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与阶级意识]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国内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研究，主要围绕“物化理论”、“总体性思想”、“阶级意识”、“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总体作用等主题而展开，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提升，在研究方法上有对比研究法、文献综述法、系统说明法等，各种研究的主要争议点为：卢卡奇早期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代表的基本思想与晚期以《社会存在本体论》为代表的思想差异及研究重点之争、由卢卡奇为主引出的“国外新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与归属之争、统摄《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的核心范畴之争。但现有的一些研究存在随意化的问题，研究的科学方法不够，未来研究应该采用历史方法，抓住文本本质，走中西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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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自20世纪20年代刚一问世，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的批评和争议，而且这种批评和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该书传入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是国内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八十余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这些成果先后经过了几次梳理，面对当今中国发展的诸多问题，再次对其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立足当下在未来做好进一步深入而有价值的创新研究。

一、研究基本情况

（一）研究数量不断增多，质量逐渐上升

我国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研究历经八十余年，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断上升。据2011年由中央编译局举办的“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纪念卢卡奇诞辰126周年小型学术研讨会”相关资料显示“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蓬勃发展的这30年间‘关于卢卡奇的研究也日渐加强：哲学方面专题论文的数量由20世纪80年代的30多篇、90年代的100多篇’发展到21世纪这10年间的300多篇；研究的质量也大有提高”，但“‘我国的卢卡奇研究还有待持续深入的发展’”。[1]

从研究时间来看，现有对卢卡奇及其《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0年代以后，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学术界结合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一些该书引出的命题和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研究质量来看，核心期刊所占比例在29.09％[2]，从国内外的对比来看，国外研究在很多方面走在了国内前列，西方学界70年代末期就对该领域进行了长期研究，形成了相当数量的高质量成果。[3]从研究视角来看，有对某一篇文章的研究，也有对某一主题的研究，也有将这本书中的某个思想与晚期思想进行比较。从研究的轨迹来看，各个时代深深的历史烙印。西方经历的是“从点到面的转化”，苏联和东欧经历的是“从贬到褒的转化”，中国经历的是“从冷到热的转化”。[4]就国内研究来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革命时期的“政治误读”。第二阶段，转型时期的“视域转化与话语分裂”。第三阶段，后革命时代的“研究热潮及其缺憾”。这时期的研究成果“真正具有学术创建的著作并不多。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其实并不具备与卢卡奇进行思想对话的基本理论平台，仅仅因为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就想当然地对卢卡奇指手画脚起来，甚至在根本不懂得卢卡奇为什么那么说的时候，就义正词严地批判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了。”这种性质的著作“视域狭窄”、“理论含量低”、“原创性差”等三个主要缺陷。[5]

（二）研究主题主要围绕“物化”、“总体性”、“阶级意识”、“正统马克思主义”等核心问题

1.物化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物化的基本内涵、来源、伦理意蕴、人道主义解释、物化与物产阶级意识等的研究，主要的观点如下：

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开创性作用的徐崇温认为，卢卡奇的异化、物化理论“实际上”是受到“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卢卡奇的老师席美尔和韦伯的影响”[6]而产生的。继徐崇温对卢卡奇物化思想的人道主义解释之后，“国内学者就卢卡奇物化思想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进行了争论。但肯定卢卡奇物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方，也没有涉及到‘人道主义’这一问题”，“在一段时期之内，对卢卡奇物化思想的人道主义的解释，主要是徐崇温及其追随者的声音。直到21世纪初，卢卡奇物化思想的人道主义问题再一次由张西平提出并赋予了不同的涵义。”张西平认为“卢卡奇是从异化的批判及人道主义的认可这正反两方面表述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从卢卡奇批判异化对人性的泯灭和扭曲，可以看到他是侧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而对人道主义的认可则意在重建马克思主义，意在对人性的弘扬和肯定。”可以说，“张西平辩证看待卢卡奇的物化思想，从历史的角度挖掘这一思想蕴含的人道主义更深刻的理论根源，在这方面，他比徐崇温走得要远。”[7]

华东师范大学的孙全胜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思想具有“同质性”，“卢卡奇所说的物化也就等同于异化”，“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而且“物化或异化，分别构成了卢卡奇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维度”，也“都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联系”，也“提出了扬弃异化、物化途径”[8]。

北京师范大学的牛红梅认为“卢卡奇的物化异化观虽然存在着重大失误，但是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实质是物对人的支配和奴役。这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防止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可过度发展而导致种种负效应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9]

叶艳君等认为“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维方式和思想理论的批判上，他没有直观地看问题，他的批判也不同于康德仅仅把批判停留在理性本身，而是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反总体性的物化结构加以批判，他进行批判的目的是要彰显物化的内在结构、揭示物化的历史规律，批判资本主义反总体性的物化世界，呼唤无产阶级的主体性。”[10]

扬州大学李庆钧等认为“对异化问题的探讨贯穿了卢卡奇的一生”，然而《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异化与晚期的异化思想“实质与内容都不一样”。前者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商品结构’和现代科学技术所决定的物化（异化）现实，把辩证法看作批判这种异化现实的张力之源，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前提和保障。”这主要是由于“受黑格尔的影响”，“未将异化与对象化分开”，“带上了一种宿命论的色彩”。而后者“将异化与对象化区分开来，从而把异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进行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发生这种“根本性的转变”的原因是由于“理论环境”、“理论前提”、“理论方法”和“理论基础”四方面的变化。最终认为从卢卡奇前后异化思想转变过程来看，“应把‘异化‘看成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象，要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11]胡晓明认为卢卡奇的物化对现代性批判具有贡献，他“把物化的现代性特征主要地揭示为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并就此作出了较为充分的发挥；而这种发挥在今天仍然是相当有效的。”物化的表现分类。北京师范大学的牛红梅将其分为“经济领域”“人的数字化与原子化”和“政治领域与人的思想领域的物化”两大类。[12]而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的高茹则将物化分为“自然”、“劳动”、“人”、“经济”、“政治”与“意识”六个方面。[13]物化理论的批判路径。上海理工大学胡绪明等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框架之内展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及其普遍化问题的讨论”，“这个批判的过程中凸显物化理论的现代性批判路径”为“商品-时间的空间化-物化意识”。而这一理论的现代性批判原则是“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其价值和当代意义是“‘继往’与‘开来’”[14]然而，杜章智认为“卢卡奇由于受黑格尔的影响，一度混淆了物化（对象化）和异化概念，导致了在哲学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永恒性的肯定。”因为“对象化是一种中性现象，真和假、自由和奴役都同样是一种对象化。只有当社会中的对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质与其存在相冲突时，只有当人的本性受到压抑时，才出现了异化的社会关系。”[15]

2.总体性思想的研究。总体性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视角。一是将总体性当作思想理论来研究，二是将总体性当作方法来研究，三是将总体性作为哲学范畴来研究，四是将“总体性”与“总体化”进行对比研究。

徐崇温通过比较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与马克思、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异同，“认为卢卡奇克服物化的总体性方法不是来源于马克思，而是来源于黑格尔。徐崇温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是指辩证法的实质，它来源于一切现象同整体、总体关联起来的那种正确的辩证方法，现象与思维是辩证统一的。而卢卡奇的总体性认为‘总体’是先行的，现在的事实职能是从它同未来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和理解。”而“徐崇温之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很多与徐崇温一致的声音。”[16] 1984年《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批判，基本结论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极左思潮，本质上是1920年代被当时欧洲革命的暂时失败而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反映。”[17]

杨伍栓认为，卢卡奇“总体性范畴是个概括了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区别、普遍联系的哲学范畴”，“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的、全面的”联系，“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实质所在”，“蕴含着丰富的人学内容”。这种思想“是卢卡奇在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提出的”，“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卢卡奇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恩格斯”，但这一理论“既受到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影响，又受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由黑格尔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过渡的特征。”但“卢卡奇的总体性观点和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总体性理论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可借鉴之处”，“不但对以新的方式解释社会历史过程诸要素的复杂性、关联性具有启发意义，而且也拓宽了理解人类社会现实实践活动的理论视野，对于我们当今从实践层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自身的结构系统的发展过程，是有帮助的。”[18]

张康之认为，总体范畴具有“科学性”，而且这种科学性“一开始就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表现了出来”，“根据总体范畴所提供的方法，把资本主义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从而找到苦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途径。”而且“总体范畴的提出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上的分工和专门化的影响，开始了从总的联系中认识历史的理论活动。”总体范畴的产生“需要从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当物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时，尽管它有着冲破资产阶级罗网的愿望，但却无法成为现实，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出某些思想体系，也只能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即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体’时，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历史总体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历史的总体性范畴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历史生成中消除了，任何概念的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上而不断获得新的性质，从而迫使概念的结构不得不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达到与内容的统一。”[19]杜章智认为“卢卡奇再强调‘总体’范畴的实践本质的同时，过分突出了这一概念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优先性的对立”，“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总体’范畴作为体现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优先性的强调并不是对立的。所谓经济优先性所突出的恰恰是经济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这与‘总体’范畴所注重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基础并不存在任何冲突，而且是对‘总体’范畴的具体展开。”[20]

蒋斌认为理论界对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批判主要有二，其一是“说他按照黑格尔的方法把总体（实体）归结为主体，因而陷入了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其二是“指责他从‘总体性’范畴出发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取消了‘客观辩证法’，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仅仅是一种关于社会的哲学”。其三是“认为他用总体性范畴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然而“卢卡奇所提出的总体即是主体的思想，虽然直接继承了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命题，但他并没有象黑格尔那样把主体设定为‘绝对精神’，而是归结为现实的人——无产阶级；更加没有赋予这个‘主体’以世界本源的意义。”他从黑格尔的这一命题中所接受过来的仅仅是“现实的外部世界并非纯粹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以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为中介的、生成和发展着的历史过程”“这样一个深刻的辩证法‘内核’”。“在这个问题上，卢卡奇更多的是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强调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外部实在，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而不是仅仅‘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即“卢卡奇并不是在世界何为本源的意义上，而是在历史的实践发生的意义上谈论总体性即主体的”，“他的这一思想并不包含主体作为本源创造总体的唯心主义含义，而仅仅是体现了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相互生成、相互规定，由此推动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有时是用黑格尔式的思辨语言和叙述方式表达出来的。”[21]

吴静认为“从词形、词义的表面来看，‘总体化’是‘总体性’动词化后的名词形式，它所标注的正应是‘总体性’的形成过程”，“二者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相对‘总体性’的静态结果而言，‘总体化’是一个动态的进行时。”总体化“是一种多元综合的动态进行的过程。它以个人实践为基础，历史向前地以实现总体为目的。”然而，“总体化对总体性的突破并非简单地对总体性进行否定，而是将这些现成性作为因素综合进行总体化运动之中，形成形式的统一。”[22]

3.对阶级意识的研究。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他对阶级意识的历史分析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前提的；但他对无产阶级意识的确认却是黑格尔式的。”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是一种很形而上的规定”，“是以一种与社会发展特定状况相关的客观可能性为尺度，以确定作为一定阶级的总体一是状况。”由于青年卢卡奇的研究方法“是基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所以，他的阶级意识研究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非凡的理论气度。”而且把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亚阶级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意识”和“”三个时段，而“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意识最重要的本质”是“中介性”，不过如何将无产阶级意识“这种主观力量”“转换为能够真正打破资本主义现实经济政治的统治，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通向现实的道路。”[23]中山大学的罗嗣亮从“阶级意识主体”、“阶级意识本身”、“矛盾”“克服”、“功能”等几个方面来对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进行界定，认为“从阶级意识的主体来看，它不同于单个阶级成员的意识，而是阶级总体的意识”，“从阶级意识本身来看，它是一种总体性意识”，“无产阶级意识必须克服各种矛盾，才能走出危机”，“阶级意识具有某种颠覆性的功能，但这种功能仍然不是决定性的，如果离开了实践，则一切都不可能”。 [24]

4.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尤昊认为卢卡奇所谈到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25]，是一种“方法至上论”，而这种观点恰好 “某种意义上会被某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为自己扭曲马克思主义思想来作理论上的基础和辩护”，而“这就是他被很多流派奉为创始人的根本原因”，而卢卡奇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很大程度上是由苏联理论界造成的”，这主要是由于“苏联模式下的苏联理论界讲究的是严格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社会舆论控制，采取的是过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系，思想上进行垄断，学术上的是非标准，由领袖言论来决定，理论主张和学术观点的取舍，均受官方意识裁定；舆论要求高度一致；同时大搞个人崇拜，自我封闭。”[26]成都体育学院李蓉也认为“卢卡奇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是“当时的一种最新尝试”，这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引导人们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然而，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毫不相干的方法，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片面的、简单化的理解”，它“过分夸大了主体的作用，夸大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成为了主观辩证法，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这种研究一旦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失去了其积极的意义。”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体系分离出来，和卢卡奇本身关于‘总体性原则’的历史辩证法也是相互矛盾的。”“把黑格尔的主体—客体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融合起来”建立的“主客体理论的混合体，用阶级意识来代替自我意识，将辩证法局限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认为人类历史主要就表现为意识的主体和额课题相互作用的历史，掩盖了马克思同黑格尔的本质区别。”[27]

5.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整体及意义的研究。

中央编译局杜章智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记载了卢卡奇在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转变，“是一部多层次的哲学著作，或者说政治哲学著作。整部著作贯穿了必须恢复被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所遗忘和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哲学意义这一思想”，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示该书“充满了辩证法的内容，从倾向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卢卡奇已经离开了他以前的唯心主义立场，基本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深刻地论述了他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法本质的一系列及其重要的哲学问题的理解，提出了他对历史及其主体的以及物化问题的解释，揭示了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历史作用。”“虽然这本书还有不少失误和不完全成熟的地方但它确实是卢卡奇再‘走向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第一本从哲学上系统批判”“机械唯物论和宿命的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著作，“按照恩格斯的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关系，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方面来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恢复其正统的真实面貌。”“卢卡奇在不知道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情况下，从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推导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是如此接近，不但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卢卡奇本人的非凡天才，而且也从反面确凿地证明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完整性、不容分割性，非常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仅有意义，而且也有深切的现实意义。”虽然“这本书还不是一本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存在不少黑格尔主义的痕迹”，也有不少的错误，但是“瑕不掩瑜，这些错误与他在该书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努力捍卫和天才发展相比，根本无法遮掩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28]

孙伯鍨先生认为“对卢卡奇来说这是一部转型时期的著作，是他当时独特的知识结构饿思维方式的独特表现。因此，我们不应该用卢卡奇的观点去解释马克思，更不能用卢卡奇的思维模式去解释马克思。”[29] “这对于澄清卢卡奇的理论问题以及客观地分析他的理论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30]。“我们今天正在走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世界，因此，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卢卡奇，更需要借助他的思考来实现对我们紫森状况的正确理解。”对于今后的卢卡奇研究来说“最为迫切”的应该是“及早开展对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思想发展的研究”，“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通过追寻他的思想足迹，进入他的心灵世界，与他一同思维，在对他的理解过程中实现我们的自我理解。”[31]

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命运多舛的著作。因为，在它刚刚问世时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而50年代以来，这不著作又被‘重新发现’，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然而，“共产国际和西方马克思足以都片面地理解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具有二重性的著作，一方面它包含着很多错误，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部记录了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成果的书。”“虽然《历史与阶级意识》包含着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但卢卡奇却并未有意识地去创建这一思潮。”“在研究卢卡奇的时候，不应首先把其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类别中，然后再找证明材料。而是应当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在今天的现实去阅读卢卡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卢卡奇的许多思考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一致的。”[32]

陕西的高敏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范畴，其中最重要的是‘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这三个范畴密切相关。总体性体现的是全部事实的有机统一体，而物化破坏了人与物，人与社会及其自身的联系，因而破坏了总体性。要返回总体性，必须有阶级意识。”[33]

此外，在研究主题上，还有对“历史”概念、历史辩证法等的研究、卢卡奇早期和晚期思想变化、文艺理论的研究等。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

1.对比研究法。将卢卡奇的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弗洛姆、等人的异化理论进行比较。也有将卢卡奇阶级意识与福本和夫、后期创造社的阶级意识进行对比研究。

在将卢卡奇物化思想与马克思物化和异化对比过程中，认为两者的不同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两人出发点不同”，进而“导致两人批判的重点不同” “马克思从‘劳动’概念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异化劳动的根源”，并且“马克思还从私有制的角度解释了异化劳动的根源”，“马克思的批判重点是指向奴役、压迫和经济上的榨取，简言之，集中批判资本。”然而，“卢卡奇则是从商品入手，从‘商品生产’的概念出发来阐述物化理论的。”二是“两人在‘物化’与‘异化’概念理解上”“有一致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卢卡奇是以物化来表述异化概念的，是从主客体对立关系的角度表述物化的。卢卡奇对物化概念的论述，比较接近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的基本内容”，这“抓住了资本主义异化的核心”，但“卢卡奇的物化导致异化对象化的等同，则是不正确的。”三是“两人对消灭物化的途径看法不同”。马克思认为“消灭异化现象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实现”，而卢卡奇则认为扬弃物化“有赖于物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成熟”，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的认识问题上”，而这种“想通过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来唤醒人们自觉地排斥物化”“是不可取的”。[34]

将卢卡奇与马克思进行对比研究中，韩立新教授认为“《青年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与阶级意识》更重要，前者树立了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和耶拿时期即1807年以前试图结合辩证法和经济学研究的思想脉络。”对于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指出的“黑格尔认为异化等同于对象化，而马克思区别了二者，因此马克思高于黑格尔”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卢卡奇的这一判断只适用于《巴黎手稿》‘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论’，并不适用于‘第三手稿’中的‘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如果用卢卡奇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不利于理解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35]

阶级意识对比。“从卢卡奇到福本和夫再到后期创造社，三者一脉相承，都将阶级意识看作影响革命进程的直观重要一环。”“但由于三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和“阶级意识理论传播过程中的流变因素”，三者“对阶级意识的认识”“具体含义的理解上并不一致”，“对于与阶级意识紧密相连的‘物化’概念理解不同”，同时“在对无产阶级认识特性的理解上，后期创造社与卢卡奇和福本和夫有原则性的差异。”[36]

2.文献综述法。2003年，南京大学的张亮发表《国内卢卡奇研究七十年：一个批判的回顾》，认为这70年的研究“从单篇论文的零星译介到代表性著作的规模引进，从党同伐异的政治批判到实事求是的学理求解”，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致使我们很难突破历史的羁绊”，而这些“在历史形成的问题终究应当到历史中去寻求解答之道。”即“对七十年来的研究历程进行一次批判的考察”“成了新世纪国内卢卡奇研究能够深入发展下去的理论前提”。 [37]

2011年，郑能发表《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纪念卢卡奇诞辰126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谈到研讨会主要围绕“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以卢卡奇为主要开创者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生与发展”、“卢卡奇思想研究以及卢卡奇再评价”“三个议题”开展了讨论。其中涉及《历史与阶级意识》相关内容的主要是梁树发教授的发言，他指出“卢卡奇留下的最重要精神遗产‘马克思主义革新’即我们今天所谈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是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是诉诸总体性和主体性的辩证法，在这方面的理论关注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和进步的体现。”同时，安启念教授认为“‘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遇到的问题’所有研究他们的著作对认识和解决当前的中国问题很有意义‘因为中国和西方社会一样经历了卢卡奇所说的“物化”过程。’”[38]

3.系统说明法。古亦思在《读》中谈到，孙伯鍨先生的这种系统说明的方法“完整解释了物化和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地位，厘清了一般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含糊，从而根本上杜绝了以马克思简单的结论作为尺度进行教条式研究评价的做法。”这种研究方法帮助作者“从根本上保证在阐明卢卡奇与马克思的理论时的准确性，为进一步揭示他们之间方法的同一和差别从而为总体判断卢卡奇与马克思的关系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且“正是基于这种艰辛的研究，孙伯鍨教授没有简单地将卢卡奇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其《历史与阶级意识》来否定卢卡奇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成就，而是将他视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39]南京大学的张量也对孙伯鍨“首先在方法论上突破了两个卢卡奇的简单对立”[40]这一点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三、理论界存在的几个争议问题

（一）卢卡奇早期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代表的基本思想与晚期以《社会存在本体论》为代表的思想差异及研究重点之争

魏小萍认为在对待卢卡奇前后期思想变化的问题上，“国内学者重视体现他前期思想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但对他后期著作《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思想并没有充分关注。”“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他后期对主客体关系的探讨更有价值。”[41]然而，张亮认为当前及今后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前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阶段”，因为“迄今为止所有中文文献（包括译著）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那中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哲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它何以能够引导同时代一大批蔑视、敌视第二国际教条主义传统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第二，由《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反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总体性辩证法的过程中走向逻辑终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只可能存在于卢卡奇前《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发展历程之中，然而，他的前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阶段却是一个从来没有被国内学界课题化讨论过的学术控场！”[42]

（二）由卢卡奇为主引出的“国外新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与归属之争

80年代末-年代，以杜章智和徐崇温为双方代表的表面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妥当与否的争论之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国外新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与归属问题之争。双方开展论争的平台主要是《人民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现代哲学》等报刊。杜智章认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统一的、有确定涵义的思潮存在过，对目前被报刊在这一所谓‘思潮’中的众多流派和思想家要做具体分析。就卢卡奇本人来讲，其理论不是什么‘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多讲几句黑格尔，不等于“以黑格尔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所以，‘《历史和阶级意识》所强调的恰恰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联系的那部分精华，即辩证法的生动的历史实践本质。”“‘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也并不是浅薄地强调意识、主观因素的重要性，而是侧重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哲学基础——自然本体论的批判。’”[43]

（三）统摄《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的核心范畴之争

有人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范畴是“异化”，也有人认为是“阶级意识”、“历史”等等。蒋斌认为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人们进行评价的视角即侧重点不同所致”，“如果是从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理解和界定来看，如果从他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乃至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起点和方法论原则来看，其核心应该是‘总体性’概念”。同时，“‘总体性’范畴不仅是卢卡奇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而且也是他重新认识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体系的理论出发点。”因为“只有首先抓住‘总体性’范畴，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卢卡奇思想及其各个范畴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它们在这种联系中的真实含义。”这种建构“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主体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原则，力图从‘能动的方面’发展哲学的唯物主义，克服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的倾向，这同马克思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二“重新明确了历史辩证法（即唯物史观）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恢复了它的本体论意义。”其三它“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和纽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部分荣威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辩证法既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而且还是一种认识论，一种逻辑学。”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克服现有哲学体系中各部分板块分割、缺乏内在联系的缺陷”具有重要启发意义。[44]

四、研究的几点个人认识

（一）对包括《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内的卢卡奇思想理论的研究，应该采用历史的方法来进行，弄清其思想观点背后的深层原因，以便发现有益价值，而不是以成见来对其盲目批判，这对于研究是无益的。

（二）研究的方法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乃至对卢卡奇所有思想理论研究都有重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就可能有什么样的结论，当然还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才可以。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谈到“方法”，当然我们不能够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卢卡奇，而更多的是说明卢卡奇也认识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方法的重要性。古亦思教授也在《读》中谈到“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我们就不能正确地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不能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45]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前提基础。

（三）研究思路上要走西方研究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化”道路。现在中国的研究对西方研究的再研究不够，甚至滞后。很多研究一方面是在做重复工作，另一方面是思考落后。从目前中外研究成果的对比来看，西方研究有其独特之处，值得借鉴的几方面是：。

（四）研究工作一定要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不为现象所左右误导判断。如对卢卡奇本人就《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所做的多次的自我批评。究竟是在什么环境之下他做出的自我批评，究竟哪些由于自我认识的改变而做的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批评，究竟哪些是迫于当时的国际环境的尖锐批评所作的“违心之言”[46]等等都需要我们深入探究，不能把没有经过科学分析的不分具体情况的卢卡奇的“自我批评”材料作为证明卢卡奇对其自身思想的修正证据，这是不科学的，更是不负责的，也是危害巨大的。

注释：

[1] 郑能：《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纪念卢卡奇诞辰126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第204页。

[2] 在中国知网中，起至时间为1911年-2012年3月，以“卢卡奇”为篇名进行查询，共搜索到581篇论文，其中核心期刊169篇，SCI来源期刊0篇。

[3] 主要代表性成果有：Andrew Arato and Paul Breines, The Young Kukac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 The Seabury Press,1979; Michael Lowy, Georg Lukacs-From Romanticism to Bolshevism, trans, Patrick Cmiler, NLB, 1979; Congdon Lee, The Young Lukac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J.M. Bernste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 Lukacs, Marxism and the Kialectics of Form, The Harvester Press, 1984; Michael Holzman, Luckacs Road to God: The Early Criticism Against It’s Pre-Marxist Backgrou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Mary Gluck, Georg Kukacs and His Generation, 1900-191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4] 《G·卢卡奇研究》，《哲学动态》，1987年第4期，第26-29页。

[5] 张亮：《国内卢卡奇研究七十年：一个批判的回顾》，《现代哲学》2003年第4期，第39-45页。

[6]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7] 梁涛：《卢卡奇物化思想的人道主义解释》，《重庆科技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 孙全胜：《浅谈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同质性”》，《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12页。

[9] 牛红梅：《重读一书中卢卡奇的物化异化观》，《前沿》，2005年第11期，第201页。

[10] 叶艳君、梁慧：《卢卡奇“物化理论”对现实生活的指认》，《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56页。

[11] 李庆钧、程自功：《卢卡奇前后异化思想转变原因之探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卷第3期，第64-68页。

[12] 牛红梅：《重读一书中卢卡奇的物化异化观》，《前沿》，2005年第11期，第201页。

[13] 高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读有感》，《理论月刊》，2010年第3期，第47-48页。

[14] 胡绪明：《与现代性批判——基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现代性考察》，《长白学刊》，2006年第6期。

[15] 杜章智：《卢卡奇的》，《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

[16] 梁涛：《卢卡奇物化思想的人道主义解释》，《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7] 秦泽：《卢卡奇及其》，《红旗》，1984年第18期。

[18] 杨伍栓：《对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再认识》，《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9期。

[19] 张康之：《总体范畴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卢卡奇的历史观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20] 杜章智：《卢卡奇的》，《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

[21] 蒋斌：《总体性·辩证法·历史观——评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建》，《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22] 吴静：《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辨析》，《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3] 张一兵：《阶级意识：客观可能性与辩证的中介性——读青年卢卡奇的》，《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4] 罗嗣亮：《阶级意识的流变：从卢卡奇到后期创造社》，《学术论坛》，2006年第5期。

[2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6] 尤昊：《论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商贸工业》，2011年第10期，第56-57页。

[27] 李蓉：《卢卡奇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增刊，第132-135页。

[28] 杜章智：《卢卡奇的》，《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

[29]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30] 古亦思：《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31] 张亮：《国内卢卡奇研究七十年：一个批判的回顾》，《现代哲学》2003年第4期，第46页。

[32] 张康之：《总体范畴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卢卡奇的历史观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33] 高敏：《卢卡奇中若干范畴略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34] 庞翼平：《中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学理论》2011年第14期，第46页。

[35] 郑能：《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纪念卢卡奇诞辰126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第204页。

[36] 罗嗣亮：《阶级意识的流变：从卢卡奇到后期创造社》，《学术论坛》，2006年第5期。

[37] 张亮：《国内卢卡奇研究七十年：一个批判的回顾》，《现代哲学》2003年第4期，第39-45页。

[38] 郑能：《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纪念卢卡奇诞辰126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第201页。

[39] 古亦思：《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40] 张量：《回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读孙伯鍨教授的》，《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41] 郑能：《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纪念卢卡奇诞辰126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第204页。

[42] 张亮：《国内卢卡奇研究七十年：一个批判的回顾》，《现代哲学》2003年第4期，第39-45页。

[43] 宫敬才：《近年来我国的卢卡奇研究》，《哲学动态》，1989年第9期。

[44] 蒋斌：《总体性·辩证法·历史观——评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建》，《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45] 古亦思：《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46] 蒋斌：《总体性·辩证法·历史观——评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建》，《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其中谈到“卢卡奇本人也为此作了多次的自我批评，其中大多数是迫于压力的违心之言，有的却也是出自诚意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