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道工事2010年第4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地利用修筑坑道工事的方法与敌较量,不仅顶住了“联合国军”发动的由飞机、大炮和坦克组成的强大攻势,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且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攻击力量。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解决了劣势装备的志愿军“能不能守”的战略问题,对赢得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从1951年6月进入第二阶段,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防御作战逐步由运动性质转为坚守性质。当时,双方在武器装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强于志愿军一个军的火力,再加上1500架战斗机所带来的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志愿军在阵地防御中面临诸多困难。在敌人密集的炮兵、坦克、航空兵火力的猛烈轰击下,志愿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实践证明,仅仅依托一般野战工事,很难进行持久的防御战。因此,寻找一种有效的作战方式就成为志愿军面临的首要问题。 　　1951年夏季防御战役后期,特别是秋季防御战役中,战士们为防炮、防炸弹,在山上挖了一些“猫耳洞”;后来,又把这些“猫耳洞”挖深,把两个洞连结起来,形成了一个马蹄“U”形小坑道。敌人打炮时,战士们就进去隐藏;敌人炮火向我纵深延伸,敌人步兵接近时,战士们便冲出来杀伤敌人。这就是坑道工事的雏形。这种由战士们创造出来的坑道工事,经受住敌人炮火猛烈的轰击,对保存我军有生力量,保证防御的稳定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是劣势装备的我军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的一种好方法。 　　彭德怀总司令对这种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51年10月,志愿军总司令部发出指示,要求将这种坑道式的防御方法在全军推广。于是,一个全军性的挖洞子热潮便在防御前沿迅速地开展起来。志愿军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钎,一边战斗,一边筑城。那些日子里,敌人在上面打炮,我们的战士在下面放炮(炸洞子),整个防御地域内,地上和地下,日日夜夜滚动着隆隆的爆炸声。 　　挖掘山洞的困难重重,志愿军发扬了自力更生的精神。缺少工具,战士们就组织各部队搜集各种废弹,建铁匠炉,用煅烧出来的铁制造各种工具和器材。第十二军就建了40多个铁匠炉,8个月制造工具16000余件,修理工具75000余件;缺少炸药,战士们就在敌人的火力下拉回了没有爆炸的炸弹和炮弹,再组织专人拆卸,仅十五军四十五师就拆出炸药3700多公斤。然而,随着坑道工程规模不断扩大,缺乏施工工具和器材的问题日趋严重。为了适应前方的需要,志愿军工兵指挥所在沈阳成立了器材处,统一负责工程作业器材的采购、加工和调拨,并在平壤、三登、阳德设立了器材站,供应各施工部队物资器材。 　　1952年2月,敌人发现了志愿军正在普遍构筑坑道工事,开始有计划地以重炮、重型炸弹与毒气弹进行破坏。少数坑道由于坑道构筑不符合作战要求受到破坏。还有一些坑道因地质选择不当,土质松软,春季冰雪融化,出现坍塌,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志愿军司令部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坑道建设必须做到七防: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根据这些要求,各部队改进了坑道顶部过薄、出口过少、幅员过小、不够隐蔽、不便运动和缺少生活设备等缺点,使坑道进一步完善,更能适应战术与长期作战的要求。 　　构筑坑道为骨干同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不仅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且作战指导思想也发生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由十五军接替二十六军防务开始的。1952年3、4月间,志愿军十五军奉命接替二十六军防务,在朝鲜中线的平(康)、金(化)、淮(阳)地区,约30公里宽的正面上担任防御作战任务。接到命令后,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参谋长张蕴钰带领军前指及全军排以上干部1100多人到二十六军学习防御作战的经验,磋商交接事宜。二十六军很热情,专门派人介绍了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不死守阵地,阵地可以放手让给敌人,等他占领了,给他一顿炮火,然后再夺回来。也就是以阵地为诱饵,达到杀伤敌人的目的。秦基伟仔细地观察了二十六军的阵地,工事多为土木结构,掘开式,有单人掩体、交通壕、猫儿洞,也有半截子坑道。他一面看一面心里琢磨:老大哥的打法有一定的道理。他们是首批入朝,仓促应战。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防御设施来不及完善,在当时整个防线还未完全稳定下来的情况下,这种战法确实可以达到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但是如今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照搬别人成功的经验不见得还能取得成功,因此必须确立新的作战指导思想。秦基伟提出:“要坚守阵地,把敌人挡在防线以外打,就要从工事上做足文章。要改造阵地工事,进行大规模的筑城作业,建设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以保障防御作战的胜利。”他的意见得到参谋长和师长们的赞同。 　　4月下旬,十五军政治部发出了“紧急动员起来,突击筑城,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军、师、团均成立了筑城办公室。全军一边抗击敌人进攻,一边紧锣密鼓地构筑工事。十五军的做法得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重视与肯定。 　　1952年4月26日至5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召开军参谋长会议,对坑道工事在防御作战中的作用,统一了认识。与会者认为,构筑坑道工事不仅仅是为了防御敌人,保存我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依托坑道工事有效地打击敌人。会议要求构筑坑道必须与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和生活设施,使之更符合战术要求,成为能防、能攻、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会议还具体规定了坑道工事的规格标准。要求每个阵地均要有坑道,一般每条坑道长数十米,有两个以上出口,洞内宽1.2米、高1.7米。坑道顶厚一般都在30米左右,别说炮弹,就是原子弹也炸不垮。 　　按照志愿军司令部提出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各部队重新作出规划并加紧施工。到5月底,志愿军正面第一道防御阵地坑道工事基本完成,共挖掘坑道7789条,总长198.7公里,修筑掩体75万个,露天及隐蔽式堑壕3420余公里,同时,朝鲜人民军也挖掘坑道1730条,总长88.3公里,修筑掩体3万余个、堑壕260余公里。坑道内既有战斗设施,也有生活设施,如厕所、厨房、水池等,为长期坚守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志愿军司令部又决定于6月开始在中和、沙里院、伊川、淮阳一线构筑第二防御地带,加大防御纵深,抽调4个军的兵力参加筑城。到8月底,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形成了具有20～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形成了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志愿军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计数。据后来统计,截至朝鲜停战,志愿军构筑的大小坑道总长1250多公里,挖堑壕和交通壕6250公里,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共开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如以一立方米排列,能绕地球一周半,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依托坑道作战,是志愿军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有了坑道,志愿军战士的底气更足了,进可攻退可守,大大减少了伤亡。据统计,1952年4月间,敌军以小部队向我攻击60余次,我军阵地无一丢失。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时,敌军平均发射40～60发炮弹杀伤我军一人,而1952年1～8月,敌军平均发射660发炮弹方能杀伤我军一人。 　　在整个阵地战时期,我志愿军就是凭借这样坚强的堡垒,在一点或数点上与敌反复争夺,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歼敌数竟接近5次战役中歼敌总数的3倍。

　　联合国军不甘心输在这种坑道式作战上面,于是加大了反击的频率,企图夺回阵地。这个时候,坑道工事的优越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联合国军发起的每次袭击行动不仅占不到便宜,反而给了中国军队大量歼敌机会。1952年5月31日,韩国军队第六师第十九团两个连的兵力向志愿军某部四连一排阵地发起攻击,激战3小时,因寡不敌众,全排放弃表面阵地,转入坑道坚守。而支援的20余门火炮则向占领表面阵地之敌猛烈轰击,坑道内的部队又向坑道口附近的敌人射击,内外夹击,给占领表面阵地之敌以重大杀伤。激战8个小时,歼敌150余人,阵地也得到恢复。在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中,敌人动用兵力达6万人,使用了大量飞机、大炮、坦克,向不足四平方公里的两个小阵地倾泻了190余万发炮弹,经过43天的激烈争夺,付出了25000余人伤亡的代价,也未能占领这两个小小的阵地。美国新闻界在专题评论中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537.7高地北山)和爸爸山(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 　　上甘岭战役创造了依托坑道工事进行阵地防御作战的战斗经验。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总结中指出:“坚固和完善的坑道体系,是保证上甘岭战役持久防御从而致胜的重要条件。在上甘岭战役中,坑道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削弱了敌人火力优势的作用。客观上使我与敌在装备上的高度悬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从而为我挫败和战胜敌人提供了物质基础。战役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坚固的坑道工事做依托,在敌人以绝对优势火力对我实施疯狂的、持续的、旷世罕见的猛烈轰击下,要夺取战役的最终胜利,将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其次,坑道工事也为我长期固守和与敌反复争夺创造了有利条件。即使我表面阵地被敌占领,部队也仍能坚守坑道,从坑道内不断以小分队主动出击,零敲碎打收拾敌人,破坏其修筑工事,使占领我表面阵地的敌人,如坐火山之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利用坑道囤积了大量粮弹,从而保证坑道分队的生存,不仅大量消耗阵前之敌,也为最后的反攻储备了有生力量。”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并依托坑道作战是志愿军将士的伟大发明、伟大创举。它抵消了美军的空中优势和坦克、大炮优势,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 　　“联合国军”对中国军队的这种战法极为头痛,南朝鲜军第2师情报科长文重燮说:“志愿军的坑道入口只有4个或5个,但里面却像蜘蛛网一样地四通八达。”“开始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因此事实上我们挨了打。”“我们采取措施对付敌人的坑道,但不能炸掉它,吃了不少苦头。” 　　“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在书中这样写道:“敌人以东方人所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的工事。有时,他们甚至依靠人力来挖掘从山的反斜面一直通到正面的坑道,以便在遭到空袭和炮击时能撤离正面阵地,躲进空袭火力和重型榴弹炮火力难以打击的反斜面工事内,敌人构筑的坑道有时长达3000英尺。这样,他们既能迅速躲避轰炸,又能很快向前运动抗击地面进攻。”他还写道:“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守卫在孤零零的碉堡中的士兵们往往吃惊地发现,对手在夜暗中已悄然无声地出现在阵地上。这时,信号弹升起,几乎来不及发出口令,战斗就打响了。”他评价到:“中国人的夜间进攻特别神秘莫测,不可思议。” 　　美第8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总司令范佛里特说:“共军把他们的大炮阵地、迫击炮阵地巧妙地隐蔽起来”,“他们的防御工事在山中大部分地方纵横交错,并有许多地道和通道把许多山坡连接起来,以便运输供应品和援军,而无须顾虑联军的轰击。”他还说:“中国军队已在朝鲜山头阵地之下挖掘了‘实际的地下城市’,构筑了‘四通八达的地下堡垒’。”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沮丧地写到:我们现在“用这种方法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自认为世界上不可战胜的美国军队不得不佩服中国是世界上的“头等陆军”。 　　美国军事史专家沃尔特・G・赫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中认为:“无论是从空中或地面上的火力都不足以将躲藏在挖得很好的战壕里的敌人消灭。”“这场有限战争的优势是在防守一方。” 　　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进行阵地防御作战的伟大发明与胜利实践,破解了劣势装备的志愿军“能不能守”的重大战略问题。对此,毛泽东极为欣慰,他说“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1952年11月,毛泽东批示,将志愿军第3兵团对上甘岭地区作战部署的电文转发国内各大军区、军事学院、总高级步校及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供各负责同志研究现代战争的参考。同年12月,他在分析朝鲜战局,讲到1952年秋季全线战术反击和上甘岭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今年秋季作战,我军取得如此胜利,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工事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