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了中国性少数群体调查,帮联合国做出了那条很红的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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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视频：中国 LGBT 调查

如何看待《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的发布？

调查报告地址：Being LGBTI in China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国

　　小铁，草根NGO，LGBTQ， 女性主义，性别研究预备生

各位好， 没想到知乎上马上出了相关的问题，

我就是发起这个报告所在机构北京同志中心的负责人。除了报告，我们还做了一个相关的动画片，在昨天登上了微博的热点，我们团队都很开心，我想这应该是史上第一次中国的 LGBT 机构工作产出得到了如此热烈的关注，在没有其他商业机构合作的前提下。（PS：其实去年送七对同性恋人赴洛杉矶结婚，也是我们参与做的）

那可能会有人问，你们参与了，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问题。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事情我们参与了，甚至是我们主导的项目都无法高调宣扬是我们的工作。不谋而合的是，同志社群本身也是处于一种不可见的状况。

这份报告在完成初稿后，有些数据让我们很惊讶，从 1995 年世妇会之后，同志的议题开始被更多的讨论，同志机构数量上一直在增加，范围上在扩大，然而同志社群的出柜率，尤其是在家庭和职场的出柜率还是这么低。进入同直婚姻的概率很高，在职场出柜率辣莫低……

关于数据偏差的问题，我想做以下的回应：

我们在报告当中有很诚实的指出我们数据的偏差

第一，80 后 90 后的数据为主；第二，男性数据为主；第三，同性恋的数据为主；第四，没有显示出残障因素对同志人群的影响；第五，数据以偏对同志友善的人群为主。

原因：

第一，我们由于经费的限制，只能把网络作为主场来收集问卷，然后借助全国各地的同志机构，以及比较同志友善的媒体（如谈性说爱）等来发布问卷，这些机构的受众以 90 后、80 后为主，同时这些受众绝大部分都是同志友善的。

第二，我们的发放渠道当中有一个同性恋社交应用，它的男性用户数量很大，因此数据上男性数据很轻松就拿到，然而我们的渠道当中很有影响力的女性的机构相对比较少和弱。（PS：这也是同志圈的现状，男同性恋可见度最高，资源最多）

第三，我们其实特意去找了残障的机构协助发放问卷，因为我们机构很注重多元，关注交叉议题，但很可惜我们的问卷设计不够是通用设计，因此可能因为对残障人士不是很友好，仅仅部分类别的残障人士可以填写，这也是我们没有经验的地方。

第四，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关注同性恋的，这个报告的全名其实不是同志生存包括或者性少数报告，而是“基于 SOGIE 的歧视调查报告”， 在媒体策略上为了方便宣传，才在媒体通稿中修改了名字，它自己的真名还是那个好难念的版本。所以报告当中也是有部分异性恋样本的，不仅仅是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会因为性别身份和性别表达被歧视，也会有异性恋因为性别气质不同于主流社会规范而被歧视。

我们其实很想要更多的双性恋和跨性别以及间性人样本，无奈目前的渠道很难拿到，同时这也反映出来以上同志群体的朋友更缺乏渠道和团体支持，可见度更低。

我们今年下半年也准备专门做一个跨性别的全国性调查，就目前数据看来，跨性别的权益受侵害状况是最严重的，我们想要更全面和有深度的了解跨性别社群以及他们的服务和权利需求，看看我们能从哪些方面，集结哪些力量去改善跨性别社群的生存状况。

昨天我在参与 UNDP 的发布会上，也稍微的分享了一下为什么要开展这个项目。

2013 年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泥垢），我去洛杉矶同志中心参加了同志领导力培训，当时就有一个老师讲了数据改变世界。我一直是文科生，对于数据的东西从来没有关心过，但那次其实在我心里种下种子。

2014 年我参加了一个全国的公益机构培训活动，我是在场的三百多家公益机构里唯一一个来自同志机构的人，那次培训活动讨论很多议题，唯一缺乏的是多元性别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和性少数权益），我站起来介绍了我们的工作，并且呼吁大家关注，应者寥寥，会后，有教育领域的公益人跑来跟我说“小铁，我觉得同性恋在中国没有受到什么歧视，是你们自己把自己边缘化，太敏感了。”当时我就很寒心，如果公益人尚且不能理解歧视的含义，不能持有多元的价值观，如何去期待在我国没有多元性别教育的背景下，大众能够接受同志群体？

那时候我跟他说了好几个歧视的案件，包括职场、家庭和学校的，他听了以后说那是个案。

我也在反省，我们居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调查，能够说明同志群体受歧视状况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情况，怎么去说服别人支持我们的工作呢？ 调查研究真的是社会运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工作。

彼时我就在想，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全国性的调查，能够综合的，系统地呈现出同志受歧视的状况，之后我就找到了 UNDP 当时负责同志项目的负责人 Andrea，我俩一拍即合。Andrea 是个意大利帅哥，最近意大利同性婚姻合法化，他和美国老公在意大利又结了一次婚。他当时很激动，当即就说不管怎样也要跟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情给做了。我们机构不具备研究资质的，我们就辗转找到了北大社会学系的吴利娟老师来负责这个调研的专业部分，我们机构和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到调查设计、问卷发放，后期的报告意见修改等工作。

我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全国的同志机构的协助下， 在克服了各种挑战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份调查。虽然我们都知道它并不完美，我们也知道这个数据被实际情况其实要乐观很多。 但我们还是相信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这之后，我们会在教育、法律、商业、家庭等不同的领域去开展更多工作，以切实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服务更多的同志人群，在政策上能够敦促更多法律保护同志人群的权利。

但是这份报告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仅仅只有社区组织是绝对不够的，我们必须要集结更多领域的人加入我们，支持我们，我们要寻找到更多的学者和我们一起来做相关的研究；我们要寻找到更多的政府部门的人和我们对话，来寻求政策的改变（发布会上邀请的政府官员也全没有出现）；我们要寻找到更多的律师帮我们打各种歧视案件；我们要寻找到更多的法学专家和我们一起推动包含了性倾向、性别身份和性别表达的反歧视基本法能够立法；我们要寻找到更多的教育者推动中国的多元性别教育和校园反霸凌；我们要寻找到更多的心理咨询师成为友善咨询师而非提供扭转治疗的咨询师；我们要寻找到更多的商家在企业内部宣传多元共融的企业文化，为同志伴侣提供同等福利待遇，而不是将同志开除；我们要找到更多的医师能够支持到同志社群特殊的医疗需求，比如跨性别的荷尔蒙或者手术的需求；我们要推动公共空间的无性别厕所，不再让上厕所成为跨性别朋友最痛苦的事情。我们还要去动员每一个普通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如果仍然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差异身份而被歧视，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个社会就不会是一个能够让人安居乐业的社会。而同志社群就在你生活当中，他们可能是你的家人、朋友、同事，早上一起挤地铁的人，在面包店相遇的人，在商场擦肩而过的人。

一个多元且平等的社会听起来很美，并且不可能。2013 年的时候，对我而言，去做这样一个报告是不可能的；对于我们中心而言，我们微博只有两万多粉丝，微信才八千多粉丝，去做一个有千万点击量的视频也不可能（我们媒体方面真的是弱到流泪，怪我）。

但是两年后，都实现了，从不可能到实现。

我们只是要多一点点希望，多一点点耐心， 多一点点方法， 多一点点资源，多一点点各行各业能各显神通的人。即使无法实现，我们可以去逼近那个目标。

这个调研项目是联合国亚洲同志项目的一部分（Being LGBTI in Asia）,因为联合国那边高度赞扬了该项目，之后会将该项目普及到亚洲甚至世界的其他国家。

提出问题，这就是我们去创造改变的第一步，我们都认为这个报告是中国同志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似的存在，但我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特牛的高潮，虽然第一次我们在微博上了热点，热门话题参与者超过 2000 多万，对中心而言觉得好开心好开心了（我们悲催的传播能力=v=）

我们都认为这绝对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动员更多社群内的人和不同领域的人加入到向歧视宣战的美好的开始。

#滚蛋吧，歧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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