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规则做事

用规则做事

——社会价值要用制度来推行

张宇燕

[本文系《绿叶》编辑部谭潭对作者访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内容提要] 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非对立，是有内在联系的。中国需要利他主义，让好心得到好报，但仅靠道德约束或奉献，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构建起一套奖励做好事做好人、惩罚做坏事做坏人的有效规则和制度。制度建设的过程就是价值凝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主要和基础担当者就是政府。

序 言

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推崇物质，或物质一天天丰富、道德和价值一天天萎靡。我以为，追求物质享受，并非只有中国人如此，全世界都一样，它据以人性，十分自然。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国人而言，问题可能在于：多少物质算够？因为，物质享受是没有止境的。问题还可能在于：对于物质多寡，人们往往容易和别人相比，较少与自己相比。多少也好，比较也好，都涉及到判断。而要判断，就需要标准。所谓标准，就与价值相关了，甚至价值取向决定了标准。有人将价值等同于道德，将社会价值等同于社会道德，并针对中国当下现实，强调因市场化、西化，传统迷失了，价值衰败了，提出沿承传统，强调道德诉求。传统当然要继承，但不能拷贝，如三纲明显与现代平等相违，显然要弃；如五常，饱含自然人性、彰显中国文化特殊意义，完全可传承。西方，的确在诸多方面走在我们前头，尤其是科技，也包括重法治轻行人治，因此向西方学习是长期的。但是，学习西方同样不是照搬西方，像西方的民主，是和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联的，中国显然无法全盘拿来，即使你很谦卑。具体到今天的中国，要营造民族凝聚力、追求社会共识，仅仅倚凭道德诉求和宣传是不够的，更为根本、也更为实际并有效的路径是：构筑起一套适用于长时段、广范围、多群体——激励做好事、惩罚做坏事——的规则(制度)。也就是说，社会价值要用制度来推行，用规则做事。

一、追求物质是合理的

1.重视物质是人类的普遍现象

从一般意义上讲，大家都追求物质享受，人的愿望好像也完全被物质所覆盖住了，相比之下，人们对精神方面的追求就没有那么强烈。物质是什么？当今中国的热点——民生——不就是物质吗？更具体点说，人们一说到物质，往往就是：我想要过得更好一点儿，穿得更好一点儿，吃得更好一点儿，房子住得更宽敞一点儿、更舒适一点儿。对这样的物质，大家都注重追求，不仅仅今天的中国如此，历史上的中国大概也是这样。实际上，中国古人就已经对物质和精神进行了讨论、作了区分，比如孟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基本意思就是：人只有吃饱了、穿暖了，即衣食住行这些民生问题解决了以后，才可能有更高的追求。很明显，在中国儒家先贤眼里，物质和精神是递进的关系，物质是基础。

可以说，人注重追求物质，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也都是这样，这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用马克思的话来讲，物质生产、人的物质需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人有了物质后才能谈到精神诉求等其他层面。

2.物质没有止境，多少算够？

物质这东西是没有止境的，你说多少算够？到底什么是物质满足的极限呢？物质的追求、物质的享受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可以接受的？显然，这里头有一个度的问题。那么，如何来判断这个度是否恰当呢？这种判断，或判断的依据，实际上就是精神，就是价值观念。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吃得好一点儿？穿得好一点儿？住个大房子？出门有汽车？有了汽车还想有更好的车？难道人这一辈子就这么活着吗？其实不是。像这样我们一直追问下去，就会遇到超越物质层面的更深层面，也就是精神和价值。

3.人要有创造性

人活着为了什么？我们总得要和那些猪呀、牛呀、马呀有点儿区别吧？正是在这种追问中，我想精神现象是不是说，我们在追求物质的时候要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从而把我们作为人，把人和动物所能区别开来的那些东西，更多地体现出来。那么，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人要有创造性。创造，不但本身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自我实现，同时还要为我们人类的其他成员谋利：你得方便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同样也能有创造性，而且这不是建立在损害别人的利益以满足自己利益前提下的创造，相反是一个大家都受益的创造。

二、今天中国人过分追求物质的疑惑来自哪里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在追逐物质。这种物质第一的现象，是不是恰恰反映出中国社会最近30年在物质或民生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还有更大的改善空间？当然，我们很难刻画出今天的中国人包括我们自己对物质的追求是不是比30年前、10年前更强烈？需求是不是更多了？因为这并非纯粹或单纯取决于我们的意念，而是跟我们满足需求的手段的丰富性连在一起的。

当一个人同时戴着手铐和脚镣，被关在一个大牢里的时候，他可能对自由没有什么渴望。当你把他的手铐脚镣打掉了以后，那么他就觉得他反而更不自由了，因为手铐和脚镣变得百倍地不能容忍。所以这个东西是矛盾的：当你没有任何机会的时候，你可能对物质的需求并不是那么强烈，但突然给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机会——社会开放了，而且是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快速增长的社会环境——这时，有些人就抓住了机会，迅速地实现了他的物质目标，在短短的五年或十年内，他可能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下子就变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

看事物看社会，不能离开中国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下，我觉得大家追求物质是合理的，自然的。那么，如何看待我们社会中有人提出中国人这些年过于追逐物质这样的说法呢？

什么叫过分？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心理的感觉：一个对比、比较的过程。要绝对地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得非常快。而在以前，一个人一生中的福利水平在有生之年能够提高就觉得很好了。但在今天的这个世界，特别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讲，他在一生中存在着提高福利水平100倍的可能性。也正由于有了这种机遇，反而使我们追求物质富裕的欲望更加强烈，也更加燥动不安了。

然而，机遇不仅带来满足，也制造了困惑。因为，物质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它是相对的。亚当•斯密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没有什么比看到邻居的生活迅速改善而我们自己还在原地踏步更令人不安的事情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是寻求自己绝对的好或者不好，而是自己和其他人的比较，也就是相对价值。比如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了10 %，按理说自己应该不高兴，那不一定，因为自己的其他同伴降低了20 %，因此自己可能很高兴。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词专门来描绘：幸灾乐祸。

追根溯源，除幸灾乐祸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心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可能涉及到一些人的富裕手段和途径不是在一个比较公正的条件下获得的，所以，加剧了这么一个重物质轻精神的东西。

总之，有物质利益是自然的，是正常的。然而，物质又是无限的，同时又是相对的，这就需要一个什么是恰当的度的判断和规范，这个时候价值、精神就能够起作用。社会价值的营造和维系离不开规则(制度)的激励与惩罚，而政府应是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

三、社会价值的规则化和制度化

1.中国要提倡利他主义

说到社会价值，我认为在我们中国要提倡利他主义。人为什么要利他，这涉及到一个人的基本需求。由于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他一定会努力使得他实现目标所使用的资源是最小的，或者说是最有效的。然而，人的目标又是多重的：我拼命地去挣钱，我拼命地去追求这

些物质财富，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的孩子、我的家人生活得更好。这算不算利他？尽管他的这个圈子很小，不能说他是为了整个社会。还有，人除了物质需求，肯定还有其他的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把人的需求从最简单的物质需求到自我价值实现分了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这是一个逐级递进的东西，考虑到人的能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人要让自己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化的目标，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在经济学里叫“经济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经济人”。“经济人”，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以经济利益、物质利益为目标的，而是说他是用最经济的方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你承认是经济人的话，那么他的利他行为一定是要符合他的目标的最大化。所以，我一直觉得利他骨子里就是利己的行为：我之所以去帮助别人，是因为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在别人看来，我的行为是利他行为，实际上如果我不这么做就会很痛苦。比如，我看到一个老人在路上摔倒了，我走过去了，我不去扶他，他可能在那儿病了、冻了，或者有其他什么更糟糕的结果，那我会感到很不安。这时，我帮助他就尽了我的力量，这样做我的心里会比较舒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必须承认我是自私的，因为我不那么做我就会很难受。正是在这个角度，利他和利己实际上是一回事：你帮助了别人，但实际上你是在帮自己。

2.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并非对立

在上面论及的利己和利他、竞争和合作实际上是一回事。什么是合作？就是我们俩一块儿跟别人竞争。我们为什么要合作？是因为我们要跟别人竞争。所以说，很多事情尽管在概念上是互相对立的，但它们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从更高层面看，其实它们讲的是一回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要把利己和利他融为一体——我利己的过程就是利他——我们要有这种精神才行。

当然这种融合，绝非单纯的概念纠偏，它离不开恰当的前提条件。比如，我丢了一双很好的皮手套之后会有几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我特别心痛，很痛苦。还有一种就是捡到手套的人他可能因为没有钱买这副手套，捡到后他就会戴上，也就是说这副手套不会被销毁，而是在继续为人

类服务，但这里面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的收入要比较高我才会这样。这个例子说明：道德水准和收入水平是相关的。

社会价值涉及面众多，关系网复杂，里头有好多东西。我们老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其实不然。什么叫个人主义？就是对涉及你的利益的一些事儿、你有选择权的这些事儿完全由你个人决定，你有个人选择的自由，同时你要对你的选择的社会后果负责，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个人主义。可是后面这一块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从某种角度把它理解为集体主义。也就是说你要对整个集体、对整个社会负责，反过来这不又成了集体主义了吗？

3.用规则和制度来推行价值

利他是没问题的，我特别强调中国社会要创造利他这种社会价值，让大家觉得你在帮助别人实际上是在帮自己。但关键在于我们用价值的、道德的说教这套方式能不能有效地让人们去利他？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第一点，我们要崇尚利他主义精神，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设计出一套良好的秩序或者规则，让每一个为了自身利益去努力去奋斗的人，在他寻求自身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服务了大家，服务了社会。

比如，假定没有一个交通制度，没有警察，人们在马路上随便走，愿意靠左走就靠左走，愿意靠右走就靠右走。你想想，这个路还能走吗？就不能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制定一个交通规则，把马路分成两边，大家都靠右或者都靠左。这样一来，通行效率一下就提高了。显然，有一个规则以后，大家都受益。

再比如，你对公益事业有捐赠，我就给你的抵扣，在税收上给你奖励和优惠。在这样的税收制度下，有钱人把钱交给公益事业——公益事业是服务于社会的、服务于大家的——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些好处。十年前，我在讨论拾金不昧该不该拿回扣时，就坚决主张应该拿回扣，而且要立法。现在《物权法》出来了，细则里就可能要把这个拾金不昧拿回扣给法定下来。记得当时大家对我的提议都不理解，我的意思是说：一定要让好心得到好报才行，你不能仅仅建立在道德上，

道德这一块儿会起作用，但它的范围会很小，力量会很微弱。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法制的体系，当这样的法制健全起来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拾金不昧。相反，如果制度不健全，他拿了那些不义之财心里也不舒服，但他觉得如果交上去得不到回报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因此，如果按照15%给予奖励，这样一来人们丢失的财物就更好找了。

总之，道德是很重要的，但在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里要完全凭道德、凭价值、凭所谓的社会共识去做事，不如把它规则化、体制化来得可靠。如果能把规则定好，那么，我们整个社会就会有秩序，然后效率就会提高，到那个时候社会将更有凝聚力。

四、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借鉴西方

今天，未来，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它可能选择的道路、它凝聚社会的价值。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连续文明最长的大国，包括文化在内的传统是中国现代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后发赶超型大国，西方经验、西方体制、西方科技是中国不能不面对、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的主要镜子。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借鉴西方，当代中国需要大智慧。

1.正当的物质诉求我们要支持

本文侧重的利和义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老的问题，古人已经说得很多了，从墨子、老子、管子到孔子都在进行义利之争。今天，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作为一个社会倾向、一种社会呼声，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物质满足的限度、物质满足给人带来的幸福感，用价值来重新作一个裁定，我认为是有必要的。但是这项工作恐怕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而且，只要人们的物质需求是合法的，其物质诉求都是正当的。更何况，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要在物质上有很大的提高。

2.我们要客观地去看待西方社会

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再一个就是精神层面。

在物质层面上，我们承认我们不如西方。现在我们的进步很大，尤其是最近几年，但是总的来讲，科技还是不如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而且差距还很大，这就让人容易产生一些想法。人首先是要解决生存，生存下来之后还想生活得更好。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比我们做得要好，走在我们前面，这就很自然地让人产生一些崇拜或者崇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包括科学在内的器物层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采取一定的拿来主义，尽管拿来的成本现在越来越高了，因为有专利费、转让费这一系列的东西。

到了制度层面，有的人不但觉得西方物质层面的东西比我们好，而且制度层面也比我们强，因为物质层面的东西取决其社会制度，甚至是风俗习惯，有人干脆就说外国的月亮比我们的圆。这个事情就复杂了，我们就要讨论了。因为制度的好坏就涉及到国情了，这里面特别要注意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能拿西方今天的制度来跟今天的中国简单比较，因为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已经走了500年，中国的工业化还不到200年，两者基础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制度层面上，我们要注意适用性，要考虑到在中国这么一个物质水平的情况下，怎样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摸索，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总结经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中国的道路建设其实是在摸索中慢慢走出来的。如果我们只是直接地把外国的民主制度拿到中国来，将很难适应，因为条件和环境都不一样了。

到了价值层面就更难说了。有些人说我不想消费那么多，比如早先的印第安人，如果你要换一个我编织的草帽，它的价格是10块钱，如果你要买第二个，对不起，我就要15块钱，第三个可能要20块钱，第五个可能就要100块钱了。你要得越多，我就卖得越贵。如果按我们国家的行情来说，如果你要得越多，就应该越便宜。但印第安人就不一样，他们觉得做一个就很有创造性，做第二个就很乏味了，就变成重复劳动了，那要做100个得有多枯燥，所以他要价就高。这个例子说明，人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简单对比有什么意义？

说到价值这块儿，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的传统跟中国的传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比如，西方的政治家他可以撒谎。十几年前，英国的首相、财政大臣、英格兰银行行长都在那儿说他们的英镑不会贬值，结果后来一下子就贬值了，贬了之后也没有人去追究他们。但是在中国，作为政治家要撒谎是不行的，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你可以不说，但不能撒谎。也是在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都担心人民币也跟着贬值，人民币一旦贬值对整个亚洲及其他一些国家来说都是灾难，就会逼着其他国家跟着贬。那时，我们中国就说不贬，但人家就是不相信，谁都不信。当时，我在国外，人家一见着我就问：你是从中国来的吗？中国的人民币会不会贬值？我说不贬。那时，别人做了一大堆模型，花了很多钱做了研究，证明人民币不贬值的概率是70%。他问我，你同意这个结论吗？我说，中国的人民币不贬值，你说是70%的概率，我说我是100%不贬。他说，你根据什么来说呢？你有模型吗？你有数据吗？我说，我没有模型，我也不用数据，我就是告诉你100 %，你敢跟我打赌吗？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总理说的不贬。他就跟我说，所有的银行家和政治家都是骗子，你不能信他们。我说，你想和我打赌吗？我们总理说的不变，就保证不变。但对我这样的说法，他就理解不了。

举上面这个例子，是说明中西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同时，我也觉得对国际上我们撒点谎也是可以的，因为大家都不说实话，我们老说实话不就有问题了吗？大家还会觉得我们动机不纯。他就会说所有的银行家、政治家都是骗子。在西方，外交官的定义就是：为了国家利益撒谎的老实人。但我们就不行，这就是传统的不同。然而，我就觉得我们经常跟一帮撒谎的人在一起，也得撒谎，如果不撒谎就会吃亏。什么叫文化传统？这就叫文化传统。

3.有选择性地继承中国传统

传统文化有精华有糟粕，西方如此，中国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有好的东西，比如在外交上，孟子说交邻国之道，对大国该怎么办？对小国该怎么办？对小国我们要靠仁，要施以仁义，要对它好、尊重它；对大国要靠智，因为大国强大，它要灭掉你、侵略你、分割你，这样你就要靠智慧来保存自己。这就讲得挺好了，尤其是现在国际竞争这么激烈。

孔子也讲到了，人要讲义，讲三纲五常。三纲在今天看来是糟粕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还是可以的。我们做人要不要仁？要不要义？朋友之间要讲仁义礼智信。像这样的东西，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做到了，对我们是有好处的。通过一次欺骗，你是可以骗来钱的，比如说我们不认识，你跟我说借我100块钱打车，我可能就借了，如果你不还了，我也不会计较。你这样做一次是可以的，但长期是不行的。所以你若要做大、做强，一定要守信誉、讲信誉。再比如，你卖烤羊肉串儿，弄一点儿假肉，坏肉，骗消费者一时是可能得逞的，但你要做一个连锁店，要做一个麦当劳、一个肯德基，这样做行吗？肯定不行。后者，要靠诚信。诚信怎么建立？靠道德。你要讲良心，如果你昧着良心做事，你坑蒙拐骗地把自己的福利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肯定是不道德的。所以，我老强调制度和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价值建设，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它最终形成了这种价值、这种共识。你要是长期行为，你的范围要走得广，有众多的消费者，那么一定要把握住信誉。所以，在评价一个大公司的资产时，除了它本身的那些固定资产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它的声誉这块儿，也就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很大一部分就是靠社会和大家对它的信任来支撑的，你得回馈你的消费者、善待你的客户，这样你才能长期生存下去。

当然，中国传统中也有糟粕，很多已经不适合当代中国实情了。比如，儒学强调人的身份，强调刑不上大夫。任何一个案件下来，如果你犯了罪，要先看你的身份，你是士大夫、你是读书人，那刑罚是不一样的。秀才到了刑堂得站着，老百姓则是跪着。任何法律对不同身份的人，它的处罚是不一样的。再比如，父亲打了孩子那不会有人反对，如果孩子打了父亲那就不得了了。像这些讲身份重等级的东西，到了今天就不适用了。今天，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讲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像传统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们还能回去吗？那不行。

结 语

中国目前首先要做的，是要进行道德宣传，但是道德宣传的约束力很有局限。因此，就需要有规章制度，要有奖惩机制，要有法律体系。比如说，制定出公正的税收制度和透明的、科学的财政支出政策，给所有的人开放机会，体现公平。总之，政治价值也好，社会价值也好，最终都还是要体现在政策和制度上。一句话，要用规则来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