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本投入与教育再生产
摘要:本研究将家庭资本投入置于中国社会分层这一大背景之下加以考察。研究发现,优势社会阶层倾向于投入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家庭资本;在同一社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在子女教育中投入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家庭资本。经由教育中投入的家庭资本,社会阶层在代际之间得以传递,阶层结构得以固化。 关键词:家庭资本投入 阶层差异 教育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本研究将家庭资本投入置于中国社会分层这一大背景之下加以考察,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简写为CEPS)(2013-2014学年)基线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有序logit分析,探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在子女教育中投入的家庭资本的差异情况。 一、基于职业的社会分层理论 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 即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有社会价值的事物,例如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的占有情况。社会分层研究的问题取向在于:这种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对特定社会体系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种不均等分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杜尔克姆提出根据职业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他从社会分工角度剖析了社会分层的必要性和职业地位高低的原因。美国社会学家彼得 ・ 布劳和奥蒂斯 ・ 邓肯在其专著《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级分层模式。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先驱丹尼尔 ・ 贝尔认为,在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科学家、工程师等科学知识的垄断者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 也是以职业分层为基础的。 二、教育中的家庭资本投入 家庭资本的概念脱胎于社会资本理论。首次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 布尔迪厄,它的含义为“根植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布尔迪厄尤其关注各类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他认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为社会结构的代际再生产提供了条件,但“高的社会地位,并不能自动地,也不能全部地有利于出身于它的人”(布尔迪厄、帕斯隆,2002)。 与布尔迪厄相比,科尔曼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影响更为广泛。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和时间、精力投入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一思路一度统治了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的研究,尤其是经验研究领域。 本文尝试使用CEPS(2013-2014学年)数据资料,对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在子女教育中投入的家庭资本进行实证研究,从阶层分化的角度尝试分析教育中的家庭资本投入对阶层再生产的作用机制。 三、研究假设、数据和模型 (一)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 1.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自变量)在子女教育中投入的家庭资本(因变量)存在明显差异;优势社会阶层倾向于投入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家庭资本。 2.在同一社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控制变量)越高,越倾向于在子女教育中投入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家庭资本。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学年)的调查数据。CEP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旨在揭示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对于个人教育产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教育产出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发生作用的过程。 CEPS以 2013-2014 学年为基线,以初中一年级(7年级)和初中三年级(9 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表1),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 28 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为调查点。调查的执行以学校为基础,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 112 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基线调查共调查了约两万名学生。CEPS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手段,对全体被调查学生及其家长或监护人、班主任老师、主课任课老师以及学校负责人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使用STATA软件对家长(监护人)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 (三)变量设计 1.自变量―――家庭社会地位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家庭社会地位。使用两个测量指标:一是客观社会分层,沿用陆学艺教授的社会分层方法,将父母职业分为5大类(社会下层为1,社会中下层为2,社会中层为3,社会中上层为4,社会上层为5);二是主观社会分层,您家的收入水平跟您社区周围人比属于(1.低;2.比较低;3.不高不低;4.比较高;5.高)。 2.控制变量――父母受教育程度 其测量题目为“您的教育程度是?”按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编码为:研究生及以上编码为5;没受过任何教育的编码为1。 3.因变量――家庭资本投入 因变量是家庭资本投入,操作化为亲子沟通、亲子活动的频率等指标;考量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及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等因素。测量题目为询问家长是否主动与子女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子女与朋友的关系、子女与老师的关系、子女的心情、子女的心事或烦恼”等;询问过去的一年中,家人与子女一起从事下列活动的频率,包括吃晚饭、读书、做运动、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外出看演出、体育比赛、电影等;选项依据发生频率分别赋值1-6. 四、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计算模型 (一)样本情况描述 研究样本总量19487份,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布基本平衡,女性略多于男性;年龄最小为33岁,最大为79岁,平均年龄为44.3岁;职业分布中,以个体户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比最高,分别占比16.1%和10.4%;收入水平与社区周围人相比以不高不低占比最高,达62.1%;父母亲最高教育程度以小学或初中教育占比最高,达43.9%,其次是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或普通高中教育,达27.9%。 (二)分析模型 本文分析的两个因变量亲子沟通和亲子活动频率均为多分类有序变量,经平行线检验,得到2χ=13.503,P=0.197,说明该样本数据适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s回归模型。亲子沟通包括从不、偶尔和经常三类,记为Z1、Z2和Z3;亲子活动频率包括低、比较低、不高不低、比较高和高五类,记为Y1、Y2、Y3、Y4和Y5;自变量父母职业记为X1、X2、X3、X4和X5;与周边人收入水平相比记为W1、W2、W3、W4和W5,其估计模型为:(转下页)。 (三)计算结果:家庭资本在教育投入中的阶层差异 1.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亲子沟通情况的差异分析 log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父母职业和收入水平对亲子沟通的频率有显著影响:在中层及以下层级的职业范围内,职业层级越高,亲子沟通的频率则越高;相对收入越高,亲子沟通的频率则越高。 2.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亲子活动频率的差异分析 在中层及以下的职业范围内,父母职业层级越高,与孩子一同吃晚饭、读书、看电视、做运动、参观博物馆、外出看电影等亲子活动的频率则越高;收入水平越高,亲子活动的频率则越高。 3.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亲子沟通和亲子活动频率的影响 代入父母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发现,在中层及以下的职业范围内,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则亲子沟通的频率越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则亲子活动的频率越高。 五、讨论与结果 本研究使用CEPS(2013-2014学年)基线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有序logit分析,探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在子女教育中投入的家庭资本的差异情况。结果表明,在中层及以下的职业范围内,父母职业、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对亲子沟通和亲子活动的频率有显著影响;职业层级、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倾向于在子女教育中投入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家庭资本;不断累积的家庭资本投入,为子女创造了更优越的学习环境和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使子女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成就和发展空间。经由教育中投入的家庭资本,社会阶层在代际之间得以传递,阶层结构得以固化。 参考文献: [1]布尔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8). [2]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7). [3]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C],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资本[J],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2). [5]安雪慧.教育期望、社会资本与贫困地区教育发展[J].教育与经济,2005(4). [6]乔智.家庭背景与教育机会分配―――中国城镇子女教育分流(1977- 2003)[D].复旦大学,2008. [7]陈陈.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进程透视[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