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读书报告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读书报告

一直以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都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很多学者和各种史学家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他们为了能够弄清楚汉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的兴衰及治理经验，对当时大量的文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中也不乏对当时的佛教十分感兴趣的学者，汤用彤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汤用彤对于佛学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他既是一个道德圆满的佛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个通晓中外、古今佛学的学界大咖，足可以称之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汤用彤先生通晓古今，但是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于我国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的研究，他创造出流传于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书首先通过单篇论文引入，进一步通过讲义来对佛学内容进行补充，全书的编撰一共历经二十年，这二十年里，汤用彤先生一直潜心研究，共经历四次修改才将此书完成。此书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佛教史，打开了对于佛教史的全新的研究之路，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学者的研究能够超过此书，因此，此书被称之为“最权威之作”，没有之

一。虽然近些年来总是不断有学者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然而这些研究仅仅属于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补充，根本没有达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高度，更不用说超过。

一、《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创作经过

上面说过，汤用彤创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共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从他开始回国，他就开始了他的创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初稿，来源于汤用彤1926年编撰的《中国佛教史略》其中的一部分。在编撰过程中，汤用彤曾经将里面的“禅宗”一章邮寄给胡适论赠与给他。很快胡适就回信给汤用彤，说他的‘’禅宗‘’一章叙述十分准确，并表达了他对汤用彤的佩服之情，此外还邀请汤用彤去参观赴真正的禅宗敦煌史料。当汤用彤接受到邀请后，明白此次参观的重要性，也意料到本次参观会关系到改写禅宗史，所以立马答应了他的邀请。汤用彤和胡适首先对外公开了此批新史料的存在，使这批史料能够充分应用在国际佛学的研究当中。对于此批史料，日本学界非常重视，为此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特地赶来中国访问汤用彤和胡适。日本学者柳田圣山还将汤用彤与胡适之间的书信收集和整理之后得到的《论禅宗史的纲领》收录到《胡适禅学案》的第一部当中。一直以来，柳田圣山都这样描述：胡适对他与汤用彤之间的书信进行整

理归类，最终创作了《论禅宗史的纲领》。而汤用彤却因为受胡适的激发成就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部著作。

汤用彤治学严谨，每次他发展著作有不足之处，必进行大篇幅的修正，甚至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他会重新写作或是大量增减。比如说，在讲义中的第二稿自己第三稿中，有几部分是现在流传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并没有包含的，其中有“梁昭明太子之法身义”以及“涅槃经与断肉食”等。虽然这些部分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定稿，但是却依旧旅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汤用彤在讲义里面标注了很多眉批，此外还对参考材料的增加和删减进行了详细的标注。汤用彤的这些贡献为后来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并且成为编写佛学相关书籍的宝贵资料。当前有关佛学的文献和教科书均充分借鉴、引用了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除此之外，胡适曾经在著书时也借鉴、引用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且对汤用彤后续的一系列修订都进行了关注。汤用彤通过艰辛努力，于1937年最终编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胡适是第一个阅读此著作的人，并高度称赞了此书，说它是“最权威之作”。胡适之后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推荐给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并首次出版，然而由于汤用彤认为存在不足需要修正而没有按时交稿作罢。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汤用彤害怕《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手稿丢掉，最终同意将此手稿进行出版。到了1938年6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手稿终于通过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

著作出版后，汤用彤还在不停的修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中又有几次增加和删除其中的章节，截止到他去世前夕，依旧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修订，最后一次修订之后终于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终稿。从此可以看出，汤用彤对于治学方面要求近乎苛刻，只要有一点不足之处，就要想办法修订它，完善他，这也充分说明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敬业精神。阅读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从中可以看出汤用彤在佛学方面的深刻研究，他具有独特的洞察力以及异于常人的写作思路，我们应该充分学习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特的写作方法。

汤用彤除了著书，同时还开设了“中国佛教史”这门当时全新的课程并出版了类似于教案的讲稿，这些都加快了我国佛教史学科的建立，成为了学术界广为

赞许的一大事件。1938年12月，容媛在当时著名的《燕京学报》上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进行了称赞，容媛对此书的基本结构以及书中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阐述，认为汤用彤具有独特老道的眼光，此书包含了我国思想史范围的内容，必会成为一部绝世伟大著作。容媛对此书评价颇高，这也是关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最早的一篇非常正式的书评。到了1944年，此书和陈寅恪的著名书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起被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评作一等奖。此后吕澂也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进行了客观评价，他认为我国的佛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很难知晓佛教的本源，并且很少有人追寻其本源，这就是我国佛教史难以编撰成系的原因，中国的佛教史方面相关书籍有很多种，但是却都不适合拿来广为人用，而近些年更是很少有学者编撰此类书籍。而汤用彤编撰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功夫极深，参考材料所取范围极广。吕澂是一个苛刻的评论家，他对于书籍的要求非常严格，并且在佛学方面的研究，他与汤用彤的观念是相违背的，但是他却仍然认为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可以作为后人学习和参考的资料。所以，吕澂在出版他的代表作《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的时候，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作为了主要参考书目。张岱年也曾经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进行了深刻细微的分析和研究，最后总结出此书“为现代中国学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976年的时候，牟宗三曾经到台湾大学进行讲演，主要对哲学系同学介绍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佛学，当时他对同学们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一本极好的佛学史籍，是一定要抽出时间来看的，此书能够带领你充分了解我国佛教的起源及初期发展，而且具有充分的参考资料，考证十分详细。饶宗颐也曾经在第一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中说道：“汤用彤先生在佛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对我的影响和启发非常大，他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我的重要资源之一。”此书出版之后，大力推动了我国佛教史的发展，并使得佛教成为一门科学并登上了学术舞台。此书一直被海内外学者视作“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

二、中国佛教史的三期划分

汤用彤认为将佛教史用朝代来进行划分，是因为这样划分方便并且容易理清，并不能一概而论。原因是每个朝代、每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学术思想之间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历史，记载着朝代

的兴衰，因此可以知道每个朝代的政治史的开始和结束，所以和宗教时期的划分是相互契合的。研究佛教的人想要清楚的区分佛教史的每个时代，应该首先清楚每个时间、每个地点佛教的变革和变革的原因，从而对每个时间每个地点有关佛教的一切都能够融会贯通，根据时代来进行分析研究。汤用彤以此作为基础来对我国佛教的发展变迁之路一系列的整理，并且把我国佛教史分成了三个时期，并最终得到文化移植三阶段的理论。汤用彤将我国佛教史划分为三个时期，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正说明了印度佛教实现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我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期即为佛道阶段，也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分中“汉代之佛教”所论述的内容。汤用彤开辟了“佛道”的专章，从教义、实践以及传播三个方面对佛、道两者间的初步调和进行了论述，借以证明当一种文化进入到新环境中的时候势必会作出一定的改变。佛教如果想在中国生根发芽，那么一定要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要作出变通。汤用彤认为，佛教和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并且不断变通的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佛教初传务必要与汉代重道术的特点相适应，以精灵起灭与谷神不死相配合，以安般禅法与吐纳之术相配合，因此有佛老并祠的现象出现。汉代人因为重视方术所以接受佛教，因此汤用彤将汉代佛教称为“方仙道式”的佛教。从此可以看出，佛教中国化最开始来源于汉代对佛教的道教式解读，换句话说佛教的中国化在当时表现为道教化。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可以看出，汉代时期佛教仅仅被当做道术并且和道教相附会，这说明道术和道教两者的关系仅仅是由于表面形式的相似而相互调和，却并没有深入的实质性的思想内容层面。这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最初始的表现形态。

我国佛教史上的第二期即为佛玄阶段，也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中“魏晋南北朝佛教”所论述的内容，这阶段中一共有十五章对佛教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的进程进行阐述。在魏晋时期之后，佛道开始顺应玄学的发展而进入到佛玄阶段中，中国文化的面目开始变化。而玄学化属于这一阶段当中佛教中国化最为关键的表现形式。正是因为玄学作为桥梁，才使得佛教能够在思想上越来越深入到我国国土中，才能逐渐站稳脚跟，并开始在南北朝之后进入到独立自主发展的阶段。由于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导致佛教和儒、道之间的本质区别逐渐显示出来，当时全社会均把此事作为严重事件看待，所以才相继出现

了本末之争、形神之辩以及夷夏之争等。汤用彤以文化交融为基础对佛教和玄学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概括，并在整体上对佛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把握。汤用彤十分注重佛教与玄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将道安、慧远、支道林、僧肇、道生等很多高僧均列入到了玄学阵营当中，认为他们在讲印度佛教的同时也在讲本土玄学。汤用彤先生的立场及思路通常都是应用外来佛教思想的变化来对我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进行阐述。通过一系列的汤用彤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一直致力于寻找中国思想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虽然印度佛教对我国的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作用，然而仅仅是一个促进因素，实际上并不能影响本土文化的发展方向。 我国佛教史上的第三期同样属于一个独立发展的阶段，此阶段为隋唐宗派佛教为巅峰的阶段。在此阶段，印度佛教已经完全被同化变成中国佛教，已经完全融入到本土文化当中了。相比于本土文化来说，外来佛教更容易变异，这也是由于要适应新环境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张柽曾经用“入乡随俗，移花接木”对外来佛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比喻，清晰明了的概括了汤用彤总结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文化移植的特点。在向中国移植的过程中，佛教只有变得更加本土化，这样才能有利于人们的接受，进而才能在隋唐时代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汤用彤对隋唐佛教成功进入鼎盛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是因为隋唐佛教具有四种特性：统一性、独立性、系统性以及国际性。这四种隋唐佛教的特性是相互联系的，是明显与其它时期佛教不同的标志。

隋唐时期的佛教是从兴盛到衰败的转折点，其根本原因汤用彤曾经说过：隋唐以后外部的援助失去了，而造成内部衰败，虽然有宋代初期的鼓励以及元朝的推崇，但是佛教的精神却不复存在，仅仅留下的是表面而已，本质不见了。他将我国佛教衰退的原因划分为两个方面。从外因角度来看，一是各朝各代帝王对于佛法的态度，一是佛学向东部扩散的交通阻碍，一是本土文化对于理学的排斥，还有一个即国家的治乱。而宋朝之后相信佛教的人们综合素质相对较低是造成我国佛教日渐衰退的内部原因。另外，佛教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具体表现在下面三点：一是理论思维，一是解决生死问题，还有一个即诗文因缘。汤用彤先生一直以为我国佛教史的关键之处在于汉唐时期的研究和学习，虽然后来佛教本质大都失去，但是也根本没有详细阐述的必要。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汤用彤先生对唐代之后有关佛教的梳理相对简略，是由于文化融合理论的原因。

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既从纵向角度比较了佛教发展中所出现的基本问题，又从横向角度对佛教和儒道之间的碰撞及融合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所以，汤用彤最终归纳出文化移植过程中冲突和调和所必须经历的三阶段理论。虽然后来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模仿论述，但往往很难突破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三、结语

当今的中国佛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以及汉唐佛教史，依然没有人能够突破汤用彤前辈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水平。关于如何完善或突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架构的问题，颜尚文曾经说过，想要在汉魏两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方面提出提出超过汤用彤的论点的话，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学习的。也就是说，汤用彤在佛教的研究方面具有极其深刻的造诣，因此几乎很难有人能够超越他的理论。但是假如我们从区别于汤用彤佛教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中国佛教史依旧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领域。所以，认真对汤用彤的成就进行总结，有助于我们推进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和发展。如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生命科学以及文化学等学科均给佛教研究带来了崭新的视角以及广阔的空间。而所有这些突破，在充分继承汤用彤佛教研究贡献的基础上将会得到更为圆满地实现。

总之，在国际东方学研究的视野下，汤用彤整合新旧治学方法，以佛教史料学建设为基础创建的佛教史研究框架，开辟了中国佛教史和比较史学的学科领域。他彰显了佛教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也使相关文化史研究进入新时期。他通过研究佛教中国化进程，总结出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但为中国史学增加了瑰宝，而且丰富了世界历史和宗教学研究的宝库。他创立的研究范式对世界范围的佛教史界影响深广。凡是欲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都不得不去研读他的著述。可以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中国佛教研究史不可超越的一座里程碑。作为承古开今的一代宗师，汤用彤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佛教学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其治学为后人树立了崇高典范，留下一份珍贵而厚重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