皇帝远，各级官吏失去上下制约与监督，绝大多数并不能履行忠君爱民的官德标准，堕落成百姓眼中的贪官污吏。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偶然性的地方反叛斗争，如果最高封建统治者不能正视农民反叛地方吏治的根源，反而采取武力镇压措施，推翻一个朝代的农民起义运动便成为不可逆转的星火燎原之势。
历朝历代，天下大患，都起源于官民利益对立情绪的不断恶化，随之盗匪四起、日益猖獗，不断演化成好勇斗狠的民风，逐步蕴育武力推翻一个时代的民间力量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反叛者同样用天下认同的道德标准，啸聚各路英雄，招募天下义士，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相统一。因此，儒家单纯提出的道德观，由于没有进行制度设计，或者说从根本上就是为了稳定和维护统治阶级权位，而寄希望于君权人治、社会德化的社会治理观，当然是一种“乌托帮”幻想。
因此，孔子学说也是封建统治者手中维护私天下的一柄双刃剑，他既确定了“仁君贤臣”的德政标准，也给天下确定了评判统治阶级的道德指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虽然用于强调君主仁政重要性的论述，但不幸地是，一言成畿，对无道昏君与腐朽朝代的一次次揭竿而起，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王朝更迭频繁的主旋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相较于奴隶社会时期的诸侯之争，演变成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一次次抗争，孔子创立学说不仅没有达到“仁政、德化”的理想追求，而且在“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的口号下，孔子树立的仁君道德标准，反而成为天下揭竿而起“反昏君、求王道”的道义力量来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今天的一些历史研究者眼中，否定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论调一浪跟着一浪，无疑是一次历史性倒退。他们忽略历代封建王朝都源于农民起义或追随的事实，用成者为王败为贼的庸俗视角，抹杀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道义性与必然性，主观想像地要把历史打扮的温情脉脉，甚至为封建统治者评功摆好，不仅放弃了以史为鉴的研究目的，也抛弃了贯穿历史进步过程的道德力量。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达到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的目的，而且实际上是在把历史、道德虚无化，其结果只能让一个民族走向堕落与灭亡。
在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传承民族文化，目的是为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供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支撑。因此，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前提下，倡导“双百”、古为今用，从制度措施上寻求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的实现措施，这既是超越前人的进步价值所在，也是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根本保证。防止历史文化被虚无化，更要防止借助孔子搞封建文化复辟与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