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古代文学论文)
王实甫《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现实主义杰作” ，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古代婚姻信息，本文试从择偶范围、婚姻方法和婚姻成立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和研究。 一、择偶范围
封建社会的择偶范围“实以族系、阶级两标准为著，且能概括一切” 。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宗法制度贯穿其始终，成为了维护封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按辈分大小、长幼次序、男女尊卑来衡量人们地位的高下，封建大家长有着操纵家族一切的生杀大权，其中包括亲生子女的婚姻问题。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封建社会里“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在中国的宗法社会里，封建家长们也常以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儿女们的婚事，在门第观念依然浓重的唐朝，“当时朝贵，尤重其门第，引与为婚” ，甚至一时出现了“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 的现象，高门族系间世亲择婚的方式十分普遍。《西厢记》中崔夫人在开场自报家世时说：“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由此可知莺莺在父母之命下所许配的是她舅舅家的表兄，属中表婚姻关系，倘使莺莺果真与郑恒完婚的话，那么崔郑两家便是亲上加亲了。 在封建宗族婚姻里，宗族的利益观念第一，为了维护宗族的利益，保持几大家族盘根错节的权势网，儿女婚姻选择对象的本身素质并不重要。在《西厢记》第五本第三折中，我们看到了家族为莺莺择选的夫婿郑恒的形象。他是个“倚父兄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粗话连篇，叫红娘为“小妮子”，称普救寺的僧人们为“长老秃驴弟子孩儿”，如此这般还自称是“仁者能仁、身里出身”，难怪红娘将其与张生相比时说：“你值一分，他值百分，萤火焉能比月轮？”并骂他是个“‘木寸’‘马户’‘尸巾’”了。其后郑恒到崔夫人处的言语更是将造谣生事、恶毒诽谤的郑恒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崔夫人对于自己侄子的品行是不会不知道的，连一个侍女红娘都将郑恒看得如此透彻，“即即世世”、“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崔夫人又岂能不知？但是崔夫人仍然要把莺莺嫁给郑恒。面对郑恒与莺莺的这门亲事，我们可以猜想，它并不完全是崔相国在世时的一人决定，崔夫人对于崔家与娘家郑家的联姻或许更为关切。
封建家族招亲是要门当户对的，尤其像崔相国这样权倾朝野的人家就更谙于此道。张生说他自己“本贯西洛人（注：唐东都洛阳人）”、“先人拜礼部尚书”，这样的家庭出身已够显贵，然而他父母早亡且先人“平生直无偏向”，以至张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在普救寺欲求得房间时只拿出一两银子，连他自己也知道“这钱也难买柴薪，不够斋粮，且备茶汤”，替父母斋供道场时也只是“备钱五千”，可知他经济上的拮据。显然他是不符合崔夫人的择婿标准的，所以当崔夫人得知莺莺与张生已经“做下”——生米煮成熟饭时，直告张生崔家“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催促张生第二天上京取应，得官后来见她，不得官便不要回来。
二、婚姻方法
（一）掠夺婚
掠夺婚按陈顾远先生说，分为“师为婚者”、“劫为婚者”、“窃为婚者” 三种。辽金元时期外族侵入，落后少数民族照旧俗横加掠夺汉族良家妇女成亲，给汉族妇女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些不无反映在了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据考证，现存元杂剧中带有掠夺婚情节的剧目几乎占现存元杂剧的五分之一。在最早的元稹《莺莺传》中是没有孙飞虎抢亲“寺警”这一内容的，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首次出现此情节，后经王实甫加工改写，把《董西厢》中孙飞虎抢财时发现莺莺遂起抢掠之心，变为孙飞虎闻得倾国倾城的莺莺住在普救寺中乃起淫心，又趁天下攘乱、丁文雅失政之机，兵围普救寺，限三日内交出莺莺，否则焚烧寺庙，斩杀僧众，成为了典型的“师为婚者”的掠夺婚行为，不过孙飞虎的阴谋没有得逞，最终被白马将军杜确生擒。
面对来势汹汹的抢亲大军，外强中干的封建家族往往表现的束手无策，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崔莺莺先是想到了从贼，后来又想到了悬白练自尽。而崔夫人对于女儿从贼的态度是怕“辱没了家谱”，当莺莺提出破贼兵与英雄结秦晋的建议后，崔夫人还是从维护封建门第的观念出发，“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假如没有张生后来的挺身而出，那么莺莺的最后命运就很可能在封建军阀的抢婚与吃人的封建礼教双重胁迫下自缢而亡了。当代有学者说郑恒的“诡谋求配” 属于“窃婚” ，我以为不然，因为郑恒与莺莺的婚事是经崔相国生前定下的，郑恒娶亲有其合法性，而至于他所采取的欺诈手段只属于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二）聘娶婚
进入周代以后，随着礼制的确立，原始的掠夺婚、买卖婚和交换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聘娶婚的形式，它也成为后来封建社会承认的主流的婚姻成立方式，民间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仪礼•士昏礼第二》注疏中有关于聘娶婚礼制规范的明确记载：“昏礼有六，五礼用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是也，唯纳徵不用雁。” 六礼中又以纳徵最为关键，即男方要向女方家下聘礼，送以金帛玉器，若女方收下便相当于订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婚约。古时有“非受币不交不亲”之说，足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纳徵的重视。在《西厢记》“赖婚”一折中，红娘请张
生赴宴时，张生踌躇地说“无以为财礼”，这也从侧面说明古代士人对订婚财礼的看重。然而，遇到特殊情况却也可以打破惯例，于是红娘告诉张生，凭借他剿灭寇乱保住崔家的功劳和他的文采学识，婚聘的财礼并不重要，而“婚姻自有成”。
由于莺莺与张生的婚姻是在“寺警”的紧急情况下由崔夫人的承诺：“但有退兵之策的，倒赔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生成的，加之后来崔夫人的赖婚与崔张的私自结合，所以没有聘娶婚的前四礼。及至张生高中状元衣锦还乡，郑恒一闹，杜将军又来澄清作证恭贺崔张，可以说是“大团圆”，所以在崔母的同意下即日完婚，聘娶婚中由男方提出的“请期”一环节也被省略。但是“迎亲”处却是浓墨重彩之笔，“门迎著驷马车，户列著八椒图”，一派喜庆祥瑞好不热闹。
（三）赘婿
唐代士族门阀贵胄有召新科状元为女婿的风俗，这自然出自他们对于政治权势的考量，吸收政治新秀到自己的阵营当中，无疑会增强己方的政治力量。布衣卿相寒门之家出身的状元郎，面对如此平步青云的阶梯，大都禁不住其诱惑，而委身于权贵之下，这些新科状元初到京师，有的尚没有府第，便寄居在丈人家中成了赘婿。郑恒在到崔夫人处诽谤张生所说的，张生夸官游街时路过当朝卫尚书家门口，被奉旨结彩楼的尚书小姐用绣球击中，成了卫家的女婿的事情，是符合唐代的历史史实的。
那么我认为张生与莺莺婚后，也是要会成为崔家的赘婿的，这一方面会有张生对于仕途的谋划——借助崔家的关系网官运亨通，也有崔家需要张生的实际因素。崔相国辞世后，崔家“子母孤孀”，在寄居普救寺时只有至亲三口人，除待嫁的莺莺与崔夫人本人外，还有崔家的唯一男性血脉欢郎，然而，欢郎却是一个未成年的孩童，故而不能承担家族的重担。崔夫人又自言已“年六十”，岁月不饶人，其执掌崔家大权的时日有限，如何能够保证崔家的兴盛不衰是崔夫人必将面临的问题，而这又只有借助于外力，即依靠女婿的力量，这也是崔夫人对待莺莺婚事更倾向于自己侄子郑恒的原因。而如今张生与莺莺奉旨完婚，张生又官居三品出任本地府尹，恰恰能够起到帮衬崔家的作用。
（四）赐婚
赐婚是封建帝王为了巩固其上层统治阶级利益而采取的惯用伎俩。《西厢记》中张生高中状元，授河中府尹三品官职，皇帝为了拉拢这一政治新秀，展示浩荡皇恩，便赐其与崔相国女儿莺莺完婚。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莺莺不但受皇命嫁给张生，而且还封了“县君”品级的诰命夫人，赐予了“金冠霞帔”的命服，还有“五花官诰七香车”承载香料的贵妇专用车。这无论对于新科状元张生来说，还是对于前相国崔家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
三、婚姻成立
（一）成婚年龄
关于莺莺的年龄，开篇崔夫人登场时已说得明白“年一十九岁”，张生的年龄，在与红娘自报家门中也已说得清楚“年二十三岁”。莺莺与张生唐德宗贞元十七年晚春时节初见，暮秋时候长亭分别，两人“归期约定九月九”，可是张生高中后，由于奉旨翰林院编修国史而耽误了归程，“过了小春时候”还未动身。及至张生由京城赶回蒲州完婚已距长亭送别一年有余，此时莺莺与张生又各长了一岁，莺莺二十，张生二十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国家规定法定婚龄为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听嫁娶，可知莺莺与张生此时都属于大龄男女了。后世人们常常引用《春秋榖梁传•文公十二年》里“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 的说法作为周礼的规定来衡量男女的婚姻年龄。然而，即便像孔子这样尊崇周礼的人都尚不能遵守，可知礼教的教条与虚妄了。莺莺年二十出嫁，却也恰好符合传统礼制的规定。
（二）证婚媒妁
如果从“寺警”时崔夫人于情急之下采纳莺莺招婿破敌的建议开始算起，那么普救寺德高望重的方丈法本和寺内众僧人都可以作为莺莺张生婚约的见证者，白马将军杜确破敌来见崔夫人与张生时，张生言语间提及“以小姐妻之”的婚约，白马将军也就成了婚约的证人。及至崔夫人逼张生应试，长亭送别一段，崔夫人对张生说“今日将莺莺与你”时，普救寺长老法本也在场，他又成为第一个听崔夫人正式开口说把莺莺许配给张生的局外人。在“庆团圞”一幕中法本、杜确纷纷赶赴崔张的婚宴贺喜，二位又成为婚礼举行的见证人。
崔张两人的成婚，皇帝是重要的媒人，在封建社会里，帝王赐婚的旨意具有最高的效力，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实际上，对崔张自由结合贡献最大的媒人应该是红娘，她冒着被崔夫人“棍儿摩娑”“直打死”的风险，在崔夫人的眼皮下往来于高墙两侧充当鸿雁替崔张传简，给张生出主意，给莺莺鼓劲。用崔夫人的话说“这桩事都在红娘身上”，的确，如果崔张间没有红娘传递信息，那么他俩人的一见钟情就虽是“一层儿红纸”却“隔着云山几万重”了。由于红娘凭借自己的胆识和善良的心地成就了莺莺张生这对恋人的天作良缘，所以后世也把媒妁之人叫做“红娘”，寄希望于成人之美终成眷属。
（三）婚姻故障
1．中表不婚
莺莺与郑恒属中表亲关系，所以郑恒说他自己如果与莺莺完婚的话便是“亲上做亲”了。而红娘却不以为然，并反驳郑恒说：“至如你官上加官，也不合亲上做亲”，说得是，即使郑恒家族再显贵，官坐得再大，也不应该与中表关系的莺莺完婚，很明显，红娘认为莺莺与郑恒不能成婚的理由正是他们两人的中表亲关系。王实甫《西厢记》对于莺莺郑恒中表不婚的看法是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继承。据钟嗣成《录鬼簿》和陶宗仪《辍耕录》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董解元大约活动于金章宗时期，作为寄居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汉族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民族政权前北宋王朝的影响。
2．居丧不婚
家族丧葬期间不举行婚事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以寄托亲人的哀思，是我国的传统礼制习俗。周礼《礼记》根据当事人与故去者的关系设定了丧服制，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五服。如莺莺一类未嫁女丧父，即服斩衰，服期三年。孙飞虎抢亲时张生筹谋让法本传话于孙飞虎，说莺莺“有父丧在身”，“三日功德圆满，脱了孝服，换上颜色衣服，倒陪房奁，定将小姐送与将军”，理由便是居父丧之人不能成婚，封建社会认为这既是对死者所尽的孝道，也认为倘使结婚会对嫁娶的另一方“不利”。同时，唐法令《唐律疏议》也对居丧婚姻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婚者徒三年…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 ，从法律上根本保障礼制的实施。
像崔家这样的相府人家自然是知道法令懂得礼节的，崔相国辞世三载而莺莺尚未按相国生前之言许配郑恒，也正是由于她有孝在身。“闹斋”中张生得以接近莺莺，并给莺莺留下“青春年少”、“内性聪明”的好印象也正得益于祭奠崔相国辞世三周年，脱去莺莺孝服的禫日法会。
四、其他
（一）夫妇贞操
在谈到男权社会的建立问题时，恩格斯曾说：“随着男子在家庭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障碍便崩溃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定下来，并且永久化了。” 男子独裁相伴而生的是女子附属品化，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被以礼教和法律的名义规定了下来。虽然封建社会的成文法令仍有规范夫妻间男性权利的条款，但是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在夫妇贞操道义方面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唐朝处于古代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封建制度日趋完善，逐渐系统化、理论化。妇女教化方面，除前代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张华的《女史箴》外，这时又出现了如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撰写的《女论语》等女子训诫书目，用封建礼教来规范女子的行为。然而由于唐代的开放风气，人们对于所谓的妇道贞洁还不很看重。及至宋代程朱理学的建立，尤其是朱熹将“人之大伦，夫妇居一”列为“三纲”之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遂成为钳制妇女婚姻自由的紧箍咒。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那些注重妇女道德和贞操的文字无不受到了宋代理学的影响。
崔夫人治家有方，严肃之极如冰霜之操。从红娘口中我们得知，崔夫人对崔家女眷管理森严，即便是十二三岁的男童在没有主人命令下都不得擅入中堂。崔夫人甚至下达婢女红娘“行监坐守”的任务来监视女儿莺莺的一举一动。一次莺莺潜出闺房被崔夫人发现，既遭到责骂。崔家移入普救寺时正值落红时节，崔夫人唯恐莺莺春心萌动，于是让她整日女红针黹不得清闲。古人对于妇女的童贞是极端重视的，哪怕像莺莺与张生这样的私自结合也是如此。文中写道莺莺与张生偷吃禁果后，张生做“看手帕科”，并唱到“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便是通过验帕的方式来检验莺莺处女与否。
男权社会的主导使莺莺在与张生发生关系后，面对婚恋的另一方只有托身于他的办法，所以莺莺才说出“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的感伤之言。也正因为如此，莺莺才会在长亭送别时反复叮咛张生“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闻说张生高中后，她立刻置办了汗衫一领，裹肚一条，袜儿一双，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让张生睹物思人勿忘自己。
（二）婚姻消减
《礼记•郊特牲》中有对妇女“从一而终”的要求，“一与之齐，终身不改” ，说得是女子订婚后终身不得再嫁，《元史•列女传》便记载了冠州赵氏、苏郡柳氏，为死去的未婚夫守节的实例。崔相国在世时曾把女儿莺莺许配给了郑恒，在“寺警”的紧急情况下，崔夫人破敌嫁女的承诺又把莺莺许配给了张生，一女不事二夫，无论莺莺最终选择谁，都会伴随着与未被选择者的婚姻消减问题。而今崔相国已经辞世，莺莺的婚配由崔夫人做主，一面是娘家的侄子，门阀贵族的长子；一面是有活崔家一家性命，而如今又已和莺莺“做下”的张生，崔夫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她只好将张生逼走赴试，用得官或不得官来做进一步的考虑。而后，张生高中状元，皇帝欣然赐婚，郑恒又在求娶莺莺中使用诡计，暴露了奸诈狡猾的本性，王实甫独
具匠心的手笔让观众或读者从心底产生了对郑恒的厌恶之情，随后作者又搬出封建帝王这一权威人物，以赐婚的方式来肯定崔张婚姻的合法性。可是，莺莺毕竟是崔相国生前已经许配给郑恒的了，皇帝给崔张赐婚，很有可能对于莺莺与郑恒已经定亲一事并不知情，如果把官司打到金銮殿上，郑恒对于求娶莺莺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王实甫设计了郑恒无地自容、触树而死的结局，彻底打消了郑恒与莺莺婚配的可能。有学者从戏剧效果的角度分析，认为郑恒是不必死的，“与其让他没必要地死去,还不如让他像孙飞虎那样灰溜溜地下场,成为人们嘲笑斥责的对象。这样更能符合全剧的基调,戏剧效果也更好。” 然而，从莺莺与郑恒婚姻消减上来看，郑恒的死去比他灰溜溜地下场要更好。
（三）纳妾疑云
近来有青年学者考证《西厢记》中红娘帮助崔张结合的动因和红娘的最终归宿问题，甚至有人提出了红娘嫁张生为妾的观点。我以为从文本中张生红娘之间的言语表达、情感变化以及结合古代婚姻制度来看，张生最终收红娘做通房丫头或纳其为妾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红娘方面来看，她在与莺莺拜月时说“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此时莺莺已经与郑恒订下婚约，莺莺的态度暂且不论，红娘在这里如此言说，显然有对这桩婚事不满的潜台词，所以她要让莺莺再寻夫婿，更重要的是她想借此“拖带”自己。当红娘到法本处询问道场日期遇见张生时，她“偷睛望”，用“眼挫”“抹张郎”。到后来红娘替崔张撮合谋划，多次接触张生，看到张生的面庞，竟不禁心动，暗想“据相貌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
从张生方面来看，张生见到红娘时也被红娘的面容所打动，见她“可喜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胡伶渌老不寻常”，心想如果自己真的和莺莺结合，那么“怎舍得”红娘“叠被铺床”。张生还将红娘称作“蒲东窈窕娘”，再一次印证了张生对于红娘美貌的认可，并流露出对红娘的好感。莺莺“酬简”一折，红娘把莺莺送到张生房门时，红娘说“张生，你怎么谢我？”张生的回答耐人寻味，“小生一言难尽，寸心相报，惟天可表！”那么张生又会怎样“寸心相报”呢？数十年致力于《西厢记》研究的蒋星煜先生的一句话可在此处作为参考，“莺莺出嫁时红娘十之八九将作为侍妾陪嫁给张生，红娘的前途如果没有重大的意外波澜，她成为张生的二夫人是势所必至，理之当然。”
在我国古代的婚姻嫁娶中，大户人家嫁女时除要陪送丰厚的嫁妆外，往往还要出嫁小姐的家奴随行，其中包括小姐的贴身丫鬟，这种陪嫁方式是先秦时期媵嫁婚俗的变种。当女方嫁入男方家中后，女方从娘家带来的财产便全部归于丈夫一人名下，丈夫可以随意支取，而妻子不得干涉。与女方同来的女方丫鬟，身背家奴契据，其命运与随嫁的金银细软一样，一同听从男主人的处置。她们可能经男主人的允许后从良，摆脱贱民的身份，也可能继续留在府中为奴。有的略带姿色的，则还可能被男主人收为通房丫头或被纳为妾，像《红楼梦》里的平儿便是王熙凤从娘家带来的侍女，当平儿进入贾府后，便成为了贾琏房中的通房丫头。因此在《西厢记》中，互有好感的红娘与张生是有很大的可能走到一起去的，也就是说，红娘最后很有可能被张生收为通房丫头或纳为妾。
王实甫用现实主义手法，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官宦少女的形象。她是情窦初开的大家闺秀，既有大胆追求爱情的勇气，又有初识情滋味的羞涩与矜持；既有不满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无视封建礼教的一面，又有与封建束缚和压迫妥协的一面。这都是现实中的花季少女应有的女儿情状和矛盾思想，也是极为真实的。莺莺热烈的感情，犹豫的心理和勇敢的追求都是现实性的体现，也都加深了她内心的矛盾和精神的苦闷。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塑造的崔莺莺是一个美丽、娴静、“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样样精通的大家闺秀。但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礼教约束下，她只能生活在寂寞的深宫院墙之中，她的命运同其他官宦女子一样完全操纵在封建家长手中。接受了多年的封建教育，崔莺莺知道，她的父亲生前为她定下的婚约是她“礼”应尊崇的。但是，莺莺是个正值青春妙龄的少女，既已确定的生活之路无法与她萌动的青春相适应。“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是她女性意识萌发的反映。而当她在普救寺与张生一见钟情，深深喜欢上他时，她就陷入极度的矛盾与苦闷之中。于是,拥有自主的爱情成为莺莺生活的梦想,也成为其忤逆封建规矩的原动力。 莺莺在对自己爱情的追逐上主要表现为对自由爱情婚姻的追求。在崔莺莺的眼里,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积淀形成的“门当户对”,“夫贵妻荣”传统观念以及“一夫多妻”等婚姻现状,是让她厌恶、痛恨的，她追求的是平等、有尊严的爱情婚姻。她的婚姻观是以个人情感为基点的,没有传统的门第观念。莺莺是相国小姐，张生虽是尚书后代，但当时已沦落为穷书生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伟大的爱情喜剧，其爱情描写具有鲜明的理想性, 内涵远远超出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局限,现代意义的性爱比较接近。与同时代和后出的爱情文学作品比较,王实甫把爱情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开拓出前所未有的境界，具体表现为崔莺莺、张君瑞爱情的纯粹性、自主性和专一性。《西厢记》不但塑造出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而且提出了自由平等、忠贞不二、肯定人欲等等新的爱情婚姻观，作者所揭示的反封建反礼教思想，歌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理想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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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纯粹性
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结合很少有当事人的情感因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强调指出:私有社会的个体婚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正是如此。统治
阶级把本阶级的青年女子像鸟儿一样关在笼子似的深闺之中，并为之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防止与青年男性自由接触，以便在合适的时机，根据家世的利益，把女子作为“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交易商品。至于当事者本人，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但是正如《倩女离魂》中张倩女说的:“你不拘紧我可倒不想，但把我越间阻，越思量。” [1]不愿让人摆布约青年女子总想方设法冲出牢笼，追求自由的爱情，结果就出现了和统治者的愿望相反的事情。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道德观念和心理状态下，青年男女有偶然接触机会，就自然会形成“郎才女貌、一见钟情”的恋爱方式。爱情题材作品中以这种方式为最常见，几乎形成一个套子。《西厢记》正是这样类型最成功的作品。
《西厢记》正是以纯粹的爱情来对抗封建礼教,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魅力。莺莺和张生是一对出生贵族但现实中门第悬殊的青年，因在佛殿偶然相遇，一见倾心，便产生了爱慕之情。小说一开始他们的爱就具有反礼教意义，刚出场莺莺就是位具有强烈伤春情感的少女，看见“花落水流红”，便“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尽管她重孝在身，但遇到翩翩少年郎时竟敢“尽人调戏,只将花笑拈”，临别时竟然“回顾覻末下”。按礼教规定，她不应该有表现理性的行为，甚至连这个念头都不能有。可是她见到张生，竟倾心相慕，秋波传情，月下联吟，“神魂荡漾”。她埋怨“老夫人拘系的紧”，讨厌红娘“影儿般不离身”，苦于和张生“难亲近”而“情思不快，茶饭不进”，“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未遇见张生时她的感情是漫无目标的“闲情万种”，她自己也说“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客人，厌的倒退；从见了那人身，兜的便亲”。是什么内动力驱使莺莺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热烈的爱上了张生？就是因为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的风度和“一天星斗焕文章”的才华。但王实甫没有停留在一见钟情的描写上，而是通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展现了张生和莺莺成婚的爱情基础。
作为戏剧的男主人公张生，是一介书剑漂零的书生，他虽是礼部尚书之后，但因父母早亡，早已家道中落。因而他要进京赶考，重振家风。但当他在普救寺偶遇莺莺，莺莺的美貌使他“魂灵儿飞在半天”，立刻“风魔”上莺莺，于是把功名抛到了九天云外，完全沉醉在对爱情的追求之中：凭居西厢，借故搭斋，墙角吟诗，到道场传情，搬兵解围，老夫人赖婚，他见不到莺莺便“相思病染”；当得到莺莺的相约诗笺，由于狂喜错解诗意把墙翻。戏剧充分展示了张生重爱情而轻功名的内心世界：“有限姻缘，方才宁贴；无奈功名，使人离缺。害不了的愁怀，却才觉些；掉不下的思量，如今又也。” 戏剧打破了“才子佳人”的俗套，让张生以一个白衣秀才的低微身份，通过他热烈大胆的追求爱情的果敢行为，赢得莺莺对他的顾盼垂爱；莺莺明知已有父母之命的婚约却移情倾心于张生的才貌，接受了他的爱情，两人的爱情是建立在真实的感情基础上的，显得合情合理而十分纯洁[2]。崔莺莺和张君瑞在佛殿相遇互生爱慕之情,他们由两情相悦发展到幽会同居,最后结为美满姻缘。在这个过程中,占据崔、张二人心中的只有相互之间爱慕相思的感情,没有任何的社会功利因素,甚至连传统的伦理规范在爱情面前也失去了庄严的意味。做道场本是追祭亡灵的仪式,而《西厢记》第一本就名为《张君瑞闹道场杂剧》,一个“闹”字极为传神地概括了刚刚进入热恋的男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张君瑞自己也说:“人间天上,看莺莺强如做道场。”追祭父母在这里成了他接近莺莺的手段。张君瑞爱慕莺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与她欢会同居。当他在爱情上一再受挫以至无望时,他就郁积而病,只有到莺莺私奔前来欢会时才振作起来。《西厢记》第四本《酬简》一折以华美柔婉的笔触对崔、张的欢会场面进行了细腻的描绘。茅盾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至于可称为文学的性欲描写,则除伪称伶玄作之《飞燕外传》与《西厢记》中《酬简》的一段外,恐怕再也没有了。” [3]王实甫对性描写作了美化的处理,表明他是肯定并赞美这种自然人性的爆发和渲泻的。这个过程对崔莺莺影响更大，作为女性，她的身上更深刻地体现了自然人性与礼教规范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关于这一点，郑振铎先生有精辟的分析:一位娇贵的相国小姐,平常不大出闺门,不是不认识恋爱的感召,却只是沉默不言,欲前故却,欲却又前,屡欲掩抑其已被唤起的情绪,却终于不能掩抑得住。及佳期以后,老夫人揭破了她的秘密时,她方才完全放下了处女的情态,而抱着狂恋少妇的真实面目。[4]自此,相思、寄物等折,无一不是表现着她的热恋的情绪的。前后的莺莺,几乎是两个人。佳期之前,是写得那么沉默含蓄,拷红之后,是写得那么奔放多情。崔、张之间的爱情,是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两情相悦,不掺杂一点非感情的因素。在长亭送别中, 莺莺感叹:“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富,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5]她根本没有把人世的功名富贵放在眼中。与《西厢记》同时的《墙头马上》,在它之后的《倩女离魂》《竹坞听琴》,都是元杂剧中比较成功的描写爱情的作品,但它们或是点出父母已有婚姻之约,或是主人公自己认为男女私奔“有玷风化”,社会因素的介入削弱了爱情的力量。[6]《西厢记》正是以纯粹的爱情来对抗封建礼教,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魅力。
二、自主性
在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不可能有自主平等的爱情婚姻，他们必须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不敢越雷池一步，青年人的婚姻大事完全掌握在父母手中。家长在自己儿女婚姻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门当户对，他们把子女婚嫁看作是政治或经济的行为，通过婚姻以达到扩大其家族利益的目的。为此，子女的婚姻不但要有父母之命，而且要有媒妁之言，否则，便被视为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家长以此牢牢掌握子女婚姻的主动权，从而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处处体现出封建家长的意志，婚姻当事人成为玩偶、摆设，根本没有丝毫的自主权。然而，钳制越厉害，反叛就越强烈。
崔、张都没有接受老夫人要求的以兄妹相称的限制，而是继续相爱，同封建制度的化身老夫人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老夫人处处设防，严加管束，但崔、张私下相互传简，红娘穿针引线，他们终于逾越了礼教的藩篱，大胆“非法”私合。老夫人为了相国家的门风，不得不再次许婚，但她又以崔家“三辈不招白衣女婿”为由，强逼张生上京应试，“拆莺莺两下里”。就在张生中举，即将迎娶心上人时，老夫人由于听信郑恒的挑拨，再次悔婚，并让女儿同郑恒成亲，她根本不考虑女儿的感情，完全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这反映出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残酷、虚伪和不合理。然而莺莺和张生的爱情之火是不可能被浇灭的，他们克服封建礼教对他们的束缚，冲破老夫人设置的重重障碍，背弃了父母之命，更不用媒妁之言，私自结为夫妻，争得了胜利。他们的这一举动，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是无情的讽刺和打击，表现出王实甫婚姻理想的进步性。他热情的讴歌了被封建礼教视为
非礼非法的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并为他们的胜利而喜悦，赞美他们“不恋豪杰，不恋骄奢，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忠贞爱情。王实甫在剧作的结尾借张生之口高喊出他的进步的爱情观：“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是对敢于反抗和背叛的封建礼教的主人公的美好祝愿，也是对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向往和召唤，反映了现代性爱意识的觉醒，代表了市民阶层进步的婚姻理想。
《西厢记》通过崔、张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和虚伪、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歌颂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幸福的热烈追求和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斗争，揭示了婚姻上长期存在的父母包办的和当事人自主间的矛盾。王实甫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的精神压迫和婚姻制度，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情理想和摆脱封建精神枷锁的强烈要求。然而，自主、平等、没有门第观念的婚姻在封建社会里是很难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封建社会王公贵族“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实力的机会；其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对此，王实甫提出的自主、平等的爱情婚姻观在封建社会只能是一种理想，他也意识到这种理想在当时实现的艰难性，所以他也尽量缩短崔、张之间的门第差距。他把张生定位在其先人曾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而张生虽“书剑飘零”、“游于四方”，只是因为“功名未遂”。莺莺虽是相国的女儿，但其父已“因病告殂”，家族势力已一落千丈，这样，张生和莺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门当户对”的。但是，无论王实甫受到怎样的时代、阶级、认识上的限制，他却通过《西厢记》揭露了封建时代婚姻与爱情相脱离的不合理现实，塑造了一对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追求爱情幸福的青年形象，从根本上否定了婚姻不能自主，爱情不能自由的封建婚姻制度，喊出了广大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心声。
三、专一性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有些青年男女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得到了一时的爱情，但由于受男尊女卑观念和权衡利害的婚姻制度的支配，男子因地位的变化，另攀高门，或因经不起社会的压力对女子“始乱终弃”，往往把女子抛入苦难的深渊。元稹《莺莺传》中的莺莺正是这样的命运，霍小玉也是如此。“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语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7]王实甫正是在这样的是会基础上关注到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女子的命运，从而将《莺莺传》的悲剧结局改为喜剧，提出了爱情婚姻的理想原则：青年男女应该彼此相爱、忠贞不二，把爱情放在第一位。
王实甫生活的元代，由于蒙古游牧文化对中原农业文化的冲击，加之文人的社会地位的下降，促使他们从封建传统观念中摆脱出来，表现出新的思想。封建的传统观念要求女子从一而终，男子可以三妻四妾，王实甫能够摆脱这种观念，大胆提出专一不二的爱情婚姻原则，表现出宋元以来市民阶层的一种进步的思想观念，这也是元明之际在思想领域风声的反理学、反专制，、肯定人的本能情性的一种反映。
现代的爱情观认为爱情具有排他性,不容许第三者介入。《西厢记》它所描绘的具有理想色彩的崔、张爱情是王实甫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问题所作的严肃和深刻的思考,一些细节最能体现作家的良苦用心。在《赖简》中,张生跳墙赴约遭到莺莺义正辞严的拒绝,《西厢记诸宫调》于此处写张生埋怨莺莺的绝情并对红娘说:“如今待欲去,又关了门户;不如咱两个权做夫妻。”这就把张生的形象写得轻浮油滑,崔、张爱情的专一性也大打折扣。而《西厢记》只写了红娘对张生的奚落挖苦,完全没有这样的调情文字。李日华《南西厢记》也经常穿插一些低俗的插科打诨,甚至在崔、张幽会之后张生还与红娘调侃,冲淡了主题的严肃性。[8]可以说,正是一个个严谨的细节才使《西厢记》的爱情描写放射出理想的光芒。《西厢记》中爱情与婚姻被严格地限制在崔莺莺和张生之间发生,保证了爱情的专一性。红娘最有可能卷入其中,王实甫只把她塑造成热情干练、帮助崔张成就姻缘的丫环,没有任何文字表现或暗示她最后也做了张君瑞的小妾。倒是张生一开始向红娘打听莺莺时就说:“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与从良。”这似乎暗示如果他与莺莺成亲之后,要还红娘一个自由之身。在元代的婚姻体制中,红娘作为莺莺的侍妾一般要陪主人嫁出去,然后顺理成章会成为张生的小妾,这是上古时期的媵妾婚演变的结果,明清时期依然如此。红娘的归宿似乎成了《西厢记》文本的一个空白,文本的空白使《西厢记》与现实社会之间产生了必要的张力,从而凸显了崔、张爱情的专一性,这正是王实甫的高明之处。[9]
作为爱情戏曲的名篇《西厢记》不但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爱情理想，而且细腻地描绘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建立在双方情欲的基础上，肯定了他们的这种本能欲望的合理性，它也是爱情婚姻必不可少的内涵。这在宣传“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元时期，更显得王实甫这种新的爱情婚姻观的进步意义。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西厢记》所描写的崔、张爱情,以两情相悦统摄性欲和婚姻,具有现代爱情的特征,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在这种理想化的爱情描写之中,突出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歌颂了在两情相悦基础上的自主婚姻,寄托了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和人性的思考。爱情描写的理想品性给予了《西厢记》巨大的思想魅力,使它成为中国古代爱情文学的一座里程碑。《西厢记》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的背后涵蕴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漫长的文学演变历程。《西厢记》在唐宋以来的爱情文学基础上把爱情内涵开拓出新的境界,艺术上也锤炼得炉火纯青,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爱情文学的典范和高峰。后出的爱情文学作品无不从《西厢记》里汲取养分和精华,它们的文本之中或多或少都有《西厢记》的影子。明、清两代，在封建礼学的摧残下，人们仍是那么喜爱《西厢记》杂剧，就是因为人们向往那个“大团圆”的时代，希望《西厢记》的大团圆来到现实中来，自己也成为张生和莺莺，享受那份自由爱情的甘甜。正是出于这种追求，《西厢记》杂剧之后才会有《牡丹亭》，正因为有了“大团圆”相比照，《红楼梦》的悲剧力量才更显得感人。《西厢记》的大团圆是汉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又对汉民族的“大团圆”文化心理的塑造起了凝聚作用
浅析爱情名剧——《西厢记》的爱情婚姻观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剧作，享誉世界剧坛，在明代就被称作：“新杂剧，就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并且《闲情偶记寄·词曲部·词
采第二》中说：“在中国的爱情戏剧中，除了《西厢记》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部。”为什么世人会对《西厢记》又如此之高的评价？当我读完这部作品之后，才发觉它不愧是一部爱情戏剧的典范。在这部戏剧中不仅仅叙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一段纯洁坚贞的爱情，而且还叙说了一曲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反抗礼教、追求爱情和自由赞歌。它所表达的爱情理想：“永老无别离，万古常欢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的心声。它所展现的爱情婚姻观，具有！现代进步意识，代表了当时及后世人民群众对自由平等的爱情婚姻的追求与向往。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一反过去传统的爱情戏剧模式，通过对莺莺和张生追求爱情的艰难过程的描绘，展现出了他们两人之间新的爱情婚姻观。
（一）《西厢记》展现出男女之间结合必须重视感情的基础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之间的结合很少是建立在真挚的爱情基础上的，就像恩格斯所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里，由于受传统的门第、财阀、地位、家族利益等观念的影响，子女的爱情婚姻都是受封建家长制的压迫，在强大的封建礼教面前，男女之间的婚姻是不允许有自主平等的，更不用说他们之间会存在多么深厚的爱情基础。他们的结合，要么是出于门当户对，要么是出于以双方缔结婚姻来维护和扩大家族利益、巩固家族地位，那么，自然，子女的婚姻只能是那时社会环境的牺牲品。如果，一旦青年男女之间出现了自由恋爱和私自结合的情况，就会遭到当时世人的所鄙弃，双方被看成是有违传统伦理道德、伤风败俗之事，就像现在生活中说的一句俗语：“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样。在那样一张密不透风的封建网里，他们不会有自己生存的一丝空间，他们的爱情只能遭到扼杀，只能以悲剧而结束。梁山伯和祝英台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他们彼此之间一见钟情，相互恩爱，但是出于当时的门第悬殊，他们的爱情遭到父母的百般阻挠，尽管他们也有反抗，但是在那样的封建家庭里，自主的恋爱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他们始终没有逃出封建制的“藩篱 ”，只能以双双殉情自杀的悲惨结局而告终。在如此残酷的封建环境下，作者王实甫的《西厢记》却一反过去的传统婚姻观，打破了门第财阀和家世利益，鲜明地描绘出新的爱情婚姻观念，认为男女之间的结合必须要有真挚的爱情，旗帜的表明：爱情是婚姻基础的观念。
在《西厢记》中莺莺和张生是一对出生贵族但是门第悬殊的青年，莺莺作为相国之女，张生作为一介书生，两人在佛殿偶然相遇，便一见倾心，产生爱慕之情。可见，他们两人的爱情在一开始就没有被传统的礼教观念所束缚，他们大胆的追求自由的恋爱，反抗传统“门当户对”的爱情婚姻模式。所以剧本一开始就写出了莺莺具有反叛礼教的婚姻倾向。在剧本第一折楔子[幺篇]：“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里道出了莺莺是一位具有强烈伤春情感的少女。作为封建贵族的小姐，她本应该是受到礼教的的枷锁，不应有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和向往之情，可是从这里看似写莺莺伤春，实是借写伤春之感来表现出青春时期的她对理想爱情的强烈欲望。虽然此时的她是重孝在身，但当她在佛殿与张生邂逅是，她竟然敢做出：“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临别时还“回顾觑末下”。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她不应该有表现爱情的行为，甚至连这个念头也不能有。可是莺莺她不仅有这种想法，而且在后面的剧本情节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当她从那天见到张生之后，就对他产生倾慕之心，夜晚在院子里烧香祝告时，红娘说：“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莺莺接着就道：“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可见它的内心已有了爱情的愁苦。正在此时，墙角突然传来吟诗之声，红娘立即说道：“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莺莺立即接了过去：“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聊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如此热情的对吟，如此传情的诗意，这些种种，无不反映出莺莺早已对张生产生了爱慕之心。在第二本第一折中：“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昨宵个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个玉堂人物难亲近”。在没有遇到张生之前的她，她的感情目标是漫无目的，是“闲愁万种”，她自己在后来的一段唱词中道：“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客人，厌的倒退；从见了那人身，兜得便亲”。从这里可以看出，她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有“闲愁万种”的贵家小姐，而是一个因难于和张生亲近的苦闷少女。这些都充分的说明莺莺的内心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她已经热烈的爱上了张生。再从后来的赖婚，传简的的事件中，莺莺和张生为了追求彼此之间的爱情同与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并且在“逼试”一出中，莺莺把张生上京求取的功名看作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可见在莺莺的婚姻观念中始终把爱情放在了第一位。
而张生，作为故事的男主角，剧本一开始就道出，张生是礼部尚书之后，家道中落，现在的他只是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欲往京师求进。而当他偶遇莺莺[元和令]到：“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可见他对莺莺一见钟情。为了追求莺莺，他借住寺中，与莺莺月下联吟、道场传情，搬兵解围，最后又是因老夫人的“赖婚”而害重病，这一系列的事件中，突出他已沉醉于追求莺莺的爱情中，对于上京考取功名抛诸脑后，可见爱情比之于功利，在张生这里，爱情是第一位。再后来考上功名之后，他没有抛弃莺莺，另折卫尚书之女，更反映出他对莺莺深深地感情。
莺莺和张生逾越了封建礼教的藩篱，最终获得圆满的结合。他们的胜利不仅代表着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突破，而且也反映出了新的爱情婚姻观，爱情是婚姻的基础。
（二）《西厢记》描绘出了莺莺和张生自由、自主、平等的爱
自主平等的婚姻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很常见，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受到众多传统道德的深刻影响，自主平等的男女婚姻是不可能实现的。认为婚姻只能来自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必须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婚姻大事全都掌握在父母的手中，而作为他们的父母，在婚姻面前完全忽视子女的感情，往往以家世背景、门第财阀、家族利益为标准，把子女的婚姻看成是政治或经济利益的行为，子女只能是这一时期的牺牲
品。然而，到了元代，蒙古族入侵中原，统治中国，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和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之间发生了剧烈的撞击，草原文化的那种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注重人性的特点，是汉族传统伦理道德观发生了重大的冲击。在这种文化大冲突、大融合的特定历史时期，王实甫大胆的创新，在《西厢记》中，注入了新的爱情婚姻观念，实现了崔莺莺和张生两人之间平等自主的爱情理想。
从两人的地位来看，他们两人的爱情是自主平等的。莺莺和张生是封建社会里地位悬殊的一对，开始，张生只是一介书生 面对一见钟情的女子，在知道她是相国小姐之后，他并没有因为“门当户对”而放弃对莺莺的追求。为与莺莺相见，备钱五千供斋，勇于出来解围，在赖婚后又因此而得重病，在红娘的帮助下，他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终于结合在一起。可见，此时他们根本没有传统的伦理道德“门当户对”的观念，追求的只是纯洁平等的爱情。后来，在张生中榜之后，张生没有因为自己地位的提高，另折高攀，他拒绝卫尚书招婿的要求。实际上，此时莺莺与卫尚书之女相比，尚书的地位要显赫的多，依照旧的传统，张生应当是选门当户对的，但是他却选择了与莺莺在一起，他并没有对她始乱终弃，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爱情是自主平等的。莺莺作为封建家庭典型的淑女，她的母亲对他管教严格，在这样的家庭里，她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合符封建家教的规范。那时的她，已经被父母许配给了郑恒，但是正值青春的莺莺，感叹：“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可见，她对那种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所以她对张生一见便陷入了深深地爱恋之中。
从他们的彼此内心来看，他们的爱情也是自主平等，他们并不是只是一方付出，在这场爱情的过程中，两人都努力的挣扎。莺莺作为相国小姐，作为已有婚姻的她，面对倾慕的张生，她的内心从此不再是“闲愁万种”，而是因不能与张生相见，变得“茶饭不思，坐不安，睡不眠”心里面时刻想的都是张生。这与她是一个封建贵族小姐的身份不符，可见，此时的她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满，对封建礼教枷锁的叛逆。虽然在后面的追求自己内心的爱情中，她有过犹豫、惶惶，但是，最终她还是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足见，她思想的深刻变化，在于对自主平等爱情的追逐。张生作为一介书生，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首先是地位给他的一道阻拦，使他只能是以月下对吟、道场传情等方式来获得与莺莺短暂的相聚。在偶然的一次解围中获得老夫人的许婚，冲破了第一次阻拦。接着，老夫人的“赖婚”，给他的第二道阻拦，在这一次中，他仍然没有放弃，与莺莺偷偷幽会，私自结合，冲破第二次阻拦。最后，逼京考试，以中举方可回来迎娶为条件，是给他的第三道阻拦，但是他依然冲破。后又因郑恒的离间，导致了老夫人再次悔婚，他也没有放弃，这一系列的挣扎，都只能说明，他对莺莺的爱情是建立在自主平等的基础上的，他之所以百折不挠，都是因为他对内心自主的爱强烈追求，对传统道德婚姻观的鄙视与反叛。
正如恩格斯所说：“封建王公贵族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但是莺莺与张生两人的爱情故事，却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婚姻观念，获得了男女之间自主平等爱情的胜利，向世人宣告：爱情应当是自主平等的。
（三）《西厢记》体现出了忠贞不渝的现代爱情婚姻观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在男女的婚姻中，男权一直处于中心的地位，一些青年男女在当时的此相爱、难分难舍，海誓山盟，可当男子一涉及到自己的地位利益时，则另折高攀，“始乱终弃”，什么“海誓山盟”，在这里变得毫无意义。往往女子只能陷入痛轻薄文人，对莺莺始乱终弃，并且元稹在自序中说过：“张生是善补过者，莺莺是天生尤物，不妖其人，则妖其身的‘妖孽’。” 《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亦如此，在李益得到她之后，就另娶卢氏。可以见得，在男权为中心的封建婚姻制度下，女子只能处于被玩弄、被抛弃的地位，最后还只能叹自己红颜多薄命。试问，在那样严密的封建制度婚姻里，又几个是对爱情忠贞不渝、至死不弃的？男人结了婚之后，可以休妻再娶，可以将其抛弃，也可是三妻四妾，这些都不违背伦理道德，但是女子呢？她们一旦嫁了人，只能是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否则，说是伤风败俗之事。所以，在以前的大多数爱情戏剧中，作家们大都局限于宣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婚姻观念，笔下描写的只能是男权为中心的悲剧爱情模式。在元代的王实甫，将《莺莺转》的悲剧结局改为喜剧，突破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观念，赞颂宣扬新的爱情婚姻观：青年男女之间对待爱情要忠贞不渝，至死不变。
在《西厢记》中，从莺莺我们可以看出，她对张生的爱情是专一的，是忠贞不渝的。从开始的初次相遇到最后的私自结合，她都在同自己的母亲和封建礼教做顽强的斗争。这说明她把对张生的爱看的很重要。更值得欣慰的是在长亭送别一折中，更看出了她爱情至上的原则。老夫人以“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张生上京取应，而莺莺对于即将求取功名的张生说：“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并且还把张生得官看作是“蜗角虚名，绳头微利”，可见她看中的只是他们之间的爱情。还一再叮咛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及早便回来。”又告诫张生：“你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你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一再的强调张生要把两人的感情牢记在心，特别的警告他“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足见莺莺当时因离别而感到痛苦，因别离而感到忧虑，她对功名的鄙视之情，对张生中举怕被抛弃之心，充分体现出她对张生爱情的专一、忠贞、执着。
在《西厢记》中，从另一个主角张生来看，他对莺莺的爱情也是专一，不离不弃的。在佛殿初次偶遇后，就对莺莺的美貌所吸引，从此忘记了自己上京求取功名的目的。为得莺莺欢心，月下吟诗，以获得其肯定；道场捐斋，以求得以相见；老夫人赖婚，大胆反抗；莺莺传简，翻墙得以幽会；老夫人逼试，为娶莺莺，求取功名；中举得志，不忘旧情；此一系列的努力，足以说明，张生是一个“志诚者”。几经磨难，仍旧对莺莺不离不弃，这样的不折不挠，在今天又又多少人可以大胆的说自己能够做到呢？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他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至死不变吗？
从莺莺和张生两个人为爱情奋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两都有着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高尚品质，有着对理想爱情不懈追求的顽强毅力。他们的这种精神不正是我们应该学习和赞扬的吗？他们的爱情理想不正是代表了我们对新的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吗？所以爱情就应当向他们这样：忠贞不渝，至死不变！
（四）《西厢记》中满足了本能对性爱的欲望，释放了长期的内心压抑
瓦西列夫说：“研究和观察表明，爱情的动力和内在的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属的本能。”但是在封建礼教的枷锁下，人本能的性欲是不被满足的。必须受到礼教的压抑。在《礼记·曲礼》中说：“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古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招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这就是告诉我们，在封建社会里，男女在结婚之前，如果没有媒婆做媒，他们是不知道姓名不曾见面的。那么，他们本能中对爱的欲望只能被压抑着。并且就算他们后来获得了爱情，但是他们的爱情在理、欲产生冲突时，表现的都是欲对理得屈服。人本能的性欲在传统伦理道德的枷锁下，永远都是退居其次。所以一幕幕的悲剧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如《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在欲与理得面前，只能是“举身赴清池”。《莺莺传》的莺莺只能是承受被抛弃的痛苦。《霍小玉传》的小玉只能是含愤而死。这一串串的悲剧，如果不是屈服于理下，怎么会有如此的结局。
王实甫，在元代文化强烈撞击下，肯定了草原文化注重人性的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压抑的叛逆，在《西厢记》中，注入了新的爱情婚姻观念：肯定人本能的性欲。并且把两性写入了作品中，还毫不掩饰的对性爱加于赤裸裸的描写。使人欲战胜了天理，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大胆的突破，才使《西厢记》又获得新的婚姻价值观。
作品中对肯定莺莺的性欲是这样体现出来的。正值十九岁的莺莺，“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这样的青春少女，怎能不青春荡漾呢?因此，面对残春的她感叹道：“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可见她的内心已有了对情爱的萌动之心了。但是长期受到礼教的压抑，她的这种欲望就像她所说的“怨东风”因为作为贵族家的小姐，她是不能有此想法的，就算有，也只能是藏于心中。可是，作者并没有让她的这种欲望被压抑着，而是描写到在遇到张生是“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临走时还“回顾觑末下”，后来的道场传情，传简幽会，此些举动，都是在对她内心本能欲望的一种肯定。所以，作者用皇帝的赐婚使他们的爱情获得圆满的结局，在不仅仅只是一改悲剧的目的，更为深刻的反应出了她那种被封建礼教所压抑的内心本能的对爱的渴望的欲望获得了胜利。这也反映出了作者在作品寄托的新的爱情婚姻观。
那么，从作品中的张生来看，更能突现出对他本能欲望的满足。首先，他的内心渴望貌美的女子，所以，当他在佛殿与莺莺邂逅时，[元和令]：“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从这段唱词中，可以看出张生已被莺莺倾国倾城的美貌所打动，这也正反映出了他内心本能的欲望。在第一本第一折的[后庭花]：“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这里已经鲜明的道出了张生的内心对莺莺强烈追求的愿望。我想，两人在一见面之后，都有如此大的反应，应该是封建思想的枷锁过分对人的压抑所导致的，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压迫越大，反抗越强。也许正是这样，他们便一见钟情，爱情之火一发不可收拾。再后来的一系列阻挠中，他们的爱更加强烈。莺莺内心“想着文章士，旖旎人”想着“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做念心儿里印”。而张生的内心也变得日夜思念，晚上难寝，孤枕难眠。彼此内心对爱的熊熊烈火燃烧着，在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强烈的反对下，催生下，他们终于冲破了封建的“藩篱”，内心那颗被压抑的本能的性欲望得以实现。作者在第四本第一折中赤裸裸的写道：
[元和令]：绣鞋儿刚半折，柳腰儿勾一奈。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云鬓仿佛坠金钗，偏宜鬄髻儿歪。
[上马骄]：我将这纽扣儿松，把搂带儿解，兰麝散幽香，不良会把人禁害，咍，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幺篇]：但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喜，檀口搵香腮。
[后庭花]：春罗元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旦云)羞人答答的，看甚么？（末）灯下偷睛虚见，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 这一系列不加掩饰的描写，都是对两人本能性爱欲望的肯定，对他们两人所达到的两情相融的赞美。这里不仅仅写他们冲破了封建礼教给他们欲望的枷锁，更是表达对他们实现灵与肉结合的歌颂。在这里，王实甫给我们展示了人性本来所具有的美。由莺莺和张生两人获得的人性解放，给后人肯定其本能的内心的欲望树立了典范。也给后世人在“人欲”战胜“天理”的这条道路上指明了方向。
从上面的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西厢记》不愧是一部伟大的爱情名剧。它所蕴含的爱情婚姻观，在当时来看，是一个进步的创举。在我们现在来看，它更是一盏指引纯洁伟大爱情的明灯。它所表达的爱情理想正是当今我们所渴望、
所追求。莺莺传》和《西厢记》是同一母题不同结尾的故事，在《西厢记》中这种暗示性的欲转化为一种“意会”，二人的私情时常用隐语表达，并形成爱欲上一种唯美的倾向，这种倾向同样隐含了情与欲对立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