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简版)
国共第一次合作
一、国共全作的酝酿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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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建党初期,党还显得很幼稚,中共对同其他革命阶级、阶层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采取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立场,
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后,22日初向中共中央提出“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但遭到陈独秀等多数人的反对,马林回到莫斯科述职,向共产国际提出了这个建议,被采纳,并派其再次来华执行建议。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是比较真诚的民主派”。
1922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马林的建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出席这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会后,李大钊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谈了国共合作问题,之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同国民党的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此时,孙中山也由于陈炯明的叛变,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深深感到国民党内的人员过于复杂,应当加以改组。
1923年9月—12月,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在上海先后三次召集有陈独秀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改进党务会议,制定了改组计划。
陈炯明是孙中山的老部下,1920年7月,北方地区爆发了直皖战争,(驻防广东的桂系支持直系出兵福建,想消灭驻守在那里的粤军)粤军是陈炯明统领的。
这场仗打得很顺利,陈不但打败了桂军,还打回到了广东,孙非常高兴,离开上海,到达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开始第二次护法斗争,但陈对孙的北伐主张十分反感,在1922年6月16日,陈发动叛乱,阴谋杀害孙中山,拥兵自立,孙连夜逃到了“永丰”号军舰上,在海上坚持了50多天,见反攻无望,就又重新回到了上海。
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决定改组国民党,是他在晚年作出的合乎民意,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政策,也体现了他永远追求进步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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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0—30日,由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65人,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王尽美、于树德、罗迈等人出席了大会。李大钊被指定为主席团成员,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
大会取得了两项重大成果:
1)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2)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
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在民族主义里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主张中华民族自求解放。
在民权主义里主张实行普遍平等的民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在民生主义里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 可以看出: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就与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这成为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了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是,新三民主义毕竟没有逾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这同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仍然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另外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10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从而标志着孙中山实现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促进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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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从革命屡遭失败的痛苦经验中,逐渐懂得了建立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决心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
1923年8月他就派出以蒋们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军事政治。
1924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选在了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故又称“黄埔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邵元
冲、周恩来任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也先后派遣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到军校任政治和军事教官工作。
黄埔军校和以往的军校不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
从1924年至1927年中,它共举办了6期,招收学生12000多人,为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3、 1925年1月,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之机,以“救粤军总司令”的名义,准备进犯广州,2月,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东征军决定分三路东征讨伐。以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和许崇智的粤军为主力的东征军,从南路迅速击溃陈炯明的主力3万余人,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正当南路东征军节节胜利之际,北面的杨希闵、中路军杨震寰与陈炯明秘密勾结,将队伍从前方撤回广州,发动叛乱,占领了广州电报局,火车站和一些政府机关,广东革命政府,急调东征军回师广州平息了陈、杨叛乱。
叛乱之后,7月1日,广东的大元帅府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
9月,陈炯明趁东征军回师广州之际,又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准备再次进攻广州,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调兵遣将,企图同陈一起形成对广州夹攻的形势,为了彻底的消灭反革命势力,1925年10月1日,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指挥,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率领3万余人,开始了第二次东征。
10月14日,东征军攻占了陈的老巢惠州,歼灭了其主力,到11月中旬,完全收复了东江地区,歼灭陈的残余部队,胜利结束了第二次东征,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还进行了南征,打垮了邓本殷。至此,广东全境得到统一。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中国革命的更大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也为以后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
三、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
1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统一战线中一股反动的逆流也在迅速地滋长,在国民党内部早就有了左中右三派的分化,随着孙中山的病逝,这种分化也就越来越公开化了。
1925年6、7月间,国民党的老右派邹鲁等人,多次集会,策划
着要把共产党人赶出去,被左派廖仲恺发现制止后,他们将矛头集中指向廖。8、20,廖仲恺被刺牺牲。
11月,邹鲁、谢持、林森、张继、居正等人在北京的西山碧云寺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的反对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因为这伙人集会在北京的西山,所以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1926年1 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会上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将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打击了西山会议派。给居正、张继等人,以书面警告处分,限期改悔。给戴季陶以“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
国民党的新右派的理论家戴季陶在1925年6、7月间,先后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两本小册子,提出了“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反动理论。中共中央当时就指出,戴季陶主义的实质是假借真三民主义的招牌来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陈独秀立即写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萧楚女等人先后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正当反击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取得一定胜利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也加紧了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
1926年3月18日,孙文主义学会骨干王柏龄、欧阳格等派人以黄埔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到海军局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海军局的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速调军舰到黄埔候用。当李之龙率领中山、宝璧两舰抵达黄埔以后,蒋介石却声称他并没有下达这个命令。两舰又开回广州,蒋介石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军舰往返开动。显然是企图劫持他离开广东,他以此为借口,宣布广州戒严,断绝交通,并派兵占领了海军局和中山舰,逮捕了李之龙,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俄顾问办事处住所,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强迫他们退出一军。这就是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也称三二0事件。
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主张进行反击,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妥协退让,结果,共产党员全部退出了第一军。使蒋介石篡夺第一军的阴谋得逞。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为自己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
一个多月之后,5月5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以“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为借口,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提出
了《整理党务决议案》,提案规定:
1)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的1/3;
2)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
3)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4)共产国际发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必须先交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
“整理党务案”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何香凝等人的反对,但陈独秀等人主张妥协,他们认为国共关系之所以紧张,是因为共产党包办“太多”,结果《整理党务决议案》被通过。
于是,原来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等被迫辞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乘机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不久,他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党、政、军大权一步步地集中在了自己手里。由于北伐战争即将开始,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有了共同的敌人——军阀,所以国共两党合作还没有破裂,但已经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四、北伐战争的胜利及国民革命的失败
1、北伐胜利进军
在北京政变后,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混战。其内部处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主要有三支势力:
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和河北的直隶,保定一带,约20万人。
原属直系军阀,后自成一派的孙传芳,盘踞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号称“五省联帅”,约20万人。
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山东和京津地区,约30万人。
此外还有四川的刘湘,云南的唐继尧,山西的阎锡山等一些地方军阀。
1926年2月,吴佩孚和张作霖拟定“联合讨赤”计划。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的逝世,使广州的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为蒋介石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蒋介石,名中正,浙江奉化人,年轻时曾经学武,进入保定军校学习,后又到了日本振武学堂学陆军,后又拜在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的门下,出入于交易所,大搞股票投机的买卖。不久又到了广州,受到了孙的信任,当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孙逝世后,广东有实力的国民党人主要有3个,粤军统帅许崇智,国民党主席胡汉民和深得人心的左派廖仲恺,当时的蒋还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一个偶然的机会,使蒋抓住了时机,攫取了军政大权。
1925、8、20,廖仲恺突然遇刺身亡,蒋乘机把刺廖的罪名就给推到了许、胡的身上,还派学生军包围了他们的公署,压迫胡出国,许逃亡上海,在国民党中最有影响的三个人都不在了,这样蒋就当上了广州卫戍司令,紧接着他又把黄埔军校两个团的学生军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并自任军长,成为广东的实力派。
此时的蒋羽翼未丰,而人民革命的力量相当强大,苏联军事顾问团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蒋在这种形势下,就以左派面目出现,他每次讲话,总不离“总理的三大政策”,并且还教训别人说:“中国革命,实实在在说一句,是完全为农工阶级来革命的,国共两党如果发生冲突,一定会使革命失败。”另外,他称苏联顾问鲍罗廷为“尚父”,一次正在开会的时候,他突然叫中山大学的学生全体起立,向鲍一鞠躬,弄得鲍莫名其妙。
蒋的这些表现当时使很多人都相信他是孙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连鲍和陈也深信不疑。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的“二大”上,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则陷于分裂,一片混乱的现象。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战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退守到两湖地区;直系另一个头领孙传芳夺取了上海,盘踞在华东五省。
皖系段因执行卖国政策,遭到国人反对,在1926年垮台;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但他们也遇到了麻烦,冯玉祥的国民军东山再起和奉军在天津一带交战,使张无暇南顾,这样就给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向北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北伐战争是由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把革命推向全国的一场革命战争,北伐的主要对象是三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7月27日,十万北伐军分三路从广州誓师出发,一场决定中国前途的战争开始了。
北伐的过程:北伐军当时共分为8个军,其中以四军(军长李济深)、七军(李宗仁)、一军(蒋)、八军(唐生智)军力最强。北伐军分三路进军,一路指向湖南,湖北,一路指向福建,浙江,一路指
向江西。
湖南,湖北是北伐的主要战场,那里有吴佩孚的主力,北伐军在攻下长沙后,攻入湖北,湖北的汀泗桥和贺胜桥是粤汉铁路上的两个重要据点。北伐军,尤其是第四军的独立团英勇作战,先后夺取了汀泗桥和贺胜桥,吴佩孚狼狈败退武昌,到10月,北伐军在攻克了汉阳汉口后,又占领了武昌,打垮了吴的主力。
与此同时,第二路二、三、六军也相继占领了南昌、九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第三路军(一军)在12月份也攻占了福建、浙江两省。福建守军投降,这一路最为轻松。至此,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归入到了国民革命军手里,北伐军在出师不到半年,从珠江流域打到了长江流域,声势震动全国,这个胜利是北伐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北伐胜利进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略)。
在北伐后,1927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
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速,那里的农民纷纷起来打土豪,建立农民政权和武装,组织起农会,农会组织起农民为北伐军当向导,运输物资全国支援北伐。当时工人运动,农村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彼此互相推动,形成一股强大的大革命高潮。
北伐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惊慌,他们感觉到北洋军阀已经靠不住了,而对国民党的底细又摸不清,蒋在许多场合都摆出一副“革命到底”的样子,也使帝国主义真假难辨,他们对蒋采取了又打又拉的办法,为的是在北洋军阀支持不住的时候,在中国另找一个合适的代理人。
、1927年3月24日,美英军舰向南京城内开始轰击,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毁了许多房屋,这实际上是对蒋提出警告,与此同时,由英美支持的江浙财团又向蒋介石试探,以提供巨额资金为诱饵,来换取蒋投靠英美帝国主义,果然,蒋在3月25日、26日连续发表讲话,腔调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他说,我对英美并无敌意,还说什么,世界任何以平等待我之国家,都是我的朋友,即使这个国家目前曾压迫过我们,我们也愿意恳切地和他共同联合起来,一致努力。 这样,帝国主义要寻找新的代理人,蒋也要找靠山,双方一拍即合,从此,蒋“向右转”,中国革命的局势就再次急转直下。
从26年底开始,反共的歪风就吹了起来,打伤打死工人,烧毁工会办事处,查封工会的事一起接一起,而共产党人手无寸铁,很多倒在血泊中,大规模的屠杀是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开始的。 2、
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蒋介石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开始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武昌以后,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进南昌。
1927年2月,蒋在南昌公开地发表反共演讲,自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权力”,他设立假农会,杀害农会干部,
3月,他指使驻赣的国民革命军,诱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并指使暴徒,在安庆捣毁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打伤了多人,流氓暴徒不无得意地说:“我们都和老头子联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
蒋介石从南昌一直杀到南京上海,他一到上海,帝国主义就立即加紧对他进行利诱和威胁。督促他迅速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了一连串的秘密会议,与吴稚晖,张静江等策划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还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供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用。准备以后捣毁工会。蒋介石还施展政治欺骗伎俩,公开保证不收缴工人纠察队一枪一械,还亲笔书写了“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工人纠察队,借以麻痹工人阶级。
在蒋介石即将发动政变的关头,陈独秀正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幻想着借助汪精卫来阻止蒋介石。他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说什么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劝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这一宣言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为蒋发动政变提供了条件。
4月12日,蒋介石下令“清党”,当天下午,大批的反动武装密布上海街头,当夜,帝国主义军队就越过租界,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1000多人,并立即交给蒋。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信号,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臂缠“工”字符号,向各区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这时候大批的蒋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大肆地逮捕、枪杀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
为了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4、13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了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被缴枪械,当队伍行到闸北宝山路的时候,埋伏在那里的反革命军队突然冲出来,向徒手的工人射击,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当时正
下大雨,宝山路血流成河,接着,蒋介石下令禁止罢工,游行,解散了上海总工会,查封了一些革命团体,逮捕、屠杀革命群众,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仅三天时间里,就有300多人被杀,10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接着,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也发生了同样的反革命屠杀,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就是在这时被捕牺牲的。与此同时,张作霖在北京搜捕共产党员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捕,英勇就义。
“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进入紧急时期,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免除其职务,4月18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南京宣布成立了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公开地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该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辑鲍罗廷,陈独秀等190多名知名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蒋介石叛变后,武汉地区形势日趋紧张,反革命势力从四面进行包围和经济封锁。
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总指挥,率6万人,开赴河南前线,开始了第二期的北伐。北伐军在连克了许昌,新郑等地之后,6月1日与冯玉祥的军队在郑州会师。
由于战争,武汉地区物价飞涨号称“左派”的汪精卫等人迅速右转,极力压制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在汪的纵容下,宜昌的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接着,反动军666军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6月,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逐出江西。
7月15日,在经过精心策划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正式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最终失败了。
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从而使革命遭到失败。
由此可见,国共之间不管怎么合作,我们党都不能放弃领导权,不能放弃枪杆子,这是血的教训。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1937年—1945年),我们党牢牢控制了领导权和枪杆子,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