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远近之间

　　一 　　 　　一九四七年，上海。从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每逢周六周日，热闹的马路上，多了三个年轻人结伴而行。 　　三个人都还不到三十岁―― 　　黄裳，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十八岁； 　　汪曾祺，一九二�年出生，二十七岁； 　　黄永玉，一九二四年出生，二十三岁。 　　他们要么走进咖啡馆，要么走进电影院，要么干脆就在马路上闲逛，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这头。漫无目的地看街上风景，兴致勃勃地评说天下，臧否人物。三个人普普通通，不显眼，不夸张，大都市的一个点缀，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要好好地多看上几眼――除非有人能预测到三个人后来在中国文化界的特殊影响。 　　当他们如此这般在上海滩上结伴而行时，颇有“三剑客”的味道。不过，在文坛或美术圈，他们刚刚出道，虽然开始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报刊或出版社发表或出版他们的作品，但成就显著，名声大震，则是以后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三人各奔东西，无拘无束的交往只有一年左右时间，但是，一九四七年的结伴而行，却是他们人生经历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记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的往来没有中断，继续结伴而行，交相呼应。他们以各自的成就在文化界确立了特殊地位――黄裳是散文家、文史专家、藏书家；汪曾祺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黄永玉是画家、作家。从这一意义上说，称他们为“三剑客”，看来相当妥帖。他们手上，都有一把锋利宝剑。不一样的剑，不一样的剑法，挥舞出一样的风流。 　　三个年轻人最终都成了老头。一九九七年，汪曾祺因病去世，还不到八十岁。“三剑客”，如今剩下黄裳、黄永玉两位京沪遥望。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黄永玉以他的生动叙述和潇洒之笔，相继描写了一个又一个比他年长的前辈或朋友，这些文章几年前结集为《比我老的老头》出版，颇受读者喜爱，畅销也长销。人们向往他笔下的场景，为历史场景中的人物命运而乐、而伤感、而惋惜、而赞叹。他的笔，让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重新获得人们更多关注，既活跃在历史之中，又丰富着人们今天的感觉。 　　几年前，黄永玉新写《黄裳浅识》一文，第一次叙述了他们“三剑客”的上海故事：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黄裳浅识》) 　　浪漫而令人回味的友谊，也是黄永玉少见的直接写到汪曾祺。写完黄裳，期盼他也写写汪曾祺。问他，他不假思索，即摇头。“他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太重，无法下笔。”答得认真，也含蓄而委婉。看来，在“比我老的老头”人物系列中，一个当年的好朋友，一个本应可以被他写得精彩至极的老头，恐怕会付阙了。 　　为什么他不专门写一写汪曾祺呢?两人之间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人困惑且遗憾。 　　 　　二 　　 　　往事与故人总是无法割舍。文章虽未写，汪曾祺却一直是黄永玉的话题。 　　“我的画只有他最懂。”谈到汪曾祺，黄永玉常爱这么说。 　　多年来，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年汪曾祺在上海，给表叔去过一封信，信中说，如果现在有人在黄永玉身上投资，以后肯定不会后悔。”说完，他再补充一句，“这封信表叔后来交给我了，要是能找到就好了。” 　　难道六十多年前的汪曾祺，真能预见到黄永玉后来的发展?讲述者是否把历史与现实杂糅一起，为记忆中的最初友谊加一笔神奇斑斓的色彩?说者言之凿凿，听者将信将疑。我一度心想，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且将之视为有待证实的传奇吧。 　　未料想，二��八年，这一重要信件真的找到了!海阔天空似的传说最终还原为确切的现实。 　　六页稿纸，为两天写的前后两封信。信未注明年份，写信日期分别为“七月十五日”和“七月十六日”，据信所述，系在与黄永玉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天。黄永玉抵达上海是在一九四六年年底，离开上海是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由此推断，汪曾祺信写于一九四七年七月。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见面，应是受其恩师沈从文的委托，这就难怪在两人见面的第二天，汪曾祺就写长信详谈见面细节与印象，颇有向在北平的沈从文“汇报”的意味――此时的沈从文，尚未见过已经长大并成为木刻家的表侄。 　　黄永玉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即沈从文一九三四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并以给张兆和写信方式创作《湘行散记》之际。黄永玉当时只有十岁，匆匆一见，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十二年过去，抗战胜利之后，沈从文意外得知年轻漂泊者黄永玉已成长为一个木刻家。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所写关于黄永玉父母故事的长文《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沈从文写到战后在北平初次看到黄永玉木刻的经过与印象：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我也和家中人由云南昆明一个乡村中，依旧归还到旧日的北平，收拾破烂，重理旧业。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致理解，是不易作出这种明确反映的。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二，而年龄也还不过二十来岁，完全是在八年战火中长大的。更有料想不到的巧事，即这个青年艺术家，原来便正是那一死一生黯然无闻的两个美术教员的长子。十三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在种种卑微工作上短时期的稳定，继以长时间的失业，如蓬如萍的转徙飘荡，到景德镇烧过瓷器，又在另一处当过做棺材的学徒。……却从不易想象学习过程中，奇迹般终于成了个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工作者。为了这个新的发现，使我对于国家民族，以及属于个人极庄严的苦难命运，感到深深痛苦。我真用得着法国人小说中常说的一句话，“这就是人生。”当我温习到有关于这两个美术教员一生种种，和我身预其事的种种，所引起的回忆，不免感觉到对于“命运偶然”的惊奇。(《一个传奇的本事》) 　　一九四七年之前，黄永玉只为彭燕郊、贺

宜、端木蕻良等人的作品配过插图。沈从文说“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这个朋友是谁?黄永玉分析，可能是诗人李白凤。李白凤是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黄永玉在一九四六年与之结识。但李白风寄去的是哪本诗集，则不得而知。不管如何，这一契机，促成了沈从文、黄永玉叔侄之间的联系。一九四七年初，黄永玉又亲自将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一个传奇的本事》即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这是目前所见沈从文对黄永玉其人其画的最早涉及。 　　沈从文与黄永玉在此期间的通信，迄今未有发现，黄永玉在回忆文章中偶有提及。他这样写道： 　　从文表叔到北京不久，我到了上海。他为当时才二十二岁的我的生活担心，怕我不知道料理自己，饿死了；或是跟上海的电影女明星鬼混“掏空了身子”(致他学生的信中提到)。他给我来信时总附有给某老作家、某名人的信，请他们帮我一些忙。他不太明白当时我的处境。我正热火朝天地跟一些木刻家前辈搞木刻运动，兴高采烈之极，饭不饭根本算不上个大问题。倒是房租逼人，哪里还有空去找电影女明星?(《这些忧郁的碎屑》) 　　两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从此延续下去，长达四十多年，直到沈从文一九八八年去世。 　　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还是用本名“黄永裕”，是沈从文建议改为“黄永玉”，“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寄寓了沈从文对一个艺术家未来的厚望。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 　　沈从文当年不仅本人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还向他的文化界朋友和学生如萧乾、汪曾祺等积极推荐，希望他们予以帮助和支持。黄永玉刚刚走进上海，其木刻艺术崭露头角，沈从文的这一举荐，无疑丰富了黄永玉的文化人脉，对其扩大知名度以及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沈从文为三十多年前的旧文《一个传奇的本事》，特意补写了下面的文字： 　　这个小文，是抗战八年后，我回到北京不多久，为初次介绍黄永玉木刻而写成的。内中提及他作品的文字并不多，大部分谈的却是作品以外事情――永玉本人也不明白的本地历史和家中情况。从表面看来，只像“借题发挥”一种杂乱无章的零星回忆，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纪录。 　　至于三十多年前对永玉的预言，从近三十年工作和生活发展看来，一切当然近于过虑。永玉为人既聪敏能干，性情又开廓明朗，对事事物物反应十分敏捷，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虽照例难免挫折重重，但在重重挫折中，却对于自己的工作，始终充满信心，顽强坚持，克服来自内外各种不易设想的困难，从工作上取得不断的突破和进展。生命正当成熟期，生命力之旺盛，明确反映到每一幅作品中，给人以十分鲜明印象。吸收力既强，消化力又好，若善用其所长而又能对于精力加以适当制约，不消耗于无多意义的世俗酬酢中，必将更进一步，为国家作出更多方面贡献，实在意料中。进而对世界艺术丰富以新内容，也将是迟早间事。 　　晚年沈从文，以这一方式再次表达出对黄永玉的理解、厚爱与期待。 　　 　　三 　　 　　回到汪曾祺信本身。 　　六页信纸已泛黄，字很小，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写了差不多五千字。涉及黄永玉的内容集中在七月十五日的信中。 　　汪曾祺首先向沈从文通报与黄永玉的见面经过以及对其木刻作品的印象： 　　昨天黄永玉(我们初次见面)来，发了许多牢骚。我劝他还是自己寂寞一点作点事，不要太跟他们接近。 　　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跟他同来的是两个“小”作家，一个叫王谌贤，一个韦芜。他们都极狂，能说会笑，旁若无人。来了，我照例是听他们自己高谈阔论，菲薄这个，骂那个。)他长得漂亮，一副聪明样子。因为他聪明，这是大家都可见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惭形秽，于是都不给他帮忙，且尽力压挠其发展。他参与全国木刻展览，出品多至十余幅，皆有可看处，至引人注意。于是，来了，有人批评说这是个不好的方向，太艺术了。(我相信他们真会用“太艺术了”作为一种罪名的。)他那幅很大的《苗家傩神舞》为苏联单独购去，又引起大家嫉妒。他还说了许多木刻家们的可笑事情，谈话时可说来笑笑，写出来却无甚意思了。――您怎么会把他那张《饥饿的银河》标为李白凤的诗集插画?李白风根本就没有那么一本诗。不过看到了那张图，李很高兴，说：“我一定写一首，一定写一首。”我不知道诗还可以“赋得”的。不过这也并不坏。我跟黄永玉说：“你就让他写得了，可以作为木刻的‘插诗’。要是不合用，就算了。”那张《饥饿的银河》作风与他其他作品不类，是个值得发展的路子。他近来刻了许多童谣，(因为陈琴鹤的建议。我想陈不是个懂艺术的人。)构图都极单纯，对称，重特点，幼稚，这个方面大概难于求惊人，他已自动停止了。他想找一个民间不太流行传说刻一套大的，有连环性而又可单独成篇章。一时还找不到。我认为如英国法国木刻可作他参考，太在中国旧有东西中掏汲恐怕很费力气，这个时候要搜集门神、欢乐钱马、佛像神俑、纸花、古陶铜器也不容易。您遇见这些东西机会比较多，请随时为他留心。萧乾编有英国木刻集，是否可以让他送一本给黄永玉?他可以为他刻几张东西作为交换的。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象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给他多介绍几个值得认识的人认识认识吧。(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致沈从文) 　　汪曾祺的艺术敏感与艺术理解力令人叹服。正是基于他对黄永玉艺术个性的分析与解剖，他才郑重地说出了应该往年轻的黄永玉身上“投资”的话。不限于“投资”建议，他还在信中另一处将黄永玉称作“天才”。他这样强调说：“黄永玉不是那种少年得志便癫狂起来的人，帮忙世人认识他的天才吧。” 　　高山流水，知音难寻，对于当年的黄永玉来说，有汪曾祺这样的知音，实值得终生怀念。 　　另外，在此信中，汪曾祺还谈到了黄永玉的婚姻与工作情况： 　　有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也没有告诉您。我说“你可以恋爱恋爱了”，(不是玩笑，正经，自然也不严肃得可怕，当一桩事。)他回答：“已经结婚了!，’新妇是广东人。在恋爱的时候，他未来岳父曾把他关起来(岳父是广东小军阀)，没有罪名，说他是日本人。(您大概再也没想到这么一个罪名，管您是多聪明的脑子!)等结了

婚，自然又对他很好，很喜欢，于是给他找事，让他当税局主任!他只有离开他“老婆”(他用一种很奇怪语气说这两个字，不嘲弄，也不出俗，真挚，而充满爱情，虽然有点不大经心，一个艺术家常有点不经意。)到福建集美学校教了一年书，去年冬天本想到杭州接张西压的手编《东南日报》艺术版，张跟报馆闹翻了，没有着落，于是到上海来，“穷”了半年。今天他到上海县的县立中学去了，他下学期在那里教书。一月五十万，不可想象!不过有个安定住处，离尘嚣较远(也离那些什么“家”们远些)，可以安心工作。他说他在上海远不比以前可以专心刻制。他想回凤凰，不声不响的刻几年。我直觉的不赞成他回去。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 　　(黄永玉说明：1，没有把我关起来，也不是当税局主任。2，我是到福建的南安国光中学教书，不是集美学校。3，张西压应是章西�。) 　　这是目前所见关于黄永玉生平故事的最早文字记录。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透漏了一个细节，即，当年黄永玉曾萌生回故乡潜心创作的念头。汪曾祺所阐发的文艺家的创作与故乡的复杂关系，颇值得玩味。他说得好，“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过去乃至后来，许多人的艺术成长与发展都证明了这一观点，包括沈从文、黄永玉以及汪曾祺本人。 　　不清楚，汪曾祺的劝阻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黄永玉返回故乡的想法。后来的情况是，黄永玉在上海逗留一年多之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与张正宇结伴而行，前往台湾。几个月后，因台湾出现政治险情，他又很快逃往香港。在香港，他居住了四年，直到一九五三年二月移居北京。 　　香港四年，是黄永玉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他进入了收获季节，其艺术创作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这里，创作形式由木刻、漫画向速写、油画等多品种拓展；在这里，他举办了一生中最初的三次画展；在这里，他得到最早而又最集中的名家嘉评与推广；在这里，他又招致来自左翼文化阵营的指责与批评…… 　　一切都在香港四年发生。一个在抗战期间开始学习木刻的年轻漂泊者，至此；终于脱颖而出，精彩亮相。这是黄永玉的最初成功，并为他未来六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一角度说，汪曾祺这一知音的出现，对于黄永玉有着特殊的历史意味。 　　 　　四 　　 　　不过，尽管汪曾祺一开始就对黄永玉的木刻艺术评价甚高，但他并不在最初撰文予以嘉评的作家之列。据目前我所搜集到的材料，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一年之间，先后发表文章评论黄永玉木刻创作的文艺家计有萧乾、臧克家、端木蕻良、黄新波等。汪曾祺发表文章，则是在一九五一年，距他一九四七年致信沈从文已过四年。 　　在一九四七年信中，汪曾祺谈到过有“试写论黄永玉木刻的文章”的想法，但有所迟疑。有意思的是，他倒是就约请哪些名家来写，来了一番点将，性情所至，恣意汪洋，简直就像是在傲视众人，臧否文坛，如今读来，依然妙趣横生： 　　我曾说还要试写论黄永玉木刻的文章，但一时恐无从着手。而且我从未试过，没有把握。大师兄王逊似乎也以给他引经据典的，居高临下的，用一种奖掖后进的语气写一篇。(我希望他不太在语气上使人过不去。――一般人对王逊印象都如此，自然并不见得对所有人都如此，我知道的。)林徽因是否尚有兴趣执笔?她见得多，许多意见可给他帮助。费孝通呢?他至少可就文化史人类学观念写一点他一部分作品的读后感。老舍是决不会写的，他若写，必有可观。可惜，一多先生死了，不然他会用一种激越的侠情，用很重的字眼给他写一篇动人的叙记的，虽然最后大概要教导他“前进”。粱宗岱老了，不可能再“力量力量”的叫了。那么还有谁呢?李健吾世故，郑振铎、叶圣陶大概只会说出“线条道劲，表现富战斗性”之类的空话了，那倒不如还是郭沫若来一首七言八句。那怎么办呢?自然没有人写也没有关系。等他印一本厚厚的集子，个人开个展览，届时再说吧。――他说那些协会作家对他如何如何，我劝他不必在意，说他们合起来编一个什么年刊之类，如果不要你，你就一个人印一本，跟他们一样厚!看看有眼睛的人看哪一本。(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致沈从文) 　　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黄永玉将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为期一周的第二次个展。汪曾祺得知消息，于一九五�年十二月四日在北京写下一文寄到香港，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公开评论黄永玉。该文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副刊，题为《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 　　文章开篇，汪曾祺以他们的上海生活为背景，生动地为读者描述出一个充满活力、记忆惊人的黄永玉： 　　我和永玉不相见，已经不少日子了。究竟多少日子，我记不上来。永玉可能是记得的。永玉的记性真好!听说今年春夏间他在北京的时候，还在沈家说了许多我们从前在上海时的琐事，还向小龙小虎背诵过我在上海所写而没有在那里发表过的文章里的一些句子：“麻大叔不姓麻，脸麻……”我想来想去，这样的句子我好像是写过的，是一篇什么文章可一点想不起来了!因为永玉的特殊的精力充沛的神情和声调，他给这些句子灌注了本来没有的强烈的可笑的成分，小龙小虎后来还不时的忽然提起来，两个人大笑不止。在他们的大笑里。是也可以看出永玉的力量来的。 　　上海的事情我是不能像永玉那样的生动新鲜地记得了，得要静静的细细的想，才能叫一些细节活动起来。 　　这些年来，读黄永玉的文章，听他海阔天空的聊天，常常叹服于他对往事细节和名著细节的记忆与生动讲述。在我所接触过的人中，还没有另外一个人能有他的这种能力。汪曾祺的文章证明，早在六十年前，年轻的黄永玉就以这种特点而活跃于人群之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在汪曾祺看来，这一特殊能力，正是黄永玉的一个优势，将有助于其未来的艺术发展。在文章另一处，他这样说：“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性’，他的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的不竭的创作的源泉。”黄永玉后来的绘画与文学创作，恰恰生动而丰富地诠释了汪曾祺的这一看法。 　　汪曾祺在评论黄永玉的艺术时，首先说上海时期的作品，如《边城》，如《跳傩》，如《鹅城》，如《生命的疲乏》等，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此时撰文的重点，却不是木刻，而是集中于两幅肖像速写新作，即，一九五。年六月，黄永玉前往北京看望沈从文时，为沈家公子龙朱、虎雏二人所画的肖像。并且，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十二月三日，他还特地去沈家又看了画。由这两幅画，他看到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小虎的像上也是可以看出这种极大的、质的进

步来的”。他具体分析说：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五寸见方的、即兴画成的头像，可以看出来，第一，比以前更准确了。线直得更稳，更坚牢，更沉着了。如果说永玉从前有一些作品某些地方下笔的时候有着迟疑和冲动，有可商量的余地和年青的悍然不顾一切的得意，从这幅画里我看出在这两三年中不知多少次的折腾之后，永玉赢得了把握。永玉是一个“更职业”的画家了，他永远摆脱了过去面对一个创作的时候有时未可尽免的焦灼之情了。一句极普通的话来说，说是“老练”了。其次，在作风上，也必然的要更凝练，内省，更深更厚了些。另外，永玉在这幅画里也仍然保持一贯的抒情的调子；民间的和民族的，适当的装饰意味；和他所特有的爽亮、乐观、洁净的天真，一种童话似的快乐，一种不可损伤的笑声，所有的这一切在他的精力充沛的笔墨中融成一气，流泻而出，造成了不可及的生动的、新鲜的、强烈的效果。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 　　汪曾祺还对黄永玉未来的艺术发展做了预测： 　　永玉的画和木刻的方向似乎是将要向相对的、装饰和抒怀的成分减弱，或者更恰当的说是把它们变得更深厚，囿在原有的优点中更浓重的发展了现实的和古典的因素，逐渐的接近于史诗的风格，更雄大，更深刻起来了。永玉的生活，永玉的爱憎分明的正义的良心都必然使他的画带着原有的和特有的优点作进一步的提高。他的作品的思想性会越来越强的。 　　我很欣赏这句话：“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说得多好!仿佛已为未来黄永玉的绘画艺术特征，早早地做了最准确的概括。这再度证明，黄永玉的知音非汪曾祺莫属。 　　 　　五 　　 　　当远在北京为好友的个展写来文章表示庆贺时，汪曾祺正处在走进新时代的兴奋之中。他与沈从文一样，建议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来。他在《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结束时，以下面一句话向黄永玉发出召唤：“希望永玉能带着他的画和才能，回到祖国来，更多的和更好的为这个时代，为人民服务。” 　　一年多之后，黄永玉真的如他期待的一样离开香港来到北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时代。自此，当年上海“三剑客”中的两位――汪曾祺、黄永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们友谊的延续与加深，似乎有了空间与时间的可能。 　　然而，后来的变化却非如此。 　　数十年间，投身新建设、大鸣大放、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复杂而变化莫测的历史演变，成了所有人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大背景。在中国，无一人能超然于外。特别像汪曾祺、黄永玉这样一些作家艺术家，在那个时代注定与政治密切相关，其命运浮沉，焉能摆脱必然与偶然的交叉影响?在种种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的情形下，热闹与沉寂，耀眼与黯淡，此一时，彼一时，谁又能预料和把握? 　　自五十年代初开始，汪曾祺先后在文工团和《说说唱唱》杂志工作。他停止了小说写作，转向戏曲创作。他的文学修养与造诣，以及投入与专注，使戏曲创作界多了一位高手。而正是这一特殊才能，使他在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塞外农业研究所之后，又能在六十年代重回戏剧界。虽有“右派分子”的“前科”，却仍能被启用，进入到“样板戏”的主创人员行列。“文革”期间，他甚至一度风光，享有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名字在《人民日报》名单上出现的殊荣…… 　　黄永玉一九五三年来到北京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在版画系任教。他兴奋不已，投身新时代，希望借各种方式来拓展艺术空间。他一次又一次扎进森林写生采风，到荣宝斋向老艺人学习木版水印，以水印套色木刻《阿诗玛》等作品为代表，其艺术创作进入新的境界。六十年代初，与美术界前辈相比他显得那么年轻，却有了与他们一样的资格，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学工作室。在一九五七年，他没有像汪曾祺那样遭遇“反右运动”的冲击，却没有逃过“文革”的磨难。从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初期的批斗与挨打，到一九七四年突如而至的“猫头鹰黑画”风波…… 　　两位老朋友的几十年，就是这样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以时而相似、时而不同的方式向前走着。 　　最初一些年，他们的往来继续着。一同看望沈从文，一同切磋文艺。时过境迁，随着各自事业的投入，当年在上海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已不可能重现。随着偏爱、志向、生存环境的改变，彼此之间关系由近至远，甚至有所隔膜，势在必然，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两人在“文革”结束后居然基本上中断往来，的确让人颇感意外而为之遗憾。 　　另一位“剑客”黄裳，自五十年代后一直生活在上海。黄永玉与他的交往，从来没有中断过。前几年，听说我在搜集黄永玉书信，黄裳陆续找出一批交我整理。这些信，成为记录他们的友谊与文化烟云的珍贵史料。在这些书信里，黄永玉时常向黄裳通报汪曾祺的消息。兹摘录几段如下： 　　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 　　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曾祺兄写了一个范进中举京戏，我对京戏是外行，但觉得写得很高雅妥帖，您是行家，可能要求严一些，未必像我的意思一样，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据说这剧本评选时得头奖，又得了奖金若干云云。(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 　　林风眠先生的文章没时间写，对这位老人的作品评介可不是玩儿，随便写，就显得很不尊重了。估计十天至十五天我还要刻一批小东西，是急活，是大师汪曾祺文集的插画(即为汪曾祺儿童小说《羊舍一夕》作插图和设计封面，出版时书名改为《羊舍的夜晚》。――李辉注)。出版社来了一位女同志，女编辑，黄胄的爱人，为这事受到批评，说她抓不紧，于是昨天来了两趟，非干不可。这样一来，文章不写了，很对不起，请为此事少生点气。其实我太懒散，早两个多月就应该写起来就好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真所谓悔之晚矣!(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曾祺未见近一月，忙!忙!(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赵头牌(即在《沙家浜》剧中扮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李辉注)与曾祺已赴重庆体验红岩生活，退软卧而睡硬席，身背行军背包，大有只恨爷娘少生两条腿之感，何来上海演出之传说，也可能是B团活动。《沙家浜》我看过，传说好成这个样子，至今还觉得又惊又喜，因曾祺吾友也，至少妙处何在，望之弥高，候行家如吾兄看戏积劳成疾之人定夺，表示意见，才能相信。(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

　　汪兄这十六七年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确是富于文采的，但一个人要有点想想朋友的念头也归于修身范畴，是我这些年的心得，也颇不易。([约七十年代后期]七月十八日) 　　从这些书信片段，不难读出随着各自取向和局势的变化，黄、汪交往虽然继续着，但早在“文革”之前，关系已渐趋疏远，并在“文革”期间增加了新的不解与困惑。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六年冬天。自一九八九年春天旅居香港后，这是黄永玉时隔七年后的首次返京，几位热心人为欢迎他的归来，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德式餐厅“豪夫门啤酒”，先后举办了两次大型聚会。其中一次，由黄永玉开列名单，请来许多新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一天，我正好与汪先生同桌。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北京晚报》编辑副刊时与他结识，请他为“居京琐记”专栏撰稿。后来，我偶尔去他的蒲黄榆家中，听他讲沈从文，讲萧乾，讲西南联大的往事，曾专门整理过一篇《听汪曾祺谈沈从文》，作为关于沈从文系列文章的补充。一九九。年，江苏一家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世界名人画传，找我帮忙约请一批作者撰稿。我找到汪先生，请他写释迦牟尼传，他勉为其难后还是应允了，写出几万字的佛祖故事。一九九三年，我主编“金蔷薇随笔文丛”时，又请他加盟。他编选了一本散文集，题目《榆树村杂记》，取居住的蒲黄榆之意。我对他没有研究，但按照丛书的体例，在这本书勒口上写了一段对其散文作品的印象点评：“酒至微醺状态，他会变得尤为可爱，散淡与幽默天然合成。他的文章从不雕琢，如清风一样轻盈飘逸，读起来更让人陶醉。他不仅仅表现出一个小说家的才能，用炉火纯青的白描，描绘人与景；他也是一个学问家，散淡的文字背后，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文化气息。” 　　那一次在豪夫门，汪曾祺的脸色看上去比不久前显得更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神聊兴致便愈加浓厚。豪夫门则只有啤酒，故那天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参加聚会的多是美术界人士，汪曾祺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那一天的主角自然是黄永玉，他忙着与所有人握手、拥抱。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也只是寒暄几句，那种场合，他们来不及叙旧，更无从深谈。 　　我很后悔，为何没有带相机，为他们的久别重逢、隔膜化解，留下瞬间的影像记录? 　　不到一年，一九九七年五月，汪曾祺因病去世。三个月后，同年八月，黄永玉在北京通州的万荷堂修建完工，他从香港重又回到北京定居。 　　“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黄永玉这样感叹。 　　 　　六 　　 　　二��八年岁末，在北京东郊的庭院万荷堂，黄永玉先生从容地漫谈汪曾祺： 　　我认识他时，他在致远中学当老师，是李健吾介绍去的。表叔来信让我去看他，就这样认识了。每到周末，我进城就住到他的宿舍。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个在《大美晚报》工作的人，总是上夜班，这样我就可以睡他的床。那是一张铁条床，铁条已经弯了，人窝在那里。记得他在写给表叔的信中说过，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 　　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一打岔，我忘记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 　　在上海，他的口袋里有多少钱，我能估计得差不多，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他也能估计出来。他的小说，《邂逅集》里的作品没有结集出版前，我每篇都看过，有的段落还背得出来。 　　他当时学着画一点儿康定斯基的抽象画，挂在墙上。 　　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我刻了一幅木刻，《海边故事》，一个小孩趴在地上，腿在后面翘着。他就说，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翘上去再弯下来，我按照他的意见刻了五张。 有一次，他来封信，说在秋天的黄昏，山上有一堆茅草，一只老虎钻了进去，阳光照在上面，有茅草和老虎花纹的线务，你能刻这样一幅木刻吗? 　　五十年代初他和表叔都建议我从香港到北京来。我一九五三年来北京，我们常有来往。那时他在《说说唱唱》当编辑。一九五七年后他被打成右派。有一天，我打电话到他的单位找他，接电话的人问我谁?干什么?我说我是他的朋友黄永玉，请他今天晚上来我家里吃饭。半年后，他见到我，说你真大胆。原来那天他正在挨批判。 　　“反右”后，他被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有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来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他在那里还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 　　他在那里还继续写小说。写了一篇《羊舍一夕》，出书时，要我帮忙设计封面和配插图。我刻了一组木刻，有一幅《王全喂马》，刻得很认真，很好。一排茅屋，月光往下照，马灯往上照，古元说我刻得像魔鬼一样。 　　他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文革”开始后他们剧团整他，造反派们来我们美院，到关押我的牛棚来调查他的情况，把我带到外面审我。问我和汪曾祺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是朋友。“还是朋友!”他们就用手里拿着的康乐球杆捅我的腰。 　　后来，他参加样板戏的创作，“文革”中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孩子们想去看《沙家浜》，找他。孩子们本来兴冲冲去的，总在外面说“我们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我觉得，当你熟悉的人这么渴求的时候，是可以关心一下这些孩子的。 　　“文革”结束后，他来找过我两次。我对他很隔膜，两个人谈话也言不由衷。他还送来一卷用粗麻纸写的诗，应该还在家里。 　　一九九六年我回到北京，有一个大聚会，把老朋友都请来了。我也请了汪曾祺。他来了，我问他：“听说你又在画画了?”他说：“我画什么画?”这是我们讲的最后一句话。 　　五十年代，为了帮助我理解齐白石，他还专门为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一窝蜂》，只给我看的，没有发表过，稿子应该还在。他没有见过齐白石，但用小说样子来写。清晨，老人听到窗户外面哐当响了一声，是有人掀开盖煤炉的盖子。老人起来，走到院子里，又拿来不同颜料调。红的，黄的。走到画案前，开始画藤萝，藤萝旁再画蜜蜂，一只蜂，两只蜂，简直是一窝蜂。 　　大概就是这样写的。 　　他死了，这样的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 　　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他去世时我在佛罗伦萨。一天，我在家里楼上，黑妮回来告诉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这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嗬嗬”笑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他走得这么早，总觉得还有机会见面。他走时还不到八十岁呀!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与李辉的谈话) 　　那天晚上，万荷堂的客厅难得安静。黄永玉一边抽着烟斗，一边从容道来。语调中，有留恋，有伤感，有失落…… 　　高山流水，远远近近，在感叹中成了记忆中的永远。 　　谨笔录黄永玉谈话如上，作为本文的结束。 　　完稿于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