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黔首自实田"意为何指

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命令“使黔首自实田”，这是我国土地制度史上的一大变化。但是，“使黔首自实田”这简单的六个字究竟包含着何种内容，学术界众说纷纭。

所谓“黔首”，是中国战国时期和秦代对百姓的称呼，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含义与当时常见的“民”、“庶民”相同。《吕氏春秋·慎人》说：“事利黔首，水潦山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可证其为当时称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按古代的五行观念，自以为得水德，所以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而秦代平民亦习以黑巾裹头，“黔”本表黑色之意，称其为“黔首”可谓名实相符。秦始皇为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故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对平民的称呼，他也力求统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下令：“更名民曰‘黔首’。”这是秦统一后更定名物制度的内容之一。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反映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意味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了新的地位，老百姓也在法律上有了自己的地位。

中国的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以农立国，因而历代十分重视土地制度。先秦时期土地属于国有，当时曾实行井田制度（因土地被划为“井”字形，故名）。井田制度在商代已经出现，到西周时期得到全面推广。根据不同的记载，各国的井田规划并不完全一致，一般是以百亩（约合今31?郾2亩）作为一个耕作单位，称为一田。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十井为一成，十成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计算的。在标准的井田中间，有排灌水渠系统，称作遂、沟、洫、浍、川，与之相应的道路系统称作径、畛、涂、道、路。纵横在井田上的道路称作阡陌。在相当数量的井田周围，“启士作庸”，形成封疆。井田在法律上属于王属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赐封给诸侯及卿大夫相当差数的土地，其中就是一定数量的井田。受封者对于井田只有使用权而无私有权。土地不能转让或买卖，“田里不鬻”。井田的经营方式，是奴隶的集体劳作。

秦在孝公之后，奖励耕战，以武力开疆拓土。不过，他们对于新征服的土地，不再封赐予贵族，而是设置郡县，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吏去统治。虽然《史记·秦本纪》曾有“公子通封于蜀”的记载，但据《华阳国志·蜀志》：“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同书《南中志》：“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由此足见所谓“公子通封于蜀”不过是名义上封爵而已，至于蜀地，则置郡设吏，仍直隶于中央。

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不过十来年。这十来年，中国大地上的巨大变化，促使土地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旧贵族虽然用尽平生之力，企图保卫其土地所有，然而终于在历史的车轮之下，先后失败。当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后，旧的土地所有者，国破家亡，身为奴虏，大批原属他们的土地被抛荒，或被新的贵族、自耕农所占有。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土地制度，亟待确立。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秦始皇颁布了一条重要法令：“使黔首自实田。”这条法令，标志着过去土地制度的崩溃以及新的土地制度的产生，十分重要。但是，这一重要的法令并不见于《史记》本文，而是见于裴■《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虽然如此，但因为秦代土地制度史料极其缺乏，因而它显得特别珍贵，为当代史家普遍注意。

“使黔首自实田”仅六个字，为正确地解释它，当代史家们提出了许多见解。

绝大部分史家认为，这个法令是命令黔首如实向政府呈报自己占有的土地数额，以便确定赋税，它意味着在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私人所有制。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这条法令“就是命令有田的黔首向政府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它标志着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土地私有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在这个法令下，地主和有田农民自动呈报所有土地实数，按定制缴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土地个人私有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杨宽在《战国史》中说：这个法令“命令全国有田的人自报占有田地的实际数额，以便征收赋税，同时也就在全国范围内从法律上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现行的各种教科书及有关专著，基本上都取此解释。

有少数学者将这条法令解释为使黔首自由占有土地。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的初版中曾经说过：“所谓‘自实田’，即自由占有土地之谓也。”但是，该书后来的校订者将此话改为：“所谓‘自实田’，即向官府自报占有土地之谓也。”这一改动是因为翦伯赞本人的观点后来似乎有所变化，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说这个法令使农民户籍中增加了土地占有状况的记载。这意味着，他后来也认为这个法令包含有呈报土地数额的内容。此外，任再衡在《“使黔首自实田”解》中说，这个法令的意思是“让百姓开荒，扩充土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李福泉在《秦代实行过“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政策吗？》中说，“自实田”为自由占有土地，但他怀疑这条记载的可靠性，认为秦代不可能实行自由占有土地的政策。

林剑鸣在他所著的《秦汉史》中针对以上两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秦王朝政府“使黔首自实田”，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障碍，促进封建土地私有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措施。如果仅仅是承认土地私有，那么早在数百年前的公元前594年的鲁国就“初税亩”，公元前408年的秦国就已经“初租禾”了。土地私有权早已在那时就在西至秦、东至鲁的全国范围内开始“确认”了，无需至秦统一后再“进一步”。“使黔首自实田”的意义在于：令全国百姓（黔首）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包括田地与休耕地（即“田”与“莱田”）如实上报。这表示，今后国家不再干预私有土地使用情况，不再规定必须有“田”及“莱田”的明确划分。这就无异于宣布“爰田”制（中国古代按休耕需要分配的土地制度）的彻底废除。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在碣石刻石中曾记下这样几句话：“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莱）田，莫不安所”之词。可见，这绝不是一般的颂辞，而有其具体意义。按“产”即指农业生产，“来田”即莱田。“久并来田”即谓政府将以前强行规定分开之“莱田”与“田”合并起来，不加干涉。由于取消了“爰田”制的残余，减少了政府对私有土地的干预，于是“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莫不安所”，大家都欢欣鼓舞了。从秦简和其他文献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自秦始皇三十一年以后，政府对土地私有权的干预明显地减弱。这从侧面证实了“使黔首自实田”就是废除爰田制残余。从此“爰田”在历史上消失了。

袁林在《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的崩溃——“使黔首自实田”新解》中，首先从训诂学的角度对“使黔首自实田”的“实”、“自”进行考证，断定“实”并无“呈报”之意，“自”亦没有“自由”之意，因此，不能解释为“向国家如实呈报”、“自由占有”之类的意思。“使黔首自实田”的本义是：命令黔首自己去充实（充满，具有）土地，即命令黔首按照国家制度规定的数额，自己设法占有足额的土地，国家不再保证按规定授田。这个政策，无疑给以土地自由买卖为基本标志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开了绿灯，使土地私人所有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

赵理平在《“使黔首自实田”新解》中认为，“如实呈报”、“自由占有”都不能正确解释“使黔首自实田”。秦始皇颁布这条命令，是因为秦统一后，对豪强大族的坚决打击使国家增加了许多直接控制的土地，原来无地的农民因国家授田制而获得了土地，所以不是一条涉及改变秦朝原有土地制度的政策，授田制继续实行着，土地国有也并未改变。相反，从重农的角度看，“使黔首自实田”是在秉承和发扬秦国的农业经济传统，是秦始皇鼓励百姓积极垦荒、劝民农耕的一条重农政策。

其实，说“使黔首自实田”是命令如实呈报土地以便确定赋税，并不是今人的发明，它是逐渐演变形成的。自裴■《史记集解》引述这条材料后，历代多对其引用，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秦纪》等。宋元之际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一》载录了这条史料，并加按语说：“是年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以定赋”这三个字显然是主观地认为这条法令的目的是确定赋税，自此，对这条法令的理解有了异义。到清康熙年间，王之枢等编纂《历代纪事年表》，又给它添加了“呈报”的意思，说：“自实，令民自具顷亩实数也。”它显然是从马端临“以定赋”三字衍化而来，既然要确定赋税，就要登记田产，要登记田产，又需使田主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这样，便产生了将“自实田”解为自报田产实数的说法。

“使黔首自实田”只有六个字，而且并非司马迁所著《史记》原文。这至少说明，司马迁写《史记》时尚未见到这一资料，或者是见到了亦未引起重视。那么，这一史料对秦代土地制度所引发的变革当不会巨大。既然早在秦统一前就已有土地私有权的明确记载，而土地私有必然带来赋税确定，所以，“使黔首自实田”这几个字，只能表明土地私有权的“进一步”确立。

土地可以自由占有，当然就可以自由买卖，也就必然开始了土地兼并的过程。《汉书·食货志》说：“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通典》亦说：“自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兼并的过程，一天天地发展着。到秦初，那些新贵族们，特别是那些曾打天下的将军们，无不求良田美宅，以为子孙之业。秦国的大将王翦公开向秦王嬴政要求田宅，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此外，所有的地主，无不企图扩大自己的土地，使土地兼并的趋势更为激烈。《汉书·王莽传》叙述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形是：“秦为无道，……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

由于土地的兼并，大部分的农民失掉了土地，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户。后来在秦末领导农民“叛乱”的领袖陈胜、吴广，都是当时的佃农或雇农。当时佃农对地主的贡纳，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这就是说当时的佃农需向地主缴纳其收获物的一半以为土地的佃租。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不过是土地兼并中的一段插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