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汉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特点

作者：唐宝林

抗日战争研究 1999年10期

　　武汉抗战时期，是指从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临时首都”）开始，直到1938年10月25日失守，近一年时间。这个时期武汉不仅成了全国抗战的指导中枢，而且成为全国团结抗战、民主政治和进步向上的象征。

　　这个时期，与其前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在政治方面有明显的特点，即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就全国政权而言）最团结、最民主、最进步的时期。

　　全国团结抗战局面正式形成

　　武汉时期是国共两党和全国各界团结抗战最好的时期，表现在军事上有效配合，行动上和衷共济，政治思想上求同存异。

　　首先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全国各爱国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云集武汉，捐弃前嫌，一致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抗日战争，形成全国各阶级、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这显然是与此前的“剿共”、内战、“九一八”后的反蒋抗日不一样，也与此后“摩擦”抗战的情况不同。而且和抗战初期的混乱状况也有别。那时全国抗战已经爆发，国共合作的谈判却还在讨价还价，统一战线实现后，也没有共同纲领，更没有协商的政治机构。军事上也只有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北方的合作。武汉时期不仅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而且有了全国各党派团体一致拥护的《抗战建国纲领》和国民党与各党派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政治协商的机构——国民参政会。

　　在军事上，武汉时期也是国共双方合作抗战最好的时期，特别是对于保卫大武汉，中共代表团当时曾联名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注：陈绍禹、周恩来、博古：《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意见》，载《新华日报》1938年6月15日。）， 阐述了保卫武汉需要采取的步骤和方法。然后，毛泽东、 陈绍禹等中共7位参政员也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载《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中，对于保卫武汉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为了实行这种合作，早在1938年2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任弼时署名）发给在前线和国统区的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16名八路军高级将领和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电报中，提出了八路军如何配合保卫武汉的详细的战略计划。（注：毛泽东、任弼时：《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3页。 ）以中共名义对保卫一个大城市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具体的意见，进行如此真诚的合作，在抗战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在这时期，新四军正式建成，1月6日在南昌成立军部，6 月上旬其先遣队进入苏南战场。从此，国共两党的军队在全国的抗日战场上终于实现了全面的合作。这种全面合作的实现十分艰难，但却又好景不长，武汉失守后，这种合作的局面就慢慢被人为的“摩擦”所代替，直至发生令人痛心的“皖南事变”。

　　除了原先严重对立的国共两党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真诚合作和团结抗战之外，原先反共并与国民党也有矛盾的国家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也分别在4月3日和21日致函蒋介石，表示该党主张与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在精神上并无二致，愿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蒋复函表示慰勉。

　　武汉时期出现以国共合作为中心全国各界空前团结的抗战局面，除了在战场上不搞内战，不搞摩擦，一致对外之外，还表现在武汉所举行的一系列具有全国性质的重大的抗日活动上：如2月20、21日， 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盛大的空战祝捷和公祭殉国空军将领大会与游行，两万余人参加，蒋介石主祭，孔祥熙、于右任、冯玉祥及中共中央、八路军代表陈绍禹、周恩来、叶剑英等出席致祭。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召开成立大会， 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张道藩致词。周祝贺文艺界大团结，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战场和内地，为抗战文艺作出贡献。会议选出各种倾向和流派的著名作家45人为理事，并通过抗战宣言。

　　7月8—9日，武汉各界为纪念抗战建国周年，开展献金运动。 蒋介石、宋美龄两次献金19451元。 行政院及所属各部全体公务人员献金10万元。参政会全体参政员献金3万元。在延安， 十分困难中的中共中央也拨出党费1000元，八路军总部将指战员节食所得1000元委托武汉八办代献。周恩来则将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当月月薪全部献出……国共两党高层机关和领导人员，如此亲密合作，在国共合作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武汉时期全国团结之广泛和深入，还有4个突出的标志：

　　（一）一向不问政治的宗教团体，也积极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来。如1938年1月由罗马教皇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在武汉发起并主持、 全国各基督教响应的追悼阵亡将士及死难平民并祈祷和平和支持抗日战争的大弥撒活动。同月武汉佛教会僧徒成立抗战救护队。2月14日， 伊斯兰教徒在汉口举行反侵略祈祷大会，号召全国5000万回教徒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5 月成立以白崇禧为理事长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及其后在武汉成立以马占山为首的中国回教协会青年服务团，等等。至于基督教常设机构如青年会、女青年会等从1月起就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活动。

　　（二）全国各民族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空前大团结，各省市纷纷派出各种代表团，到武汉或经武汉赴前线开展抗日工作。如1937年12月12日，重庆市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团90多人，携带大批慰劳品抵达武汉；1938年1月9日，广西女学生军和上海女青年会在武汉市党部大礼堂举行抗日演讲会，然后分赴前方工作。翌日，广东慰劳团也到达武汉，然后分三路奔赴前线。15日，贵州妇女战地服务团又到武汉。4月7日，蒙汉回族联合慰劳团，在武汉献旗劳军，并通电全国，决心团结抗日，保卫国土，等等。

　　（三）武汉时期也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最踊跃、最热烈的时期，是祖国人民与海外华侨最团结的时期。如为支援祖国持久抗战，暹罗华侨在此期间曾组织两批义勇队共149人回国杀敌， 菲律宾华侨组织青年战时服务团，马来亚华侨组织汽车工人服务队等回国参加抗战工作。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胡文虎）以祖国抗战举行筹赈大会。筹得30余万元购买祖国急需的绷布供救难赈灾之用。与此同时，华侨在各所在国也积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祖国抗战活动。如1937年12月14日中国留学生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第二天新加坡、30日菲律宾马尼拉市、5月9日美国纽约州、6月2日芝加哥、3日旧金山等地的华侨， 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这些活动不但激发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也唤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巨大同情和支持。

　　（四）武汉时期还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国际团结最突出的时期，开始形成以支援中国抗战为中心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共产党和宋庆龄向世界人民发出的谴责日本侵华暴行、批评英美等国对日绥靖政策、支援中国抗战的呼吁，这个时期开始得到广泛的响应，特别是宋庆龄在1938年6 月联络国际著名人士组成的“保卫中国同盟”高效率、高信誉的工作，更是这时期获得众多国际援助的重要保证。此时，宋美龄以其中国“第一夫人”和虔诚基督教徒的特殊身份，也做了许多工作，如1938年1月5日，她特电曾在中国当传教士30多年的美国浸礼会牧师史提芬士，请劝美国政府和人民进一步抵制日货，并停止对日进出口贸易，得到积极响应。

　　当时最大的几个反侵略国际和平团体如“国际和平运动会”、“国际反侵略大会”、“国联同志会”、“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等，先后召开特别支援中国抗战的大会及活动，发动所属组织及请求各国政府采取抵制日货等一切有效措施制裁日本。最珍贵的是各国还对中国提供资金、物资和派遣各种军事、医疗、记者等人员的援助。

　　这些援助一般都集中到武汉或由武汉分配到其他各处。如苏联以政府名义派“苏联空军志愿队”直接参加武汉空战，战绩突出。为此， 4月4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向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提出抗议， 李当即予以驳斥，指出苏联援华，“完全依照一般公认之国际法标准”。（注：《武汉日报》1938年4月6日。）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加、美医疗队，印度国大党派遣的爱德华大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则由武汉转道到华北八路军根据地。国联为协助中国防疫也特派卫生专家穆塞教授、劳勃生博士、兰斯特将军等多人来到武汉，然后分三路分赴西北、华中、华南三地工作。

　　特别要指出的是朝、德、日三国的援助。7月4日和10月10日，朝鲜友人先后在武汉成立“朝鲜青年战时服务团”和“朝鲜义勇队”，宣布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并在抗战过程中争取祖国独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虽然站在日本侵略者一边，在这个时期承认所谓“满洲国”，但人民却支持中国抗战。5月5日， 该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到武汉， 赠送中国药品400余箱。3月23日，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及夫人池田幸子，不顾日本法西斯的迫害，冲破重重障碍抵达汉口，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抗战，乃为东亚之和平，最后胜利必属中国。从此，鹿地亘夫妇在中国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活动，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后来，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也来到中国，8月31日在武汉发表《致中国前线将士书》， 表示愿意留在武汉从事有益于抗战的工作，希望中国前线将士无情打击侵略者。此外，在日本侵华士兵中，也不乏同情中国者。2月28日， 由日抵沪的一营日军发起反战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武汉抗战这样一个短时期内，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国际援助，在抗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民主政治气氛的闪现

　　原先中国实行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白色恐怖下，一切救国、民主、进步党派团体及报刊都受到镇压，抗战初期也受到种种限制。武汉时期这种情况则大有改观，其重要标志如：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开幕典礼虽在重庆举行，实际日程在武汉洛珈山原武汉大学校舍内进行。这次大会可以称为蒋介石执政的历史上国民党唯一的一次比较团结、民主、进步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订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容纳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民主党派活动的《抗战建国纲领》。（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根据《抗战建国纲领》，7月在武汉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各党派有了一定程度的参政权。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员都为抗战及民主政治积极献策，提出一系列提案。政府各部则向参政员报告工作，如财政部长孔祥熙报告了财政情况，政治部长陈诚报告民众组织训练事项，并接受大家质询。

　　在如此民主的气氛中，中共在国统区首次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公开、合法活动的机会。中共中央机关报《群众》杂志、《新华日报》先后在武汉创刊。

　　与此同时，各种新的抗日民主团体和报刊杂志，也在武汉如雨后春笋似涌现出来，其中有在武汉新成立的，也有南下东来的，重要的有：《全民月刊》（沈钧儒为社长）、全国抗日大同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方振武等21人为执行委员）、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音乐组长冼星海，戏剧组长阳翰笙等）、全民通讯社（社长李公朴）、《战时青年》（创刊号刊登周恩来写的《现阶段青年运动之性质及任务》一文）、儿童保育会（方振武、沈钧儒、郭沫若等百余人所组织）、全国歌咏协会（冼星海、吕骥、贺绿汀等35人为执行委员），东北抗日总会主办的《反攻》半月刊、《少年先锋》（茅盾、叶圣陶主编）、中华基督教全国联合会（蒋介石名誉会长，冯玉祥为会长）、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筹设之儿童保育会（宋美龄、史良、李德全、邓颖超、刘清扬等51人为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各地作家300 余人及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参加，选举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老舍、巴金、郁达夫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陈立夫为名誉理事）、《战地》（丁玲、舒群主编）、《自由中国》（执委周扬、夏衍等）、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立会上由郭沫若、张季鸾、沈钧儒、杜重远、邹韬奋、潘梓年、阎宝航、史沫特莱、范长江等致词）、民先队总队（总队长李昌，组织部长于光远等）、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理事会（王卓然、范文澜、黎锦熙、顾颉刚等人为理事）、《全民抗战》（邹韬奋、柳堤编辑）、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蔡元培、冯玉祥、郭沫若、何香凝为名誉主席，徐悲鸿、吴作人为理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为理事长，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路易·艾黎为技术顾问，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黄炎培等20人为理事）、《救中国》（主编胡绳）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中，外来迁汉的各种文化团体近200个， 在武汉复刊和创刊的报刊达212种，出版社50多家。

　　在一个短时期的一个城市内，涌现出这么多救国救亡的团体和刊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三次，武汉是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 前两次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中国留学生革命运动中的日本东京和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可以说，这些团体和刊物，是中国近代三次特殊的救国救亡运动高潮的产物，而武汉这一次的出现，与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原先的统治体制被日本侵略所打乱，新的体制还来不及建立，在临时首都武汉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因而出现比较宽松的民主气氛有关。所以这是特殊的武汉时期中国政治的产物。

　　武汉失守后，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在大后方专制统治的巩固，这种民主气氛就渐渐消失了。

　　进步景象之明朗

　　在抗战时期，衡量进步与倒退的主要标准是：坚持抗日还是妥协，坚持团结还是分裂，坚持民主还是专制。在这方面，以上的论述，已经说明武汉时期团结抗日和民主政治的良好状况，因此也表明了它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大陆年代最进步的时期。此外，还有以下事实，进一步证明这个时期的进步性。

　　首先，国民党政府表现出“九一八”和“七七”以来最大的抗日坚决性和积极性。1938年1月8日，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终于决定改变抗战策略：由守为攻。因此，这个时期国民党蒋介石惩罚抗战不力者、奖励积极抗战者的态度也比较鲜明，如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新编第五师师长檀自新，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伟等一批高级将领，都因逃跑，抗战不力，或不遵命令，贻误战机等罪名，被蒋介石命令、军法处审判后，在武汉枪决。须知像韩这样的人物在军阀混战时期其地位如蒋介石、阎锡山，因此，枪决韩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而且，2月1日，蒋介石还通电全国，以韩复榘为例，警告各级将领：“今后如再有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守土，不尽抗战为能事者，法无二例，决不宽贷。”（注：《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而王铭章等一大批将领则因在抗战中奋勇歼敌， 或为国捐躯而受到国民政府的褒奖。

　　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对八路军的抗战功绩也多次表示肯定和赞扬。1938年1月17日，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 贺龙在洛阳会见蒋介石，蒋对八路军出师以来积极支持正面战场，屡创日军的行动表示慰勉，并称赞五将领，说林彪在平型关打得好，刘伯承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注：《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第238页。）2月18日，蒋又以八路军在晋东南连战皆捷， 特电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叶剑英转朱德、彭德怀总、副指挥嘉奖。这种情况，在武汉抗战结束后，再也没有出现。而代之以不断攻击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和“破坏抗战”，甚至不惜以制造不断的“摩擦”和发动“皖南事变”，武力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

　　其次，这时期国民党政府对降日政治活动的抵制比较坚决。这时期陶德曼调停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党最后实际上拒绝了日本的苛刻条件。1937年11月3日，陶德曼走访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中日和平的7项条件：内蒙自治，华北建立非军事区，成立亲日政府，扩大上海非军事区等。南京失陷后，日本又追加了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对日赔款等条件，国民党政府感到难以接受，未予答复。 所以到次年1月，日本才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对抗日持妥协态度，一直受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多数领导人的抵制。10月12日武汉失守前夕，武昌举行最高国防会议，会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冯玉祥等在一起聊天，汪说：“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抗到底，这怎么讲呀？”白和冯回答说：“把敌人打败，赶出中国去，就是抗到底。”“收复失地，不仅东北，台湾都交还，倭寇投降，就是抗到底。”汪扭过脸去，对蒋介石说：“他们两人是做梦不是？”冯玉祥站起来愤愤地说：“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当主人，有人做梦当奴才！”（注：《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8页。）汪被骂得无地自容。

　　这时期的政治进步还表现在对腐败现象的打击。1937年12月4日，蒋介石致电行政院及各省军政长官，对所有文武各级官佐，倘有贪污不法，舞弊营私或侵渔公款，或克扣军饷，或藉端剥削索诈民财者，一经查出，悉以军法从事，无论职位高低，皆必严加惩处。次年1月31日，蒋又特令军部督饬各区严禁假借征兵索诈。（注：《武汉日报》1938年2月1日。）6月27日，国民政府还正式公布了《严惩贪污暂行条例》。

　　武汉抗战时期中国政治进步的原因

　　以上中国近代史上最团结的时期和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大陆最民主、最进步时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各种复杂因素促成的。

　　首先一个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个时期日本执行坚决推翻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方针。从1938年1月16 日日本近卫首相公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开始，一直到10月武汉失陷，近卫首相和日本军部一再重审这个坚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方针，并且在军事上采取迅猛推进，速战速决的战略，从而使蒋介石除了投降或抵抗之外已没有其他任何圜转的余地。而“投降”，对于蒋介石这个有民族主义和顽强性格的政治家来说是不会轻易接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一个重大错误，也许在于这个时期完全低估了蒋氏的这个品性，没有看出蒋与汪精卫的区别，以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会与汪一样屈膝投降。

　　同时，日本侵略者不仅要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把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及全国各阶级、阶层民众即中华民族都置于灭亡的境地。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武汉时期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加严重。因为以前的抗战初期，蒋介石以为通过国联制裁、陶德曼调停或稍作抵抗和妥协等，能制止日本的无限制的进攻，国民政府或可在失地不太多的情况下苟安；此后的时期，因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改变了坚决灭蒋方针，同时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这又使他有了摩擦反共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通过这样的比较可以显示出，日本侵略者对国民政府的压迫和严重的民族危机，是武汉抗战时期国民党采取进步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一个因素是共产党和各爱国民主党派与国民党的独裁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事实上，即使是在武汉抗战时期，国民党也没有放弃一党独裁的愿望。如1938年1月21日， 叶青发表文章称：“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注：叶青：《关于政治党派》，载《血路》第2期，1938年1月。）2月6、7日， 国民党军统的《扫荡报》又连续发表类似内容的文章和社论，谬称“在共同信仰三民主义之下，就不应该有‘国共合作’的名词”，诬蔑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封建割据”，“必须一律取消”；“游击队只能受正规军节制而动作，绝对不能独立自由动作”，否则就是“破坏信仰统一，军令统一……必须一党专政，如有反对一党专政者，即无异于破坏抗日”。（注：茹春浦：《一个主义，一个信仰，一个最高统帅》，载《扫荡报》，1938年2月6日。社论：《强固统一》，载《扫荡报》，1938年2月6日。）7月12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还发出这样的指令：宣传共产主义仍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加取缔。

　　对此，连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少壮派也认为不识时务。他们的组织中山学社在所编的刊物上发表重要文章《国民党向何处去》，指出其他政党的存在乃是既成事实，当此非常时期应允许“党外有党”，“可使民众得到发挥政见的机会，减少他们对本党误会”。（注：《中山周刊》第7期，1938年3月。）

　　中共中央则在3月1日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三项提议：一，建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共同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仍保持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二，建立真正代表公意的全国民意机关；三，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众运动领导机关，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共同抗日。共产党的斗争，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及国民党内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李德全等民主派的响应。4月14日，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发表文章， 提出重整党纪，实行民权，停止党派斗争，贯彻抗战建国目的，严惩汉奸及改善庶政等。（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载《武汉日报》1938年4月15日。）

　　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部进步人士的斗争，使国民党的独裁政策在武汉抗战时期比其他时期有最大限度的收敛，这也是前述中国政治进步各种表现的不可缺少的一个原因。

　　再次，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与武汉地理位置有关。因为武汉地处北方和东部沿海沦陷区民众从陆路南下和水路西撤的必经之地。因此一时精英云集，造成一个特殊的人文环境，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弃守上海、南京后，决心保卫武汉，并把抗日指挥中心和临时首都设在武汉，表现出过去没有过的抗日坚决性和积极性，再加上日军在占领北方和东部大片中国领土后的消耗和局限，给中国民众一种错觉，以为武汉可以保住；即使认为是持久战的人，也以为有可能在守住武汉的情况下，进入相持阶段。上述1938年2月毛泽东、 任弼时给周恩来及八路军各高级将领的电报，就流露出这种心情。反对对日妥协。一向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没有信心的陈独秀，在1937年8 月出狱后到武汉进行抗日宣传，也对这时期的抗战状况表示乐观。他说：“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注：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他更赞扬抗日军人：“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注：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399页。）直到1938年7月14日，武汉不保的舆论流行时，他还在中央广播电台上发表这样的讲话：“只要我们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守住武汉不失，敌人便会知难而退……我们便能够在战败破产的废墟上，加倍努力，复兴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便有希望”。（注：陈独秀：《抗战中川军之责任》，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87页。）所以，一般撤退下来的人士都驻足武汉，而不是不停顿地向大后方疏散。

　　另外从国际环境来看，国际上，由于宋庆龄等人和各国来华记者的宣传报道，世界舆论了解日军侵华暴行，普遍同情中国，而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及华侨有条件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

　　武汉时期的特殊性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深远影响

　　在武汉时期上述特点中，即在团结、民主、进步的气氛中，产生了两大成果，对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为在武汉失守后的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及新中国建设，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学、宣传教育和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才和领导骨干，如周恩来、秦邦宪、冼星海、阳翰笙、田汉、贺绿汀、吕骥、潘梓年、钱俊瑞、茅盾、周扬、夏衍、丁玲、李昌、于光远、范文澜、楼适夷、胡风、胡绳等人，在武汉抗战时期先后在武汉工作过。

　　二、爱国民主党派和进步势力大集结与迅速壮大，为以后形成“民主同盟”，建立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一战线准备了条件；也为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新中国联合政府——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提供了经验。

　　同时，对于国民党来说，武汉时期也留下一大历史教训。正如周恩来在10月5日武汉记者学会举行的晚会上讲话所说：“15 个月来的抗战使中国有了空前的巨变和绝大的进步，这些进步给我们抗战有力的保证，使我们相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英勇战争的事实，粉碎了妥协投降的空气。”（注：《周副部长讲演：争取抗战胜利问题——在记者学会晚会上》，《新华日报》1938年10月6日。）当时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的威信是很高的，全国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如果坚持并发扬以上武汉时期团结、民主、进步的优点，那么抗战结束后，就能建立新中国。中国就可提前几十年实现现代化。就是说，历史曾经给蒋介石、国民党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是他们没有把握住，而是向分裂、专制、腐败的道路倒退，终得到1949年那样的结果。所以，国民党实际上是被它自己打败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武汉抗战时期团结、民主、进步的政治气象表示了一个国家的人心和人气。武汉抗战再一次以事实证明了这一条千年不破的真理。什么样的政权能得民心，长治久安；什么样的政权违背民心，终将灭亡，武汉抗战给了最明确的回答。武汉抗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最大历史价值，却在于此。

作者介绍：唐宝林，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