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中心主义"与"拉美例外论"的超越

对“欧洲中心主义”与“拉美例外论”的超越

——拉美马克思主义发展路径探析

[法]米歇尔 罗伊/文 冯昊青 陆宽宽/译

【本文已以《1909年以来的拉美马克思主义》为题刊发于《世界哲学》2016年2期】 提 要：本文指出，“欧洲中心主义”和“拉美例外论”是破坏拉美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的两种不良倾向。本文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分析，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主导思想的剖析，令人信服的确证“拉美例外论”，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教条的破坏性，进而确证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拉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达成辩证统一，才是促进拉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确途径。全文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与发展历程，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代标志性就成和表性人物的思想观点。

中图分类号：B7 文献标识码：A

关键词：拉美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拉美例外论；辩证统一

“印第安美洲例外论(Indo-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即‘拉美例外论’) ”和“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 ）”两种错误倾向，始终贯穿在拉美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历程之中，像梦靥一样纠缠着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而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的正确之途，就显现为对二者的辩证处理与超越，即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追寻辩证统一。

一

“拉美例外论”倾向于将拉美及其文化、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绝对化。归根结底，这种特殊论最终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专属 (exclusively)欧洲的理论。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 (APRA，即‘阿普拉’) ”。“阿普拉”在其创始人阿亚·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的领导下，最初也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美洲大陆的现实，但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它却用一种独特而折中的民粹主义来“替代”了马克思主义。对于阿亚·德拉托雷来说，“拉美的历史时空”受其自身法则支配，它与马克思所分析的“欧洲时空”有着深刻区别，因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否定和超越马克思主义。

其实，在“拉美例外论”产生之前，“欧洲中心主义”已经对拉美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里的“欧洲中心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它把自身局限于将那些用以解释欧洲19世纪历史进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机械地移植到拉美，它要求经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欧洲现实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设法在拉美找出对应物，以便削足适履地逼迫现实去“符合”理论。在这种机械套用方法的检视下，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就被炮制出来了：拉美土地所有制

结构被视为封建的，当地资产阶级即便不具有革命性，也具有先进性，农民对于集体社会主义是冷漠的等等。在“欧洲中心主义”或明或暗地否定了拉美的特殊性的背景下，拉美似乎成了位于热带的欧洲，只不过其发展延迟了一个世纪并且位于北美帝国的统治之下而已，这种生搬硬套的看法显然是很成问题的。

不可思议的是，这两种颇具诱惑而又互相矛盾的错误倾向，却导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社会主义并不适合拉美现实。持“拉美例外论”的阿亚·德拉托雷便认为，“在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使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之前，我们的人民必须先经历经济和政治的转型期，或者一场能够使我们摆脱帝国主义枷锁，从而实现民族独立和经济政治统一的社会革命，此后无产阶级革命才会发生。”（Victor Alba，1968：147）从拉美的具体现实出发，阿普拉党人，如考克斯（Carlos Manuel Cox），批评马里亚特吉没有理解欧洲工业社会和印第安美洲(Indo-American)农业社会之间的区别，却仅凭一腔革命激情发明了拉美工人阶级这一神话。而“欧洲中心主义”（它源于斯大林思想）的结论则是：在拉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社会条件尚不成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主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正如18、19世纪的欧洲！）。持此论调的典型代表是墨西哥共产党理论家卡佩罗(Alejandro Martinez Cambero)，他于1945年明确提出，“无论是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都不允许我们在墨西哥立即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能够且必须突破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步了吗？我想没有！客观而论，我们的经济条件和生产方式甚至还不是资本主义的。”（A. M. Cambero, 1945：7）

毫无疑问，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拉美现实恰恰意味着对这两种倾向的克服或超越，即对“拉美例外论” (Indo-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一“固化的特殊主义(Hypostatized Particularism) ”和“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 ）这一“普遍主义教条(Universalist Dogmatism)”之间的困境的aufhebung （超越）——以一种具体而严格的方式实现特殊与普遍之间的辩证统一。拉美绝大多数共享这一方法论立场的思想家，从马里亚特吉（Juan Carlos Mariategui ）到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 就恰好得出了与这两种错误倾向相反的结论：拉美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要么便无法成为社会主义的。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质疑欧洲中心主义模式的一个起点是关于拉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问题的争论。在对生产关系结构的分析中，拉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巴古(Sergio Bagú)、西格尔(Marcelo Segall)以及小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r.)等都认为拉美社会形态从来不是欧洲封建主义的翻版。基于这些质疑性研究，弗兰克、维塔勒(Luis Vitale)等人对拉美生产结构中特有的(Specifically)资本主义维度及其结构与前资本主义形式的结合进行了分析，并且强调：拉美经济社会的演进史与欧洲所经历的从中世纪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并不相同，而且拉美不发达的原因、区域不平等以及农民所遭受的重大不幸并非源于封建主义，而是源于拉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殖民和半殖民的、依附的形态）。这些研究者进而批评了“欧洲中

心主义”有关拉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封建”维度的论点。在他们看来，从马克思主义对拉美特殊性的理解中，人们能够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只有通过反资本主义的方式才能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并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开辟道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释是如何在充分承认拉美经济社会的特殊性的同时，又清晰地阐述某些相当“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观念），从而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此外，这一问题还同土著问题(Indigenous Questions) 相关；它涉及到找寻那些与欧洲模式相关的拉美农民的特殊性。在对前哥伦比亚生产模式的研究中，我们可能会对马里亚特吉或迪亚哥·里维拉(Diego Rivera)产生兴趣，并试着重新与某些集体主义传统照面，正是这些传统使得印第安美洲(Indo-American)农民表现出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那些欧洲小农们的表现全然不同。在对土著农民所受的二重性压迫，以及农民起义中所包含的社会经济特征及民族文化特征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还会注意到布兰科(Hugo Blanco)或里卡多·拉米雷斯(Ricardo Ramirez) 的研究结论。即“教条式”的思潮只会把农民斗争视为一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类似于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斗争，而具体辩证的观点则能够从文化传统及资本主义剥削性质中捕捉到拉美农民的特殊性，从而揭示出大量乡村劳动人民所具有的爆发性的、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潜力（如萨尔瓦多1932年起义，古巴1957-1961年革命）。

在此背景下，另一个重要争论便是依附性问题。拉美能够像19世纪的欧洲国家（如意大利、德国）摆脱外国的统治并实现统一那样，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实现自我解放，并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吗？即便是马里亚特吉所代表的趋向（在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范围内，这种趋向仍在继续发展），在此也对欧洲模式加以拒斥。因为拉美的资产阶级很晚才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背景之下，他们不得不依赖和屈从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以及政治和军事力量。所以要想结束由北美大都市所掌控的半殖民统治以及跨国公司的霸权，要想摆脱由外因所导致的不发达状况，唯一的方法便是打破资本主义体系，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二

当然，在拉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辩证论的思维模式得到扩展或抑制，不仅仅取决于个别思想家个人才能，而首先依赖于世界范围内及拉美工人运动的历史状况。就此而言，整个1920年代，这个在因斯大林主义的成功而导致的教条主义和理论困乏临来之前的“原初的共产主义”(Original Communism) 时期，对于开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与“开放”性 (“Open ” Focus) 而言是十分有利，就如同古巴革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样。但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1935-1959年），无论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边缘还是中心，

也都不妨碍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涌现。

马克思主义最初是由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者于19世纪末传入拉美的。第一批工人党和第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思想家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都是受第二国际的启发。其中温和派代表是胡斯托(Juan B. Justo, 1865-1928年) 和他的“阿根廷社会党”（成立于1859年）；革命派代表主要是雷卡瓦伦(Luis Emilio Recabarren, 1876-1924) 和他的“智利社会工人党”（成立于1912年）。1920年代，拉美各国纷纷成立了共产党。拉美共产党成立之初对自身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受第三国际决议的影响。尤其是共产国际在1921年和1923年发布的《论美洲革命：致南北美洲的工人阶级》、《致南美洲的工人和农民》两个文件，对拉美各国共产党影响尤其深远。很明显，这些文本将土地所有权、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任务全都托付给美洲革命斗争。在“不间断”革命的背景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被视为能够将拉美直接从一种欠发达的依附性（用第三国际的话来说就是“发展迟缓的和半殖民的”）资本主义带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他们明确否定了独立的“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观念，并且强调当地资产阶级乃是帝国主义的帮凶。顺便说一句，我们需要注意，这些文件从来没有提及农村的“封建主义”，也不会把农民斗争视为对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直接反抗。为了支持他们的立场，这些文件分析了停滞中的墨西哥革命并将其与俄国十月革命加以对比，进而将之视为由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未完成的案例。

当然，古巴的梅里亚(Julio Antonio Mella, 1903-29)是我们在分析拉美社会历史中经常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为杰出的一个政治“原型”：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充满社会正义热情答案的学生或者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一种浪漫的反资产阶级精神。梅里亚是如何设想古巴的革命斗争的呢？随着斗争叫嚣着要“摧毁华尔街”，他需要一个由“各派工人、农民、学生以及独立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反帝国主义统一阵线。他拒绝接收民族资产阶级，并将其视为帝国主义统治的帮凶。他告诫古巴战士不要再为“剥削者以及国内外资产阶级”辩护，而要联合他们的阶级同胞——工人和农民。梅里亚把反抗马查多（Gerardo Machado ）独裁统治的斗争视为一场无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没有祖国，我们只有阶级敌人，阶级战争已经爆发——残忍、暴力，而又鲜血淋漓。”（Mella, 1926:17，19）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的问题在梅里亚的著作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他满腔热情地支持桑地诺运动，后者带领农民游击队英勇抗击那些入侵尼加拉瓜的北美侵略者。另一方面，他也严厉批评了德拉托雷的“阿普拉”——自称为“拉美国民党”的“民粹派”民族主义组织。在一份出版于1928年的反对“阿普拉”的小册子中，梅里亚拒绝了“一个代表了资产阶级这种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典型叛徒利益的统一阵线”，并且强调说，“摧毁帝国主义的明确斗争……并不是一个十分布尔乔亚的民族斗争，而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只有肃清帝国主义

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真正自由的国度才会存在。”（Mella, 1926:77, 97.）这些观念同共产国际1921—1923年的文件站在相同的政治立场，并宣扬同样的战略：联合、“压缩”，或者说将拉美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维度与反资产阶级维度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忠诚而又激进的国际主义战士，梅里亚同时又与古巴的文化及革命传统深深地融为一体。像后来的卡斯特罗主义者一样，梅里亚把自己视为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信徒，是其民主革命以及反帝国主义思想的继承者。

在马里亚特吉（拉美目前所知的最为有力和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我们会再次且更为清楚地看到这种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在国际主义和拉美本土之间的辩证综合。马里亚特吉在欧洲旅居期间（1920-1923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回秘鲁后，他投身工人运动并组建了社会党，起草了党纲，宣布与第三国际保持一致，同时拒绝“阿普拉”的联合提议，并与之分道扬镳。他说, “无产阶级先锋和有着阶级觉悟的工人对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充满信心，并拒绝与任何其他阶级的武装或政治实体联合。任何政治行动，一旦提出，哪怕只是短暂提出要放弃无产阶级应当永远坚持的独立纲领和行动，我们都将谴责其为机会主义。因此，我们拒绝‘阿普拉’立场。”(Mariategui,1930:211)1928年，马里亚特吉出版了最重要的著作：《关于秘鲁的七篇论文》，首次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拉美社会。在1928—1929年间，马里亚特吉通过撰写《捍卫马克思主义》发展了他的哲学和伦理社会学思想；同时，他借“阿普拉党”之手谴责了“欧洲中心主义”，又借助于某些苏联作家批评了拉美颇具“民粹”色彩的“民众主义”。实际上，他的思想恰好具有这样一种特征：它融合了欧洲文化中最先进方面以及拉美土著共同体中的千年传统，并试着将农民群体的社会经验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中。当然，马里亚特吉也常常被视为一个异端，一个空想主义者或者浪漫主义者，他的作品，尤其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确实受意大利空想主义、柏格森（Henri Bergson），尤其是索雷尔(Georges Eugène Sorel)的很大影响。然而，这种唯意志论伦理社会主义应当被看做是马里亚特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反抗。在这种意义上，马里亚特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青年卢卡奇思想中的“费希特主义”以及青年葛兰西思想中的“柏格森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加以革命性修正的尝试，尽管过于空想，但却使得马里亚特吉摆脱了新考茨基主义进化论——严格的历史阶段连续论的决定论版本，一种共产国际最初在整个拉美传播的思想。而且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在拒斥“国家主义”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这种“国家主义”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从封建主义到不发达资本主义，再到发达资本主义，最后是社会主义，这种历史顺序就像四季变迁一样不可更改。 马里亚特吉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一个关键性假说认为：秘鲁没有，而且也从未有过进步的资产阶级。当然，由于领导秘鲁共产主义事业，马里亚特吉不可能忽视这一断言与共产国际在中国所持立场之间存在的冲突。因而他试图通过有关

“民族文化”的假说来摆脱这种窘境。这种假说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与秘鲁的资产阶级相反）参加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最终，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马里亚特吉在“社会党纲领序言”（1928）里进一步发展了革命战略的构想：“国家经济要想获得解放，只有通过将无产阶级斗争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得到了推进，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政权不能发展和实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马里亚特吉的这一分析，不限于秘鲁，还包含整个拉美，即拉美革命只能是将土地所有制问题和反帝国主义这两个目标包括在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片由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土地上，没有独立资本主义的位置，而民族资产阶级要很晚才能登上这一历史的舞台。在一些论及秘鲁的著作中，马里亚特吉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能的，尤其是在农村，因为那里存在着“印加共产主义”(Incan Communism) 的余温。这也是马里亚特吉与拉美第一次共产主义大会通信时所论及的核心观点之一。在此，我们不能将马里亚特吉的观点同民粹主义的观点加以类比，而应当将其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村社(Russian mir ) 的论述以及这一论述在沙皇俄国的社会主义转向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类比。或许我们还可以提到马里亚特吉反资本主义的浪漫精神。但或许可以设问：马里亚特吉批评资产阶级文化乃是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的乡愁，就像在柏格森和索雷尔（以及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卢卡奇和葛兰西）身上所体现的那样吗？（对此问题的回答）应当尽量避免将他那复杂而又多少被遮蔽了的思想简单化，因为他对于过去（共同体）那种田园般的“乡愁”是受到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严格限制的。在社会党的纲领中，马里亚特吉试图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发现，在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上，一个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包含的成分既持久地存在于乡村共同体之中，同时也存在于大型的农企中……但这……绝不意味着一种重建或者复兴印加社会主义的浪漫且非历史的倾向，印加社会主义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但这种条件已经完全被取代了，唯一剩下来的，便是土著农民之间的合作与社会主义，而在完全科学的生产技术环境下，这种合作是十分有用。”(Manategui, 1928:270)

三

同那些真正具有革命性和国际性（如梅里亚和马里亚特吉），同时又具有独立思想的领袖和思想家一道，拉美共产主义在1920年代末开始出现另一种类型的领袖。这些领袖从一种聪明的政治观点出发而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建立了更为直接的联系，无论共产国际如何转向，他们都紧紧跟随，毫不动摇。典型代表是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维多利奥·柯都维亚（Vittorio Codovilla）。1924年底，柯都维亚作为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一次会议，并迅速融入共产国际组织。1926年他又协助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谴责托洛茨基主义并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团结在一起的决议。1929年，柯都维亚参加

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拉美共产主义第一次会议。作为共产国际南美秘书处的代表他在会上提交了一份题为《国际形势、拉美以及战争的危险》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一方面忠实地回应了斯大林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学说，详细阐释了“民族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并将其贴到拉美各国政府头上；另一方面，他不顾革命正朝着激进方向发生转变，仍然强调“拉美革命的特征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换句话说，对于拉美而言，共产主义战略不可动摇的基础便是革命阶段论，战略上的独立非左即右，这一点柯都维亚理解得非常准确。

虽然一些政党，如阿根廷共产党，把“第三时期”的倾向视为严苛而了无生趣的正统观念（如反“民族法西斯主义”斗争等），而另一些政党则将这种左翼路线视为激励他们进行自主革命的动力。这就是萨尔瓦多共产党的情况。该党由工会领袖马蒂（Martí）于1930年创建，并于1932年组织了拉美历史上第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大概有四万多人参加，失败后起义区两万多人（包括儿童）被处死，领袖马蒂、卢纳以及赞帕塔经毫无意义的审判后处以死刑。拉美共产主义领导的另一次起义是1935年巴西红色起义，这次行动与萨尔瓦多起义不同，它是共产国际慎重讨论后决定的，为此不仅制定了计划，还派出了一些共产国际的代表亲临巴西指导。但实际上，这次起义完全被视为一次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动员和武装工农群众，在巨大的镇压浪潮之后，起义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上千人遭到了处决，成百上千的政治犯被关进监狱，起义领导人普雷斯特斯遭到逮捕和监禁。巴西1935年起义既是拉美共产党所领导的最后一次起义，同时也是走向阶级联合政治的第一步，而在1930年代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阶级联合决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

而到了1936年，拉美共产党的斯大林化已经成型且基本完成。所谓斯大林主义，我们指的是在每一个政党中都建立这样一个领导机构——等级森严的、官僚的、权威的，它在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意识形态上与苏联领导层建立直接的联系，并全心全意追随其在国际倾向上的所有转向。这一进程的结果便是接受“革命阶段论”，并把四个阶级集团（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政治实践的基础，而目标是实现国家民主主义（或反帝反封建主义）。这一学说由斯大林提出，运用于中国，随后推广至所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当然也包括拉美）。这种学说的方法论起点来自于在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那里所发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解释：对于一个半封建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来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基于这样的认识共产国际终结了激进的“第三时期”，进入了“斯大林化”的“新时期”。

为了避免误解，让我们从主观视角再次作出强调，对于大部分共产主义战士和领袖而言，他们坚信以下两点：首先，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故乡，对社会主义辩护就是“初衷”的命令；其次，民族民主革命将会打开通向工人运动的终极目标，即社会主义的大门。关于拉美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里吉斯·德

布雷曾指出：“在追随共产国际方面，拉美要么跟得太快，要么跟得太慢。每一次世界形势的转变都与美洲大陆和地区的形势转变不相一致。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行动，却发现他们总是和当地的时局背道而驰，在执行具体的任务时，往往也是南辕北辙。”(Regis Debray,1974:42-43)在我们看来，这种问题并不仅仅发生在拉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倾向在亚洲和欧洲（1929-1933年的德国）同样“与潮流背道而驰”。然而，在亚洲（中国和越南），一些共产党可以在实践中自主决定且不与共产国际发生决裂，但在拉美（就像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共产党往往无条件遵守并削足适履般地适应由苏联领导层所规定的“普遍路线”。

顾名思义，“斯大林化的新时期”的主要特征便是“斯大林现象”在拉美马克思主义中占据了霸权地位，而其首要表现就是“人民阵线”。世界范围内转向“人民阵线”，也即转向一种在1935年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上得到官方批准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反法西斯同盟。此后，每一个拉美共产党都试着落实这一新倾向，并为当地的“人民阵线”寻找同盟，甚至在缺乏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直接同那些被视为自由的、民族主义的甚或仅仅是非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力量建立同盟。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以下几个代表性评价来总结“人民阵线”的历史作用。按照北美理论历史学家的说法，“人民阵线”的胜利阻止了一场革命，并教会人民使用投票箱而不是剑。”(John Reese Stevenson, 1942:136)智利的一个共产主义者认为：“1938年‘人民阵线’以及1946年民主联盟的胜利清楚地表明，工人阶级和智利人民能够通过起义之外的方式来战胜政府。”(Galo Gonzalez, 1972:36)最后，智利左翼社会主义人士（带有托洛茨基主义背景）奥斯卡·维斯声称：“‘人民阵线’是个重大政治错误，它挽救了正在瓦解的激进党，并且从人民手中偷走了革命主动权。‘人民阵线’是一次社会迷惑行动……它从来不试着去更正土地所有权结构或者返还我们所拥有的基本财富。”(Oscar Waiss, 1961:139)

当然，从1930年代直到古巴革命期间，斯大林主义对于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独裁并不意味着它毫无作为。事实上，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都加大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理论方面的研究，党内外开始对流行的关于拉美社会经济形态的原理性解释，尤其是将欧洲的封建模式强加于拉美土地所有制的趋势发出质疑。塞尔吉奥·巴古在其开创性著作《殖民社会的经济》（1949）中提出：“我们所研究的这段时期的拉美经济结构实际上是殖民资本主义而非封建主义类型……大都市建造伊比利亚式美洲(Iberian America) 的目的是为了将其纳入早期资本主义，而不是延长逐渐没落的封建周期。”(Sergio Bagu,, 1949: 39, 68)随后，小卡约·普拉多在《巴西经济历史》一书中进一步分析道：“从国际视角看，作为一个整体，（对于热带地区的）殖民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公司……（它的）目的是为了欧洲的商业从一个未经开发的土地上掠夺自然资源……从纯粹生

产性的和商业组织的形式来说，巴西殖民地便具有这些特征。”(Caio Prado Jr., 1957: 23) 同样，在智利，马塞洛·西格尔的研究也批评了对拉美封建主义理论的盲目崇拜，并坚持认为采矿业（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在殖民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莫雷诺则坚持不同生产结构之间的结合：“如果欧洲殖民的目的是资本主义而非封建主义这一点是真的，那么，殖民者们之所以没有确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因为拉美没有大量自由劳动力。这样，殖民者为了能以资本主义方式掠夺拉美，便必须借助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土著居民的殖民或半殖民。”(Cf. Nahuel Moreno, 1957)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官方”历史学家们则逆时代潮流而继续为传统理论辩护。例如，赫南·拉米雷斯·尼科奇，这位智利共产党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智利的殖民经济“具有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封建主义特征……制造业和矿业都不是独立的生产活动，在那里，封建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Hernan Rarmirez Necochea, 1967:50)

与经济历史领域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不同，很少有马克思社会学著作指向现实问题。其中的一个例外就是西尔维奥·弗朗蒂奇（1907-1974），弗朗蒂奇是位革命激进分子，也是拉普拉大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教授。他的哲学、社会经济学以及政治学方面的作品表明，他对于欧洲文化和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理解和他对拉美现实的理解一样深刻。对于拉美更为直接的关注以及他的作品中的政治特征，把他的工作同经济历史学家区分开来。在《阿根廷现实：社会学的解释》中，弗朗蒂奇在一个年轻团队的帮助下，对于阿根廷1943年之后的社会形态进行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分析；其主线即试图理解庇隆主义现象。弗朗蒂奇批评共产党将庇隆主义视为纳粹主义（1945年），并分析了庇隆政权的波拿巴主义性质、其作为社会各阶层之上的“伪仲裁者”的作用，以及通过“国家监督”来抵消工人运动的能力。他还指出，庇隆主义的失败并非偶然，而是阿根廷资产阶级软弱性（“半殖民地”国家的普遍情形）的结果。实现真正的民主革命这一历史任务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但在此情形中，“问题不是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一个自我闭合的阶段加以实现，而是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Silvio Frondizi, 1956: 234.)

四

无论从拉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还是从拉美发展历史上看，古巴革命都构成了一个重要转折。古巴革命明确推翻了（被“欧洲中心主义”和/或“斯大林主义”主导的）拉美传统的、存在问题的、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它表明：一方面，武装斗争是摧毁反动的、支持帝国主义的政权的有效方法，也是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在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是可行的。这些经验同共产国际和拉美各国共产党的

倾向明显相左（后者倾向于通过和平改变以及与工业资产阶级联盟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民主的、进步的、民族的发展）。而且受到古巴革命刺激和影响，许多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涌现，拉美马克思主义就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变革期——这一时期恢复了1920年代“原初的共产主义(Original Communism)”的一些有力思想。虽然这两个时期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直接连续性，但卡斯特罗主义重新激活了马里亚特吉思想，并将梅里亚和1932年萨尔瓦多的革命（激情与精神）从历史的尘埃中释放出来。

毫无疑问，切·格瓦拉（Che Guevara）是这一时期最具象征意义的代表，这不仅因其在古巴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更因他的著作及实践活动对于拉美新革命思潮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应用于一系列密切相关的主题而构成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核心：第一个主题便是把创造一个“新人”作为革命的最终目的，并拒绝用“资本主义的旧武器”（作为经济单位的商品、利润，作为激励手段的个人经济利益等）作为经济措施的基础来建设社会主义；第二个主题是拉美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征，即这样一场革命必须“将帝国主义者同当地的剥削者同时”推翻。按照他在《通过三大洲会议致世界人民的信》（拉美整个革命左翼的意识形态的、纲领性的旗帜）中的著名陈述，“民族资产阶级完全丧失了抵抗帝国主义的能力——如果他们曾经有过的话——如今又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我们要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成为革命的笑柄，除此之外，别无它途。”（Guevara,1973:342）格瓦拉的第三个主题是，武装斗争是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资产阶级军事机构的摧毁。对于格瓦拉来说，被视为工人政治斗争方式之延续的乡村游击战是最可靠、最现实的武装斗争形式。但他坚持认为：在没有群众支持的前提下尝试发动该形式的战斗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游击队是人民的战斗先锋……他们得到了其活动区域内甚至全部领域内的农民和工人群体的支持。

在格瓦拉、卡斯特罗，以及古巴革命鲜活而又具体的事例的的感染和影响下，一股新的革命潮流，即卡斯特罗主义在拉美诞生了。这种潮流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是某种站在所有宿命论和消极的决定论对面的政治和伦理上的“革命唯意志论”——“每个革命者的职责都是发动革命。我们知道革命将在拉美和全世界获得胜利，但是坐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等待帝国主义的尸体经过，对于革命来说毫无意义。”(参见1962年《哈瓦那第二宣言》) 因此，他的观点是，不必等到所有条件成熟才去发动武装斗争，因为游击队运动的“催化剂”(foco)本身就会创造这些条件。但由于“军事主义”和“唯意志论”倾向，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的意义上看，大多数游击运动都全部或部分失败了，即便取得胜利的极少数，战士及其领导者也都伤亡惨重，游击基地或者消失（如在玻利维亚和秘鲁那样），或者被孤立和边缘化（如在委内瑞拉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像哥伦比亚的情况）。总之，游击队在建立与穷困农民所在地区的联系这一点上

是成功的，但缺乏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和政治组织限制了武装斗争的扩大。

卡斯特罗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始于1968年，它尤其以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城市游击运动的发展为主要特征。随着卡斯特罗主义潮流的发展，古巴的革命运动也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强力发展。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拉美大学中得以大范围发展，也使得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变得更为丰富。北美社会科学思想及其在拉美的模仿者——CEPAL （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发展主义理论及其二元论问题（现代社会VS 古代社会）——和传统左派的固化理论（通常源于斯大林主义），在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中都备受争议。对于这些理论中一些常见的支配性主题的批判在许多地方以一种简单而富有争议的方式得到了阐述，如墨西哥的社会学家鲁道夫·斯塔文哈根的一篇著名的文章《拉美的七个错误命题》（1965），路易斯·瓦伊塔尔的文章《拉美：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1966），以及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以一种更为成熟的方式写就的《拉美的资本主义与欠发达》（1967）。从196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量重要而新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些研究所涉及的都是有关拉美现实的一些关键主题：依附性与欠发达、民粹主义、工会及其与国家的联系、工人和农民运动、土地问题、边缘性等等。这些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拉美化诠释做出了详实而丰富的贡献。

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思想并不局限于学术范围中，而且常常在意识形态争论和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说，在这些最靠近革命左派的作家中，对经济社会的研究明确与某种政治战略的观念联系了起来。他们的共同问题包括以下几点：1）拒斥拉美封建主义论和历史的殖民结构特征，并拒绝把当前的土地结构视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2）否定拉美有关“进步民族资产阶级”概念和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可能性；3） 把民粹主义的失败视为拉美社会形态的依附性本质结构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本性等等的结果；4） 认为经济落后不是源于封建主义或者前资本主义的阻碍，而是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特性本身所造成的；5）通过走“国家民主主义”道路来实现拉美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对于不发达和依附性的唯一现实而一致的回应是必要的。

毫无疑问，古巴革命对那些曾被确立了的社会科学的质疑乃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通过一种更为普遍的方法，古巴革命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与更新的意识形态氛围，同时，它也有利于将拉美马克思主义从苏联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古巴革命的成功也给予那种关于拉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古典意识形态论点以致命一击，这一论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欧洲的学说，它同拉美人民的气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60年代，古巴见证了社会、历史、哲学研究的繁荣，见证了一种富有创造性和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其最著名的代表就是1967—1970年间发行的《思想批判》杂志。而且，在1959年以后，卡斯特罗主义在拉美也并不是唯一的一种革命潮流。

托洛茨基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大发展。在这一时期，托洛茨基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一些激进青年认为，古巴革命确证了受到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影响的某些思潮的正确性，尤其是对“不断革命” 理论的确证。而且，古巴革命以后，由于传统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危机，再加上卡斯特罗主义同拉美共产党的温和政治主张之间的冲突，为托洛茨基主义赢得了发展空间。1959年以后，在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方面，卡斯特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拉美的发展对于传统共产党构成了挑战。

尽管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大多数游击运动都失败了，但是受古巴革命影响而兴起的拉美马克思主义革命却尚未结束，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中美洲革命阵线的发展都见证了它的持续性。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这三个中美洲国家中，革命先锋的创建主要是通过融合马克思主义以及人民的社会斗争和反帝国主义传统，这些传统仍然保留在遭受压迫的集体记忆之中：桑迪诺在尼加拉瓜反抗美国入侵的斗争（1927-1934），萨尔瓦多1932年起义，以及危地马拉历史悠久的反殖民斗争。在这三个解放阵线中能够找到来源各异的思潮——甚至传统老牌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解放阵线——但它仍然是一股新的马克思主义势力，并偶尔受到格瓦拉主义的影响。

最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基督教众”的一个重要部分以及对于神职人员中最激进的部分的吸引力一直是中美洲革命的特征之一，同时，这种吸引力的规模也是空前的。因此，如果不考虑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现象——较大的基督教部分的激进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于它们的吸引力——那么，无论是中美洲的革命高潮还是在巴西形成的新的工人的民族运动都将无法得到理解。要理解这个“意想不到的现象”，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的《解放神学》（1972）是不二法门，这个秘鲁神学家毫不犹豫地在书中声称：“只有通过一场社会革命，彻底摧毁当前的政治事态，深刻变革财产关系，让被剥削阶级掌握政权，才能终止这种依附性。只有他们会允许过渡到一个不同的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Gustavo Gutierrez, 1973:26-27)需要注意的是，古铁雷斯的这一立场要比同时期拉美共产党的立场更为激进。解放神学的发展激起了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反对：由红衣主教拉辛格圣教会签署的“对解放神学有关方面的教谕”谴责解放神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任意”使用而出现的一个新的异端。但无论梵蒂冈教廷攻击的结果如何，基督教在阶级斗争中的立场再也不复过去了。很多年来，同所谓的“左翼基督教”联合的问题已经成为拉美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关注的一个策略性问题。1971年智利之行期间，卡斯特罗谈到了基督教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由策略性联合转向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如今，经过了中美洲经验和巴西经验之后，我们不应当再谈联盟，而应当说有机统一。因为，基督教已经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成分，在某些情形中，它甚至是革命的先锋。它常常在人民工作的“基础部分”加入一种道德情感体验，以及一种能够使运动更为丰富的乌托邦式的紧迫感。把

某些激进的基督徒引向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了分析社会的科学价值，还包括，甚至主要是它对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的伦理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压迫的深入剖析，及其投身解放斗争的激情。

今天，拉美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饱受压迫与盘剥，政府武装力量专门从事逮捕、拷问和暗杀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这促使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认识到，应该抛开必要的政治争论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交锋，把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团结起来，是一个比以往更紧迫的任务。就像马里亚特吉在1924年劳动节那天号召的：“形成一个统一战线既现实，又紧迫，……但这种团结并不意味着放弃每个政党所坚持的理论，而在于如何协调一致地行动……不要用手中的武器相互伤害，而要同资本主义战斗，同它的体制、不义、罪恶战斗。”(Mariategui, 1924:253-254.)

（Michael Löwy，Marxism in Latin America from 1909 to the Present，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 1992. 译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责任编辑：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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