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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稼先弟弟说邓稼先

邓氏家族

“我的父亲邓以蛰是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他早年留学日本、美国，以文学博士毕业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同时研究哲学和美学。1925年回国后，他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授。父亲与鲁迅有过交往，《鲁迅全集》第14卷中还有一段关于两人谈话的记述。

“父亲虽是做学问的读书人，却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一次，清华大学派他去欧洲考察，同去的一名叫艾克的德国人，在轮船上用手杖打了中国劳工，还骂道：“中国猪，滚！”父亲看了很气愤，回国后便在教授会上正式提出：如此歧视华人，此人不能用，后来这个德国人被辞退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南迁，组成了著名的西南联大。父亲因肺结核吐血没能随迁。时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北大校长的周作人，请父亲出来执教，被父亲称病拒绝了。北平沦陷8年，父亲隐居了8年。

“1948年，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抗议美国扶持蒋介石卖国政府，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面粉，父亲也在倡议书上签了名。在平津战役解放军大军压境之时，当局给父亲送来了飞机票，让他去美国，父亲拒绝了。

”解放后，父亲在北大任教，与朱光潜、宗白华并称为北大三位著名美学教授。

“ 哥哥从小活泼健康，好动会玩。哥哥爱好很多，喜欢莫扎特的抒情而宁静的交响曲，喜欢打桥牌、下围棋，对京剧十分熟悉。他冰滑得棒，棋下得好，而玩的最精的是杂技项目“抖空竹”，他甚至可以把茶壶盖拿来抖。

“父亲同时在3所大学兼课，家里经济条件该算中等偏上吧，但哥哥没有少爷脾气，跟保姆和黄包车夫处得很好。一次他把家里的香烟拿出来给车夫老岳，求他陪自己下棋。老岳说，我可以陪你玩一两盘，但你不能拿家里的东西，养成坏脾气可不行。劳动人民的朴实品质在哥哥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哥哥的中学是在北京崇德学校读的。他与杨振宁是同学。杨振宁的父亲杨吾之与我父亲在美国是同学，在清华大学又是同事，杨振宁又比我哥高一级，所以处处护着他。

哥哥与杨振宁都热爱数、理、化，成绩优异；而我哥的外语尤其好，这时已能看英文《格林童话》了。

爱国情愫

“七七事变”时哥哥正上初二。日本人的侵略暴行在哥哥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当时日本宪兵队驻扎在府右街，中国人路过那里就得鞠躬，哥哥上学放学宁愿绕很远的路，也不给日本人行礼。

“ 一次，日本人召开大会，给每个学生发一面小太阳旗，哥哥悄悄把旗撕了扔掉，不料被一个日伪警察看见，并告到了学校。因崇德学校是教会学校，对日本人不感兴趣，校方就说学校没有这个人，搪塞过去了。

1946年哥哥由西南联大毕业，被北京大学聘为物理助教。他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我也参加了北大广场集会，亲眼看见哥哥面对军警勇敢地跳上讲台演说，那种大无畏的气概，使我感到十分敬佩。

报效祖国

“ 1948年，在哥哥考取公费留美前夕，他的一位进步同学和密友劝他不要去，留下来迎接解放。哥哥认为，国民党的垮台是注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肯定最需要科学技术，自己应该出去学好本领，回来报效祖国。

在杨振宁的介绍下，哥哥去了美国普渡大学。哥哥就靠1924年父亲在美国存的2000多美元生活，吃饭都不够，得到学校实验室打工挣钱。直到第二年他得到了奖学金，才解决了生活问题。

“哥哥在普渡大学刻苦攻读，3年课程两年完成，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时年26岁，被美国人称为BABYDOCTER———娃娃博士。

“ 哥哥的英国导师对他说，我介绍你去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几年后你将会站在物理界的前沿。但是，担任旅美同学会总干事的哥哥一心想报效祖国，他不仅在1950年第一批回国，而且说服了光学物理学家王大珩（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低温物理学家洪朝生（后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一同回国。”

“美国的海默只搞了原子弹，泰勒只搞了氢弹，而哥哥搞完原子弹又搞了氢弹，既搞理论又亲临现场，身体受到极大伤害。他的《规范场论》已经写了一半，却再也没有机会写了；他的《自由电子激光》一书也没有写完，后来于敏写了。哥哥留给后人的，是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成功爆炸，以及他为科学、为民族献身的崇高精神。”

二．艰苦的条件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中央决定，集中在北京攻克原子弹的科研人员，陆续迁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科技人员决定离开北京去青海，参加草原会战。张爱萍将军的动员义气豪迈，改吟唐诗，一句“西出阳关有故人”，全场为之热血沸腾。从战出征，辞老别幼，亲人送行，北京站依依离情没有一滴眼泪，只有一

腔报国的热血激荡在心头。

60年代，“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牧区，冬天漫天飞雪、飞砂走石。最低温度达零下四十度，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张爱萍将军这样描写当时试验基地艰苦的条件。“草地蓝天，帐篷为家；深山峡谷，别有洞天”„„科技人员常用这些诙谐幽默的语言，抒发自己的乐观情怀。万名建设大军怀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以三顶帐篷起家，盖厂房、建铁路、修公路。同时，自己动手开荒种青稞、山药蛋，饲养牛羊，补充物资供应不足。

当时面临的岂止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国际形势也日益严峻。1959年6月，苏联撕毁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撤走所有技术专家使刚刚起步的研制工作雪上加霜。一切从头开始。当时的装备实在太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但我们有最大的优势：我国年轻的科技人员都怀有一颗振兴民族火热的心。他们凭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苦苦探索，着手进行热核材料性能研究。

我国的原子弹研究只能靠自力更生。1958年9月，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调来后，“娃娃博士”邓稼先就带着这群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从最基础的三本书学起。他带领20多名优秀毕业生向前苏联专家学习。白天挑砖抬沙建基地，晚上挑灯研读和翻译苏联专家的著作。苏联专家撤走后，哥哥被指定为研制原子弹的负责人，他提出了突破原子武器的3个重大课题，组织技术力量攻关，用每秒钟仅能运算几十次的手摇计算机，花大半年时间，算出了用数字模型描绘原子弹爆炸这一物理现象的数据。1960年4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正式开始，到年底就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原理的轮廓勾勒出来了。在爆轰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等一系列关键概念上搞得扎扎实实，即便是一个细小的疑点，也不曾放过。当时，我国还没有大型电子计算机。有一次，为了把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三班倒；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日夜连轴转，计算稿纸一麻袋一麻袋堆满了房间。计算中，科学家与年轻人平等地交换意见，反复讨论计算结果，查找各种疑点和漏洞。这样的计算、讨论前后进行了九次，历时半年。

1964年10月，在我国西北戈壁滩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有一天突然刮起11级大风，安装原子弹的百米铁塔摇晃了30个小时，塔顶工作间里有7个人下不来，没吃没喝，恶心呕吐，全场为之心急如焚。铁塔安装技术总队的王师傅舍命上去送水送面包。大风刮得他睁不开眼，一步一步地摸着爬了上去。7个人将他抱成一团，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巍巍铁塔鼎托昆仑惊雷，也成为用钢铁般意志焊接起来的集体力量的象征。在大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我国科学家从1960年底已开始摸索氢弹原理。

为给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带领一个30多人的小组，利用一台普通锅炉，再向部队借来几只熔药桶，动手浇铸炸药件。用马粪纸作炸药药模，焊接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外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手工搅拌，随来随浇。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难闻，毒性也大。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充满整个帐篷。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才能使炸药部 件密度均匀。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炸药部件。

在青海高原上，将军和群众一样住帐篷；在安放第一颗原子弹的百米铁塔上，时任二机部九局局长的李觉陪着工作人员插雷管，手里拿着起爆台钥匙，成为试验场操作人员精神上的镇定剂；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为了让我国早日掌握“杀手锏”，常常夜以继日地连轴转，有时睡在机房的地板上，有时守在工厂的加工机器旁。实验前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和他的同伴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

正是有了这种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我国的核事业才能无往不胜。在生活极端艰苦困难的60年代初，中央领导对核事业表示深切关心：周总理请客，让中物院到北京开会的科学家代表吃一顿肉；病中的聂荣臻元帅曾为中物院的供应向各大军区募捐；国家粮食部门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从各地调来数万斤黄豆；青海省政府紧急拨给4万只羊„„

三． “两弹之父”——卓越的贡献

说他是伟人，这是因为他的一生始终和中国的核事业联系在一起，他主持和参与了两弹的研制和试验。他的名字可以和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前苏联的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相媲美。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挥舞着核大棒，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核武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毛泽东从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深刻指出：“在今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党中央决定发展核事业。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五、六十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当时，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集思广益，运筹帷幄，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作出了对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英明决策。

1958年，在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举荐下，邓稼先挑起了发展我国核事业的重担。他和他的战友们卧薪尝胆，历尽了千辛万苦，依靠自己的力量，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研制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两年零八个月后，他和他的同行

们又使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此，中国有了两弹，跨入了世界核大国的行列。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他带领20多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经过两年的研究，奇迹般地模拟出了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他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杰出贡献。后来，他又带领同志们向氢弹进军，成为开拓我国原子弹、氢弹事业的先驱者，被誉为：“两弹之父”。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这是一个令所有炎黄子孙激动和难忘的时刻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浩瀚的沙漠上，轰地一声巨响，腾起了烈焰翻滚的巨大蘑菇状烟云。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世人宣告：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

面对大漠戈壁上的擎天云团，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断言，那不仅仅是火红的云团，更像是举起的拳头，是中国人用能力和志气攥成的铁拳！ 国外一位华人记者的话概括了所有游子的心声：“当中国第一次原子试 爆成功的新闻传到海外时，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在海外的中 国人眼中，那蘑菇状爆炸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72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瞬时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

氢弹试验又取得了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突破，美国用了七年多，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半，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速度！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说的话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人们同样不会忘记，1999年7月15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国又庄严宣告，早在80年代就已掌握中子弹的核心技术。这是一个挺立起来的民族发出的严正声明，是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掷地有声的宣言！

一个人靠着脊柱才能直立，一个国家需要铁脊梁才能挺立。一次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曾提到，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腰杆就不会这样硬。中物院的工作能使中华民族的脊梁挺立得更加坚强！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中物院人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够为了“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贡献着心血、汗水乃至生命，中国才能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堂堂正

正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两弹一星’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我们所有参加过‘两弹一星’的同志，都有那么一股劲头。那种艰苦奋斗、坚韧不拔、苦心钻研、万众一心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江泽民总书记的话，是对有中国特色核武器发展道路最精辟的概括与总结。

四．执着的精神

１９５８年８月，邓稼先被调到九局任理论部主任。新上任的邓稼先先到几所名牌大学招募了２８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子的，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邓稼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就这样，邓稼先和他的“２８宿”很快进入了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几百万个大气压。他们一周工作７天，每天三班制，运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的古老计算工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一次要花一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 了９次！最后，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这个数据，又经过刚刚应招回国的周光召的验证，证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邓稼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青年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复杂计算，他们用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加百分之一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败的关键数字。

1986年3月，“两弹元勋”邓稼先身患癌症，身体极度虚弱。他明知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依然怀着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以超人的意志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几位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当时世界各国的军事动态；分析我国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他还写了满满两页纸，提出报告内容要作哪些调整，如何再加以润笔，报告应送到哪里„„

当邓稼先颤颤巍巍的手最终在报告上签完自己的名字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完成了饱含满腔心血的生命绝唱。

“祖国的尊严高于一切，我们可以付出一切”

在夜以继日地为核试验紧张准备的大背景下，有这样一些特写镜头：夜深人静，屋里的电视开着，电灯也亮着，天真可爱的女儿却躺在水泥地上甜甜地睡着了，年轻的妈妈抱起孩子，心酸的眼泪挂在了脸上。婚姻是人生大事，而中物院人为了国家和民族富强推迟婚期的比比皆是。28岁的窦三平，为了试验三次推迟婚期。婚后3天，新的任务下达了，他又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个别同志深夜下班回家，骑在车上人已迷迷糊糊，一头栽进路边的水沟„„

这就是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一群默默无闻却又为民族呕心沥血的人。 50多岁的陆祥根由于漫长旅途的颠簸和劳累过度，来到试验基地就病倒了。 躺在病床上，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现场的情况。他挣扎着坐起来，向领导苦苦请战：“我希望在这最后的关头，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搞了这么多年，我不能亲自参加这项任务，会感到终身悔恨。请理解一个老兵的心愿„„”

在中物院，像这样舍己忘我，以身许国的，又何止陆祥根一人！

1988年，年仅51岁的高级工程师宋大本身患绝症，在生命的最后81天，仍与死神抗争，以超人的毅力拼命工作。深夜，剧烈的病痛让他直不起腰来，但他依然咬着牙，顽强地挺立在计算机前。长长的打印纸迅速滑过，密密麻麻的数据喷涌而出，宋大本拼尽最后的生命，完成了给祖国和人民的答卷。当他拖着已极度虚弱的身子从四川回到北京时，妻子泪流满面地苦苦哀求着，“老宋，你就„„为了这个家„„多活几天吧！”在弥留之际，他仍坚持在病床上向领导汇报工作，心里装着的还是千里之外的试验„„他在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儿这一辈子，是进取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没有给老人家丢脸。对不起，我对家照顾太少了，但也念着父母，我担子很重，在为党和国家的科学作贡献。我这样做了，我想你们会高兴的。” 用青春和热血去营造祖国的和平，支撑他们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

一位女将军得知他的事迹后，流着热泪痛惜地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再让这样的人倒下去了。”

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是与祖国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个人命运托付给为国家和民族强盛的伟大事业，这样的人生才会更加壮美。这一点，中物院人理解得最为深刻。

这辉煌的业绩，离不开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物院）。这是一支在秘密历程中艰苦跋涉的科技队伍：他们不道索取，只有奉献；他们默默无闻，殚精竭虑，耿耿报国„„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

五．高尚的品质

隐姓埋名十七载 一腔热血报祖国

邓稼先的弟弟说：“后来我从许多报道中了解到，无论研制原子弹还是氢弹，无论是理论设计、加工组装还是爆炸实验，哥哥都亲临现场指挥。有了故障，他不顾危险，亲自排除。他隐姓埋名，“失踪”多年，连我嫂子也不知道他对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所做的巨大贡献。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在诗中赞他道：“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哥哥不仅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还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纯洁高尚的品格。这次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于敏，曾和哥哥一起工作。哥哥对他的才智非常赞赏，大力推荐他参加核武器研究。工作中，只让于敏拿出研究报告，不让他去现场，以免被射线伤害，很好地保护了他。

“1988年，哥哥以62岁年龄过早地去世了。他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只是在他去世前一年,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才从一位护士的口中知道了他是搞原子弹的。”

一则故事 1964年10月16日，在我国西部上空爆炸了一颗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原子弹。全中国都沸腾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老师严济慈来到他的好友许德珩家。话题当然是谈原子弹。许老悄声问：“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嘿，你还问我，问你的女婿呀！”严老笑个不停。“我的女婿——邓稼先？”许老惊愕不已。

由于事关国家机密，科学家们即使对自己的亲属也守口如瓶。35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守口如瓶。

当年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大都只负责某一方面，谁也不去探问别人的机密。关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是如何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最了解情况的是当年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

1999年初，《科学时报》记者刘振坤有机会采访张劲夫同志。张老回忆起1956年到1966年中国科学院辉煌的10年，提到中科院参与“两弹一星”这件事。访谈被整理成《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一文刊登在《科学新闻周刊》上。这篇文章打开了人们记忆的闸门，不少老科学家打电话、写信，希望他们的老领导张劲夫谈谈科学院为研制“两弹一星”所做的历史贡献。远在大洋彼岸的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打电话给张老，建议他正式披露科学院参与“两弹一星”研制这段史实，给历史一个交待，给后人一个交待。张劲夫同志考虑再三，征求了中国科学院现任院长路甬祥的意见，决定采纳杨振宁的建议，向人民公开这段科学的秘密历程。1999年3月11日与12日，张劲夫同志再次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在他博大的记忆宝库里如数家珍……

在核武器的研制方面，邓稼先功勋累累。今天，当我们说到中国核事业的发展，无一不提起邓稼先。但是，在1986年死神将要无情地夺去他的生命以前，又有几个人知晓他就是我国两弹研制的总设计师呢？由于保密的需要，研制核武器的人只能在荒凉地带度过极为艰苦的生活，更令人崇敬的是他们甘愿做无名英雄。邓稼先，这个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隐姓埋名”了几十年，直到癌症后期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一般人都还不知道他在我们核事业中的分量。1986年7月29日，一个伟人在鲜花和亲人的守护中长眠了。他静静地去了，他走得那样匆忙，

那样急促，他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片刻，还没有抽出一点儿时间去接受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就离开了我们—他就是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邓稼先。

“他们心里只装着国家和民族，唯独没有自己”

“十八勇士”抢救试验数据的故事已经过去多年了，但至今仍广为传颂。一次试验，现场的测试车后轴震断了，如果不及时将车开出去，采样的放射性物质衰减，所需数据就会丢失这将严重影响试验测试的结果。放射性剂量对人体有害，核试验后的剂量又相当大。现场万分火急，副院长唐惠龙没有考虑个人安危，立刻组织抢险。老同志说，我有经验让我去；年轻人说，我身体好，抗得住。18位勇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及时抢出测试车，获得了宝贵的数据。为了壮国威，扬军威，他们心甘情愿地在危难时刻体现人生的价值。

六．我以我身壮国威

先驱者

1958年，以研制核武器为主要任务的二机部九局成立。她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乳名。

从此，一批立志报效祖国在建国初期从海外归来的莘莘学子甚至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纷纷踏进了铸造民族核盾牌的中物院大门。

１９３０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王淦昌考取了官费留学生，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这个世界物理学研究最前沿的大学，王淦昌以他对实验物理学的特殊兴趣和对科学热点的敏锐洞察力，在导师梅特涅的指导下辨识着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方向，并于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取得了博士学位。１９３４年４月，王淦昌博士乘船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淦昌身在落后的中国，却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物理学的重大进展。当党中央告诉他要参加原子弹研究时，他略加思考，只说了一句话：愿以身许国。”

１９３７年，法国巴黎大学镭学院的居里实验室，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钱三强。他与王淦昌一样都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来到巴黎后，钱三强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从事放射线研究。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７年，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后来他们还发现了几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他们的这一工作被约里奥－居里夫妇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成果之一。

同在清华，比钱三强高一级的彭桓武，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１９３８年冬，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投奔鼎鼎大名的玻恩（Ｍ．Ｂｏｒｎ）教授做博士研究生。众所周知，玻恩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了奠基性质的作用，并在德国最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建立起一个学派，使该校物理系成了当时

世界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彭桓武在玻恩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被称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在他看来，“我是中国人”就是最大的理由。

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另一位先驱者，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忠尧先生。他是第一个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１９４６年６月３０日，美国在太平洋小岛比基尼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２５公里远的“潘敏娜”号驱逐舰上，有应美国政府之邀前来观“战”的英，法，苏，中四个同盟国的代表，其中那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的脑海中。这次演习完毕代表们回到美国。当美国国防部代表在机场欢送盟国参观团回国时，他们发现那个黑头发的中国代表“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赵忠尧此次出国负有当时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给他汇去。就这样，赵忠尧神秘地“失踪”了。他设法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１９２７至１９３０年间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他常周旋于原先的老师和同事之间，利用机会在加速器的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栋秘密汇来１２.５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及个人生活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器起码要４０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１６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面包加咸菜，为的是节省１２。５万美元中的每分钱。１９５０年初，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早已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中传遍，赵忠尧也完成了预订的计划准备回国了。当年８月２９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的８００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他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查。其实，他早在一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而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烂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还是被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巢鸭监狱。

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引起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问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放行。１９５０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１９５５年，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材和零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开展了原子物理的研究。就是这时，被美国海军次长说成“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及其带回中国的技术设备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

著名力学专家郭永怀为了能回到祖国，在美国求学时从不参加机密工作，回国前一把火烧掉了他的一本未完成的书稿。这位力学专家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核物理学家朱光亚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1950年初即毅然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此间他还曾作为译员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1959年奉调到中物院担任技术领导，从此，他为核武器事业的发展运筹帷幄，把全部心血献给祖国的国防尖端事业；

理论物理学家程开甲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执教。1960年中央一声令下，他先是到中物院参加原子弹设计和研究，不久又奉命组建核试验研究基地和队伍；

1950年，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沙里宁的吴良镛，获得了美国匡溪艺术学院硕士学位，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时，他的恩师梁思成、林徽因的一封信，从国内寄到他手里：北京百废俱兴，正要开展城市规划工作，希望你赶快回来。吴良镛毫不犹豫地回来了。

他的这番人生抉择，与1947年的梁思成是那么相似。那时，刚刚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应邀在美国讲学，美国的朋友劝他不要回去，最好举家迁美。梁思成说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共产党也要盖房子。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们不会像国民党那样腐败贪污。”在日记里，梁思成动情地写道：“愿能携家久居是邦，奈不舍破国山河何！”回来后的梁思成被深深感动了。他帮助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他与妻子林徽因教授及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师们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他主持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为中国城市的发展与文物保护事业倾尽心血„„

天安门，过去封建帝都皇城的南大门，又是新中国开国大典所在地。1950年梁思成、林徽因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时，在国徽图案中将天安门置于一面顶天立地的五星红旗之下，赋予它全新的时代意义。

被誉为“娃娃博士”的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1950年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新中国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是1958年最早一批投身原子弹研究的行列。

后继有人

在中物院，老一辈科学家几十年来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国家的核武器事业，他们还言传身教，用“两弹精神”感染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年轻人。

近年，市场经济大潮不断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价值标准，有的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有的人为一己之利拼命钻营。中物院的年轻人同样面临着高薪的吸引，但他们不计私利，仍默默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奋斗着、拼搏着。

不少年轻人说，当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的一大批科学家，不是凭着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回来了么？在他们的眼中，祖国的尊严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重于一切。今天，为了祖国和人民，我们同样可以付出一切。

年轻的高级工程师陈虹，富裕起来的同学为她在沿海找了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她不为所动，将孩子放在北京老家，10多年来一心扑在计算机王国里，开发出异形计算机联网的先进技术，获得“邓稼先科技奖”。她说得很朴实：“同学富起来，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为国防作贡献，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热心高科技产业化的科学家——陈章良、归国台胞、著名物理学家李家明„„

一批批学子学成归来，为祖国的独立、繁荣和富强，贡献着自己的热血和青春。

七．捷报频传

我国从1958年就开始组织力量研制核潜艇。首次核试验成功后，中央专委决定加快核潜艇的研制工作。1970年7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达到满功率；1971年9月，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安全下水。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了核动力技术。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它传送着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乐曲在太空遨游。（卫星重量173千克，每114分钟绕地球一圈）

我国第一座核电站是位于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核电站，1991年12月，正式投产发电。

1994年建成投产的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核电站，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大亚湾。

北京时间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一声巨响，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载人航天试验飞船“神州”号发射升空。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飞船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掌握此技术的仅有的几个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