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和中央集权政体
看到税改的报道才知道，增值税这个中国第一大税种，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是75%对25%，中央拿走了绝大部分。所谓转移支付，就是中央再从75%中，切出一大块，返还给地方，看上去很合理。
搞管理工作的都知道，公司越大，经济越发达，竞争形势越复杂，政府（或公司）的有效管理半径越小。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应该越来越感受到集权政体的不适应。去讨论所谓的邦联制还是联邦制，哪个更适应中国是无谓的，政体改革的唯一出路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成败的根源在税制，在于地方的财力！
目前的转移支付，成为财税体制的桎梏，既然要返还，何必不少上缴一些，转移支付严重降低了效率，也成为权力寻租的沃土。邦国同志有过五个不搞的表述，引得自由派人士议论纷纷。在我看来，五个不搞无可厚非。普选，代议制，四项基本原则，一党专政或多党，军队国家化，都没有税制重要，五个不搞即便全搞了，也未必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地方自治呢，只要在目前村级民主的基础上，再往上走两小步就可以达到。
地方自治，对目前的政治体制而言，挑战也是巨大的。各地的政府管理水平落差巨大，沿海有的地方政府已经有了公平公正公开的萌芽，在西部大部分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仍然普遍存在颟顸、低效、腐败的现象。
史学界人士总说解不开中国社会2000年来每隔200年必定改朝换代这个规律的谜团，原因就在于中央集权的传统，新的集权政府建立，总要经历从繁荣到灭亡的轮回。集权的弊端不断积累到200年左右的时间，必定大到可以摧毁该集权政体的程度。然后经过战乱孕育出新的集权政体来替代，所有财产文明打破了重来，由此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中国从没有过200年以上的家族，因为旧的家族和财富随着前朝灭亡而消失了。
地方自治的政治形态，和儒家传统又是严重对立的。如果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努力，真的能够实现地方自治的理想，那才是真的开创了数千年未有之格局。上任总书记退下时，应该做了宏大的政治交代和政治安排，难道真的能引导我们走向中共一党领导的地方自治这个终极目标么？地方自治的目标，比宪政，比多党制更宏大更现实，更让人憧憬。
话说回转移支付，现在的中央政府是计划时代的遗物，朱政府将冶金部煤炭部纺织部等冗余部委基本消灭。剩下的都是较难啃的骨头，发改委、能源部、建设部对于经济建设，没有太多实际作用，历经十年发展，又愈发做大，尾大不掉。75%的税收中，有多少耗费在相关部委开办费用上。裁减政府，等于砍断自己左膀右臂。我对于改革前景是乐观的，对于改革的过程，则是悲观的。尤其要走向地方自治的终局，开创千年来从未有的新局面，需要比小平比普京更加强悍的人物和手段。
75%中的绝大部分，应该用在医疗、社保、教育和军队开支，但是现在有多少用在这些上面了？教改、医改无不以失败告终，发改委应该合并以上两个部门，发改委啃一啃硬骨头，不要搞什么宏观调控，监督好教改医改，造富大众，我们谁也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留洋念高中，没办法的办法。
有人说，地方政府这十年，靠25%的分税不也挺好的么。其实，地方政府这10年的费用全都靠卖地维持，卖地是一次性的吃掉了祖宗的基业，而且剥夺了农民的利益，不是长久之计。中国要走向长久的昌盛，需要地方自治。地方拥有立法权，财政权，甚至人事权。
作者为酒圈网创始人 宓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