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的坚持
摘 要:《欲望的旗帜》和《春尽江南》是格非的两部长篇小说,虽然它们在创作时间上相隔近20年之久,但是在故事内质上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因此,本文将它们并置阅读,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内质传承与衍变,并从中感受作者的微妙心态。 关键词:失败者 坚持 理想主义 直面 《欲望的旗帜》是格非20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开始进入转型期,思想上的松动和经济上的发展挑起了人们压抑已久的欲望。在这篇小说中,格非借由青年学者曾山夫妇的苦闷与挣扎衍画出了一幅欲望开始泛滥后留下的废墟图景。1996年的再版后记中,格非将它称做一把“刻度尺”,“想用它来测量一下废墟的规模,看看它溃败到了什么程度”①。《春尽江南》则是格非2011年的作品,虽然描写的是当下国人的生活,故事的起点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谭端午与庞家玉在那时相遇,继而走入婚姻,开始他们在围城内外的一点一滴。或许我们可以将《春尽江南》视为《欲望的旗帜》的延续,男女主人公一开始就置身在废墟中,在其中他们度过了二十年的岁月走向中年。这二十年的时光到底给他们和作者带来了什么? 一、失败者的故事:理想与隔阂 格非对于失败者有着一种无可名状的亲近感,他作品中的很多人物都可以纳入这一谱系里,比如《迷舟》中那个个性纤细、不容于戎马生涯的军人萧;《夜郎之行》中被社会和家人遗弃的老张……格非曾说过:“假如作者一定要代表什么人的话,我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正如我时常强调的那样,文学原本就是失败者的事业。”② 在他的眼中这些失败者“单纯、固执、善良、不切实际,他们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他们无疑是可敬的。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却支撑着这个世界昂贵的理想。他们跟世界的隔阂也会让我们更多地去思考现实困境”③。那么在格非的小说中这些失败者到底演绎了些什么样的故事? 正如之前所说,失败者们置身在一个废墟的世界里,狂欢式的高速发展引来了世俗的诱惑肆无忌惮的横冲直撞,“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与狂热不休”④。就像那个总是扰乱曾山安睡的声音:“是时候了,我们已无须等待,让我们放弃挣扎,追上狂欢者的队伍,赶赴一场盛宴……”⑤ 而失败者一直都不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他们总是站在一边,看着人流的起伏涌动,坚守着自己的世界与梦想。 无论是《欲望的旗帜》中的曾山与张末,还是《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他们都不在意自己在世俗上的利益。在哲学日渐边缘、哲学系面临被撤销的境遇的时候,曾山的同事们趁着学术会议的契机纷纷为自己谋取地位、寻找出路,而他却照常过着自己的日子:失眠,写论文,思念离开的妻子。他的妻子张末也是选择了哲学这门“荒唐的专业”,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如果你当初听从我们的意见报考医大,你现在已经是护理部主任了。”⑥ 诗人谭端午则是在二十年前就放弃了待遇优渥的矿山机械厂秘书的工作,在他看来,每天陪厂长喝酒的工作无异于蹲监狱。因此,在世俗利益的领域里,他们都是不计得失、所得甚微的人,在一个以金钱、地位为标准衡量人的社会里,他们无疑算是不合时宜的弱者和失败者。 “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⑦ 失败者就是这里所说的拙者,虽然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他们无法或者也不愿意机变地应对社会上纷纷攘攘的改变。当别人如泡沫般逐波而去的时候,这些金子只能在原地下沉,一直到底,守着自己刻舟求剑般的愚钝的坚持。他们坚持着属于自己的价值尺度与理想。如此沉重的坚持使得他们自动地落后于时代飞翔的速度,成为异类,独自舔舐着时代的创痛。 这些创痛使得他们渴望着一个没有苦痛的黄金世界,失败者们脚踏着荒芜的此岸土地,仰望着彼岸的光明,于绝望之中希冀着那么一丝丝的希望。这样一种旁观的、不合时宜的姿态使得他们成为那个发现皇帝新装的孩子,他们无法被废墟世界歌舞升平的外衣所贿赂、麻痹。理想主义者是他们共同的标签。理想主义,“一是与实利主义(materialism)相对应,指注重精神生活达到价值,视精神生活的满足为人生真正幸福所在。二是与虚无主义(nihilism)相对立,指信仰某种绝对价值,这种信仰与对某宗教某学说的信奉并无必然联系,一个不是任何教条的信徒的人仍可有执著的精神追求”⑧。从这个界定中我们可以提炼出精神满足与执著追求两个关键点。 曾山、张末和谭端午都是不重实利,精神上有所追求的人。以张末为例,她习惯性地生活在对生活的憧憬和想象中,对她而言这样的想象是对抗现实的利器和在肮脏的世界上追求纯净的方舟。故而,张末的想象也是她身为理想主义者的一块胎记。其中,对于爱情的想象占据了很大的部分:早在她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未来爱情的遐想,那时“未来的爱情像一颗露珠那样晶莹,透亮,完好无损”⑨。后来张末遇到了曾山,写下了“我是你的,我的梦也是你的”。但是,在平淡琐碎的婚姻生活中和刺激的肉体欲望的引诱下,她慢慢地迷失了方向。于是,她选择了出走,意图将自己随意交付给凡俗的生活:与蓬头垢面的小贩大声地讨价还价,洗澡时毫不顾忌地在浴缸里撒尿,被肥皂剧中俗滥的对白逗得大笑……在张末的身上,格非进行了以爱情防御废墟的尝试;虽然她一度在其中走失,但最终她还是选择回到曾山身边继续自己关于爱情的理想和对抗不堪世界的坚持。 在精神的王国里,理想主义者曾山、张末和谭端午都是顽固的追求者。“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⑩ 于是,在以金钱为法则的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秉持着高贵精神准则的人遭受到精神贬值的冲击,即使是饱受冲击,那些不为世俗利益所左右的理想主义者仍旧坚守着残破而高贵的价值。也因为这样,他们在这个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格非说过他写《春尽江南》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那些不那么在乎钱的人,那些有着不同于社会普遍价值体系的人,而谭端午就是这样的人。首先他是个被边缘化了的诗人,在人人逐利的时代,纯粹的诗人是毫无立足之地的。用他的妻子庞家玉的话说就是“如果说二十年前,与一个诗人结婚还能多少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11}。其次,这个被社会抛弃的人非但不懂得自救,还很心甘情愿地窝在地方志办公室的灰色小楼里,得意着自己能够在恶性竞争的年代置身于社会的漩涡之外。从谭端午的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失败者作为时代的弱者的格格不入与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