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党员向党说心里话

　　 　　三权分开是中华文明的成果 　　 　　《共鸣》：中国共产党90岁生日快到了，您有什么感想? 　　张学军(原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今年7月1日是党的90岁生日。90岁，在古人看来，已是耄耋之年，但在我的心里，我们的党正值青春年华，朝气蓬勃，“会当击水三千里”。 　　我是1943年生人，巴山蜀水养育了我，共产党培养、教育了我。读大学时，家境贫寒的我是靠国家助学金完成学业的。我对党有很深厚的感恩之情。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虽然我已经退休3年，但只要想起怎么样把党建设得更好这个命题，我便充满信心，兴奋不已。 　　我们的党艰苦奋斗，历经了风风雨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也历经过一些曲折。但中国共产党最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不断把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这是任何其他政党都做不到的。我对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共鸣》：您对司法改革如何看? 　　张学军：近年来，我国的司法改革工作一直在往前推进，司法改革的消息很多，可以说，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群众、从党内干部到党外人士都是乐见其成的。 　　《共鸣》：您说过我们国家是“三权分开”，而不是“三权分立”。应该作何理解? 　　张学军：有些人建议我们仿效西方实行“三权分立”，这是不可取的。在我看来，中国仅仅是“三权分开”――只是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开而已。“三权分开”是中华文明的成果。而“三权分立”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适合中国国情，不可盲目照搬。“分开”不等于“分立”。一字之差，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的“三权分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不能动摇的。我们的“三权”之间也不是平行独立的。全国人大不只是立法机关，而且是最高权力机关，人大选举产生政府和司法机关的负责人，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这与西方的“三权分立”是根本不同的。 　　《共鸣》：您对法治建设如何看? 　　张学军：吴邦国委员长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法律体系建立起来后，就要大力宣传和贯彻执行。现在对法律的宣传不够，干部群众知道得都不多，这是一个很大的薄弱环节。我们要加大法治宣传的投入，要充分利用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报刊的黄金版面，进行多次反复的宣传，这样才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另外，执法力度要进一步加强，执法要更加规范，执法的公信度才能不断增强。 　　《共鸣》：说到司法建设，司法腐败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张学军：我们党是不允许司法腐败的，是坚决查处的。我们的司法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公正廉洁的。但司法腐败还是会有，这与大环境有关。市场经济有两面性，它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它也让世人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挥手段。司法部门不是真空，它存在于社会之中，必然也受到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冲击。另外，一些制度也不够健全。腐败是全世界都面临的大难题，任何国家都有，现在还不可能完全根治，只能说怎么样压缩到最小程度。我们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正在不断加大预防和打击的力度，正在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应该有信心。 　　《共鸣》：听说您在任时对政策法律把握得比较好，可以谈一下吗? 　　张学军：对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我们要坚决查处，决不手软。但我们也要考虑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要求广东既要敢于“杀出一条息血路来”，又要善于“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过程中，难免有失误和错误。怎么看待这些失误和错误呢?怎么处理失误的同志呢?如果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那谁还敢去开拓前进呢?谁还敢当排头兵呢?一方面，我们要坚决打击那些严重的、太离谱的。另一方面，对有缺点错误的改革者也要进行保护，我们叫做“敢打善保”。特别是“两可”(可抓可不抓、可诉可不诉)的，我们要保护他们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帮助他们纠正缺点错误，不要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如果我们掌握政策法律不好，乱打一通，广东就没有人敢“先走一步”了。怎样动态、适度地看待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怎样运用政策指导执法从而准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怎样做到打击犯罪者，保护改革者，纠正违法者，需要花很多艰苦细致的工夫。 　　回想在广东省检察院近30年的工作，可以说我们广东检察机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执法办案的，我自己对政策法律把握得还是比较准的，领导和群众都是比较认可的。展望未来，要真正做到“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真正做到“法治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容不得半点松懈。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陈阳(曾任县委书记)： 　　我们党历来很重视自身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这三大建设一直是党内工作的重点。其中，干部问题是重点。这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怎样选拔干部。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8000万党员的政党。党内推出了许多选拔、考核领导干部的新形式，近年更是迈出了很大步伐，以求找到一种最好的选拔形式。例如，现在有一些县――例如茂名市的一些县――采用了投票公推县委书记的形式。当然，目前的干部选拔机制仍有其局限性。我总感觉到这些选拔形式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例如，有的地方通过考试来选拔干部，选出来的干部会不会高分低能?一些人才是不是会因此被埋设了?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怎样才能选出合适的人当领导? 　　其次是干部怎样运用权力。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拥有绝对领导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机构、组织和单位都代表党行使领导权。在具体工作中，又需要有一个具体的个人代表组织实行领导权。这个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把手。一把手权力大，在我看来是好事，我们不应该对其进行限制和约束，但应该进行监督。在实际工作中，一把手的作用很重要。如果他的权力被制约，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不是要制约他，而是要监督他。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们应该通过增加犯罪成本，让干部不敢腐败。同时，我们应该适度提高认定腐败的标准。时代变化了，评价标准也应该随之改变。如果腐败的标准不符合实际情况，可能错将一批情节轻微的干部定性为腐败。这其实是不利于干部的工作的，也不利于反腐败。 　　1994年，我出了一场车祸，住到医院里。有人跑到省里告状，说我在住院的10多天期间，收受了4万元的礼金。实际情'况是，很多看望我的人送我水果，举报我的人算出这些水果值4万元。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多元，4万元是一个大数目。组织上派人来调查这件事，我对他们说：按价值算，我确实收了这么多东西。大家来医院看我，送点水果是山区地方的习俗。这证明大家心里有我。我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如果住在医院里没人来看，没

人送水果，那说明大家对我的工作不认可。你们需要一个住院都无人看望的“廉洁干部”吗?其实每个人送的并不多，因为看我的人多了，总量就很多。但我并没有靠卖这些水果发财。这能算腐败吗? 　　 　　深化党内民主建设，加强权力制约 　　 　　韩锐(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巡视员、教授)： 　　1978年的最后一天，我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1978级政治教育系一年级的新生，和同学们一起看着中央电视台的元旦晚会。伴随着《祝酒歌》在屏幕上出现的那个酒花四溢的镜头叫我激动万分，只觉得新的时期要开始了，真有种莫名的亢奋!虽然彼肘的我不知道究竟会“新”出些什么，但就是有这样一种预感――我们的党带领人民所走的路肯定会和过去不一样了! 　　一晃，30多年过去了，年过半百的我已是有着29年党建专业教学经历的党校教员。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印证了我记忆深处的对于“新时期”的预感。在这30多年里，党的先进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党的建设成绩也越来越突出。 　　然而，党毕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怎样进一步努力把党建设好?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 　　总结全球政党政治的演变过程，我们搞党史党建专业的同志发现一个规律：大党、老党、长期执政的党，到一定时期就容易出现衰败，缺少生机活力。那么，如何才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具有生机和活力呢?我感觉，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新时期以来，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方面，不仅有许多新的实践，也有了许多重大的理论认识。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历史性命题，又陆续实行了党代表提案制和任期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党内民主的发展。 　　但当前党内民主依然存在着不足。在我看来，相当一部分党的工作者，侧重于将党员看作义务主体，强调党员要好好奉献，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党员的权利主体地位。这样势必造成党员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实现不够。试问，当前我们党内究竟有多少党员真正行使了这些权利呢?权利是保障义务的，义务是要求权利的。现在是实现党员权利的机会和载体非常少。我们认识到了，但很多东西跟不上。 　　同时，党员的主体意识不强也是困扰党的建设的一个因素。在我们强调进一步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的时候，却有不少党员不会行使相应的权利。这就要求我们同时要加强党员主体意识的培训和相应的能力训练。 　　在我平时教学的课堂上，我的学员们不乏尖锐之问。问得最多的是腐败问题，我从不回避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制度、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腐败是水火不容的，但近年来，腐败问题令人心痛，不少案件令人震惊，群众的意见还是很大。究其原因，在体制转轨过程当中，我们留下的空白地带太多了。从开始的双轨制，到现在的审批权，确确实实诱惑太大。稍微不注意，人的私欲稍一膨胀，党性原则就给冲淡了。只有非常纯洁的共产党员才能抵挡诱惑。 　　在反腐败的措施上，新加坡有四条经验，我认为可以借鉴：就是“不想”、“不能”、“不敢”、“不用”。不想，是觉悟；不能，是制约，不给你机会；不敢，因为有严惩；不用，高薪养廉，没有贪污的必要。在制度建设层面上，游戏规则要定得越清楚越好，就是必须加强程序性制度建设，否则就有空子。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1945年7月毛泽东对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之惑的回答。那个时候的党的领导人就有了答案。我们如果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力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进一步明确权力边界，既授权又限权，腐败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有效治理。 　　 　　“为人民服务”提得越来越少了 　　 　　王成兰(曾任工会主席)： 　　40年前，我第一次到机关工作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上班的第一天，办公室主任老徐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你要为人民服务。”那时，我仅仅对“为人民服务”有个模糊的印象。两年后的1982年，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那一年，机关即将退休的工会主席严明惠找我谈话，想让我接替她的工作岗位。我推诿地说：“我不行，我不知道工会主席要做什么。何况我还这么年轻。”严主席握着我的手，说：“工会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为人民服务。我和上级领导观察了很久，你有知识，头脑灵活，两年里没有任何怨言地为大家服务，这就是工会需要的工作态度。”我认为是默默奉献的事情，原来在大家眼里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 　　在工会主席这个职位上一年之后，我才完全明白其中庞杂而琐碎的工作内容。所有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工会主席都要操心。比如说，1987年机关组织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骨干科员到东北三省进修学习，已经退休的严大姐找到我说，你有没有为他们缝制棉裤?我一听就愣了，这不是家人才应该关心的事，隋么?但严大姐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工会主席就是为群众服务的，需要细致入微地为他人着想。这次同志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从南方到北方生活，气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于是，我接连一个多星期熬夜缝制了八件棉裤，并亲自交到他们的手上：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渐渐发现这一代年轻党员不再相信“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信条，他们总是说“为人民币服务”才是真理。刚开始听了这个活，我非常气愤，我提醒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说话要有依据。有一次，负责对外资产核算的小江向我反映情况：办公室领导结成利益集团，私立小金库，并且，他在外面包养二奶，存在生活作风问题。末了，他意味深长地说，工主席，他可是咱们机关的党员干部。我知道，如果情况属实，这位领导党员的做法会损害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于是，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找不同的同志谈话，不仅确认了小江汇报的情况，还发现其他科室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同问题。贪污腐败、收贿受贿、私立小金库、生活作风腐化、打麻将聚众赌博等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我连夜起草了一份报告，并将自己的思考和疑虑写了进去，直接交给了上级领导。 　　我问自己，为什么“为人民服务”提得越来越少了?我想这与体制改革有关，以前机关单位是国有企业，大家都吃大锅饭，在单位有许多相应的福利，吃药打针、孩子上学、住房等都是免费的。国有企业改制之后，许多物品都需要自己掏腰包，人们向“钱”看齐就不难理解了。“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利他精神，是一种单纯的奉献和付出，而“为人民币服务”则是利己思想，完全建立在以“我”为中心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缺失，势必会削弱党的领导。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在我的身边，仍然有一批优秀党员一直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信仰。他们和我一样，仍然将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并且，我相信，优秀共

产党员仍然是不会为人民币服务的。 　　吴荣军(县司法局党组书记)： 　　党组织有逐年扩大的趋势，部分入党动机不纯的人混入党的队伍。极个别人人党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加入执政党队伍被这些人视为终南捷径。这些人在入党的初期往往工作积极、服从组织安排。一旦晋升速度减缓或占据一定职位，其不纯的入党动机就开始令这些人滑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近年来查处的30～40岁的违法违纪党员逐年增多，应是佐证。 　　党组织的清除机制尚待完善，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不完备。由于党组织基数庞大，党员总数近8000万，全国平均约每16人中就有一名中共党员。保持一个近8000万党员大党的先进性，无疑是个复杂的课题。由于党员人数众多，产生了分化现象，有后进党员被先进党员带动的，也有原本思想要求进步却跟随后进党员随波逐流的。当全党中思想觉悟不如普通群众的后进党员数呈逐年增多之势时，党的威信势必大大降低。领导力也会大大削弱。比如，现实生活中有个别经济条件还不错的党员从不参加慈善一日捐等公益活动，其道德水准还不如普通群众。 　　我在司法部门工作，司法部门也存在腐败现象。司法腐败的原因很多。一是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二是办案人员追求不法利益。三是司法权力的运行尚不够透明。四是部分司法官员的理想信念发生偏差。五是监督不到位。制约司法腐败，重要的是要靠制度，靠监督，提升腐败的成本。 　　司法腐败与党的领导没有必然联系。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司法腐败才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如果是三权分立的司法体制，会有更严重的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的表现主要是人情案、关系案，颠覆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认识。 　　绝对的司法独立会削弱党的领导。如果公、检、法、司不听党的领导独立运转，那党的执政地位将无法保证。司法干部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党支持、监督司法各部门依法在职权范围内独立地开展工作。 　　任何时候司法都要强调对少数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没有对个体合法利益的保护，就不会有对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的保护。强拆屡屡得逞，就是假借了大多数人利益之名，损害了个体的利益。保护每一个个体合法利益的司法，才是善法。 　　 　　薪酬低导致基层公务员谋取灰色收入 　　 　　徐闻凯(基层公务员)： 　　2004年，我一毕业就到公路段路政大队工作。来之前，我听许多同学说公路段的薪酬相比其他公务员会低一些。但没想到这么低：刚来的前半年，我一个月只有800元左右，基本工资只有600元，根本就不够基本的生活开销。5至6年丁龄的同事大概有J600元左右，工作10年以上的同事也只有2200元左右。 　　当时，我心里很矛盾：要不要继续在这里干下去?虽然这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公务员工作，可如此低的薪水让我打起了退堂鼓。我决定先咨询一下我认识的几个也在公路段工作的学长。一个在广东从化公路段工作的学长劝慰我说，不要只看到现在的薪水，要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电话中，他还暗示我，他们一年的灰色收入比正规工资还要高。而另外三个学长也对我说，他们的正规工资也不高，但只要做个有心人，总是会有钱的。放下电话，我决定还是在单位干上两三年再说，等我以后有经验了再走不迟。 　　路政大队的工作很繁杂也很琐碎，很多时候披星戴月风雨无阻。比如说公路巡查，查处各种违章利用、侵占、损坏和破坏路产的行为，控制公路两侧建筑红线，审理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维护公路工程，公路养护施工作业现场的正常秩序，等等。我渐渐发现，大部分同事都从这些日常的T作中找钱，然后去娱乐城挥霍，去沐足按摩。一些领导还在外面包养了情人。这其中不乏一些共产党员。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可谁也不说。有一次，同事小李带我一起执行巡查任务，发现有破坏路产的行为。当事人一遍遍求情说，这个事情要私了。小李把当事人拉到一边，不一会小李就拿着1000多元走过来，说了句下不为例，然后放人。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钱原来是这样找的。作为一个基层公务员和共产党员，我对这种做法非常不安。晚上小李请我吃饭，他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护：上梁不正下梁才能歪。 　　现在，我们公务员的薪酬体系虽然提了几次，但每次增加得并不多。我们的薪水比不上当地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这是导致了贪污腐化行为的原因之一。有好几次，我一个人执行任务时，超限运输车辆的司机总是提出私下解决、保证以后不再犯。可能因为我天生比较胆小怕事，虽然大家都这样收钱，但我还是害怕了。我怕这些钱被发现，那我下半辈子就毁了。 　　面对这样的困惑，我也想了许多。其实，只要国家能适当地提高基层公务员的薪水，就不会有那么多导致贪污腐败的事情。高薪养廉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对于一个基层公务员来说，只有把经济问题解决好了，才能踏实地做好工作，他们才不会搞那么多灰色收入。 　　邓硕东(纪检干部)： 　　我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现在已经有19年了。我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到党员贪污腐败的案例。贪污受贿行为与党员个人素质有关，但关键原因还是当前的体制存在漏洞。体制的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纪检部门对所在单位的党政一把手“监管难”。党章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就决定了纪检监察机关很难监督所在单位的党政一把手。而上级机关部门，往往是出事了才来处理，事前缺乏有效的监督和预防机制，他们只能亡羊补牢。 　　其次，惩罚力度不足，也是腐败滋生的原因之一。目前法律对贪污腐败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但对于一些情节较轻、并未严重到违反法律的个案，只是处以行政降级、撤职、记过处分和行政警告等惩罚，甚至半年后即可撤销处分。这些处罚方式未能起到真正有效的作用。个别人甚至觉得不痛不痒，毫不重视。前段时间教们有个干部被查出受贿，金额达到几十万元，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他之前就因为违纪被纪检监察部门处分过两次，却没有吸取教训。 　　第三，反腐倡廉教育做得不够好，不能真正打动党员干部。教育是一种预防幅败的手段，这几年各地、各部门都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一些地方还建了反腐倡廉教育基地。这个形式是好的，将反腐倡廉融人到群众生活中，寓教于乐，但这种宣传形式是否能被当今社会接受?这种教育是否能真正打动党员干部?我们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找出更好更有效的教育形式。 　　第四，与纪检监察相关的法律法规太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效力。目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很多反肖倡廉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例如52个不准、八大禁止，十大类别违纪行为，等等。但是，在实际中能让人记得住有多少呢?作为一名纪检工作者，我要经常翻阅和使用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我也不能全部记住，那么，其他党员干部能全部记住

吗?我觉得，目前我国还欠缺一部统一的、全面的、通俗易懂和易记的廉政法规。 　　建党90年以来，我们的制度一直在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现行的监督机制整体来说是好的，这几年来中央纪委推出的一系列加强监督的新措施也取得了不少成效。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从整体来看，我们还未做到最好，我们的体制还有漏洞， 　　近年来，很多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实行纪检派驻机制，这是好制度，证明我们的体制正在自我完善。但据我在工作中的观察，这种派驻模式还存在漏洞：有的纪检派驻组长长驻在被监督单位开展工作，时间长了，容易被所在单位同化，很难起到监督的作用；有的纪检部门采用巡视制，即纪检组长不驻在这个单位，只是定期巡视，这很难掌握到被监督单位的内部情况，工作比较被动。这两种监督形式还未能达到最大的效果，未能实现全方位监督，容易形成监督盲区。 　　如果我们的体制理得更顺，纪检工作的成果可能会更大，更能发挥其监督作用。 　　我们的体制需要改进，需要补漏，但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毕竟国情不同。中国人口众多，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将西方的制度硬搬过来是行不通的，只能学习和借鉴。 　　体制的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今天发现问题，明天马上就能修改。修改制度不仅要调查研究，还要各职能部门互相配合。 　　可喜的是，现实中有不少例予令我相信，我们的体制一直在自我完善、自我更新，未来会更好。如今是信息化社会，我们可以借助媒体和群众的力量进行舆论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弥补制度漏洞。 　　何贞付(农村党员)： 　　2008年，我从广东打工回到村里。父母年纪也大了，我决定不再外出打工。当时村里年轻人很少，村支书看我安心留在村里，我又是高中毕业生，于是他鼓励我入党，说党在村里需要接班人。我在村支书的指导下写了入党申请。我的材料经过乡政府审核，然后交到县委盖章；经过县委审核，我才成为预备党员；全村党员投票，批准我成为正式党员。我没有参加入党宣誓仪式，因为村里没有这样的条件。 　　村党组织基本上是衔接乡政府和村民的桥梁。村里每家每户都有补贴，一般是政府先发到村委，村委再发放到每户村民手里。村里修路、修桥需要资金，村委先写报告，申请政府拨款或者发动村民集资。 　　党员有时还要做村民的工作。例如，2008年村里修路需要集资，有户村民因为和村支书闹矛盾不肯出钱。村支书去做他的工作，总是被他骂回。只要有一户人家不出钱，就不好结账，没办法，我们只能召开党内会议，讨论应该怎么办。会议决定，党员轮流去劝说。邻里之间一般都有些亲戚关系，我和那户人家的关系是最亲的，我去他家至少不会被骂。我劝他说，这次修路，你最多交1000多元钱。以后村里每年都会收到政府的一些补贴，这些补贴会分给村民。如果现在修路你不出钱，那以后分红就没有你的份。你想想，你出一次钱，可以分几十年红，划不划算?何况修路是为了子孙后代，你自己也有孩子的。你不能因为和某个人的矛盾就影响了你和后人的生活。最后，在我们党员的轮流劝说下，这个村民交出了修路的钱。村里这些日常的小事，差不多每天都有，一般出面解决的都是党员干部。 　　村里重要的决议，例如一些公共资产的承包，都要通过党组织的民主决议。 　　党员每年会开三四次党支部会议。每年的7月1日，党员都会集中在一起开会。 　　村里每份开支都要公布，如果村民有异议，可以到村党委来查账。 　　我觉得，村党委的缺点是缺少自己的想法，一般都是按上级指示办，很少主动帮助村民，也不反映他们的意见。上面说要集资修路，村党委就吆喝村民出钱；上面说有钱发，村党委就把钱发到村民手里。而村里的河流、山谷、公共用地如何利用，村党委并不进行规划。后来河流承包给了个人，并产生效益，那是因为有村民看到河流荒废了，提出承包的想法，村干部才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其实，对于一些问题，村党委作为带头人，应该比普通村民看得更远。村干部对一些事情缺乏作为，有村民破坏刚修好的路，村干部也没采取措施。 　　村干部的选举并不是完全民主，有时会受到上级的指示。选举有走过场的嫌疑。 　　 　　部分媒体误导读者 　　 　　吴赤锋(原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 　　一些媒体认为负面报道才有读者、才能抓眼球，甚至认为正面报道没有人看，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懂怎么做正面宣传。媒体应该好好研究如何写正面报道，这是一个大课题。 　　媒体是党的喉舌，是增强党和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工具。怎么做好舆论监督是个大文章，是一味揭露黑暗面?还是先考虑这个报道想要达到的目的?我认为媒体至少要先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离开了这些，仅是为了揭露而揭露，效果肯定不会好，只是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口味，有时负面作用非常大，对党的威信和领导会产生极大的损害。 　　共产党内部有腐败分子，这谁也不会否认，揭露这些腐败分子是完全必要的，是为了弘扬正气、打击邪恶。但是必须有一个度和量的把握，我们要承认大部分共产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真正腐败的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做一个假设，我们现在有7000多万党员，假设有1％的腐败分子，就是70多万，如果报纸天天报道这些腐败分子，一年365天你把所有的版面都用上，你能报道完吗?如果这样宣传，在老百姓眼里会留下什么印象?老百姓会认为天下一片黑了，共产党全部是腐败分子。尽管你报道的每一个案例都是真实的，但你引导舆论的方向却是错误的。你这么做是用局部的真实掩盖了整体的真实。什么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么多好的共产党员你不宣传，甚至提都不提一句，你是不是在误导读者? 　　舆论监督是媒体责无旁贷的使命。媒体要做好舆沦监督，首先，是把握好舆论监督的内容和对象的问题。要把握好哪些可以写、哪些不能写；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不是为了揭露而揭露。第二，新闻事实必须准确。新闻事实绝对不允许添枝加叶、随意臆造。在新闻真实的基础上把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负面报道一样可以写得很漂亮。实际上舆论监督只要监督得好，上级部门是非常欢迎的。你指出的问题能让领导更好地了解情况，改进工作，更好地赢得群众的支持，他当然会支持你 　　现在有些媒体工作者受各种错误思潮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规影响，盲目推崇西方的“新闻自由”，而实际上他们对西方的媒体又是一知半解，知之甚少。新闻管理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美国也一样，只是管理的形式、手段、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在美国你骂总统可以，但是你骂国家就不行。9・11事件时你看美国舆论有不同的声音吗?是一面倒地声讨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谁敢在这个时候抨击美国政府、抨击美围军队?在那个阶段，美国的新闻管理就发挥作用了。美国的新闻管理

有自己的手段和方法，也有“打招呼”。美国白宫在新闻管理方面就有他的一套，如果有媒体不听他的“招呼”，发表与他言论不一致的东西，他自有惩罚的办法，其中很厉害的一招就是，他不邀请你参加白宫以后的新闻发布会，断了你的资讯来源。其实只要有国家存在就有统治阶级的意志存在，只要有统治阶级的意志存在，就一定有新闻管理，只是手段、形式和方法不同。绝对的新闻自由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存在的。 　　我们有的媒体之所以会犯错误，很多时候是政治肓沦没有把握好，尤其是发表了一些公开甭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西方民主和自由。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对改革开放持怀疑和甭定态度等错误言论，这是绝不允许的。政治言论是媒体最基本的东西，有时候一句话就可能毁了一个媒体。当年广州一家报纸曾遭到停刊整顿三个月的处分，对于一家报纸来说这是致命的打击。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家报纸用了一个整版，借评论克林顿的“拉链门”丑闻，极力颂扬美国的民主自由，含沙射影甚至公然批评中国的现实。这当然是不被允许的。我们谁也不敢说自己不犯错误，但是不要有意犯错误，我们要确立一个根本点：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不能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 　　 　　以党的思想打造中国特色企业文化 　　 　　鄢红胜(私营企业党支部书记)：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在公司建党支部?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作为一名有近20年党龄的党员，退伍创业后几年里我没过上组织生活，极不适应“党员有话无处说“的处境；第二，我经常去开会学习，看到很多企业用西式文化作为企业文化，这令我很震撼，我想，为什么不能把党建工作作为中周特色的企业文化，我愿意在这方面进行实践。我们公司党支部成立五年来，严格按照“围绕生产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营”的工作思路，注重把党的先进思想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当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企业文化内容，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新模式， 　　我们现在有167名员工，正式党员21名，其中公司高层领导十部中党员占54％。我们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我们还有党员活动中心和党员电教室。有人认为我设立党员活动中心和电教室是完全没必要的，州在准还去那里啊?我是这么想的：当然不可能所有党员去那里学习，但是，只要有一个党员在丁作之余到那艰看了一点关于党的历史、党的指导思想、党的要求，那就值得! 　　作为一个私营企业，我们将党员管理及组织生活要求写入了公司的棚天制度当中，比如规定每月第一周为公司的党(团)活动日、党员每月享受学习费用补贴、公司重要岗位人事任用党员优先考虑、公司每日早会的“新闻播报”活动中党的方针和国家重大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等等。 　　我们常说我们的党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如何把这句话落到实处是公司党支部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比如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的党员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2010年亚运会。我们自费为亚运会提供三名全职志愿者并免费支持亚组委一台工作车，亚运会开幕当天，我们更是积极响应猎德街道办党委的号召，全体员工投身到治安联防工作中。 　　通过这几年党建工作的开展，我也有一些感悟：党建工作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通过长期的党建工作，使员工树立了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公司成立近10年来，没有出过一起安全事故，没有出现一起劳资纠纷，我觉得这和党建工作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6岁，非常年轻，这些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就进入社会，如果通过在我们公司一段时间的锻炼，通过我们企业文化的熏陶，最终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党员，并把优秀党员的良好精神面貌和吃苦耐劳的传统带到其他公司去，这当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党的思想本身是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的。我可以自豪地说：以党的先进思想打造我们的企业文化是成功的。 　　 　　关注损害党的形象的十大问题 　　 　　我们根据采访中得到的信息，并结合些普遍现象，总结出可能损害党的形象的十大问题。 　　第一，党的指导思想被弱化。 　　习近平同志在6月20日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伟业，根本原因之一是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的指导思想。但现在的学术和舆论风气既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不坚持中国化，而是教条主义盛行――很多人以西方的理论和模式作为标准，批判中国的实践。党的指导思想被弱化，使一些党员思想混乱，不能自觉、坚定地坚持党的领导。更严重的是，这可能使一些决策脱离中国实际。造成重大失误。 　　第二，部分党员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 　　他们只顾个人的眼前利益，不能将人民的利益摆在首要位置。 　　第三，部分党员个人主义思想严重。 　　他们以为自己贡献最大，应该得到最多回报，觉得自己收入太少，一些人因此走上贪污的道路。他们不知道，个人能力的发挥离不开组织的支持。 　　第四，部分党组织不重视党内民主生活。 　　如果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就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群众诉求。 　　第五，部分领导干部将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 　　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但一些部门是一把手说了算。这不但可能导致决策失误，而且容易滋生腐败。 　　第六，一些专业部门闹独立性。 　　有人主张司法独立，有人主张央行独立。他们认为，专业部门应该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做事，不应受到政治的干扰。但是，固化的规则和程序可能被“专业人士”利用，不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党要全面考虑问题，使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体现。 　　第七，薪酬体系变化令部分党员心态失衡。 　　公务员的现金收入与身边亲友比较不算多，当福利减少时，他们会觉得自己收入低，一些人因此谋取灰色收入甚至贪污受贿。这种情况在财政收入紧张的地方比较突出。 　　第八，新形势下制度有漏洞，被一些党员钻了空子。 　　经济快速发展会带来新的“财源”，有时监管不能及时到位。另外，惩罚的方式和力度也未能与时俱进。 　　第九，党的代表性有所削弱。 　　党既要代表“先进”，又要代表“广大”。现在党员的数量有近8000万，这基本保证了党代表广大人民，但其中有一些党员，不能代表”先进”，反而代表“落后”，损害了党的形象。党在代表“广大”方面也遇到一些阻力， 　　些群体八党的积极性不高。 　　第十，一些媒体的批判性取向损害了党的形象。 　　坚持批判性取向的媒体总是将负面事件夸大为制度问题、社会问题。它们不是全面地反映事实，而是片面地呈现问题，热衷于煽动情绪，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在这些问题中，有的是由形势变化而引发，但更多的是由传统不彰而导致。因此，我们要降低这些问题的影响，也应主要从发扬传统着手，例如，强化党的指导思想、完善党内民主生活。党建也是传统的组成都分。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企业比较关心党建工作。王宇翔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党委组织部部长，他告诉我们，他们企业的党组织活动非常丰富。刘崇孝是一家民营企业的党委书记，他们党委在企业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组织慈善性、公益性的活动。他们举办了一次红色行为艺术――“筑梦”把所有工人的头像印在横幅上，挂到在建的工程上：制作了几十块签字板，让工人们把他们心中最想说的话写在上面。刘崇孝说，现在娱乐消息和虚假消息霸占了宣传阵地，而对党建工作尤其是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宣传很少。其实，在当下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党更要给普通百姓一点精神上的依托和希望。 　　(欧阳觅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