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两次飞跃
作者：左亚文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年01期
列宁晚年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七年，是其理论探索最紧张、最集中和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列宁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实现了两次飞跃，标志着列宁全部理论的最高升华。列宁晚年思想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在理论上表现为不停息地变动和发展。根据列宁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践中的政策的改变，他晚年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思想演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7年11月—1918年5月）以《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为代表作，是列宁初步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及其实践的阶段。在这半年的时间中，列宁形象地把它称为“赤卫队对资本的进攻”时期。在经济领域，它表现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废除土地私有制； 将大银行、 大工业收归国有，实行工人监督和劳动义务制。在政治领域，它表现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势力，苏维埃政权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进行全面胜利的进军。1918年3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后，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战争中的短暂的喘息时间，于是，列宁就立即把组织管理和建设的任务提到了首位。1918年3月23—28日由列宁口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他强调指出“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具有主要的意义”〔1〕 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因此，必须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
当时，列宁提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的基本任务：第一，组织工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广泛的、遍及各地和包罗万象的计算和监督，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第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实现这一基本任务，列宁在具体分析俄国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政策。它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环节：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力和发展国家经济；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普遍的国家计算与监督；建立新的严格的劳动纪律，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和怠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利用高“酬金”的办法，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管理工作；实行工业领导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铁路和大企业建立“一长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方法，包括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国民经济；实行粮食垄断，严禁自由贸易等 。 这个纲领的核心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组织工人监督和消费公社等形式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统一的严格的计算和监督。
列宁制定的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纲领，对于遭受战争极度破坏、陷于饥寒交迫境地的俄国度过难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列宁的这一纲领是建立在消灭商品货币的产品经济基础上的。在城市，它整个地推翻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而代之以公有制的产品经济体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采取敌视的态度和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同时由于缺乏计划管理的经验而主要是由于产品经济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列宁的经济纲领在实践中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许多收归国有的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管理混乱，纪律松驰，偷盗、怠工、消极现象严重。列宁曾考虑保留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只要求其接受工人监督，但资本家拒绝接受监督，因而只得将其收归国有。至于利用租让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恢复和发展工业的设想，也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因为外国资本家对此不感兴趣。实际上，在禁止贸易自由的条件下，吸收外国资本也是不可能的。
列宁晚年第一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按照传统理论制定出来的，本质上和传统理论没有区别。但他根据俄国最初的社会主义实践对这个模式作了一些新的变动，如提出的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就完全是一个新的创举；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管理，这些政策措施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提出来。
第二阶段（1918年5月1921年3月），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俄共（布）党纲草案——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为代表作，是列宁的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得到进一步发展并经受检验，是遭受挫折而曲折向前探索的阶段。即使不发生国内战争，根据上述第一阶段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也必然合乎逻辑地发展到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实际上，在协约国组织的重点进攻之前，苏维埃政权就组织了工人的“十字军讨伐”，到所有生产粮食和燃料的地区，征集粮食和燃料。
后来，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外国武装干涉，一些主要产粮区和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等地方处于干涉者和白匪的控制之下，于是粮食危机更加恶化了，全国陷入令人“痛苦已极的饥荒”。在这种形势下，正常的产品交换更不可能了，苏维埃政权迫不得已建立了后来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战时共产主义”包括这样一些经济措施：由国家按照严格的集中制统一管理一切工业生产，乃至在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实行余粮收集制，即基本无偿地征集农民全部的剩余产品，有时甚至包括部分必需的口粮和种子粮；严禁私人买卖粮食和工业品，由国家通过消费公社统一分配粮食和生活、生产必需品；取消货币流通而代之以实物交换等等。显然，由于战争的缘故，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使产品经济以极其简单、原始和粗糙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要实行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原则，也就只有采取这种“有饭大家吃”的收缴余粮和粮食定量配给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
当时，列宁曾想运用无产阶级法令，直接采取这种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并把这看作是对俄国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捷径。在1919年10月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列宁以纲要的形式，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思想。他在提到“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时指出，消灭阶级包括两部分任务：第一部分任务是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部分任务已经完成了；第二部分任务也就是最困难的任务，是消灭工农间的差别。要解决这个任务，就只有使广大农民的分散的、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列宁意识到，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能延缓这种过渡。在列宁看来，这种过渡的基础就是大大改善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这说明列宁一方面看到了小农的小商品经济性质不可能用人为的立法手段加以改变，它是由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列宁又还未认识到，这种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允许其存在，并逐步引导其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自由贸易此时对于列宁和整个俄国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思想禁区，所以造成了列宁思想深处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认为不能采取立法和行政的手段强制小农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另一方面却运用立法和行政手段，加速消灭货币，严禁出卖余粮。这一矛盾反映了列宁这一阶段思想的探索性质，也决定着列宁正是沿着这一发展路线寻求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的。
总起来说，列宁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使不发生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列宁第一阶段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也必然要进展到用共产主义的原则直接组织全国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体制模式。战争所造成的饥荒只是使这种模式以更纯粹、更简单、更原始、更粗糙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因而也就更加速了这种模式的危机，更明显地暴露了它的内在缺陷，所以，也就导致了这种模式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几乎毫无阻力地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
第三阶段（1921年3月至1923年3月）以《论粮食税》、《论合作制》等为标志，是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实现理论新突破、新飞跃的阶段。1921年3月8—16日俄共举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和《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总结发言》，具体地阐述了实行政策改变，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
在这个报告中，列宁首先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了反思。他说，在过去几年，由于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使工人阶级和苏维埃政权度过了难关。但是，我们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做得太过火了，超出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其结果是把农民坑得很苦，使农业陷于破产的境地。如何改善农民的状况呢？这就要遵循小农自身的经济发展规律，允许其有商品流动的自由。即是说，应允许农民在完成了粮食税后，用余粮到市场上去自由交换自己所需的商品。列宁解释说：“流动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2〕 这种新政策无疑会刺激小农特别是富农的发展，这是不是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敞开了大门呢？列宁说，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的滋长，“应当怕的是极严重的粮荒、生活贫困、产品缺乏的情况持续太久，这种情况已经使无产阶级变得完全软弱无力，使无产阶级不能抵制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绝望情绪这种自发势力。这才是更可怕的。只要产品数量增加，小资产阶级不管怎样发展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因为这种情况可以使大工业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应当鼓励小农业。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来鼓励小农业。”〔3〕
在1921年4月写的《论粮食税》和1923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制》中，列宁更加集中、更加系统地论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意义及其基本原则，同时也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合作制问题，阐明了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新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标志着列宁晚年思想所发生的新的突破和新的飞跃。
二、突破传统的两次飞跃
考察列宁晚年的思想，我们发现，在列宁晚年最后阶段的二年多时间里，其思想发生了两次新的飞跃，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具体阐明这两次飞跃的思想历程，将给我们许多启示。
俄共（布）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仅一个多月，列宁撰写了《论粮食税》这一伟大的文献，在总结十月革命以来三年多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传统理论和以往的实践作了深刻反思，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提出了“流转自由”、“贸易自由”、“商品交换”、“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甚至“私人资本主义”这些特殊阶段或手段、办法、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全新概念，标志着列宁晚年思想发展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列宁在首先指明了“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采取的一种临时办法这一限度后，给粮食税下了一个定义：“粮食税，是从极端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4〕
在当时战争破坏还未得到恢复的条件下，要拿出小农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来换取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粮食，这个“最理想的最正确的政策”我们还不能实行。那末怎么办呢？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实行粮食税，即把工人和军队所最必需的粮食作为税收征来，其余的粮食用工业品去交换。这里实质上就发生了一个商品交换的问题。在列宁看来，除了通过国营交换这一个渠道外，还应允许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在千百万小农存在的条件下，如果试图完全禁止或堵塞这些商品交换渠道，那它就是愚蠢的自杀。据此，列宁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和自由贸易在目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第二，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进一步，列宁从对粮食税的分析上升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得出了这样的重要思想：为了“顺利地解决我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助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全部关键就在这里。”〔5〕 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要经过一些特殊的中间阶段，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在经过了艰难的探索之后第一次作出的带有总结性的结论，它表明列宁晚年思想终于完成了第一次艰难而伟大的跨越。
列宁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飞跃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近两年之后，躺在病床上的列宁，在临终之前，成功地实现了生命的最后一搏，从而完成了第二次艰难而伟大的跨越。
在制定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的思想不仅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化的过程，而且在转化完成之后，他的思想仍处在新旧观念的独特的矛盾结合之中。一方面，他主张商品交换、贸易自由，认为在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情况下，既然有这样的必要和可能，事情就只能是这样；另一方面，又反复指出，贸易自由就是使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活，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一方面承认过去犯了错误，企图在一个小农国家，直接运用无产阶级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调节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是行不通的，因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和进步；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样做，是向农民让步，是一种暂时的退却。总之，列宁既看到了允许商品交换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又认为商品经济终究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所以，列宁这一阶段的思想实质上存在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既要发展商品经济，又把商品经济看作异己力量，在理论上则表现为新的思想仍然局限在旧观念形式的框架之中，传统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以奇特的方式交织、渗透在一起。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尽管遇到了历史上少有的旱灾，但新经济政策的优越性却立即显示出来了：由于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克服巨大困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俄共（布）动员全国力量与饥荒作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那些能够提供绝大部分必需口粮的办法，即组织商品交换和征收粮食税。同时，在发展工业经济方面，新经济政策不仅激励了小工业、轻工业以及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乃至私人资本的发展，缓解了工业的危机；而且对国营大工业的发展，也取得了有益的促进作用。当时，国营大企业已开始暴露了自身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等弊端，但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商品交换所遵循的商业化原则，诸如价值规律、经济核算等被应用到国营工业经济的计划管理中，因而受到显著成效。
1922年12月，列宁的病情再度恶化，从此他再未能回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但是，列宁的理论思维一刻也没有停息。即使躺在病床上不能书写，列宁也以惊人毅力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从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2日口授了六篇论文和几封长信，对文化教育问题、改组国家机关问题，特别是合作化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指示，留下最后的政治遗言。其中1923年1月4日至6日口授的《论合作制》一文，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合作制乃至对整个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作出了完全新的论断，表明列宁实现了理论上的最后一次飞跃。
在列宁生命的最后阶段，当斯大林以政治局的名义，禁止他阅读、通信，乃至思索、思考，禁止把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告诉他的时候，他的理性思维似乎更加清醒起来，他不仅意识到党内的危机，因而在政治上作了许多重要遗嘱；而且在经济上，对关系到最广大的小农经济的发展、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合作制乃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了具有纲领性的论述，以便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在经济建设上，列宁之所以对合作制问题考虑最多，这是因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实质就是活跃小农的商品经济，建立正常的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如果说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当初，列宁还认为这是对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一种暂时的退却的话，那么经过近两年的开放自由贸易的实践后，列宁逐渐认识到，在不具备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把纯粹的或狭义的共产主义带到农村是有害的；在小农大量存在的条件下，在物质财富尚未充分丰富之前，商品经济是不可能人为地加以取消的，它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城市所进行的五年多的国营经济的实践，也使列宁开始认识到，由一个中心指挥和管理千百万个大小企业也是力不从心的，而且国营企业效率低下，要改善它们也必须借助于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同时，实行租让制和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对于无产阶级国家也是有益的，所以，对于国家的工业发展来说，商品经济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在病榻上所作的这些理论反思，终于使他思想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合作制、自由贸易、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并不是一种什么异己的力量，它本身就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临时的手段和措施，那种离开现实条件的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只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空想。《论合作制》集中反映了列宁这种思想认识的深化及其飞跃。在这里，他对合作制作出了全新的评价。他说：“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问题。”〔6〕 这说明列宁把合作社这种组织农民进行商品交换并进而过渡到生产协作的机关，看作是长久寻找并且终于寻找到了的在当时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的形式。似乎是针对过去对商品买卖的传统观念，列宁自我反问道：“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7〕 这段话不仅表明了列宁对合作社的充分肯定，也表明了他对商品买卖经济的新的认识。列宁把合作社和商品经济联结起来，把它们看作是二位一体的东西，认为它们就是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在此文的另两处，列宁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如果把租让制单独划开，那末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8〕 又说：“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在我们看来，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9〕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多以前所写的《论粮食税》中，列宁还把合作制看作是与租让制相类似的国家资本主义，把自由贸易、商品经济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而在此文中，却已基本上改变了这种看法，把合作制以及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商品经济看作是与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因此，它标志着列宁完成了晚年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飞跃，也奠定了《论合作制》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 第122页。
〔2〕〔3〕《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54、74—75页。
〔4〕〔5〕〔6〕〔7〕〔8〕〔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6、524、681—682、682、686、687页。
作者介绍：左亚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