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他编写的军歌

第32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1月 Vol. 32 No. 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10

曾国藩和他编写的军歌

李占虎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为训练部队、鼓舞士气，曾国藩将自己总结的关于行军、打仗、扎营、操练、纪律等方面的经验，编成《保守平安歌》、《爱民歌》等通俗易懂的军歌，对湘军将士进行思想和精神方面的灌输和培养，对湘军的作战及治军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军歌；思想教育；治军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0)01-0064-04

ZENG Guo-Fan and the Military Songs Compiled by Him

LI Zhan-hu

(College of Philosophy,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train the troops and to boost the morale of the soldiers, ZENG Guo-fan prepared “conservative & safe song” and “love folk song” etc, which were easy to understand according to his summing up on the march, fight, camp, drills, discipline and other experiences. And ZENG Guo-fan cultivated and indoctrinated Hunan soldiers on ideological and spiritual part by the songs which had a major impact on conducting operations and managing the military.

Key words: ZENG Guo-fan; military so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conduct operations and manage the military

军歌，作为一种兼有教育、宣传、娱乐等多种功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在宣传军队宗旨、严明纪律、壮大声势、鼓舞军气和瓦解敌军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故历来为兵家所重视。早在上古武王伐纣时，“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1]。之后，金戈铁马、铿锵有力的军歌历代有之，如楚汉相争，张良策划四面楚歌以助汉灭项羽；抗倭名将戚继光亲编《凯歌》、《风涛歌》等训练部队、鼓舞士气。时至近代，作为湘军的创建者和军事统帅，曾国藩亲自所作并编印《保守平安歌》三首、《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等七首军歌，以浅显通俗的歌谣形式把将士应该学习和注意的事项编练成歌，教育官兵遵纪守法，宣传忠君报国，不仅在近代军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从治兵之道而言，亦是值得称道的。

一

曾国藩改弦更张，赤地立新，不遗余力地将思想政治教

育贯穿于平时的训练、作战之中。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他主张应使灌输给士兵的思想简单明了，认为“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2,p517]，并为此作军歌七首，令弁勇诵习。

一支军队从组建到有较大的战斗力，需要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共同的信仰。此外，严格的军规、军纪也必不可少。与纪律严明的太平军相比，清朝政府军队积弊深重、军纪败坏，久已不堪任战。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在给林源恩的信中说到：“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愿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3,p328]尤其是对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深恶痛绝，“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3,p192]。他认为绿营的腐败习气已“深入膏肓，牢不可破”[3,p364]。为此，曾国藩制定“改弦更张，赤地立新”、“别开生面，斩断光明”的改革方针，改革绿营弊端，另练湘军。

────────── 收稿日期：2009-11-12

作者简介：李占虎（1986-），男，甘肃永昌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64-

李占虎：曾国藩和他编写的军歌

曾国藩在编练湘军时，特别重视严格训练、强化教育。曾氏自称训练之才，把训练分为“训”和“练”两方面。“训”即训家规、训营规，就是向官兵进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仁”、“礼”教育和军队纪律教育；“练”就是练技艺、练阵法。他将训练并举，并特别重视“训”的作用，尤其注重以礼治军。在长沙初练湘军时，曾国藩亲自教谕，“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3,p208]，可谓用心良苦。他认为，带兵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2,p391]，所以把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放在训练士兵的首位，将礼教中的上下名分、尊卑等级等宗法观念编入文句浅显的军歌中，劝乡民“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以卫桑梓；训导将士，使之成为忠将和良勇，以无负君父、国家之望。对练技艺和练阵法，曾国藩也作了细致的规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作《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以教军士，如战守技艺、结营布阵诸法曲尽其理，弁勇咸传诵之”[4,p75]，晓谕“将官莫懈怠”、“兵勇莫学坏”，“事事操习”，忠君爱国。

然而，湘军后期纪律也渐显败坏之气，军中骚扰民众之事时有发生。咸丰八年（1858年），湘军在江西因纪律败坏激起民愤，竟发生了乡团截杀楚勇之案。另外，吃食鸦片、赌博等恶习也在军中蔓延，“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致使“积习太深，兵已弱而将不知，突遇剧贼，遂至于败”[5]。针对这种情况，又鉴于绿营失民心而致恶果的教训，曾国藩编印《爱民歌》、《解散歌》等，“禁止骚扰以安民”，对太平军“凡是胁从皆免死”，“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3,p208]。

曾国藩在招募对象上仿照戚继光择用“乡野老实之人”的办法，挑选精壮纯朴勇丁，“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6,p463]。但这些“乡野之人”大多文化水平低下，识字不多。针对这一特点，曾国藩“因材施教”，将兵勇的起居生活、营房驻扎、出阵攻守等军规与作战要领及告诫之言，用浅显易懂的语句，编制成种种歌词，要求兵勇经常诵读、牢记于心，于无形中将自己的治军思想和战术思想印入将士脑海，使他们在日常言行中约束自己，以达到整军治军的目的。正如他在《水师得胜歌》序中所言：“制为《水师得胜歌》，令士卒歌诵。口相习以熟，冀娴其大略。”[6,p426]

二

曾国藩以儒生为将，农夫为兵，目的在于将湘军锻造为“血诚之军”，即成为一支忠于国家、爱护百姓，又英勇善战的军队。曾国藩编写通俗晓畅的《保守平安歌》等，劝乡民办团练自保，从道德感化方面增强部队的凝聚力。《保守平安歌》共三首，分别为《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皆作于咸丰二年（1852年）。时曾国藩守制在籍，正逢太平军大举北上，攻入湖南，湖湘震动，人心惶惶。曾国藩为稳

人心，发动和鼓励当地群众团结抗敌，特撰《保守平安歌》三首。歌词所用皆为当时湖南地区民间口语，无生僻字，无拗口处，内容通俗简单。如第一首劝诫乡民《莫逃走》，略云：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走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6,p422-423]

全文用语虽凡，但布置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劝说开导，娓娓道来，果然奏效，一时人心安定。第二首鼓励乡民《要齐心》，指出“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一人不敌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并反复开导“富者”惜贫怜贫，不能如平日“不肯周济半毫分”，缓和贫富对立，倡导“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正是在这种“要齐心”思想的感召下，乡民“个个齐心约伙伴”、“齐心共努力”，捐银助饷，“号召义旅”；士兵在战场上亦“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3,p326]，

“纵然平日有仇隙”也能同仇敌忾，生死相顾。《操武艺》一首对乡民和团练的军事技术训练，所言甚详，如“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石头灰罐破得阵，叉钯锚子一齐进。靶子也立一块板，板上先凿四个眼。”曾国藩利用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歌谣形式，号召群众操练武艺，自卫身家，抵抗太平军，“保一方好土地”，收效甚大。

曾国藩事功显著，留世作品也至为丰富，但军事著作却很少，这七首军歌算是他比较系统的军事著作，其战术思想尤体现在《水师得胜歌》和《陆军得胜歌》中。《水师得胜歌》是曾国藩于咸丰五年（1855年）在江西南康水营时所作，共八条。他要求水师“船上要洁净”，“湾船要稀松”，“军器要整齐”，“军中要肃静”，“打仗不要慌”，“水师要演操”，“不可抢贼赃”，“水师莫上岸”，“八条句句值千金”，如得其要领，“升官发财笑呵呵”。[6,p426-427]咸丰六年（1856年）在江西南昌省城，曾国藩又作了《陆军得胜歌》。这首共144句、72韵的军歌，从行军打仗、安营扎寨，到纪律号令、战略战术，再到内务装备、平时训练和武器保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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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战术指挥几乎全部囊括，是其所著军歌中篇幅最长也是最为详细的一首。其开头第一条写道：

第一扎营要端详，营盘选个好山冈。 不要低洼潮湿地，不要一坦大平洋。 后有退步前有进，一半见面一半藏。 看定地方插标记，插起竹竿牵绳墙。 绳子围出三道圈，内圈略窄外圈宽。 六尺墙角八尺壕，壕要筑紧墙要牢。 正墙要高七尺满，子墙只有一半高。 烂泥碎石不坚固，雨后倒塌一缸糟。 一营只开两道门，门外驱逐闲杂人。 周围挖些好茅厕，免得热天臭气薰。 三里以外把个卡，日日守卡夜夜巡。[6,p427] 这首用极通俗的歌谣体写成的《陆军得胜歌》，集中反映了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乃其“陆战真秘诀”也。歌中说：“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于老虎”，初接战时以强示弱，麻痹敌人，蓄养己

之气力，“先为不可胜，然后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

[7,p338]

，这就是曾国藩“以实击虚”、“虚实结合”的作战原则。“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他若扑来我不动”，后找准时机，“待他疲了再接仗”，充分体现了曾国藩“以静制动”、“敌疲我打”、“反客为主”的战术思想。《陆军得胜歌》不仅是曾国藩的作战思想，也是他的治军思想。曾国藩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得胜歌》中言自治者十之九”[3,p551]。该歌第四条规定：“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哨官管兵莫太宽，营官也要严哨官。出营归营要告假，朔日望日要请安。若有公事穿衣服，大家出来站个班。”每逢初一、十五下级要向上级请安，遇有公事穿公服，出站班，“规矩”得很严格，反映了曾国藩以礼治军的特点。曾国藩将这些营规、战术变为简单明了、切实可用的通俗歌谣，使得朴实无华的农民士兵人人能通晓其义并照行之，对湘军的训练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曾国藩将其作为行军作战的教材在全军推广，要求各级将弁熟读熟用。咸丰六年五月初四（1856年6月6日），在致彭鹏、罗萱信中说：“营官六人皆属有用之才，但心无主见，望伯宜将《得胜歌》时时与之讲究，总以能记熟此歌而一一遵行之，庶免疏失。”[3,p554]五月十四日彭、罗军作战前夕，又特别强调：“各路兵勇新合，与六琴太守熟计，均告以《得胜歌》之规模，庶几如一家之军。”[3,p548]五月十九日复信罗萱有云：“足下与都司彭君率此军以出，纵使攻不遽克，名不遽立，亦自无妨，要当尽心力以求合于歌（《陆军得胜歌》）中之所云者。”[3,p551]同年五月十六日还致信李元度：“《陆军得胜歌》不敢绳以古人之法，就吾辈今日所能行之者为之。……至于营规粗迹，则歌中所述乃决不可少者。兹附去四十份，望饬各营官、哨官一一遵行。”[3,p550]六月初五再致信李元度说：“兵久则玩，师老则疲。尤望足-66-

下日日申儆，将拙作《得胜歌》与营官、哨官讲求而力行之”，并特别强调“第四条规矩，贵军之所最缺，幸加意效其一二也。”[3,p560]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1858年1月28日）给沅甫九弟（国荃）的信中也说：“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得胜歌》中各条，一一皆宜详求。”[7,p359]可见曾国藩对《陆军得胜歌》的重视。

曾国藩非常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极力提倡“行军以不

扰民为本”

[7,p662]

。他认为：“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8,p113]并告诫部将“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6,p466]。为严肃军纪，劝导士兵爱护百姓，以赢得民心，他先后创作了《爱民歌》和《解散歌》。《爱民歌》创作于咸丰八年（1858年）湘军与太平军相战甚酣时的江西建昌大营，歌曰：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6,p429-430] 这首《爱民歌》借用白话诗的体裁，亦即当时最流行的莲花闹歌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又富于情趣。歌中劝诫兵勇“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切莫掳人当长夫”。总之，“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曾国藩能将爱民行为规范地如此细微具体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还如此贴近实际，实属难能可贵。他还在许多批牍中反复强调《爱民歌》的重要性，要求将弁贯彻执行，不能懈怠。如在《批管带祥字营刘守备胜祥贺年禀件》中批曰：“发去《爱民歌》五张，新春无事，可与士卒悉心讲诵。至望，至要！”[8,p133]在给湖北抚标新仁营吴廷华的批件中曰：

“《爱民》、《得胜》二歌，每分各再发二十张，以便分给传诵。”

[8,p144]

他指出如果将《爱民歌》“熟读细解而深体其意，则纪律益严，声名益好矣”[8,p157]。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又在安徽祁门大营作《解散歌》，共六十八句，规定了对待太平军俘虏的“八不杀”政策，即“不杀老和少”、“不杀老长发”、“不杀面刺字”、“不杀打过仗”、“不杀做伪官”、“不杀

李占虎：曾国藩和他编写的军歌

旧官兵”、“不杀贼探子”、“不杀捆送人”[6,p431-432]

曾氏用“八

不杀”作政治宣传，企图瓦解太平军，削弱其斗志，以达到减轻自己军士压力的目的。据《曾国藩年谱》记载：“是月公作《解散歌》一首，流布陷贼之境，于难民之久困贼中者曲达其苦衷。士民读之，莫不感泣，因此而自拔来归者颇多。”[4,p129]

曾国藩将歌谣形式与告示内容合为一体所作的这七首军歌，几乎全用当地民间口语，内容浅显明白、开宗明义，读来琅琅上口，虽不及他创作的其他诗歌气势雄健、境界阔大和蕴藉浑厚，但实为其苦心孤诣、精心而作。曾国藩作诗文极其讲究声调，认为：“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7,p418]在“八本“格言中也明确指出：“作诗文以声调为本。”[7,p662]这七首通俗歌谣也不例外，以《莫逃走》为例：口、走，中、通，半、乱，海、在，静、命，小、了，逃、嗷，均是押韵的；这些军歌在形式上还采用数数歌的形式，尽量求通俗，易记诵，达到使人能歌的目的；另外，内容浅显易懂，形象鲜活，贴近生活。“猪牛难带一根毛”（《莫逃走》）、“富者但愿自己好，穷者却愿大家穷”（《要齐心》）、“砍柴莫砍坟上树”、“无钱莫扯道边菜”（《爱民歌》）等语言，无不通俗易懂，易于理解、掌握和传播。又如在《水师得胜歌》和《陆军得胜歌》中对具体作战的要求，巨细悉举且简明易晓，也足见曾国藩洞悉军情民意及创作时的深思熟虑。

三

曾国藩将自己总结出的关于行军、打仗、扎营、操练、纪律等方面的经验，编成通俗易懂的军歌，在军中广为传唱，对湘军将士进行思想和精神方面的灌输和培养，不但对湘军的作战及治军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为后世军队纪律规章和战术宣传的文本形式提供了直接的殷鉴。

军歌具有通俗、简练、寓教于乐的特点。曾国藩结合当时的战乱形势，考虑到宣传对象是广大庶民及识字不多的士兵，巧妙自然地采用这种通俗的艺术形式进行宣传说教。虽然总体艺术水平不高，但曾氏用这种灵活多变的俗文学样式进行宣传教育，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显著效果。实践证明，这种形式能突破正统咬文嚼字式的文学与庶民理解力之间的隔膜，将曾氏自己的治军思想和战术原原本本地传播于广大士兵中间，使士兵迅速明了“陆战真秘诀”、“水战真秘诀”，从而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湘军的日趋强大，与军民关系的和谐不无关系。作战讲究天时、地利和人和，而人和又尤为重要，曾国藩让士兵“日日熟唱爱民歌”，战斗力自然加强，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民矛盾，调节了军民关系。同时，曾国藩“待将官如兄弟”，“待兵勇如子侄”，要求将领对兵勇以“仁礼”相待，也要求军队以“仁礼”相待百姓，并通过传唱军歌将“仁”和“礼”思想融合于士兵的言行中，使三纲为核心的说教成为亲切感人的父子式教育，加上有意建立的同乡、师生、戚友关系，确实使湘军上下相维，将卒和睦，成为当时清军中最团结，最有纪律，最有朝气，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曾国藩将政治宣传教育运用歌谣形式贯彻在平时的训练和作战中，可以说开了近代史上在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先河，“也在军事史上创立了将指挥员的军事思想原原本本地交给广大士兵的典范”[9]。他以“仁礼”治军待兵民，提倡“军民一家”，并把这些思想融于军歌中传唱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蒋介石就曾多次告诫子弟属僚要多看曾国藩、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在任职黄埔时，他又将曾国藩的《爱民歌》印发给学生传唱。蒋介石还吸取了曾国藩的治军经验，亲自编写和印发《军士爱民歌》、《立志歌》等歌曲，以激士气。冯玉祥也受这种方法的启发，重视严格“练兵”和“以乐治军”。他曾回忆说：“我在书上看到，戚继光亲自教士兵唱歌的事，也曾读过曾国藩编的许多军歌。我觉得这歌唱对于官兵的身心及其他方面都有极大的益处。”[10]所以，冯玉祥亲自动手编写了《爱民歌》、《战斗动作歌》等相当数量的军歌，向士兵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收到很大的效果。后来毛泽东对此也有所借鉴，为了加强军队建设，他手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传唱全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曾受过曾国藩《爱民歌》一类作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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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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