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比兴手法的文化意义
《诗经》比兴手法的文化意义
张莹
(陕西西安培华学院文法学院
710125)
摘要:用文化的视角量新审视‘诗经》中的比兴手法时.发现它首先是凝结了丰富文化蕴涵的隐语,这种隐语在参与、促进主题表
达的同时,才上升成为诗歌艺术的比兴。
浓厚的负载意味。
三、隐语意象的“偶然性”
古人为何在诗歌中偏爱用自然界的万物,尤其是动植物,来表现自己的情感昵?
这主要是因为,动植物等对于上古农耕社会的先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寄托了远古先民强烈真挚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既源于生命的重要性,也源于生命的神秘感。由此,又逐渐形成了先民拙朴的生命崇拜情怀。天地万物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群体,作为人类生命链条上最富于生命力的参照物,其简单而又强盛的生命形象自然地成了崇拜的对象。动植物崇拜和生命崇拜情怀地契合,经过原始社会先民生活地熔铸,便渗透到原始的风俗、神话当中,形成了生命崇拜的文化现象。这样,自然万物在长期的文化历史中,就逐渐蕴涌了超乎本来意义之上的意味,成为一种意象原型。自然万物中被先民恰好“选中”的部分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了有意味的形式,
即隐语。
关键词:《诗经>;臆语;比兴;文化蕴涵
一、从“物象”开始
在《诗经》的比兴结构中,往往有一些物象反复出现,而且诗歌中一出现这些物象,那诗歌的主题就有了一定的趋向和范围。这些物象似乎隐含着某种较为深厚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一种“套词”式的隐语,进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这些隐语,和构成《诗经》中的其他语言一样,都是拙朴无华的,它们源自先民对大自然乃至整个世界最简单、纯朴的认识,因此,隐语物象往往是先民生活中最原始直接的事物,体现着先民在原始农耕条件下和天地万物的融合状态。既然我们试图理解《诗经》蕴涵的文化价值,那对于隐语的认识,还是从其最直观的表现来加以分析。我们姑且将其分为植物、动物和其他三类。兹略举其隅。
二、隐语意象的类型分析
首先,看植物类。“桑”是《诗经》中,尤其是婚恋诗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植物,并延伸出了桑社、桑林、桑间、桑葚等,如《卫风・氓》有“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大凡说到桑或与桑有关的事物或场所,诗歌都显示出桑树本身的神圣性和生命力,主题大多与男女情爱有关,桑的隐语性是相当明显的。
在《诗经》中,薪类隐语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类。名为薪类,主要是指诗歌语言多以“采薪”、“伐薪”、“束薪”等形式出现,继而喻指妻室与婚姻,而薪从树来,一般指女性。‘王风・扬之水》抒发长期戍边不得夫妻团聚之苦,即以束薪起兴:“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
在植物类隐语中,诗歌中还常常出现这样一些物象,如梅、木瓜、葫芦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多子多实,先民用此喻指生命的繁殖,进而辗转辐射到婚姻爱情,有时也可以联系到生命的起源。《召南・揉有梅》、《卫风・木瓜》等诗就是代表。
其次,看动物类隐语。“鱼”的形象作为“性爱隐语”普遍地存在于民歌当中。闻一多先生在此有过十分令人信服的论述。由此而产生的钓鱼、食鱼、烹鱼等行为,在《诗经》中当然也具有了象征男女情事的意味。《陈风・衡门》、《卫风・硕人》、《邶风・谷风》是其代表,其中有描写两性关系的和谐,也有女性被冷落、抛弃的凄苦。
谈及鱼,就不能不提及吃鱼的鸟兽,按上理推导下来,这些鸡、雁等鸟兽应喻指的是男性,这类意象一出现,其主题就会出现与男性尤其是爱情有关的内容。
在植物与动物类隐语之外,我们将非此二者归为其它类,它们多表现为某一场所或某一现象。
一是风类隐语,它包括了日、月、雷、雨等自然现象或称天象,它们在《国风》中多为男性的形象,而且这样的男性多是女性渴慕的对象。如《齐风・东方之日》、《邶风・日月》等,究其实质,是因为在歌者的思维中风、雨、雷、日、月等与男性形象有着某种同气相求的契合。
二是《诗经》中多写到水边,这些诗大多也与爱情相关。这恰好反映了“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吉俗。在《卫风・氓》中对此有特别出彩的描述,淇水在女主人公的思绪中反复出现,而每一次出现都代表着她爱情生活的某个阶段,水及水滨意象有了
2006:3.
四、隐语与比兴手法的内在联系
可以说,隐语在《诗经》中是以“隐藏”的方式表现着某种内容,而这种内容正是表达者的意图所在;同时,隐语在表达中显现出某种思维上的特征,而且这种表现手段又与《诗经》的比兴手法有着某种对应或相当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隐语意象参与、促进并强化了主题地表达。
比兴手法和隐语意象的关联主要表现在:开始都是从某一具体物象出发,表达地最终日的并不限于此,而是要超出这一物象,不断向更深、更远处延伸。自汉以来,在比兴手法的研究中,往往要提及许多的物象,而隐语物象在其中占了很大的部分,隐语与比兴之间这种看似表面形式上的瓜葛,而实为内涵上的深层联系,它们都源于一种思维模式的积淀即原始类比思维。五、原始类比思维在比兴手法中的影响
原始类比思维足神话思维最突H{的特点。孔安国在注《论语・阳货》时将“兴”解说为“引譬连类”,这其实正是用原始类比思维解释比兴手法,应为权威之解。原始类比思维也谓“隐喻思维”,即往往“是按照‘隐喻’的形式来表现其意义内容的”思维方式。而隐喻思维又恰恰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象思维发展的结果。由此,原始人的思维总离不开表象,凭借具体的形象的改变和丰富去进行类比式地抽象,以相似物直接言说了本物,因为在原始思维下,相似物的背后是蕴含着共同的、神秘的力量,是有着“互渗律”作用的。
《诗经》的隐语物象就渗透着具象思维“隐喻”的内涵,它在形成丰题内容的同时也促进了类比思维的成果。所以,我们不妨大胆地揣测说,《诗经》采用比兴手法,最初的动因并不是先民为了修饰和美化语言,而是神话类比思维的遗留物。
原始类比思维在酝酿隐语意象的同时,义借隐语意象渗透进诗歌的形式,结出了影响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硕果——那就足被汉儒开始就称作比兴的修辞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隐语首先是在促进、强化主题的表达,然后才增添了艺术的韵味。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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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虹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万方数据
《诗经》比兴手法的文化意义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引用次数:
张莹
陕西西安培华学院文法学院,710125大众文艺
ART AND LITERATURE FOR THE MASSES2009,(20)0次
参考文献(4条)1.闻一多 一多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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