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天下的史式先生
我先生史式从幼年起就立下以天下为己任之志，一生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他九旬高龄本该安养天年，却深感来日苦短，更加努力工作，一天工作10小时以上，想尽量把研究成果留下来，以利天下后世。四年来，他曾一次到台湾参加纪念岳飞的活动，并接受台湾东森电视台采访；两次到南昌大学讲学。第二次到南昌是5月底至7月初，天气酷热，先生得了感冒。其间中共河南汤阴县委为搞廉政基地拍片宣传岳飞，来电请先生写解说词。先生认真地日夜赶写，完稿后由研究生邱明发给对方。先生是患感冒低烧回到曲靖的，回来后仍不进医院，只是服了三副中药。他两度到武汉为撰写《汉人原来是楚人》一书与荆楚文化研究会的同仁交流，还数次往返于曲靖、重庆之间，其辛苦劳累可想而知。2012年9月，他在重师家中伏案写作，天花板上一块大水泥砸下来打伤头部，学校校卫队喊了救护车来，他却拒绝入院，说：“我有重任在肩，不能到医院去，像我这种年纪，如果到了医院，肯定就出不来了！”2013年4月，他久咳不止，家人亲友劝他到医院去治疗，他坚持不去，只同意服药。2013年底他整理了百万字的《史式文集》第一卷交与广西师大出版社。《汉人原来是楚人》是2013年动手的。2014年，先生倾注大量心血写其前言和第三章《谁为正统》。因为他感到该书的重要性，再加上他不断地研究发现，有些章节是几易其稿。这一年下半年，过度辛劳导致先生健康下滑，食欲不佳；10月份后更是厌食，身体虚弱。年底亲友劝他放下工作调养一下，他说：“如果不工作，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即使要休息，也得等我把《汉人原来是楚人》完成。”仍不肯停下来。在曲靖生活的几年中，我们得到岳飞后裔岳光荣夫妇及曲靖师范的年轻老师李本鸿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2015年元旦后，岳先生夫妇来看望我们，感到先生身体弱了许多，知道他不愿进医院，特意请了著名的中医师来给他诊断，开了健脾胃的中药，并亲自去取药，将药制成粉剂送来让他服。元月15日清早，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小孟到达家中。他即与小孟谈工作，谈了三天。17日晚，他还依依不舍地陪着小孟，直到12点送别小孟后他才休息。先生的状况令我和亲友们万分焦急，苦苦劝他暂停一下，回临沧去过春节，并保证只要他身体好转，我马上陪着他工作。他才勉强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于是在元月底我侄儿开车来将我们接回。到临沧后，我的妹妹、弟媳、侄儿男女全部出动，轮流照顾我们的生活，帮助护理先生。因为先生一直关注着国家大事、国际局势，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侄儿女们立即搜集许多报纸来给他。妹妹每天精心安排先生的饮食，大家从各方面尽心尽力地做，希望先生的健康早点好转。但先生的状况时好时坏。再次跟他谈及进医院的事，他却说：“我情愿轰轰烈烈死在战场，也不愿死在医院。”2月25日凌晨5点46分（正月初七卯时），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工作。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他仍念念不忘国家民族，念念不忘中华文化，并由衷地赞赏习近平主席对弘扬中华文化所作的种种努力！ 为着共同的理想事业，我追随先生近四十年。与先生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条件非常艰苦。重庆炎热的夏天，我们没有风扇；寒冷的冬天，我得去公用水管洗菜、洗衣服，水寒彻骨。当时烧的是煤炉子，遇到碎煤，得用手一个个地捏成煤球。先生因年轻时患过肺结核，五十多岁又得过大叶性肺炎，六十岁前身体并不好，常出盗汗将汗衫打湿，每晚我都要起来数次用烫水给他擦背，并换上干汗衫。先生睡眠并不好。那时我们和一些教职工都住在学生宿舍，他们的小孩子吵吵闹闹的。中午为了让先生睡好午觉，我就拿个凳子坐在外面，请小朋友们不要吵闹。晚上，我和先生要工作到12点，夜深人静了我们才休息。20世纪80年代初，看电影还是很稀罕的事，学校发的电影票我们都舍弃了，只知道争分夺秒地工作。我们在学生宿舍住了六年，后来才搬进了教师宿舍。先生的身体状况是在六十五岁后才越来越好的。近四十年的共同生活，除了跟先生一起为事业奋斗外，我得细心照顾先生，承担着多种角色，没有过一日的休闲娱乐，也没有因病而躺下一天；因为除了我，无人照顾先生。我们就是这样相濡以沫、相依相伴地走了过来。十一年前我痛失爱子，如今又痛失先生。我的人生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伤痛。然而出于对国家民族的那份责任，出于对先生的情义、道义，我将努力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去完成先生未竟的一些事业。我将配合广西师大出版社，将《史式文集》一集一集地整理出来出版，还要把先生的这笔精神遗产捐献给国家有关部门。先生生前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的资深馆员，三十年来一直深受历届馆领导及馆员同志们的敬重，所以该馆是首要捐赠的部门。此外，先生长期研究太平天国史，又是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的顾问，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也是捐赠对象；另外还要向重庆师范大学和岳飞思想研究会等捐赠。 我和先生一样不属于自己，只属于国家民族。我将继承先生的遗志，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作者系史式先生遗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