嗷嗷初啼 振羽远翔

　　七月，又有大批的女性毕业生踏上她们的职业人生，周而复始的升学就业使得这种约定俗成看来再自然不过，然而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上，职业妇女的出现却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历史事件，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上海租界的烟馆内，为招揽顾客，雇用青年妇女跑堂，人称“女堂倌”，这种有女堂倌烟馆，由于增加了女性服务的内容，一时间，“无贵无贱，若老若幼，争趋如鹜”，惹得各烟馆竞相效仿，“女堂倌”职业也就获得了它的繁荣，这便是近代妇女职业的肇端。 　　但是，“女堂倌”职业与当时国人最为痛恨的吸大烟恶习连在一起，必然得不到社会支持。当时，不仅世人从败坏道德的角度批评女堂烟馆诱使“无瘾之人因之有瘾，年轻之辈恋恋灯前，妮妮枕畔，实为诲淫之阶梯，藏奸之渊薮”；而且上海各业绅商也联名上书请求禁止。绅商们认为，假使人人迷恋于女堂烟馆，则利源尽归烟馆业，势必影响其他行业收入，导致市面萧条。“女堂倌”虽应商业谋利之驱动而生，而其危及其它行业的利益，并与全民共诟之大烟有联系，很快就被查禁。但这却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史上的大事。女堂倌这一职业，是中国妇女首次走出家庭，以自主身份进入社会商业服务行业，它与传统的具有强烈人身依附性质的女佣、女艺人、妓女等不同，是近代职业妇女的发端。 　　维新派认为，妇女要彻底解放，须得“经济独立”，为妇女从事社会职业开了观念上的大门。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近代妇女职业的产生就是思想启蒙的直接后果。近代妇女职业的产生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几乎在女堂倌出现的同时，在工业部门，也开始雇用女工。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设立缫丝厂，主要招收女工，达六七百人之多。产业女工的出现最初同样受到舆论指责，女工经常被家人阻拦，“夫家闻妇赴厂操此抽丝之业,弥觉怒发冲冠，或迁怒寻仇，移祸于厂，以其男女混杂，乱俗败常，泾渭不分，祸胎所由伏也”，“近日做工之妇人女子，……丧名坏节，殊是为人心世道之殷忧”。但是女工比男工工价低，好管束，轻活细活较男工手脚麻利，效率高，愿意雇女工；而家境困窘的女子为补贴家用也乐于做工。两相情愿，产业女工的存在因其符合经济规律而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尽管在当时不合道德标准，但它的发展趋势是改变道德观念来适应新生事物。这就是经济对思想的力量。到1888年前后，上海的茶栈、丝栈纷纷招收女工来拣茶、选茧，产业女工的行业进一步拓宽，以致“一闻有人招雇女工，遂觉勃然以兴，……无论小家碧玉，半老徐娘，均各有鼓舞，踊跃之心，说项钻求，唯恐不能入选。” 　　因而，妇女职业的产生，并非是社会贤达们倡导实施妇女解放的举措，而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趋利性的产物；当然也非妇女们自觉争取解放，而是中下层家庭为生计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但是，职业妇女，尤其是产业女工产生的事实，客观上却给了传统两性关系观念以巨大冲击：“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古训被松动；“妇道”被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启蒙思想家们空对空呼吁，其影响只及于上层知识分子中的现状，产业女工产生的广泛范围上的妇女解放，要有力得多。然而，此时的产业女工做的都是简单工作，要想拓展职业范围需要外部动力。 　　妇女职业发展的重要契机是女子留学与兴女学运动。甲午战前，留学风气未开，女留学生更是寥若晨星。金韵梅、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女留学生。1896年，康爱德、石美玉毕业回国，被梁启超等创办的中国女学堂聘为西文教习。康爱德在南昌开了一家医院，石美玉在九江创办了一所仁德医院。留学为妇女开辟了一些需要专门技能的较为高级的职业，如教师、医生等。由于传统社会对女子的歧视，最初这些女留学生的职业志趣仍然受到限制。例如，康爱德、石美玉对她们选择医学专业曾说了一番无奈而又意味深长的话：“古称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我辈不幸作女子身，无从展布经猷，副霖雨苍生之望，盍相与潜心医学，以仓公术活斯民乎？”维新派设想的开设女科举，颁布妇女法律，选拔女官员的主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愿望。 　　妇女职业发展的第二个重要契机是兴女学运动。甲午战后，兴女学被启蒙思想家提到“强国保种”的高度。梁启超警示国人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在维新派和上海绅商的努力下，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开学。女学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课程设置着重于妇女职业训练，其宗旨是“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随后，广东、苏州、湖南等地私立女学堂纷纷兴起，成为一时潮流。女学兴办为妇女职业技能的培养提供了条件。当然，这时的维新派兴女学的目的仍只在培养“贤妇贤母”，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这些在女学中掌握了新式知识的女性，之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并不因女学兴办者所设计，这便是兴女学运动在妇女解放史上的进步意义。 　　1901-1911年的十年间，留学的知识妇女先后在国内外创办妇女报刊近三十种。其中较有影响的是陈撷芬1902年创于上海的《女学报》；张展云1905年创办的《北京女报》；燕斌1906年创于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秋瑾1907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等等。女子办报，不仅在形式上加大了妇女的职业范围，而且在思想实质上，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冲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祖训，大胆而果决的承担起以往只有男子才承担的社会责任，她们探讨国家兴亡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提出男女平等的呼吁。而且，她们首次突破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大局限，即妇女解放的呼声始终出自男子。以往的不缠足运动、兴女学运动都是男性为妇女解放开出的药方。而此时她们提出的关于婚姻自主和家庭革命的口号，表明她们已经意识到妇女解放必须是妇女自身解放这一历史命题。再次，女子办报的启蒙作用和其中蕴涵的社会责任感，为后来女子参政运动埋下思想的伏笔。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创造了女子参政的客观条件，各地妇女纷纷组织参政团体，产生了一批职业政治活动者，她们以得到女子完全参政权为宗旨，于1912年3月8日成立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然而，北京政府不仅禁止女子参政，且于11月30 日由“教育部电令各省行政署转饬教育司取缔向与女子参政会有关系之女学”，试图断绝女子参政源头，还于1914年进一步规定女子“不得加入政治结社”，“不得加入政谈集会”，进一步打击妇女参政活动。此后，袁氏政权通过禁止男女自由交往，管制女子教育，提倡培养“良妻贤母”，仍旧让妇女退出社会职业。 　　历史尽管在这里出现严重倒退，有一点却退不了，那就是原先维新派追求的“开民智”，经过兴女学等妇女解放运动的努力，可以说，中国妇女“民智已开”，因此即使在诸如政治、教育、报刊等职业受挫，她们也如迸发的火山岩浆，总会找到喷涌的缺口。妇女职业的开拓势不可挡。 　　就在提倡“良妻贤母”，禁止女子参政的1916年底，北京中国银行鉴于“女子心思细密”，“女子俸给可低于男子”，而且不像男子有“派别关系”，“不致见异思迁”，率先在银行中使用女子司帐。虽然她们被雇用的动机是出于经济上的工资可低于男子，还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同工同酬”式的男女平等，但毕竟，职业妇女已跻身令社会各界艳羡的银行白领阶层，这无疑是对当局反动政策的反对。如果没有兴女学运动中对女子的职业教育与训练，这一切恐怕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妇女们此时虽被挤出与政治关联的行业，但由于她们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样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进入社会高级职业。在妇女职业发展和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尤显重要。同样是为牟利，同样是在专制政治的缝隙中打擦边球，那些只需简单劳动的服务行业中的女工屡遭查禁。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女堂倌”到二十世纪初的“女招待员”、“女店员”，历时四十余年，历经资本主义启蒙的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人们有些观念仍如铁板一块，毫无松动迹象。但是，妇女解放已是一条不归路。事实上，五四运动以后，在诸如上海等大城市，各行各业都开始有女职员出现，尤其以医疗、银行、商店、文艺、电讯等行业更为突出。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妇女职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从近代妇女职业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妇女地位、社会角色逐渐上升的轨迹，从从事简单劳动的产业女工到专门技能的医生、教师到参政议政的社会活动家到银行白领，显示了一条上升曲线。这条曲线在妇女职业的渐进过程也就明显地凸现成近代妇女解放程度的轨迹，从最初为养家糊口而被动参与社会生产到意识到经济独立，从参与经济生活到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直至政治生活，表明了妇女解放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张。在近代妇女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从事的职业中还可以看到一点，那就是她们所参与的行业和工种都是比较适于妇女从事的，服务员、店员、教师、医生、银行职员等。它暗合了妇女的身心条件，从这点来看，它不片面强调男女绝对平等，而让女工去干重体力活，如太平天国和解放后曾经有段时间一样。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经济发展只会产生对职业妇女的客观需要，却不能保证这个职业符合妇女身心条件；宣扬妇女解放的启蒙思潮提出男女平等，却并未对其内容做出具体规定，也没有指出妇女最适宜从事的职业。这种现象是在经济发展和启蒙思潮的渐进过程中自然形成，相反在任何激进的男女平等观念下都无法实现。（摘自《近代中国》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