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罪行录
· 侵华日军罪行录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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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宫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18日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也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繁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二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一、第五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三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二营和第二师的第二十九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二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二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二十九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挖心-侵华日军罪行录之一(1936年7月1日)
“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日军侵入岫岩,据县公安局敌伪档案资料记载:汉奸张星武自供,曾杀人挖心供日本守备队做下酒菜。前后有两次,一次是伪康德三年7月(1936年),在岫岩城南八棵树杀死曾当过抗日军营长的周景桥后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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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是同年在哨子河街,日酋示意要吃人心,就把抗日军小队长吴九春的父亲,吴庆至刺死,把心挖出来做下酒菜。
又据,1937年农历正月初三上午九时,在哨子河学校操场,一次就挖了和抗日军文立善有关系的4人的心。
这次挖心残酷已极。先将每个所谓“罪犯”的脑盖皮剥开,盖住眼睛,再用冷水向胸部泼洒,尔后割开胸腔,用手掏心。
此外,个别被挖心者也大有人在,东塔营子北三清观的孙喜瑞的祖父母,在1937年同时被日军挖心。
东大营子北错草村农民甄开全的父亲也是在那年被挖心的。
日军所到之处,有时即挖中国人的心来取乐,凶残之极,惨不忍睹,被日军奴役的四十四年里,岫岩群众被挖心死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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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
又称“七·七”事变。自1937年4月开始,侵华日军经常在北平西南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向中国军队挑衅,蓄谋制造大规模侵华战争寻找借口。
同年7月7日,日军以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实弹演习,深夜11时许,日军借口到宛平县城发枪数响,使演习部队“混乱”。一名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县城搜 查。这一无理要求,当即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正交涉间,日军突然向宛平县城射击,继而炮轰芦沟桥。我驻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忍无可忍,奋起自卫,此即为芦沟桥事变。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在“和平解决”无望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发表庐山讲话,宣布中国政府和军队准备自己抗战,7月20日日本撒去“不扩大方针”面纱,发动向中国全面战争。
“七·七”事变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守军自卫反击,标志着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劳工尸骨垒拉古哨水丰电站(193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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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独占殖民地。进而垄断东北经济命脉,疯狂掠夺经济资源。
据统计“从1931年到1943年间,仅从关内骗招来东北的劳工即达8571329人。”
1938年,修建宽甸县长甸乡拉古哨水丰电站时,从各地骗招,强抓四五万劳工做苦工,大部为中国人,也有部分朝鲜人,被迫从事繁重的,超负荷的劳动。遭到日本侵略者残酷迫害,干活慢了要挨打;有病上不了工要挨打;逃跑被抓回来狠打。
如有的劳工实在支持不住了,稍有“怠慢”被活活打死,扔到鸭绿江里,劳工刘生有因拉肚子,多上几趟厕所,被打得半死,两天后死亡。一劳工提点意见,就被视为“犯法”活活吊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972年在拉古哨发掘出几百具劳工尸骨中,发现有6具尸骨被铁丝串在一起的;有五具尸骨牙齿全被打掉;有三具尸骨手被铁丝捆绑着;有一具从脖子到脚,周身缠满铁丝;有一具尸骨的肋间还扎着一把匕首。此外还发现有带着脚镣手铐的尸骨。
这充分说明这些都是处极刑致死后的证据。至于许多劳工经历疾病、饥饿、冻、累之后,悲剧的死去,更是无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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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这座电站“有两万多中国劳工和近一万朝鲜劳工被夺去了生命”。可以说拉古哨水丰电站是用无数尸骨垒起来的工程。
虎石沟万人坑(1939年1月1日)
据统计:1939年至1945年8月被扔进虎石沟万人坑的我死难同胞有抗联战士、劳工和“勤劳奉仕”甚至被带着活气就扔进《万人坑》矿工,最少也有17000多人。开始用板皮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就改用两个草袋子头脚一套扔进万人坑,到后期用活底棺材,一具具死体被赤裸裸地扔进万人坑。
从遗骨中发现,牙齿整齐的为青壮年;有的是成批遭屠杀;有的手脚被捆住活埋;这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一笔血债。
劳工(关内各省来的叫华工)、童工、女工在日本帝国主义、汉奸皮鞭、马棒下劳动,吃的猪狗食;做的牛马活;饥饿、劳累加上15小时劳作;因疾病而死去的中国人最多时一天就有40-50人被扔进万人坑,虎石沟的白骨堆成了山,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犯罪铁证。
三肇惨案(194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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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经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连续开展,不断深入的抗日斗争,给日伪沉重打击。
在哈尔滨西、西南地区在肇东、肇州、肇源左右地域是群众抗日活动比较活跃地区,同时也是日伪军警法西斯恐怖最为猖獗的地方。
1936-1940年抗联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徐泽民到该地区,组建抗日“救国会”,与部队联合抗日,从此,日伪当局就把三肇地区划为“匪区”而进行 “治安肃正”。进行疯狂的逮捕屠杀,白色恐怖长达4个月之久。在敖木台等地,杀害抗日武装人员130多人,在肇源西门外集体枪杀和平居民42人,在三江口把19人用铁丝穿在一起,投入冰窑里。在被捕人中有抗联十二支队的徐泽民等73人被处死刑,103人处无期徒刑,其中37人移至哈尔滨被杀害。三肇地区日伪制造骇人听闻的屠杀数以千计中国人民死于敌人屠刀下,日本侵略军欠下中国人民又一笔血债。
强征劳工(1941年1月1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量掠夺东北物资,开发工矿产业和修筑军事工程,进行殖民统治。伪国务院于1941年制定了《劳动新体制要纲》,采取行政手段,一改招募劳工转为强征劳工,由伪国家统管,所需劳工数量由伪满洲国内解决之。
1942年,伪满洲政府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编成令》,用伪法确立了强制性的劳动制度。规定凡20-45岁劳动力都要服劳役,其中20-23岁检查“国兵”,不合格者编为“勤劳奉公队”,即国兵漏子,当时“勤劳奉仕”三年内在省区内做军事工程,修筑铁路、公路、生产开发、水利建设等,如北方边界地区,被征抓的劳工多数修筑军事坑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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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劳动力紧缺,伪满洲政府下令“紧急供出”,开始大规模“抓劳工”,其中最惨、最苦的是军事工程劳工、炭矿劳工。
劳工吃不饱,在监督下、鞭打下每天要干14-16小时,超强度劳动,使劳工多数惨死在现场或秘密杀害,劳工的血泪史,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民族仇,亡国恨”的血债。
潘家峪大惨案(1941年1月25日)
1941年1月25日拂晓,30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冀东丰润县东北的潘家峪。早上七八点钟,日军开始挨门挨户搜人,把全村的1400多人集中在村子的西大坑,老弱病残不能走的,当场即被杀死。
日军把全村人赶到坑里,并在坑沿四周架满了机枪。日军头目佐佐木高声逼问八路军物资掩藏处所,但村民一言不发。日军开始从大坑人群中挑出年轻的姑娘、媳妇和部分男性村民为其做饭,事后将这些妇女全部奸污,并将她们和做饭的男人一齐惨杀在村西的场地上然后又纵火焚烧尸体。
日 军因集中在两大坑的村民逾千,地势开阔,屠杀时不宜控制,遂另选定地主潘惠林的大院,作为杀人场所。日军将人群驱注大院。一小女孩吓得边哭边往后退,佐佐木一刀将女孩砍死。小女孩的爷爷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也破日兵一刀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住了,与敌人展开搏斗。一部分人当场被害,大部分人被赶进潘家大院,日军把大院门锁上。人们预感到大难临头,开始往外冲,有十几个青年刚冲到门口就被日军用刺刀刺死。一伙日兵蜂拥而入,对人们刀砍枪刺。日军接着点燃了浇洒过煤油的柴草,四周院墙上的机枪、步枪开始射击,人们纷纷倒下。撤离宅院时,日军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彻底焚尸。接着,日军又在村外南坡搜出32人,其中大部是妇女儿童,日军把他们赶到南崖上全部杀害。之后又将尸体扔下石崖。大火从上午一直烧到下午,枪声从早晨一直响到黄昏。村头道边,到处是尸体和血迹。潘家大院更是令人惨不忍睹:大门口有大堆尸体,是被日军用机枪射死的;小屋门前的一堆尸体是被日军用刺刀挑死的;院南面有三个大石槽,旁边横躺着4具孕妇尸体,腹内已成形的胎儿都被日军用刺刀挑出腹外;在东墙根下,有40多具十来岁的小孩尸体,他们一个个脑碎骨裂,墙上还粘有斑斑的脑浆和稚发,是日军摔死在墙上的;有30多名妇女在白薯窑中被日军奸污后残杀。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全村有1230名无辜百姓被杀死,1100余间房屋被烧毁,粮食、财物、衣服被劫掠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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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戴庄惨案(1942年12月5日)
1942年12月5日黎明,日军包围了冀东北宁路南的潘家戴庄,他们将村民赶到村东南的一片空地上。9点,日军从人群中抓出教师马文焕,问他八路军的情况,马说不知道,日兵一阵乱棍,马被打得血浆喷溅而毙命。特务又从人群中找出齐盘成,齐还未及答话,就被打死在地上。一个日军从人群中拉出青年李庆发,扒去他的棉衣,另四个日军端着刺刀对准他的前后心,逼问八路军去向,李不知,日兵即一刺刀扎在李的肚子上,李当场惨死在血泊中。潘恩田躲在自家的幔子里,被特务发觉后赶进杀人场,被一阵毒打,昏死过去;潘恩田的母亲冲出来护着儿子,也被杀害;潘的妹妹、妻子又遭活埋;刚满4岁的儿子也被摔死。时近中午,日军见问不出八路军的去向,便挑选出20多名小伙子,逼着他们挖了一个坑,将群众驱赶进坑,然后在上边堆上柴草纵火焚烧,烈焰冲天,惨叫声撕人心肺。坑里的村民想往外爬,被坑边的日军重新推进火坑,其状惨绝人寰。时过正午,日军又逼人在大坑的东边挖了一个方坑,用刺刀驱赶妇女下坑。齐安居的妻子刚从坑里爬出来,就被日军当胸刺死,两个女儿趴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日军又把两个女孩用刺刀挑进坑中;周树昌怀孕的妻子正顺坑沿往上爬,被日军一刀挑开肚子,肠胃落地,胎婴流出。十几个年轻的姑娘、媳妇被从人群中找出,拖进地主潘俊章大院,被轮奸后又全部拖回杀人场,被枪挑、活埋。日军还把嗷嗷待哺的孩子抓起来往大坑里扔,或顺手一刀砍掉脑袋,或一脚踢进火坑。有的婴儿被拎着小腿活活摔死在辘轳上,脑浆四溅,血肉横飞。最后,20多名挖坑青年也被杀在坑内。大屠杀后,日军又把村内所有财产衣物抢劫一空,然后纵火烧房。大火在潘家戴庄烧了整整三天三夜。在这次大屠杀中,潘家戴庄共有1280人遇害,其中有60余名孕妇和30余名婴儿。
日军酷刑骇人听闻(1943年2月1日)
1943年2月,驻承德日军将上月在承德县鹰手营子等14个村庄逮捕的316人折磨杀害。日本宪兵使用了各种刑法,逼问共产党员和干部。南双庙村干部刘树被拉进屋,日兵扒下他的棉袄,从火盆里抽出烧红的铁条烙脊背,刘树被烫昏过去,日兵用凉水泼醒,又继续审问、烫烙,直到把全身的肉都烫烂才停止。邢俊伶被绑在板凳上灌凉水,肚子灌胀了,日军就将他的头朝下吊起来,用擀面杖从肚子里往外擀水,擀完了再灌,一直灌了五桶凉水,直到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才被拖回。刘永伶、刘永明哥俩被拉到屋里,宪兵们撮了一堆炭火,倒进了刘永伶的裤兜里,把他烫得死去活来。许多人被这样折磨致死。还有十几个人,被日兵扒光衣服,排列在院内的水井旁。日本宪兵从井里提水,泼到这些人身上,数九寒冬,滴水成冰,这些人被冻成了冰葫芦。有的人被烧红的火钧子烙,又被拖到井边泼水冻,还有的被开水烫、被凉水灌、被杠子压,百般折磨;有的人被撬开嘴,日军夹起一块火炭塞进他的嘴里;日本警察还将烧红的铁丝捅进一些人的生殖器里,使这些人活活疼死。
北票煤矿万人坑(1943年12月31日)
1943年截止12月底,辽宁北票煤矿的5个万人坑,已被矿工尸体填满。北票煤矿于1933年1月被日军侵占。10年来,日军不断扩大开采规模,矿工人数激增到数万人,日军从关内山东、河北等地将大批抓捕的青壮年;八路军被俘人员;抗日民众,押送到北票“罚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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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的血腥统治下,北票煤矿每天都有一批工人死亡。该矿设有死人仓库,有专人、专车负责往外运尸体。从1943年初起,该矿平均每月死亡二三百人,腊月死亡达三四千人。日军用大车往外拉尸首,一车拉20多具,往大沟里一抛了事。死人太多,大沟已填满,日军就派人再挖死人坑,一排排的坑等待用尸体来填满。日本统治者不但把被折磨死的矿工扔进万人坑;而且还把有病或受伤尚未死的矿工也扔进万人坑。
六王冢大血案(1944年5月3日)
1944年5月,日军在河南襄西令武山六王冢大规模屠杀中国百姓。5月3日下午,日军把抓来的大批百姓捆绑在一起,一队队、一串串地驱往六王冢前的一眼大深水井处。一批又一批的无辜同胞惨死于日军的刺刀下,日军杀累了,便端着刺刀逼着群众往井中跳,稍有迟疑者,使用刺刀捅。待无数的群众跳下井后,日寇再对井中连连射击。至午夜时分,这眼底面30多平方米,深达10余丈的瓮形大水井被1000余名死难同胞的尸首塞满填平。接着,日军又在暗淡阴森的月光中,将170人杀死在打麦场上。日寇在血腥屠杀的同时,对妇女大肆凌辱蹂躏。在郑沟,一名14岁的幼女被日兵强奸;在一家院里,日寇对30多名妇女进行集体奸污。日军还把二三十个青年妇女剥光衣服,令其分别站在房屋两厢,然后跑着互相对憧,并且要求身体碰在一起时发出响声,以此取乐。有的妇女被奸后又被割去乳房;有的被轮奸后又遭剖腹。5月4日清晨,日军离村而去。山上山下,村里村外,遍野尸首,满地血污。遇难者有的是被枪杀的;有的是被砍死的;有的是被刀挑的;有的被砸碎了头颅;有的被剖开了肚腹;有的被劈成了两半。前来认尸的人们,在山野中奔寻,呼儿唤夫,哭爹喊娘,哀嚎之声,凄惨至极。不到一天时间,日寇在六王冢杀死2000余人,奸污妇女200余人;房屋尽被烧毁,财物全部洗劫。
日本残杀在日本的中国劳工(1945年6月28日)
1945年6月,日本秋田县花岗矿山发生屠杀中国劳工事件。 去年7月至本月,先后有900名中国劳工分三批被运到日本田县鹿岛组花岗矿山服劳役。由于挨打、饥饿和超强度劳动,病号、伤号不断增多。伤病号不但得不到医治,反而被摧残丧生。据统记被劫运到花岗服劳役的劳工,在到达一年的时间内,死亡418人,死亡率高达42.3%。花冈矿山成为役使中国劳工企业中死亡率最高的14个单位之一。
6月28日晚,劳工暴动逃跑,日本秋田县军警进行围 捕,将逮捕的劳工用铁丝绑住拇指吊起拷打强迫其余劳工跪在铺满碎石的地上暴晒,不准移动,不准大小便和靠在别人身上,也不给食物和水,还用棍棒、竹刀、竹枪不停地抽打,在连日的暴晒、饥渴、毒打中,97名劳工惨死。日本军警令朝鲜劳工在山中挖了两个大坑,把尸体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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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房惨案(1945年8月22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无条件投降。8月17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关东军停止战斗行动。但是日本关东军并没终止罪恶行径,在朝阳县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血案。
1945年8月21日傍晚,在大平房车站驶进一辆巡道车,车上坐着12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找到站长要求在此食宿。第二天12名日本兵乘车东逃,此时从东边开来一辆满载劳工的火车,12名日本兵无理要求火车倒回去,给他们让路,还想横行,受到铁路警卫队教训,只有一名逃跑掉报信,余下全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