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救国梦的夭折给我们的启示

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救国梦的夭折给我们的启示

初学近代历史时，就对那些像戊戌七君子一样，敢于为了拯救国家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们产生了无限敬意。当然也包含了很多叹息和遗憾。革命、维新、变法总是伴随着许多血气方刚的勇士或壮烈或默默的牺牲。向着光明大道的方向走去，引领人们走出水深火热，即使牺牲也是胜利。然而面对戊戌变法维新的失败和牺牲，国人只能将这份痛心藏在心底里，并且延续着一代一代的思考与反思......

19世纪80、90年代，经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国连续失败，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族资本家、部分官僚、商人和进步人士纷纷设厂救国，使民族资本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因受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 主张变法维新, 救亡图存, 振兴国家而得名。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 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积极从事变法的理论宣传和组织活动, 先后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建立强学会、时务学堂、南学会。

领导者们拥有较为先进的思想与政治感悟，并且在中国文坛中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从他们的政治思想中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变法维新的利与弊。

康有为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进化论和自然人性论与进化论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宇宙发展观。

虽然在当时所学习和了解的西方自然科学是一知半解十分有限的，但他坚定地打破蒙昧主义，积极地吸收西方自然科学，并把它渗透到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中去，形成了包含自然辨证法的宇宙发展观，从而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康有为根据变易进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形成了公羊三世的历史发展观。

但其中观点“只能循序渐进，反对突变和骤变，为其政治上的改良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资产阶级维新派顽固坚持这一主张是错误的。

康有为尽管对旧社会的黑暗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对未来新社会的前景作了大胆的猜测和规划，但是怎样消灭悲惨的旧世界，实现美好的新世界，他却未能拿出可行的办法。因为19世纪末年的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成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只能走向资本主义，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康有为在未来的社会中，并不是首先解放一个阶段，而是幻想解放人类；康有为的思想虽然远大，但在实践方面却十分保守。

严复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也是一个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人们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启蒙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深刻影响的重要人物。他的重要思想是：介绍进化论思想；自由民族思想；提倡科学。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注重和强调自由，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民主”等著名思想主张。他还主张大力提倡科学，以破除蒙昧主义。严复在维新运动中最大的功绩是翻译西书，宣传西学，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生物学等方面的著述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他翻译的《天演沦》在当时影响很大。

在戊戌维新思想家中，谭嗣同以思想激进，号召人民冲决纲常名教的网罗而著称，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左翼代表。

谭嗣同的政治思想比康有为、严复等其他维新人士激进‘不仅表现在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历代封建统治者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并从多方面直接披露和批判了清朝统治者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压迫政策，公开号召人民不承认清王朝统治。这些都表明谭嗣同对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当中，已含有民主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内容。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

首先，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还保留着封建士大夫的痕迹。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 更没有去发动群众。这样，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

其次，维新派的局限性。一是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在经济上，他们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打着孔子的旗号，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

二是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维新派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英、日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同情维新派，但实质上只是为了乘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并寻找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为了与俄国进行争夺。因此，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

三是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害怕人民群众。正因为没有人民力量作为后盾，所以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结果反被袁世凯出卖。而一旦守旧派操刀反击，维新派也就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而且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戊戌维新失败后，一部分人放弃了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以发展起来。

我各人认为，一场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纵然失败了，却比一场纠结于领地的武力逼迫得来的胜利更有内涵，更有力量，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武力很难敌过智慧的时代。更难能可贵的是世人的眼光不同，维新变法才给予了各种各样的启示录。

维新变法又让我很自然地想起同样失败的王安石变法。诚然，这两次变法大相径庭。但从改革者的用意来讲，有某些相通之处。康有为和王安石都是那个时代的挑战者，他们所颁布的新制度都明目张胆地威胁着达官显贵的利益，都以一种世人鲜有的超前的眼光来看待当世。然而他们有一通病，忽略了低层百姓的实况。如同王安石的青苗法虽出于好意，却使百姓破产，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则完全脱离了民众，并没有获得基层的支持。以至于当变法被推翻时，没有足够的群众力量为他们辩护。一句话，改革首先要普惠民众。

康有为与光绪皇帝急于求成的心态，使他们都没有看清西太后的真实心理——容忍而不是同意。她允许的变法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而光绪的一百二十多个诏书则告诉她必须要去镇压这次变法。如果康有为能够认清暂时隐蔽光芒的顽固派的真实用意，并以一种圆通的智慧暂敛锋芒，那么变法则不会在短时间内引起极端冲突，从而得以维持。只有这种看似退让以显软弱的处事，才能换来西太后一派的松懈。但实际上，确实软弱的维新派却要反其道而行之，逞一时之快，却坏大局。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俗理也许只有局外人才能理解。总之，西太后发动政变，百日之久的维新变法除京师大学堂

悉数废除。但从顽固派一方来讲，何尝不是一次机会的错失。

如果西太后能像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样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许能尝到长时间的甜果。但无论是光绪、康有为等维新派，还是西太后等顽固派，似乎都只顾得上眼前，从而让近代中国的局势一坏再坏。

维新变法已过去百年，但其启示录仍在伸延着。

顾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