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章钜楹联起源论评述
摘要:清代联学大师梁章钜秉承师说,认为楹联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文体肇始于五代后蜀主孟昶。实际上,唐代才是楹联的真正产生时期。楹联产生于唐代,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梁章钜还对应制联、庙祀联、寿联、挽联、切姓联及集句联等楹联子类的起源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楹联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文体起源于何时,清代联学大师梁章钜(1755-1849)于道光年间撰写的《楹联丛话》对此作出了既明确又存疑的回答。《楹联丛话》是中国楹联文学史上第一部联话著作,也是我国传统文论史上第一部具有理论意义和价值的联话。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梁章钜秉承师说,认为楹联起源于五代后蜀主孟昶。《楹联丛话》卷之一开篇云:“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1]“纪文达师”即纪昀(号晓岚,1724-1805),他认为楹联起源于五代后蜀主孟昶,根据何在,《楹联丛话》没有作进一步说明。作为当时极有名望的学者和有建树的楹联理论家,纪昀关于楹联起源的看法肯定言必有据。《宋史·蜀世家》云:“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置寝门左右。末年,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2]宋张唐英撰《蜀梼杌》的记载与《宋史·蜀世家》大致相同: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幸(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1](P7)宋秦再思撰《洛中记异录》也有孟昶自书桃符的记载:“孟蜀于宫城府近侧置一策勋府,时昶之子喆尝居之。昶以岁末自书桃符云:‘天降余庆,圣祚长春。’喆受拜,致于寝门之左右。”[3]纪昀极有可能是根据《宋史·蜀世家》、《蜀梼杌》及《洛中记异录》等书的记载而得出的结论。梁章钜秉承纪昀之说,一方面自然是因为纪说有上述文献可稽,并非虚妄之言;另一方面是因为“出文达师之门。”《楹联丛话》卷之十载:“余于嘉庆壬戌成进士,适又出文达师之门。一门三代,皆为门生,皆登词馆,师每对人举为美谈。”[1](P118)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导致了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承继关系。因此,梁章钜在《楹联丛话·自序》中说:“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楹联丛话》卷之一也说: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实后来楹帖之权舆。”[1](P7)然而,梁章钜对自己的看法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在肯定孟昶所作实楹帖之权舆的同时,又心存疑虑地说:“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1](P7)囿于当时的见闻,也许是过于相信师说,他没有对孟昶之前是否有人作楹联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考证,只是将自己的疑虑说出来,提醒后人,以待来者。事实证明,梁氏的存疑是有道理的,从现在发现的材料看,在孟昶以前的唐代,已有人作楹联了。把楹联的起源定在五代,为时过晚。
因为梁氏的存疑,后代有不少学者对楹联的起源问题继续进行探讨,形成了如下几种看法:
一是汉代说。认为楹联起源于汉代,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两汉流行岁末除夕在自己居室的门上“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以避邪禳灾的习俗。由于“饰桃人”、“画虎”很费事,于是“桃人”演变为“桃符板”,简称“桃符”(古人迷信桃木具有神力,故用桃木制品来避邪求福,此俗在春秋时代就颇为盛行。参看赵文心《桃木漫说》一文,《文史知识》1986年第11期第56页)。这种桃符,是用两块长方形的桃木板制成,一般长八寸、宽一寸左右,也有的“长六寸,方三寸”。桃木板上或画或刻“神荼”、“郁垒”两位门神的形象,传说此二神“主阅领万鬼(监察和统领所有的鬼怪)。恶害之鬼,执以苇索(用芦苇做的绳子绑缚),而以食虎。”[4]有的则简单刻写二神之名,左“神荼”,右“郁垒”,这在形式上好象一副短联。学者余德泉认为:“在桃符上写‘神荼’、‘郁垒’二神名,其目的只是为了避邪,直到《淮南子》记述有关二神的神话时,尚无独立使用对仗句的意识,‘神荼’与‘郁垒’亦非对仗句子。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2](P1)
二是晋代说。《晋书·陆云传》云:“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张)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5]陆云,字士龙,陆机之弟,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荀隐,字鸣鹤,洛阳人,因洛阳为西晋都城,故称“日下”。有人认为“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是我国最早的对联。其实这也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因为这两句之合于对仗,不过是“不期对而对”的产物,即两人自报家门时的一种偶然的巧合而已。
三是南朝梁代说。谭嗣同在《石菊影庐笔识》中引元人的笔记,将对联的起源定在梁代。他说:“考宋(应为南朝梁)刘孝绰(481-539)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刘)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对谭嗣同的看法,赵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话(清代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表示赞同,认为楹联就是在南朝梁代正式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文体的。而余德泉认为:“这个结论同样不正确。因为,上下联末句句脚要求一仄一平,而‘卿’与‘生’都为平声,且正好押韵,仅此一点即可知两人都不是在作对联而是在作诗,两人的句子合起来,还是一首带有永明体色彩的诗。”[2](P1)本文倾向于余德泉的看法,因为平仄相拗是楹联之所以为楹联的关键要素之一,语皆骈俪,平仄协调,才能进入楹联之体的大门。
四是唐代说。说楹联产生于唐代,最重要的史实根据来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遗书中斯坦因劫经第0610卷的正面是《启颜录》的抄本,背面的文句如下: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蝉雪认为,上述敦煌联句是迄今为止得以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楹联。其依据有三:第一是时间上的吻合:“岁日”、“立春日”正是我国传统习俗书写楹联的时候。第二是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如“三阳始布,四序初开”,名词、副词与动词各各相当,大多数联句为工对。从内容上看多为祈福禳灾之言,反映了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愿。第三是敦煌联句最后明确指出:“书门左右,吾傥康哉!”偶句而写于门之左右者,当为楹联无疑。联句写在斯0610卷的背面,前后均无题记,其正面是《启颜录》的抄本,尾题:“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投二舅。”根据此尾题,可知楹联的写作时间为公元723年,较五代后蜀孟昶的题辞早240年。[6]
除敦煌联句外,唐代的楹联创作可考者还有数副之多,主要见于地方志、诗话及家谱等文献。如《霞浦县志》记载唐僖宗乾符(874-879)年间进士林嵩(生卒年未详,福建霞浦人)未及第时题草堂联: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又如《福鼎县志》记载陈蓬(生卒年不详,号水仙)于唐乾符年间驾舟从海上归来自题居所联云:石头磊落高低结;竹户玲珑左右开。宋代尤袤著《全唐诗话》卷四“温庭筠”条载温庭筠对李商隐: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7]《江州义门陈氏家谱》载唐僖宗李儇题江州义门陈氏宗祠联云:九重天上旌书贵;千古人间义字香。由此可见,唐代是楹联的真正产生时期,梁章钜所谓“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的看法是错误的。
楹联产生于唐代,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首先从楹联自身的发展线索来看,楹联实滥觞于上古文学中的对偶句或者说对偶结构,然后逐渐演化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文体。这一演化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一是先秦两汉的对偶阶段。在《周易》、《诗经》、《左传》、《楚辞》、汉赋及汉代的五言诗中,出现了许多“句句相衔,字字相俪”的对偶句,不过此时段的对偶句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来运用,并非文体自身的内在要求,且缺乏平仄的对仗。二是魏晋南北朝的骈偶阶段。“骈偶”指骈体文中的对偶,又称排偶。骈体文作为一种文体,产生于魏晋时代,至六朝时期而趋于鼎盛。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是要求通篇句式都两两相对,且句式整炼,声韵和谐。与前一阶段比较,此时段的对偶不再单纯作为修辞手法,而是已经成为这种文体必备的要求,因声调在当时还只是初创,故讲究平仄并不严格。到了唐代,随着具有严密格律的“律诗”的出现,骈体文在平仄格律的要求上,才日趋严格。三是律偶阶段。“律偶”指格律诗中的对偶句。格律诗又称近体诗,正式形成于唐代,严格讲究对仗和平仄。南朝梁代沈约利用前人声韵研究的成果,以平上去入为四声,正式确立了四声的名称,并运用四声于诗歌创作之中。在沈约看来,诗歌创作在声律上应该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8]并进一步提出要防止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这8种声病。于是,诗歌的格律日趋严格,至唐代,对偶句的格律由骈偶发展成为律偶。而楹联产生的途径,最关键的就是格律诗。余德泉认为:“对联之为对联,其最基本的东西,正是从律诗直接继承发展而来的。”[2](P3)蔡东藩在《联对作法》中也说:“对联一门,谐偶文之变体也。谐偶文始于诗赋。古人之作诗赋也,只以声韵为主,未尝专尚对仗。至唐以律诗律赋取士,于是谐偶兴焉。……厥后或拟诗一联,贴于门楹,称为楹帖,亦号楹联。”[2](P3)
除律诗外,在唐代,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不同程度地促使了楹联的产生。例如酒令。酒令是一种饮酒过程中助兴取乐、活跃气氛、劝人多喝的游戏。据《左传》记载:文公三年(公元前634年),晋文公在饮酒时,即席“歌诗”;后昭公十二年(公元前621年),晋襄公、齐昭公饮酒时,穆子又有“投壶”的举动,投时还口占“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9]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酒令的开始。随着岁月的推移,至唐代,酒令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主要表现在行令的组织形式更加完备、酒令名目繁多、酒令节目精彩以及出现了一批酒令专著等方面。从艺术形式的角度看,唐代酒令大体上可分为律令、骰盘令、抛打令等三种类型。骰盘令和抛打令均为动作令;而律令则属于言语令,其特点是按照一定的法度,主要采用言语的方式,在同席之中依次巡酒行令。律令是唐代最常见的酒令形式,中有一种对偶令,俨然就是一副对联。如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一“香山居士”条所载的一个唐人对偶令:
[启令]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
[答令]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
启令用一典故和一成语,答令亦用一典故和一成语。启令重“马”字,答令则重“李”字,且位置相同。这个酒令对楹联的产生无疑起了推动作用。总之,在唐代,各方面的条件均已具备,楹联的产生,不管通过何种途径,都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梁章钜《楹联丛话》还对应制联、庙祀联、寿联、挽联、切姓联及集联等楹联子类的起源及其演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应制联是适应特定时代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奉皇帝的诏令所创作的楹联,皆出自“名公硕彦”之手,其特点是“润色洪业,鼓吹承平。”[1](P17)清代应制联的创作在康熙、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楹联丛话》卷之二载:“康熙五十二年,恭值仁庙六旬万寿(即康熙六十大寿)。自大内出西直门达西苑,一路皆有牌楼坛宇。每座落必有楹联,肃括宏深,闻皆出当时名公硕彦之手。”[1](P17)又载:“紫禁城中各宫殿门屏槅扇皆有春联,每年于腊月下旬悬挂,次年正月下旬撤去。或须更新,但易新绢,分派工楷法之翰林书之,而联语悉仍其旧。闻旧语系乾隆间勅儒臣分手撰拟,皆其时名翰林所为,典丽矞皇,允堪藻绘升平,祓饰休美。”[1](P20)清初的应制联创作“如此之盛”,必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起源应在前代。梁章钜经过考证,认为:“楹联之为应制作者,昉于前明嘉靖时。”[1](P17)应制联起源于明朝嘉靖年间,但“其时载笔之臣固无巨手,亦胜朝德政不足以备揄扬,故凌夷衰微,迄于无声。”可见当时的应制联创作情况并不理想,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才出现盛局,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关于庙祀联,《楹联丛话》卷之三载:“庙中楹联,宋元时绝无传句,大约起于明代,至本朝而始盛。”[1](P28)寿联起源于北宋末年,旧版《辞源》“寿联”条云:“宋孙奕《示儿编》:‘黄耕庾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北宋仁宗时人)作寿联曰: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寿联之风始此。”这条材料取自《楹联丛话》卷之一“故事”,实际上是梁章钜的观点。关于挽联,梁氏认为挽联是由古代的“挽词”演化而来的,但“挽联不知起于何时。”[1](P111)这是一种难得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不过据南宋叶梦得所撰《石林燕语》载:北宋仁宗庆历年间韩康公(绛)得解(考举人)、过省(考进士)、殿试(考状元),皆第三名;后为相四迁,皆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死日,苏子容挽之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梁氏认为这是见诸史籍记载的最早的一副挽联。关于切姓联,梁氏认为起源于北宋末年,《楹联丛话》卷之一“故事”云:“宋韩康公(绛)宣抚陕右,太守具宴,委蔡司理持正作候馆一联云:‘文价早归唐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韩极喜之。又京口韩香除夜请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无钱请退之。’皆切韩姓,此亦后来赠联切姓之滥觞也。”[1](P8)再如集句联,梁章钜于道光年间所编《巧对录》卷之七云:“《梦溪笔谈》谓集句对自王荆公(1021-1086)始,如‘风定花犹落(谢贞诗),鸟鸣山更幽(王籍诗)’之类。其实不自荆公始也。《金玉诗话》及《蓼花洲闲录》谓宋初已有集句,至石曼卿(994-1041)而大著。如以‘天若有情天亦老’对‘月如无恨月长圆’,则固不始于荆公矣。”[1](P410)这段论述,梁氏引经据典,否定了《梦溪笔谈》的错误看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至今仍被奉为权威之论。
参考文献:
[1]梁章钜,等.楹联丛话全篇[M].白化文,李鼎霞,点校.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2]余德泉.对联通[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
[3]王河,真理.宋代佚著辑考[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113.
[4]北大历史系.论衡注释: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83.
[5]房玄龄,等.晋书: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82.
[6]谭蝉雪.我国最早的楹联[J].文史知识,1991,(4):49-52.
[7]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177.
[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16.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33.
作者:任先大 原载:《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录校制作:恶人谷珠楼 版本:初校版 转贴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