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神奇的微关系

　　谁会关心你早餐吃什么？

　　这已经成为社交网络批评者对那些热衷于网络社交的现代人最常见的嘲讽。他们时刻不忘更新自己的脸谱网页面、每天发几十条推特。

　　“个人动态”堪称时下最新、最流行的文学形式；用户们用140字贴出一条自己的消息，或晒出一张宠物猫的萌照；轻轻点一下“赞”就能完成一次网上回复……当你发现我们的生活已经被这些海量的网络交流所淹没，你不禁会问：我们的大脑已经萎缩到只会关注、处理这些只言片语了吗？我们如此热情地关注这些零零碎碎到底有什么用？

　　本·哈雷是西雅图一位电子学专家，2007年他首次在推特网上注册时对此也是心存困惑。和很多人一样，他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关心那些小帖子。他的一位女网友贴出了她是怎样生了病，一位男士发布了他爱读的一些故事的链接，还有一位女士即时更新的事更让哈雷觉得乏味——描述她每一天做的午饭！

　　但是几个月过后，哈雷的看法有了变化。通过关注网友们的日志更新，哈雷开始感受到了他们的生活节奏。他能觉察出生病的女网友何时在恢复，也能通过观察网友发布的文章链接（哈雷有时也会点击阅读）来判断他的爱好，就连那些对三明治没完没了的描述，也让哈雷在细节里感受到了网友生活中的情趣、苦恼与快乐。

　　哈雷说：“我慢慢喜欢上了这种即时信息，看到了大家在各自生活中最本真的一面。”社交网络也促进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交流。比如哈雷的好友群里有人发帖说待会儿下班后，自己准备去某酒吧小酌，很多人看见了那个帖子，于是有人在下班后也顺路去了。没有提前约定，但大家就是聚在了一起。哈雷发现，当大家离开网络，面对面交流时，谈话的内容和以前相比也有了变化。朋友们不会再互相问“你最近在忙什么？”因为彼此都已经知道了。他们会直接聊起某位网友当天下午的一个帖子，仿佛刚才的谈话稍有停顿，这会儿继续一样。

　　社会学家用一个专业术语来形容哈雷的体会：环境知觉（ambient awareness）。通过不间断的网络联系，你对某个人有了大量的琐碎了解，就像点彩画家的创作一样，不知不觉间就逐渐组成了一幅对方个人世界的完整画面。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伊藤瑞子早在10多年前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她采访过很多热恋中的年轻情侣，他们住在各自的公寓里，没法见面的时候，为了感觉彼此在一起，他们每天都会互发无数条短信，说的都是些琐事，诸如“我要洗澡了”、“我刚买了双鞋”、“今天这集电视真好看，对吗？”等等。一位年轻人告诉瑞子，自己给女友发的短信尽是些“碎碎念”，女友回复给他的也是“碎碎念”。

　　渐渐地，瑞子发现，哪怕这些情侣在生活中不常见面，但他们彼此很熟悉。她说：“效果和在现实生活中相处差不多，我们对彼此的了解逐渐加深，在虚拟世界中进入了彼此的视线。就好比大家都在一个房间里，彼此能听到对方的每一声叹息、能看到对方的每一个表情。”

　　在现代科技出现之前，这种超越现实接触的了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没有一个朋友会不厌其烦地每天上门找你，一篇不落地向你细数他读过的文章，或者告诉你他一天走了多少里路。要真有那样的朋友，你肯定会觉得他的到访对你的生活是一种侵犯，让你厌烦。

　　但如今的网络工具把人们即时沟通的梦想变为了现实图景，而且这幅图景比人们当初想象的更完整、更迷人。微软公司合作建筑师马克·戴维斯这样形容新、旧两种交流方式的不同：上世纪80年代，某位旅行归来的朋友会把你按在他家沙发上，兴奋地让你逐一欣赏他在旅途中拍摄的照片；而现在，这位朋友会把照片发到网上，你可以在自己喜欢的时候、只选择自己喜欢的照片来欣赏。网络只是邀请你关注，而不是强制你接受。

　　网络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现实中的交流方式。你可以在年轻人的工作方式中窥测到这一点，新一代员工拥有多样化方式和同事们联络，这是他们的祖辈连想都无法想象的。

　　米歇尔·奥尼尔是诺尔办公用品公司的研究员，他曾经对各个年龄段，超过2万名工人进行过一次调查。他发现，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依然视办公室为工作核心之地。这也难怪，在过去，办公室是员工们快速建立团队意识和制定决策的唯一地方。奥尼尔说：“以前大家合作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开会——端杯咖啡，在办公室一坐就是3个钟头。”但是新一代员工更喜欢简明、轻松的会晤方式，他们习惯了在网上及时、充分地交流，手指轻轻一动就完成前辈工作者必须大张旗鼓才能做成的事情。在新生代们看来，大多数会议都是在浪费时间——平心而论，老一辈员工们也会同意这个看法。在和同事或客户会晤时，新生代们宁愿把地点选在咖啡馆，这样一个既能谈正事，又能灵活进行社交的地方，具有在会议室里正襟危坐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笔者近年来采访过的很多年轻企业家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去过办公室了，他们认为办公室对于人力资源，甚至生产力来说都是个累赘；他们员工的工作都是在各自的家里、咖啡馆或者世界各地的某个角落，通过在线聊天和Skype这样的语音通讯软件轻松沟通来进行的。加拿大企业家斯科特·安南几年前创立了一家软件公司，现在有12名员工，却没有一间办公室，他说：“我们最常用的办公室就是星巴克。”

　　除了否定办公室之外，网络交流也正在动摇着电话的地位。美国尼尔森传媒研究所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们人均打电话的次数在2007年达到顶峰，然后就开始持续下降。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电话无疑是快捷了解你在远方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当下情况的唯一工具。人们对电话的依赖掩盖了它的不足，电话本质上有一种侵扰性：你给别人打电话时，多数情况下不清楚对方是否有空和你说话，所以你不得不先说一些试探的话语，只是为了从中判断出当时打电话是否合适。随着网络交流成为可能，那些“你现在在干啥”的电话问候开始逐渐减少。现在人们打电话前通常已经知会了对方，谈话得以更加开门见山、更有效率。

　　除了工作，社交网络在生活中也能帮不少忙，笔者能买上新房就要归功于网络。那还是2009年，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家里的房间不够住，我和妻子决定在纽约布鲁克林买所房子。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去那里打探，始终没有结果。一天，我们又去了布鲁克林，刚下地铁，妻子艾米丽突然停住了脚步。原来她发现这个地铁站里有Wi-Fi信号，于是她用手机把她在脸谱网的个人状态更新为：“我现在正在第15大街地铁站，谁熟悉这里？” 　　一会儿工夫，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名叫安妮的女士注意到了她的状态更新。安妮和艾米丽并不是很熟，只因安妮的丈夫布莱德和艾米丽15年前曾是邻居，两人才结识。布莱德和安妮在布鲁克林住过，但后来他们搬到了中东。艾米丽只是在脸谱网上知道他们的近况，偶尔以“哦，保持联系”之类的话互相闲聊几句。

　　那天，安妮碰巧看见了艾米丽的地铁留言，就问她：“你在那儿干啥呢？”艾米丽告诉她，我们想在布鲁克林买房。安妮随即回复：“太巧了，我的一个朋友正想把他在那儿的一所房子在房产交易市场卖掉呢，就在下周！”

　　我们的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安妮安排我们和房主取得了联系，我们发现这座房子正合心意。因为我们通过安妮已经了解了房子的消息，所以我们比别人提前出了价。没过几个月，我们就搬了进去。

　　我们获得这次好运要感谢社会学家所说的“弱关系”（a weak tie）。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对人们找工作的方式进行了调查。通过对数百位求职者的研究，他发现当时人们有三种主要求职方法：招聘广告、直接到各家公司求职、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四处打听用人消息。

　　两个发现引起了格兰诺维特的兴趣。第一，通过人际关系找到的工作薪水通常更高、更有前途。第二个发现让他更感兴趣：那些帮你成功找到工作的人际关系，都是“弱关系”，这些帮上忙的朋友和你见面其实不多，甚至一年才见一面。

　　这是为何？与你交往密切的那些朋友不是也在热情地帮你找工作吗？确实如此。但格兰诺维特指出，我们都习惯与那些和我们在文化、才智、政治观点、工作上有共同语言的人成为亲密朋友，这让我们更好地相处，但这也意味着你和亲密朋友们都处在同一个信息圈内。好朋友能告诉你的求职信息，你早就知道了。

　　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就是在有了某种迫切需要，比如找工作时才会和弱关系朋友联系一下，否则，你的持续联系就是一种打扰了。曾经，那些交往广泛、消息灵通的人士被称为“关系客”，有此本事者为数不多，但他们根底牢固，了解的信息大大超过一般人。这些人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他们的交际网如同章鱼爪一样四通八达，拥有众多弱关系。他们会收集到很多信息，我们却可能因为太懒、太忙或不感兴趣而对这些信息漠不关心，所以我们的交际一直很有限。今天的网络工具打破了这些局限，让我们维护弱关系比以前要容易得多，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正在成为“超级关系客”。

　　网络工具的优势自不待言，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接受这种便捷的社交媒体。批评者说，个人状态时时更新的虚拟世界是自恋者的乐园，网络把每个人变成了他或她自己真人秀里的明星。网络把现代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推行得过了度，鼓励每个人都视自己为网络达人，拥有众多粉丝和“好友”，当然这些粉丝和好友与现实生活中的友谊没有任何联系。

　　诚然，很多网民的确以自我为中心，各种电子产品更是对此推波助澜，毕竟它们的发明就是为了鼓励人们自我表现。但笔者并不认为网络社交媒体把人们变得越发自以为是，相反，它暴露了我们一直以来是多么的自以为是。

　　不要看不起人们在网上交流的日常琐碎，仿佛我们在面对面的交谈中，谈的话题有多么高尚似的。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研究人们日常谈话时发现，人们在面对面聊天时有65%的时间就在说家长里短，更通俗一点，就是“八卦”。唯一的区别是，女人有2/3的时间谈别人的八卦，而男人谈的多是他们自己。邓巴认为，我们对于别人的好奇不是什么坏事。灵长类动物在群体生活中，个体需要与种族内其他个体建立长期社会关系，在人类进化中，语言的出现正是要让我们彼此增进了解的。那些批评者之所以对网络上的碎碎念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恐怕是因为他们对身边的日常对话从来没有认真听过。说得更直白一些，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他们天真地以为老百姓们的日常对话多么有意义。那时候他们无法听到别人都在聊什么，现在，他们能听到了。

　　事实上，从古至今每一种新的交流方式的出现都会引起一阵恐慌，人们众说纷纭。17世纪欧洲咖啡馆文化刚刚兴起时的情景就是一个例子。有怀旧情结的知识分子们经常会对旧时欧洲咖啡馆津津乐道，那时候，学生、作家和商人们会聚在那里看报纸、讨论天下大事。但是，当局担心咖啡馆的流行会导致年轻学子们不务正业，1673年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形容咖啡馆的：“小有政治地位的商人们在此相聚，来者所携尽是闲杂之书，即若翻看，亦是浅观辄止……出入者多游手好闲，屋内烟雾弥漫，烟草之气秽不可闻。”

　　后来，同样的恐慌又出现在了电话问世的时代。当年批评者们说，如果一个人打个电话就能和另一个人说话，那我们还有迈出家门的必要吗？1880年，马克·吐温在随笔《电话式交谈》（A Telephonic Conversation）中讽刺道：“电话机将会让人们的交往堕落到只剩下互传鸡毛蒜皮之事。”当然，今天我们用惯了电子产品，怀旧者们现在又称：打电话是一种能让人怦然心动的交流方式，遗憾的是互联网正在将其扼杀。

　　笔者并不想证明科技的发展总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也不认为那些批评者的话毫无道理，但我发现，每当一种新科技出现后，很多批评针对的都是其短期内的影响，而忽略了它给我们思维方式带来了长期的、根本性的变化。我个人认为，网络社交的危险不在于它有多琐碎无聊，也不在于它如何鼓励了自我膨胀，而在于它过分强化了“更新”二字，让人们总是觉得最新发生的事情永远比昨天、上个月或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情更重要。我们常说以史为鉴，但对于过去我们一向疏于关注，现在也许更难做到了。

　　网络工具还有另一个危险：网上有人们发表的无穷无尽的睿智想法和轶闻趣事可读，如同17世纪的咖啡馆一般引人入胜，让你流连其中欲罢不能。和很多人一样，笔者也时常一连数小时上网却做着没用的事情（至少对增加我的银行存款没用），只是在胡乱浏览。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那些所谓上网会成瘾、会让人忽视现实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观点有些夸大其词。真正患上网络成瘾症的人很少，在网络上善于交往的人在网络之外的现实生活中通常也善于交往。但是当“网瘾”一词成为人们的一种忧虑时，我们确实无法否认网络媒体的诱惑性。网络让人欲罢不能，原因在于心理学家们所说的“间歇性增强”（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虽然不是每一个状态更新都有趣，真正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只是偶尔出现，但它也足以迫使我们时不时就看一下别人的状态，看看别人又说了什么新鲜事。

　　这是我们的好奇心在作怪，当网络世界里的安逸引诱我们忘了去做那些该做的事情时，我们就该加以警惕了。为了保持认知的多样性，我们最好暂时离开电脑，去感受一下亲近自然、读书、“下线”聊天和艺术这些慢节奏的快乐。毕竟信息丰富的网络世界有个优点，那就是随时可以浏览，即使你整个周末没上网，回来时那些有趣的内容还会在。社交媒体先锋人物斯托·博伊德（Stowe Boyed）曾经拿上网和去河边喝水做类比：“上网如同在河边取水，取完就走开，不要留恋，等到下次口渴时再来。”

　　[原文节选自克里夫·汤普森《科技让我们更聪明》一书，2013年12月加拿大《读者文摘》刊登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