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奴隶社会的教育
关于奴隶社会的教育
大约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476年，中国处于奴隶制时期，其具体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奴隶制初期的夏代，前后约四百年。第二，奴隶制发展的商代，前后约六百年。第三，奴隶制鼎盛的西周，前后约三百年。第四，奴隶制崩溃的春秋，前后约三百年。奴隶制社会的教育在本质上是为奴隶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服务的，因而，它的发展变化也随着奴隶制的四个阶段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
1．奴隶制初期的夏代
夏部落的首领禹为废除禅让制奠定了条件，他的儿子启则建立的世袭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据史载，夏代已有“序”的存在。《礼记》说：“序，夏后世之序也”（《明堂位》）。《王制》说：“夏后世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则明确地说：“夏后世设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序”起初是用于教射的场所，《孟子》说：“序者，射也”（《滕文公上》）。后来，“序”成为奴隶主贵族从事政治、祭祀、养老和教育的地方。可见，它虽有学校教育的功能，但并不是专门的教育机关。夏代还有地方学校——“校”和“学”；“校者，教也。„„夏曰校。„„学则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说文解字》说：“校，木囚也”，“学，觉悟也”。前者原义为养马驯马之地，后者原义是启蒙开导。由此可见，夏代学校教育着重于军事训练和人伦道德，已经体现了一定的教育思想。
2．奴隶制发展的商代
商是前十六世纪开始统治黄河中下游的奴隶制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宗教和教育等社会生活的直接需要，文字有了新的发展并达到基本成熟的阶段。从安阳出土的16万多片甲骨看，卜辞记录有160多万字，据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编》统计，所用单字数量已达4672个。文字是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渠道，能促使教育发生质的变化。商代文字的成熟化，为记录人类思想、积累知识和突破时空的限制，把知识进行传授，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从而使正规的、专业化的学校教育成为可能。商代已有中央和地方两级学制。如中央有“大学”、“小学”和“瞽宗”：“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礼记·明堂位》）。“大学”已为甲骨卜辞所证实，不仅仅是史料所载。地方有“序”和“学”：“殷曰序。„„
学则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大概是对夏代学校的继承和发展。商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军事、孝道、礼乐和书数以及宗教为主。如军事教育，有一甲骨卜辞说：“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戒”是持戈警戒。又如宗教教育，有一甲骨卜辞说：“壬子卜，弗，酒小求学？”意即王子入学是否要占卜设酒祭祖。商人把“孝”作为最重要的道德准则，也是教育最重要的中心内容。如甲骨文“教”的意思，是指在棍棒体罚的威胁下培养下一代尽“孝”。孔子所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就是对商代学校教育重视孝道内容的实际概括。
商人对教育实践活动已经有一定的理论总结。商武丁的老师傅说说：“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惟斅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尚书·说命》），就是对立志求学的意义、获得知识的方法、教学相长的辩证关系和学习的价值的初步认识。这些观点是他对身为王者师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当时社会对教育需要的反映，对后世尤其是儒家（如《学记》）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影响。由此可知，商代的教育思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思维水平。
3．奴隶制鼎盛的西周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全盛的历史时期。在经济上，西周实行井田制。在政治上，西周采用分封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在此基础上，周人用血缘宗族关系把奴隶主贵族联系起来，划分出等差有序的严格的亲疏等级，并采取世袭制。西周在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设有专门机构与人员来从事管理，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积累、形成的文字和书籍也只能为其所垄断，造成惟官有书、惟官有器和惟官有学。因此，史称西周在文化上是“学术官守”，在教育上是“学在官府”。西周的教育制度已远较夏、商两代发达和成熟。中央官学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地方官学也有家塾、党庠、州序和乡校。这些学校在入学年龄、教育对象、教师任职、教育内容、教学活动以及考核与奖惩等方面，都有较严格的管理，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科学性。然而，由于“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教师并未成为专门的职业，说明其教育发展的程度还比较低，尚未达到教育专业化的水平。
与夏商相比，西周已经产生了相对成熟的教育学说。这就是以周公为代表的以“师保之教”和“敬德保民”为核心的教育观点。周公的“师保之教”包括勤
于德政和慎于修身，“敬德保民”包括敬敷五教和重民保民，分别与教育政治化和教育伦理化紧密相联。他在教育上的贡献，还在于制礼作乐和确立六艺之教，为中国古代数千年教育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公的教育学说，发儒家教育理论之滥觞，开教育政治化、伦理化之先河，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发端。他的这些教育学说，与西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密切联系，是当时各种社会需要在教育上的集中反映。
4．奴隶制崩溃的春秋
春秋是中国奴隶制走向崩溃并向封建制转变的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当时，铁器和牛耕逐步得到普遍运用，大规模开垦私田成为可能私田的增多使私门富于公室，导致政治权力的下移，甚至造成“政逮大夫”和“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经济与政治的重大变革必然在文化教育上引起相应反应，“学在官府”既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学术下移和教育下移都已不可避免。在此状况下，就有了“可以无学，无学不害”（《左传·昭公十八年》）的教育无用论和“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官学衰落局面。史论“周室东迁，庠序废坠。春秋二百四十年，诸侯学校之制见于经传者，亦只鲁僖公之立泮宫，郑子产之不毁乡校二事。”官学不修，使社会对教育的需要无从得到满足，教育就要求摆脱原有束缚去寻求新的发展，私学的产生成为必要。“天子失官”意味着“学”走出官府而下移民间，使私学的产生成为可能。
私学的产生必须依赖诸多社会条件。其中，经济的私有化、知识的民间化和教师的职业公是不可缺乏的关键因素。此外，各诸侯国在政治上的激烈竞争，使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为私学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当时，“士竞于教”。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后来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并逗留于鲁、秦、沛等国。他不但是突破学在官府、促使文化下移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是最早的私学教师之一。据《庄子》记载，老子的弟子有柏矩、庚桑楚、阳子居（一说杨朱）等，问学于老子者也不在少数，如崔瞿、士成绮、孔子等，关于孔子问学于老子，史籍多有记载，并不仅限于《庄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文子》、《关尹子》等书的著者都是老子的弟子。孔子是当时公认的大私学教育家。他在30岁左右开始从事教育活动，除50岁前后短暂从政，几乎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据《史记》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世家》）。他一生“诲人不倦”，对于推动当时的私学之风，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
老子和孔子不但积极参与和推动私学运动，而且为当时的私学运动寻求理论依据。如老子从教育平等的角度出发，提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教育口号（《老子》四十九章）。孔子从教育民主化的角度，高扬“有教无类”的教育旗帜（《论语·卫灵公》）。他们不但设教收徒，积极开展私学教育，而且努力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提出了独具一格的教育学说，成为当时私学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是突破“学在官府”和促进当时教育改革的进步力量。私学不是某个人的发明或首创，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产物。就社会影响而言，孔子私学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教育理论最为丰富，堪称其中杰出的代表。私学制度一经诞生，便受到社会的极大欢迎，代替了当时的官学教育，成为完成教育任务的社会主要承担者。汉武帝以后，它一直作为与官学并列的主要教育形式，蔚然贯穿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其间几无中断，为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私学产生的原因来看，它的任务就是要突破“学在官府”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教育呈现丰富多姿的繁荣景象。其特点是在招生对象、条件、教育形式与内容、教学过程与方法等等方面，都较少或不受政府的限制，因而较为自由、灵活和富于生命力。春秋时期的教育学说就在这样的教育实践基础上，得到理论的总结与理性的升发。以老子、孔子和墨子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教育学说，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较为深刻和系统，学术特点鲜明，理论观点多姿多彩，已经吹响了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