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对抗战的贡献

　　捐款、认购公债

　　七七事变后，海外侨胞迅速成立了筹款组织，动员各界侨胞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8年中，美国华侨购买“救国公债”、“月捐”（捐出月收入的10%）和“航空救国捐”三项，就达18亿元。

　　1937年7月至1941年，马来亚华侨捐款和认购公债近2亿元。

　　非洲和美洲的华侨较少。但在1937年7月至1938年，捐款达3500万元；古巴华侨捐款6880万元。

　　海外侨胞的捐款，成为抗战中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也是国家外汇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据军政部统计的数字显示，1939年军费支出18亿元，而这一年侨胞捐款和汇款就达11亿元。中国向外国购买武器和军需物资，主要是用外汇。

　　物质支援

　　海外侨胞捐献的物资，大多数是衣物、粮食、药品、医疗器材，也有飞机、坦克、汽车等武器装备。从1937年下半年起，这些物资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到国内。

　　1938年冬，各地华侨发起了捐募寒衣运动，计捐赠寒衣1000多万套，蚊帐8万床，军毯1万条。

　　1938年初，为了救济灾民，泰国华侨发动捐米运动，一周捐出大米10万包。

　　华侨捐赠的药品，品种多，数量大。美国华侨捐赠的药品，够50万伤兵一个月之用。雅加达华侨捐赠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1亿多粒。

　　难能可贵的是，海外华侨多次掀起捐款献机的热潮。1937年至1940年底，美国华侨所捐之款可购飞机63架。1941年，美国加州北部的20个华侨社团捐献运输机8架。至1938年底，菲律宾华侨就献机50架。新加坡华侨集资购买滑翔机100架。印度华侨先后献机10多架。华侨很少的斐济群岛，也献机4架。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三年，各地华侨社团和个人，就献机217架，可以装备5个空军师。此外，华侨们还捐献坦克23辆，卡车、救护车及各种汽车1000多辆，可装备5个运输师和300个中型救护队；大米1万袋，药品、服装、胶鞋及其他用品计3.5亿元。

　　抵制日货

　　在居住国，侨胞们普遍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有力地配合了祖国抗战。

　　在马来亚，抗战爆发后，从前生意兴隆的日本商店，由于居民抵制日货，生意都一落千丈。在新加坡，资本雄厚的日商弘荣洋行，因华侨抵制日货而破产，当地人都不到日本渔行买鱼，渔行销售量锐减一半以上。1937年，日本对马来亚的输出总额为4048万元，1938年降为1200万元，减少70%以上。华侨们齐心协力，抵制日货，一直坚持到马来亚沦陷。

　　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华侨都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一些美国人受到感染，也参加了进来。1938年，日本对美输出总额比1937年以前减少52%；生丝是日本向美国输出的最大宗商品，1938年比1936年减少3/5以上。

　　在欧洲，1937年9月，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民众抵制日货。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瑞典等国华侨都加入到抵制日货的行列。

　　罢工、罢运

　　1938年1月13日，马来亚居銮地区的日营铁矿山全体华侨职工开始罢工。在华侨社团和各界华侨的支持下，罢工取得了胜利。在这次罢工的鼓舞下，马来亚日营最大的龙运矿山的华工，在“不忍昧于爱国良心，情愿受失业之苦”的号召下，举行了罢工，1938年2月28日，全体华工偕同家属5000多人离开矿山。由于华工的罢工，1937年下半年，日本每月从马来亚运出的铁矿锐减到30万吨，1938年1月，仅运出1.24万吨。

　　日本日清轮船公司有华侨海员2000多人。“七七”事变后，他们不为日人服务，决定离开日清公司。随后，日籍轮船“唐山丸”、“圣和丸”、“广东丸”的华籍海员也拒绝为日本运输而离职。

　　在其他国家轮船上工作的华侨海员，也拒绝载运军用物资去日本。如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新疆号”，运铜矿砂去日本，80名中国籍海员罢运辞职去了香港。多艘美、英轮船因华籍海员拒绝为日本运送战略物资而停在香港不能启运。从卢沟桥事变至当年年底，参加反日罢运的国外华籍海员有5400多人，日本轮船公司所有华侨海员3500人全部离船回国。

　　踊跃回国参加抗战

　　抗战期间，回国参战的广东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他们有很多都是抗战急需的人才。美国华侨有600多人回国参战，多数为航空技术人员。

　　新加坡决死队13人回国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战役。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在南洋华侨总会的组织下，3000多名南洋华侨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技工，回到了祖国，确保了大西南唯一的国际陆路通道——缅滇公路畅通。

　　法国华侨7人组织的“回国参战服务团”，英国华侨40人组成“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德国华侨机工28人，非洲罅沙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等，先后回到国内参加抗战。

　　1937年

　　11月，马来亚华侨“槟城救伤队”50名队员，回国参战仅数月，牺牲过半。菲律宾“华侨战地服务团”100多人，1938年10月参加惠州、广州战役，幸存者仅2人。缅甸华侨救护队80多人，两个月治疗伤员和难民万余人。

　　华侨记者、文化工作者在战地采访新闻，他们与国内记者合拍了纪录片《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孙夫人》等。缅甸“华侨救国义勇军”160人，参加了淞沪抗战和长沙三次会战，大部分为国捐躯。新加坡“华侨决死队”16名队员，在淞沪会战中仅1人幸存。

　　1937年8月14日，日机轰炸南京、杭州。华侨飞行员陈瑞钢追击一架敌机至太湖上空，将其击落。中队长、华侨飞行员黄泮扬连续作战，击落敌机3架。9月19日，华侨飞行队长陈其光，在太原击落不可一世的“驱逐之王”三轮宽。在1940年秋运城空袭战中，华侨飞行员满载杀伤弹、烧夷弹，击毁敌机35架。 　　皖南事变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输送去延安的青年有数十批、2000多人，其中第二批就有华侨青年六七十人。由延安侨联创办的纺织厂，1942年生产毛毯3000多条，纺毛线4000多磅，毛呢100匹，所存羊毛折价获利50万元，1943年献金3万余元。

　　以上仅是大量感人事例中的很小一部分。

　　华侨领袖的贡献

　　陈嘉庚是南洋华侨著名领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每月捐献2000元，还带头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并积极领导和推动南洋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成绩卓著，影响极大。

　　胡文虎是南洋华侨大企业家，担任有200万会员的华侨总会的主席。“九一八”事变后，他第一个捐款2.5万元。淞沪抗战时，又捐款万元，并以大量药物支援。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将军题词曰：“本军在沪抗战，胡君援助最大，急难国仇，令人感奋。”胡文虎是抗日战争中捐款最多的华侨之一。

　　1937年至1939年4月，胡文虎认购救国公债250万元；1939年8月，将准备兴办小学的200万元认购公债；为设立残废军人疗养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又捐款200万元；为抗战胜利后兴办100所县级医院，捐1000万元。胡还多次捐赠药物，救济伤兵、难民。淞沪抗战时，他将价值8000余元的纱布运到上海；1939年冬捐赠粤北前线将士万金油和八卦丹各1万包。1938年底，胡文虎任会长的华侨总会建立了救济难民会，一个月就收到捐款1.3万元，大米200包。在胡文虎带头以10万元购买一张名誉游艺券的影响下，募集捐款30多万元。

　　司徒美堂是美国著名华侨领袖。“七七”事变后，他发动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筹募1400万美元。在他的推动下，华侨组织捐款5400多万美元。司徒先生并非殷商巨贾，但他却是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几乎献出了所有的财物，成为毁家纾难的带头人。

　　邝炳舜，美国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主席。在他的组织下，各界侨胞按时足额交纳义捐。1938年台儿庄战役时，他捐了10万美元。1941年，又捐出10万元，赠送救护器材10部。

　　李清泉，菲律宾中华总商会会长、著名华侨领袖。在他倡议下，1938年南洋华侨总会成立，陈嘉庚为会长，李任副会长，同时还任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在募捐活动中，李抱病动员，购买公债40万元。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将150万元献给祖国，作为培养难童之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广大华侨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诸公领袖华侨，忠诚爱国”；

　　“爱护祖国，积极参加抗战的热情，真值得我们敬佩！”

　　“向热诚爱国、踊跃捐输和远涉重洋、回国参战之侨胞，致无限的敬意！”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