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革命本性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革命本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思辨的、直观的和科学的实践观

把实践纳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在马克思以前，康德、费希特，以至青年黑格尔派的契希考夫斯基、赫斯等，都已这样做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们所讲的实践和马克思讲的并不是一回事。说到底，他们都在精神范围建构实践，把实践归结为意志的活动。这种唯心主义实践观，已为大家所熟知。但是，还有一种实践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似乎也很难归入唯心主义实践观一类。比如费尔巴哈，他把实践理解为纯功利的行为，是琐碎的生活和利己活动，其典型形式，就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赚钱活动”。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实际上是一种直观的实践观。他把当下的实践形式，即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视为实践的总体。因此，他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排斥理论的。为了维护理论的权威，更为了其人道主义理想，费尔巴哈断然把实践排除在哲学的视野之外。他的这种理论失误，人们通常只将其归结为对实践的偏见，即对实践作了价值上的否定判断；而对他的直观的实践观本身则并不注意。这样，当此种实践观改换面目出现时，就甚至可能会大受欢迎。 大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是实证论的，其对实践的见解也就必然是直观而偏狭的。他们的一切经济分析都是以现实的实践，即工业、市场和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因此，他们似乎有权责备马克思的实践过于抽象，因为后者把超越这一前提作为自己哲学的立足点，亦即“ 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这样，马克思好像陷入了夹缝中：对于抽象的实践观来说，他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观；而对于直观的实证的实践观来说，他似乎又成了“抽象的”实践观。如果说上述分析还只具学理意义的话，那么当人们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直观的实践观的区别，并因而用直观实践观指导当前实践时，重申两者的区别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概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观内含着对于理论的渴求，因而是自觉的，以一定社会目标为方向的；内含着现实普遍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的价值导向，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内含着把个人有限生命溶入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并从中获得生命意义的人生导向，因而是积极的、向上的。相反，直观的经验的实践观，由于把实践视为自发的、利己的、个体的，因而其实践从根本上是排斥理论的，是个人利益和纯粹自我的领地。 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从直观的实践观出发，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个人的自发活动。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为实现个人利益而进入社会。正是在自发的个人利益的尖锐冲突中，人们逐渐地摸索出日渐完善的行政、法、道德等社会规范，其作用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竞争，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所谓“社会”不过是“抽象的游戏规则”的同义语。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法、历史进步以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分析。用哈耶克的话说，这是一

种“自发式扩展型人类秩序”，其中所体现的人类理性不是以建构某种特定的社会目标为特征的所谓“构成论理性主义”，而是在自发活动中不断纠错的所谓“进化论理性主义”。应该说，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道路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这是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努力，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在于要打破这一迷信。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种选择，即立足于“现实的普遍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通过较为自觉的利益协调，减少社会冲突，加速社会发展，从而不仅使落后的民族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而且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当代中国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初步将这一选择变成了现实，而我们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的也在于沿着这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人类实践的最高形式

人类实践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实践 以“现实的普遍利益”为立足点，这决不是思辨的虚构。大家知道，马克思曾追随费尔巴哈，用抽象的“类本质”否定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之辩护的实践形式，将其称之为“异化的活动”。但是，当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批判的软弱无力时，他转向了实践的观点。他摒弃了费尔巴哈强加在现实实践活动上的偏见，不再把工业及世界市场看作“非人的活动”，而是看作有着历史必然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形式；他同时也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套在市场经济上的光环，不把它当作人类唯一的实践形式，而只看作具体的历史实践形式之一。马克思之所以能采取这一独特而又科学的态度，关键在于他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实践形式。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都把能够超越个人狭隘性的力量归结为理性。只是前者为避免使理性成为纯粹的精神现象，又往往对其冠之以“普遍利益”的称谓。然而，普遍利益如果没有从“市民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方式，它就始终只是一种思想原则和信念。但是，如果仅立足于经验或直观，又确实很难发现现实的普遍利益。马克思依赖下述发现，才奠立了普遍利益的现实根据：其一，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表明，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吻合。马克思写道，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4页） 其二，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这点的全部论证归结到一点，就在于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是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相同的现实社会力

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毋宁说，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亡趋势和现存社会的解体。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被剥削阶级。这不仅因为它是首次掌握了文化和教育手段（这是资产阶级所被迫赋予的）的劳动阶级，还因为它是真正掌握了自我批评武器的革命阶级，所以它能最终摆脱雇佣劳动关系的束缚，站到“人类解放”的历史高度上。可见，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自觉地把自己看作人，因而才能避免被“神化”的命运。马克思并没有将无产阶级神化。 如果说，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他的独特贡献仅在于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源，历史暂时性以及阶级消灭的现实道路，指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把实践引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并非马克思的首创，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社会实践形式，从而揭示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和普遍性双重品格相统一的内在机制。毫无疑义，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有自发的、盲目的，也有 自觉的、高度组织化的；有生产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也有政治的、军事的，以至科学教育的；有个人的、小团体的、地域性的，也有阶级的、民族的，乃至全民全球性的。但是，从趋势上、从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上看，自觉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实践活动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用马克思的话说，即“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不再听凭个人利益的盲目争斗而自发地形成一些规范、规则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可以依靠社会的自觉力量，通盘协调各种利益，努力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到人民较为满意。无产阶级实践的巨大力量，首先在于它能造就越来越多目光远大，富于牺牲精神并富有个性的新人，从而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奠立基础。 这样，把握马克思的实践观就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直接现实性。凡可称之为实践的，一定是对独立的对象性存在进行有效改造的活动，因而同一切唯心的实践观相区别。因此，尽管实践的范围极其宽泛，每一种实践形式都有其存在的根据，而根本制约它们的，不是意志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条件。其二是普遍性。实践决不像人们所直观的那样凌乱，那样狭隘，事实上，它是人类进步趋势的坚实基础，具有普遍性统一性的品格。生产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人类交往的扩大，不断地表明了这一趋势。虽然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一趋势被掩盖在盲目性、自发性和偶然性中，但实践的普遍性品格还是倔强地日益显露出来。努力揭示人类实践的大趋势，自觉地将个别实践提升到人类实践的高度，求得人自身更健康的发展，正是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刻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发轫。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使得马克思的实践观真正做到了科学与价值，现实与未来的统一。而割裂这两个基本点，必然把马克思的实践观不是思辨化，就是实证化。 历史不断地提供了这两种极端的例证，其中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最为

典型的当数伯恩施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伯恩施坦的实践观说到底是实证的实践观，因而他把实践归结为个人的经验积累，把实践过程归结为个人根据经验事实进行摸索的过程。这样，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在他那里就成了个人的唯一实在性，并因而成了否定包括阶级实践在内的群众实践形式的王牌；实践对于理论的检验，也就成了从根本上排斥理论，崇拜自发性的借口；实践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则更成了否定革命飞跃，美化进化改良的根据。从崇拜自发性、个体性实践，到根本排斥和背叛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伯恩施坦给我们敲响的警钟。应当看到，辩证法和实践是根本一致的，排斥辩证法和理论思维就是排斥实践精神。所谓从政治上看问题，表现在实践观上，就是要善于把握实践的总体。崇拜自发实践的人，不可能成为战略家。 发端于青年卢卡奇、葛兰西思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从实践观上看，它的最大失误在于割裂实践的革命批判本性和直接现实性，将个体经验的“客观性”视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原则，视为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积极性的根源。它在正确地看到停留于日常经验中的人们（包括工人）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控制的同时，却把日常生活这一最大量、最普遍的实践活动从实践中清除了出去。这样，它势必夸大实践的自觉性、变革性和独创性方面，并进而夸大理论以至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从强调“无产阶级实践”经由“阶级意识”而向理论中心主义和思辨哲学复归，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悲剧。连卢卡奇自己在晚年也承认，其早期（《历史和阶级意识》时）的实践观，其实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应当看到，实践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感性活动，直接现实性是其基本品格。排斥经验和日常生产生活就是脱离群众，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实践精神了。依靠群众，尊重他们的实际经验并从中获取营养，这是实践精神的基本要求。 总之，只有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才能对现实保持革命的批判的态度，才能给分散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实践注入凝聚力，才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业。但是，这并不等于把这一实践看作唯一的实践形式，更不等于把实践作泛政治化的解释。事实上，生产生活总是各种实践形式最深厚的基础，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本末倒置的。

三、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走向21世纪

根据上述分析，马克思的实践观本身就是科学性和革命性、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完整的把握，在我们今天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践第一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仍然不能放松对于本本主义的警惕，然而无论何种形态的错误思潮，都可能主要通过实践观形式表现出来。突出实践已经成为现今我国各种实际上很不相同观点的共同点，实践观已经成为当前思想斗争的一个焦点。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直观的、实证的实践观有蔓延的趋势。 崇拜自发的、个体的实践，缺乏激情和理想，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病”。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逐渐支配了西方国家

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表面上看，现代主义思潮似乎是资本主义的。它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主义，即人物化，科层化，职业化，走向了反文化，反理性，反传统，用一种否定现存一切的激进主义来恢复和表现自我的存在。然而事实上，它却是资本主义传统的产物。“资本主义过程合理化了行为和观念，由于它这样做，它从我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学的信仰，也赶走了各式各样神秘的和浪漫的观念。这样，它不仅改造了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改造了最终目的本身。”因此，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反英雄主义和立足于个人主义的，自我的膨胀和中心地位是其合乎逻辑的结果。（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59—161页）丹尼尔·贝尔则更明白地指出：“‘不受束缚的自我’［untrammeled self ］，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是一味美化猖獗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文化现代主义，虽然仍旧标榜自己的颠覆性质，却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大致找到了归宿。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缺乏一种来自空洞信仰和干枯宗教的文化，便反过来把要求‘解放’的文化大众的生活方式当做自己的规范，然而，这种文化对所有实际经验都无法给予确定的道德或文化指导。”（《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95—196 页）连布热津斯基也看到，“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在这一时期内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第1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然而事实表明，以自我为中心去涤荡形而上学的信仰，其结果必定使个人丧失精神家园，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当代这种全球性的精神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找不到出路的。 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日益泛滥，向我们敲响了建设精神家园的警钟。应当说，社会主义制度使得我们在这方面具有优势。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我们不把个人利益和个人意志摆在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上，而是以人民的利益和广大群众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是为人民服务，并因而奠立了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的基础。社会主义并不简单地排斥功利主义，但提倡的是革命功利主义；社会主义更没有取消一切理想和信仰，而是树立了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可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不同解释中，就不仅包含着政治制度上的选择，也包含了精神文化上的选择。现在大家都在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的问题。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就在于尽可能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为我国人民提供科学的理论装备。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讨论，就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从根本上说，它关系到我国发展道路，尤其是精神文化发展战略的选择。 “信仰危机”问题在我国已提出多年。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削弱，不同社会价值体系并存，以及“官方语言”同“日常语言”的分裂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它。一种观点是把它看作历史的某种必然趋势，因而这样那样地去顺应它。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把建国以来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视为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去加以修复的“昔日

黄花”。另一种观点则把它看作历史的暂时现象，因而这样那样地力图去克服和扭转它。这种观点的用意很明白，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那种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使之重新成为我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这里不仅关系到如何克服 “信仰危机”的不同选择，更关系到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不客气地说，前一种观点的最终结果（不管持此种观点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只能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现实影响。布热津斯基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把“官方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分裂现象称为“后共产主义”，并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最终消亡的前奏（《大失败》中译本第298—305页）。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观点的立足点不同。前一种观点的立足点是个人的实践，亦即马克思所称的“市民社会”，其理论表现是直观或思辨的人性论和实践观；而后一种观点的立足点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实践，亦即马克思所称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其理论表现则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实践观。 因此，真正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就会既不轻视日常生活，又不沉溺于日常生活；既不命令群众，又不讨好群众；既不逃避现实，又不投机媚俗。这里有一个问题，取这样一种立场，是否隐含着某种“文化精英”的意识？换句话说，怎样才算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毫无疑问，群众是现实的，他们总是从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去认识和判断事物；然而群众又是富于理想的，由于他们是一切社会灾难的实际承担者，因而对于消除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要求。因此，听凭个人利益的自发冲突和自发调整，吃亏的终究是群众，崇拜这种自发性的并不真正代表群众。只有站在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以消灭阶级差别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自觉协调现实中的利益矛盾，才是真正和群众站在一起。这种自觉的协调，本身就包含了思想上的积极引导，包含着对群众日常活动的某种“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大众文化”其实并不大众，且不说它的商业文化性质使得其必然具有敌视人的特性，单就其“唯我独尊”文化底蕴而言，就很难散发出“大众”的气息。唯有精神上的升华，方能打破狭小封闭的自我，铸造健全丰满的人格。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应去顺应眼下的“多元化”和“大众化”，而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革命本性，为重塑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贡献。 写到这里，有一个思想疙瘩似乎还需要解一下，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统一问题。经过“文革”浩劫，人们对于学术的泛政治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至今心有余悸，为学术而学术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作理性思考时便不难发现，回避政治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无异于纸上谈兵。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服务于政治，而在于服务于何种政治和如何服务。过去那种政策图解式的学术当然不应再有，但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学术则不但要有，而且要加强。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任何社会秩序的维持，都不仅依靠于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系统，也依靠于哲学、伦理、宗教等意义系统。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

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97 页）在不同的社会，会有不同的意义系统凸现，然而意义系统崩溃的社会肯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此，任何还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必定拥有强有力的意义系统。 特殊地说，在今天，为社会主义的存在作辩护，这决不是一件鹦鹉学舌般的易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如果说，我们在过去通过引证经典著作就可以取得共识的话，那么在今天，不要说政治说教行不通，就连任何稍稍缺乏独创性论证的意识形态作品也难以产生影响。如果说，在过去的某些时候，发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功能批判现实需要勇气的话，那么在今天，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现实辩护同样需要勇气。事实上，批判功能和辩护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关键在你为谁辩护。当我们弘扬革命传统、努力认同实践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时，无疑是对现在流行的一些时尚的勇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是一种科学的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实践精神，既非否定一切的“ 虚无”，亦非束缚于一己私利中的“务实”。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从自己的想象中超越现存不难，听任自发性的摆布认同现实更不难，难的是真正地超越现存。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髓，也是马克思所开辟的、唯一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伟大的开创性事业的每一步都需要开创性的工作，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践转向，科学地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科学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

由于马克思主义发现了科学的实践观，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实践转向，从而完成了一项哲学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的实践原则是其基本的建构原则，科学的实践观点则是其首要的基本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源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以实践为基础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长和发展的最现实的基础，是哲学生命力的源泉。

1：从对象看，哲学研究的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正是实践的主体和客体，而人与世界的关系最现实最深切的基础是实践。因此，真正的哲学无疑应以实践为基础来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

2：从内容来看，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获得灵魂。哲学从总体上统摄时代的内容和文明，反映着时代的本质特征。由此而言，真正的哲学也从实践中获得的最精致、最珍贵的东西，离开社会实践，时不能从实践的困扰中解脱出来。

3：从特点来看，哲学具有优越性，它是最高智慧，但总得以现实的实践为前提和起点。

超越性（即普遍性），是人的普遍性的反映，人的普遍性在于不受物质限制，按任何一种事物的尺度进行创造，并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人的普遍性就是实践的普遍性，或者说实践的普遍性是人的普遍性的表现，它标志着人赖以 生活的世界范围展开的广度和深度。

人的普遍性就是实践的普通性，人的实践性之的所以是人的普遍性的表现，在于实践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本质力量是人在实践中所获成果的自然性积绽和社会性积绽，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是关照人的本质力量的一面镜子。

二：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和实质：

1：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传统哲学是形而上学，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伦，力国从一种“终极存在”或“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抽像的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题，抽象的实体成了交物的本性和存在的致动固，哲学变得敌视人了，旧哲学崇尚的理念“气”等一种抽象的存在，而黑格尔崇尚绝对精神，绝对理性也高人人耸于祭坛之上，人成了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把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吻合起来，指出哲学应关注现存世界，人类世界，把人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已身上（马恩全集161页—162页），现实的世界不是纯粹的自然界，而是实践着的人化的自然界，人类世界是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现存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类世界，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转变的契机所在就是把目光转向了人类世界。实践把自然与社会溶为一体，社会在自然中贯注了自己的目的，同时，自然又进入社会，从而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

2：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

唯物主义所唯之“物”有很大的不同，据此可分为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传统观点把唯物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旧唯物主义相比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都以自在的世界为研究对象。朴素唯物主义看世界是一个直观混纯的整体，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孤立存在的事物，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理解为联系发展和整体，但这些都是客体哲学，只是对世界的解释不同。马克思主义改造旧哲学仅在于提示了世界是什么更重要的在于说明了世界应当是什么，使哲学成为改变世界的工具。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是自然唯物主义，它把世界理解为意识和自然的二维结构，反对把一切都归为精神，所以不得不反过来把一切归为自然，归于直观和客体，把自然界的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或始基，其根源在于使哪种物质成为始基。如果说也看到了人，那人只不过是自然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罢了。自然唯物主义所研究的世界是无活力、无生气、无主体的世界，普列汉诺夫说这是一种悲惨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说，“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实在人乃是理性的尺度”，认为“思惟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是进步，但从本质上讲，费尔巴哈并未前进，因为其“人是生物学的人，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虽然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在咫尺，但毕竟有本质的区别。。

四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1.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不能停滞不前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完备着，不断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结论丰富自己。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指导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是因为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能够与时俱进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而是不要马克思主义了；第二，要解放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不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变成僵死的教条，变成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空洞的词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意味着这两方面都坚定不移，毫不含糊。简单说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基本含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2.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就是理论创新。但是并不是任何新的观点、新的思想都是对的，并不是任何“创新”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产物。江泽民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时，都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衡量一下，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看它们是不是正确，站得住站不住。在这个过程中，要十分注意处理好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切否定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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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作为自己的本质特征，实践内在地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这些关系构面了现实世界的基本关系，可以说实践以缩影的形式映现着现实世界，蕴含了现实世界的全部秘密，是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如果劳动是人类社会的逻辑起点，那么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

有限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哲学的性质 默认分类 2010-02-23 10:10:06 阅读50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中蕴涵着深刻的思考方式的转变。当海德格尔说马克思“使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时，我们知道马克思是终结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对“是什么”的追问从而转向了对“怎样是”和“如何是”的诉求。向“如何是”和“怎样是”转变过程中已经隐含了一种思考方式的转变。只有思考方式的转变才会使思考的致思取向发生转变。

以往传统哲学的思考方式是一种“无限的”思考方式，传统哲学不能从当前有限的现实感性世界出发，只能从超越时间和空间而抽象出的作为有限世界的根据、始基的无限出发去指向（或追求）无限的诉求。这种由理论静观来实现的对人的终极关怀由有限的具体的现实感性的人的生活世界与无限的形而上学诉求之间无法打通，因而这种对人的终极关怀不能以任何形式实现对人类现实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关怀，从而以高高在上的形式存在着。

西方形而上学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它的极致，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达到了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马克思在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颠倒中体现了“有限的”思考方式。马克思哲学思考方式不是像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那样的基于概念思辨前提下的理论静观，马克思哲学思考方式是以“一定的人”的感性生活世界出发，抛弃理论静观，对对象进行历史的生成性的考察即“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把绝对的永恒在场的对象变成“一定的”对象。把对“是什么”的追问进而转变成“怎样是”和“如何是”的 对“一定的”现存人的感性生活世界的终极关怀。因而我们在最根本的哲学思维的出发点意义上把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考方式称作“无限的”思考方式而把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方式称作“有限的”思考方式。马克思从有限物出发，立足于此，从“有限的”的思考方式出发，超越现实，实现对新世界的实现，这个实现对于思考的当下而言不是“有限物”，而是一

种“无限”的价值（或意义）的诉求，通过对于当下“有限物”的把握，实现对存在的追问，不去追问“是”，而是去追问“怎样”、“如何”，即以现实的视角去追问现实的人对有限的把握将会“如何”、“怎样”，现实的有限物接受其局限性，并不转向有限性（即就事论事本身），而是有限地表现着其未来展开的可能性（或无限性），在事实中蕴含的价值取向是马克思“有限的”思考方式的真正观照，去追问这意义和价值，也即是追问事实的发展趋向。在这种思考方式之下，一切思考 只有对有限的存在作意义或价值的未来可能性的延伸的思考 才有意义，因而，我们这里谈马克思“有限的”思考方式，不是海德歌尔的“有限性”而是在“有界限的”（或“被限定的”）和“局限性”两重意义上使用“有限的”，并且在其思考的逻辑起点和对思考对象的批判的否定之否定的运思方式的意义上使用。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体现了“有限的”思考方式。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积极干预社会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创造展开了终极关怀。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展望,更多地表现为他对这种社会历史必然性的确证和对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的关心。马克思把理想 与现实高度统一的起来，一方面,它是理想的,为人类社会指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发展前景,号召人们为它的实现作不屈的努力和奋斗;另一方面,它是现实的,有着充分的实现基础,它强调现实的无产阶级实践,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创造者地位,并以此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推动力量和物质基础。 马克思不仅把人作为主体而对人属世界自觉能动地把握，更是对属人世界的自觉能动的创造，对事物、现实、感性，以能动的、实践的方面去解释，不仅以唯物主义哲学的方式辩证地，历史地理解和解释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还要帮助人们积极投入到共产主义的运动中去，因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马克思在打碎旧世界中实现一个新世界的真正涵义。

马克思“有限的”思考方式包括事实和价值的双重维度，即马克思以此思考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一定的”现实进行批判、分析，同时开启未来可能性的维度，即更大的、自由的指向。

马克思“有限的”思考方式的探究可以引发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层理论思考。马克思“有限的”思考方式解决的不是某个哲学观点或某种哲学样态的问题，而是在哲学思考方式上彻底完成了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无限的”思考方式的颠倒，真正地完成了由自柏拉图始至黑格尔的理论静观的对“是什么”的追问转而向“如何是”和“怎样是”的关怀，在哲学思维的出发点上完成了由理念的虚假无限性的构建向人的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终极关怀。

随着马克思“有限的”思考方式的进一步显现,当代哲学将面临不同于传统哲学的问题和领域。马克思“有限的”思考方式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一思考方式对于把握现实现存的有限性从而达到对其的超越以向理想的无限的指向提供了一种路向，从而可以理解对旧世界的批判中蕴涵着深刻的对未来新世界的实现的诉求。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其思考方式的基本立足点应该是面对基本的“事件”或“事情”本身，在对其未来可能性的趋向的把握上争取最好的取向，同时不排除另一种取向的可能，充分地从当前限定的事实出发，寻求超越事实的价值追求和意义的关怀。在对事实的科学的说明之中，在对其反思之中为事实提供充分的生成的自由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