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与新海上丝绸之路

新丝绸之路与新海上丝绸之路

新丝绸之路

一．新丝绸之路的历史传承与构想

21世纪以来,中央先后部署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西部地区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丝绸之路复兴的前景日渐光明。2005年,“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召开,两年一度的国际论坛成为我国推进丝绸之路复兴的重要多边舞台。2007年,我国与中亚七国1计划共同投入192亿美元建设“现代丝绸之路”。2008年,我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中亚四国联合发起丝绸之路区域项目,共有19个国家响 应,各国在日内瓦签署意向书,决定再为复兴丝绸之路投入430亿美元。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首先,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 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1/4。此外, 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 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 与市场串联起来。

其次,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 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 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再次,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来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经济发展为基础设施建设准备了物质条件,提高了各国参与合作的意愿。 政治合作消除了开展经济合作的各种人为障碍。经济发展与政治合作有助于化解安全冲突,消弭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伴随着政治、经济活动而展开的文化交流,最终将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目标并行,使得新 丝绸之路构想具有突出的稳定性,不至于 被安全冲突打断,反而能抑制安全冲突。

二．欧亚丝绸之路上的竞争与合作

丝绸之路的发展前景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战略设想,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北南走廊”计划。这些计划为我们认识新丝绸之路设想提供了参照系。

日本提出“丝绸之路外交”的初衷是保障能源来源的多元化。日本早期并不重视中亚外交,直到1997年桥本内阁首次提出“丝绸之路外交”设想,才开始加强与中亚的交往。日本政府认为:中亚各国远离国际市场,需要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才能更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日本应该帮助中亚各国实现一体化,在此过程中,日本可以强化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日本执行丝绸之路外交的主要方式是:由日本政府提供开发援助,帮助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完善公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推动丝绸之路外交,日本自2004年起推动设立“中亚5+日本”机制,通过五国外长的定期会晤来促进政治对话、经贸合作、文化交流。

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为日本在这一地区赢得了好名声。但日本“丝绸之路外交”进展并不理想。首先,这可能与日本自身实力的相对衰退有关。由于日本经济增长长期停滞,日本模式在中亚渐渐失去了市场。“中亚+日本”机制越来越难以与上合组织等合作框架的影响力相媲美。其次,日本对中亚地区能源的重要性及相关安全议题的认识逐渐成熟,渐渐失去了对丝绸之路外交的兴趣。

美国异常重视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价值。早在1999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该法案计划通过支持 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来复兴连接这些国家及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为此,美国致力于推动中亚国家建 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2005年美国提出“大中亚”计划,强调要以阿富汗为立足点,在中亚地区建立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多边机制,以促进地区发展与民主改造。2011年美国国务卿进一步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通过援助中亚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现“能源南下”与 “商品北上”的战略目标。2012年7月,在东京召开了关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部长级会议,美国希望将日本拉入该计划, 可见其对这一计划的重视程度。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与中俄两国展开地缘政治争夺的态势明显。然而政治干涉为己方树立了对手,如伊朗;军事干涉给本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与安全包袱,如阿富汗;战略争夺迫使本地区国家不得不选边站,实际上违背了促进地区一体化的战略目标。同时,美国自身的安全问题也并没有因介入本地区而得到根本改善。未来,较难期待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在本地区大有作为。

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与前述三个计划进行比对,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坐标体系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特性:

首先,我国目前正处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佳历史机遇期。当前,东西方之间存在通联的巨大战略需求,而中 国又处在绝佳的地缘位置上。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对中亚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我国当是复兴丝绸之路的最佳推手。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处在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包括中俄在内,大都面临着类似的发展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对合作的期盼远高于利益的分歧。此时推动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选择。

其次,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体现了鲜明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通过坚持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中国与本地区国家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建立起普遍的政治互信。我国提出的构想,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 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这些举措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排除政治阻力。同时,肯定、接纳其他国家在本地区内的存在,有助于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强化地区的一体化趋势,充分体现了大国政治的胸襟。

再次,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 想在制度设计上更为合理。由点及面、从线到片的布局规划符合扩散效应原理。 在构想中,软件(政策沟通)建设与硬件 (道路联通)建设相辅相成,消除贸易壁垒与加强金融制度建设相得益彰,经济交 往与民心交流并行不悖。这些都是我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超越既有建设计划的出彩之处。

最后,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是建立在文明融合而非文明冲突的立场上的。新构想不仅强调政治协调、经济交流、促进安全、制度建设,更突出民心相通,人民外交的思想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这表 明,中国外交正在走出权力政治的窠臼, 为各国开展合作提供了典范,也是对全球经济繁荣与和平安全的重大贡献。

三．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的挑战

总体来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是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提出的恰当的战略建议。这一建议有很大的包容性, 与其他国家的建议并不发生根本性冲突。然而,未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建设过程中,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如果拿捏不好, 亦有可能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首先,制度化建设的水平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值得关注。丝绸之路 是一个多边外交的舞台,既涉及本地区的国家,又涉及在本地区具备影响力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甚至国际组织(如国际道路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初始的 政策协调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 最初的制定过程是否需要排除外界因素? 在缺少主导国的前提下如何排除外界因素的作用?政策协调是否需要形成一个固定的机制?相关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了国际协调而让渡自己的主权?如果有国家因特殊原因(如政变)而退出协调机制, 是否需要建立补救及惩戒机制? 在制度建设上实际需要处理好两个平衡:一是主权让渡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平衡。缺乏主权让渡的一体化进程往往是不稳固的。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美国始终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在意识形态相近的背景下,较容易形成政治互信,从而提升制度化建设的水平。然而依照我国的新丝绸之路规划,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种族 的差异是必须直面的现实,“不干涉”是使新规划能够覆盖这些差异的唯一选择, 那么就要看我国的计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扩大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基础,

并且需要对“不干涉”的范畴有更加明晰的界定。总体上说,由点及面、从线到片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在扩散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保持各方的利益平衡。 另一个平衡是缺乏主导国与推进制度建设之间的平衡关系。为了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中国明示放弃在新丝绸之路建设上的主导地位,其他国家也不具备承担这个地位的条件。而制度建设非有国家牵头不可,特别是在关键时期需要有国家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以便产生示范效应。放弃主导地位,则意味着承担额外责任的国家需要放弃额外的收益。这将考验国家对长远利益的认知以及对即期利益损失的承 受能力。此外,要特别注意,推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须对地区一体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而不是相反的作用。

其次,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考验决策者的智慧。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路线的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地理环境、经济 效益与政治协调。总体上,经济带的干线仍需以铁路交通为主,其次才是公路和石油管道,最后是其他配套设施。丝绸之路途经的地带多山、多沙漠,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地理条件决定丝绸之路的很多路段只能绕行,而无法直接通过。从我国境内情况来看,现实的选择是通过新疆的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几个较为平坦的口岸出境。目前已经通车的亚欧大陆桥即属于此条线路。它是我国西北地区目前唯一的出境铁路,目前看来,这条线路应该无法承载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部需求。正在规划论证中的中巴铁路、中尼铁路以及中吉乌铁路,均需要穿越山地,施工难度较大。但青藏铁路建成所累积的技术和经验,让我们对这些线路的建设更有信心。目前,中尼铁路已经开始施工,我国将把青藏铁路延伸到尼泊尔边境。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因其重大的战略及经济效益, 目前已经得到各方的鼎力支持,顺利完工也是可以预期的。未来在西南方向经广西、云南出境前往东南亚和南亚的线路也 应该纳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

要想使交通线充分发挥扩散效应,选址除了考虑地理因素外,还要充分考虑经济因素。例如同样是贯通亚欧大陆的交通线,穿越人口稠密地区的线路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西伯利亚铁路。除了人口与物产分布外,避免重复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应该统筹考虑与本地既有基础设施的衔接问题。例如,新丝绸之路不妨考虑与“北南 走廊”计划等联结,最大限度地发挥已建成设施的效用,缩减早期投入。

与技术和规划因素相比,更大的挑 战来自于政治协调,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例如,俄罗斯是丝绸之路上的传统大国,也是利益攸关的国家,俄方的态度能够对新丝绸之路设想产生重大影响。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俄视中亚地区如自家后院,不太愿意接纳其他国家在这里扩张影响力。从功能上看,新丝绸之路规划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有明显的重叠,需要进一步协调两者的角色定位。再例如,中尼铁路需要充分考虑印度因素;西南方向出境的路线需要协调东南亚各方的立场, 此外还要充分考虑美、日、欧盟等在本地 区有影响力的其他大国的因素。

最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否建成,还取决于能否成功消解一些人为的障碍。新丝绸之路将跨越多国边界,跨境物流需要充分考虑体制、官僚与腐败等因素的消极影响,这是与海运相比的一个突出劣势。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的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低效率、不作为甚至是贪污腐败的行为,都严重威胁着丝绸之路的复兴。

除了边境管理,安全保障是另一个突出的人为障碍。“三股势力”长期在中亚地区肆虐。费尔干纳谷地目前是宗教极端势力的重要营地。境内反动势力与境外恐怖分子勾结,进行破坏油气管线等恐怖活动的威胁并非杞人忧天。区内部分国家, 如阿富汗、缅甸等局势仍然动荡。毒品等跨境犯罪问题尚未得到根治,湄公河惨案的警钟尚在耳边回荡,阿富汗山区又崛起成为新的海洛因主产区。印巴之间存在 严重的领土争端,中亚国家之间也屡有龃龉,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极有可能诱发政治对立甚至军事冲突。这些地区内部问题再 加上地区外的政治势力的挑唆、干扰、破坏,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使得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努力付诸东流。

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前景展望

尽管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实施存在严重的潜在挑战,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对新丝绸之路的前景表示乐观。

第一,“新丝绸之路”可以分期分阶段实现既定目标。这一构想在空间上大致分五个区段:东亚段、中亚段、西亚 段、中东欧段、西欧段。时间上可以按近期、中期、远期来分阶段建设。重新激活这条古老的贸易通道,对于沿途国家的

经 济建设、地区繁荣乃至世界经济的平衡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极大改善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环境,形成新的对 外开放前沿与经济增长段,西部地区的 面貌及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将再上一个 台阶。通过参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所谓“塌陷地区”的国家将有机会重 新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逐步消除贫困与落后,这又有助于根除极端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活动的温床。新丝绸之路将把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地区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仅有利于促进贸易、繁荣经济,更有利于东西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源自不同民族、文化、种族的群体的相互 包容。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这一计划将得到地区内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与预期收益相比,更引人入胜的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历史价值。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新丝绸之路构想突破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它主张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各方的积极参与, 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行阻力,扩大支持的基础,并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这些优势是以势力范畴争夺或贸易保护为目的的排他性地区经济合作所无法比拟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同步推进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民心方面的沟通与建设,突破了由单一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的传统模式,使得这几方 面得以相辅相成,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种消极因素的干扰。

第二,中国完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主导和中枢作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无论是技术准备、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投入乃至政治与安全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条件均已成熟。我国提出这一构想, 既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也体现了大国外交的自信。

第三,自从中国提出这一计划以来, 得到了中亚、西亚、中东欧、西欧各国不同程度的积极响应和配合。“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带来的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欧亚大陆的一体化和全面复兴。

（二）新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提

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打造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时代,伴随着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明初郑和下西洋时,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 为东西方交往作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重提“海上丝绸之路”,其政治意义就是历史上中国作为亚洲强国,对邻国不是征服占领, 不是执行殖民政策甚至发动战争占领、侵略弱小国家,而是通过友好通商,彼此互惠、共同繁荣。现今形势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将继承历史传统,与周边邻国做生意,团结友好国家, 形成区域共同市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但是继承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的传统,而且在格局与规模方面又将开辟一个崭新的里程碑。

二、打造新“海上丝绸之路”正当其时

中国提出这个主张绝不是空喊口号,而是有着一系列的前提和基础。

一是政治互信不断加深。2013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10年来,在双方领导人的悉心培育下,中国与东盟携手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开创了双方合作的“黄金十年”。可以说,中国与东盟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10 年来,双方保持了频繁的双边和多边高层交往,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对话合作体制,包括领导人、部长、高官等各个 层级。在部长层级,双方已建立了包括外交、经济、交通、海关署长、总检察长、青年事务、卫生、电信、新闻、质检和打击跨国犯罪等12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并在20多个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各层级密切交往极大地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二是双边贸易大幅提高。2010年,双方如期建成了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02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为547.67亿美元,2012年,双边贸易额超过4000亿美元。2013年1-8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已达2843亿美元,同比增长12.5%。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目 的地,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双方的合作为本地区人民带来了福祉,树立了国家间平等互利合作的典范。

三是双向投资快速增长。2002年年底,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为301亿美元。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11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额累计近300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1%,东盟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经济体。同期东盟对华投资额累计超过800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6.6%,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

四是劳务承包成果显著。长期以来,东盟国家一 直是中国重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承包工程涉及电站、桥梁、公路、机场、码头、工厂、办公楼、住宅楼等。近年来,中国在东盟国家承包工程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普遍受到当地好评。因此,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工程承包领域的合作快速发展, 业务规模逐年扩大。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在东盟签署的共同承包合同额达到1480多亿美元,完成营 业额970亿美元,无论是修电站、铺公路还是架设通讯设施,中国都有竞争优势。

五是人文交流空前密切。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双方人员往来迅速扩大,10年间从387万人次增加到1500万人次,增长了近4倍。中国与东盟双向留学生人数已超过17万。人员往来为双方旅游业带来了大量商机。2012年中国赴东盟游客达

732万人次,较10年前增加了2.6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二 大游客来源地,同年东盟来华游客达589万人次。

事实证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年间,中国—东盟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历经“黄金十年”之后,中国与东盟正努力创造“钻石十年”,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双方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由此可见,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打造新“海上丝绸之路”正当其时、顺应时势。

三、打造新“海上丝绸之路”可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与东盟是天然合作伙伴。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毗邻而居,相互合作有着极为便利的地缘条件。文化相近、民心相亲,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有助于拉近彼此距离。当前双方同处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在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方面各有所长,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具备天然优势。 未来10年,中国—东盟关系如何再建构、再开拓、再升华是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方向性问题。中国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与东盟的关系,坚持把东盟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持巩固和深化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积极主动的外交充分展现出推动双方关系全面深入发展的信心、决心、诚心。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对东盟的睦邻友好政策,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为双方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指明了方向。10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就加强中国—东 盟“ 7个领域的合作”又提出了相关建议,其中包括积极探讨签署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进程、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本地区金融合作与风险防范、稳步推进海上合作、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以及密切人文科技交流等合作。

另一方面,当前东盟也正在着力建设东盟共同体。2010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十七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该规划被认为是迈向东盟共同体的实质性步伐,它囊括了700多项工程,通过多元投资积极参与规划。近年来,不仅东南亚各国借财政状况好转的机会大力发展本国 基础设施建设和

重点产业建设,同时在加强合作、按期实现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目标的道路上突出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

当然,打造新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还面临着一些风险和挑战:个别国家政治局面不稳、基础设施落后、经贸法规薄弱,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也免不了有一些矛盾。但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加强与中国合作是大势所趋,而合作确实能给双方带来实惠,双方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中国坚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在这些地区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排他性合作, 不追求利益最大化。新“海上丝绸之路”将有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形成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局面。只要中国与东盟继续真诚相待、携手共进,不断巩固政治和战略互信,牢牢把握中国—东盟战略合作大方向,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将有着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