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南腔北调人

鲁迅与徐文长以及“绍兴师爷”这个称谓

（《同是南腔北调人——鲁迅与徐文长》节录）

徐文长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不愿受礼法的束缚，具有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叛逆性。

明代官场之上，也是等级森严，等级观念很重。闽浙总督胡宗宪府也不例外，“督府势严重，将吏莫敢仰视”，然而，在徐文长的眼中，全然没有这些上下等级的界限，“渭角巾布衣，长揖纵谈，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渭或醉不至，宗宪顾善之。”如此情状，似乎根本不是胡宗宪的幕僚。胡宗宪看重他的才华，尚能“顾善之”，换一个喜欢向他摆谱，与他较真的主儿，能有徐文长的好果子吃？

徐文长因击杀继妻获罪入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这个张元忭就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张岱的祖父，既是徐文长的“里人”即现在说的“老乡”，又于他有恩，日后好像还收留了他。但即使有着这样非同寻常的关系，张元忭想用“礼法”去规范他，也一样枉然。徐文长出狱后，“乃游金陵，抵宣、辽，纵观诸边厄塞，善李成梁诸子。入京师，主元忭，元忭导以礼法，渭不能从，久之怒而去。”

徐文长早年连应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十有八九，恐怕也是因为在他的文章中总有一种东西，想冲破礼与法的束缚。据说，有一次应乡试，初试名列第一，复试又被黜落，主考官在试卷上批道；“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倘若此说当真，足以说明，他的屡试不中，只是因为不肯以压抑个性去迁就考官，顺应流俗。

这种叛逆的个性，当然会使他的一生变得更为坎坷。然而，这种对于礼法与流俗的叛逆，体现在文学艺术上，则是力求创新，而不落别人的窠臼。

徐文长的文章是能够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的。袁宏道称其“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又说“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但在那个时候的文坛之上，他既不合众随缘，也不趋时随俗，仿佛也没有掺和到这个圈子那个圈子中去，就是对于这个圈子那个圈子中的头头脑脑，也并不怎么卖账，因而就没有人为他炒作捧场当吹鼓手。他活着的时候，是“其名不出于越”的。直到他去世二十年后，袁宏道在友人陶望龄家偶然发现他的诗文，拍案叫绝，并著文推崇，方才使这些文字流传于世。

徐文长是青藤画派的祖师，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的画法，重在写意，以神写形，以神造形，神形融合，两者俱得，这是我国文人画在明代的一个新的突破，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他之后，许多大画家都把他当作崇拜的对象。明末陈洪绶曾有两年寄住徐文长的故居，亲笔题写“青藤书屋”的匾额；清代郑板桥曾以五百金换徐渭石榴一枝，并刻有一方印章，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齐白石则说自己“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他的杂剧《四声猿》也具有开创性。《四声猿》是四本杂剧的之总名，此四本杂剧，分别为《玉禅师翠乡一梦》（简称《玉禅师》）、《雌木兰替父从军》（简称《雌木兰》）、《狂鼓史渔阳三弄》（简称《狂鼓史》）、《女状元辞凰得凤》（简称《女状元》）。《四声猿》之名出自杜

甫“听猿实下三声泪”。不仅形式新，以至后人有《后四声猿》仿之，更值得注意的是其现实针对性很强，思想观念也很新。《四声猿》的故事情节均有所本，但徐文长写《四声猿》，却是给这些情节躯壳以新的生命，无不体现出他对于豪门权贵和官场黑暗的深恶痛绝。有论者认为，一生坎坷的徐渭，在《四声猿》中以柳翠得道、木兰从军、祢衡骂曹、崇嘏及第来滿足他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至于他在剧中为妇女张目，喊出“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更是振聋发聩，这是对于传统道德的有力批判。所以，徐渭的《四声猿》素有“明曲第一”之称，明代王骥德称《四声猿》“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吕天成称《四声猿》“佳境自足擅长，妙词每令击节”，清代凌廷堪还特为之赋绝句一首，曰：“《四声猿》后古音乖，接踵《还魂》复《紫钗》。一自青藤开别派，更谁乐府继诚斋。”

看徐文长之生平，使人想起嵇康。别的不说，仅是他“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下半为“米”字），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的经历和张元忭去世时“白衣往吊，抚棺恸哭，不告姓名去”的作派，就有嵇康等“竹林名士”之风。但徐渭毕竟不是嵇康，嵇康是深知自己不容于官场而无心为官，徐渭却是很想进入仕途的，只是因为不想受礼法之束缚而不容于礼法因而也难入仕途。

看徐文长之生平，又使人想起陆游。别的不说，仅是他在等级森严的胡宗宪府中“角巾布衣，长揖纵谈”，以至“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他也可因为酒醉而不至的作派，就颇似范成大帐下的那个陆放翁。但徐文长毕竟又不是陆游，陆游虽不能在仕途之上一帆风顺，毕竟还能善始善终，而徐渭最后却只能以卖画度日，潦倒终身。

于是，在绍兴历代先贤之中，又多了一道奇特的风景。

鲁迅与徐渭，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有不很景气的家庭。徐渭出身于一个日益走向衰落的官僚家庭，鲁迅的家庭则是“由小康人家顿入困境”；他们都有不很美满的婚姻。徐渭三次婚姻，三次不幸，鲁迅早年则是为了不违母命而结婚。他们都有自己坎坷的人生与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因而也都有自己受压抑到极点时爆发出来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尽管这坎坷与愤懑各不相同，这爆发出来的呐喊也就大有分别。

他们都不拘流俗，不拘礼法，因而以狂以傲以怪示世，使原本坎坷的人生更为坎坷，却也因此使他们的思想不受流俗和礼法的束缚，使他们的作品开风气之先，又使他们的文字具有一种扫除污秽的力量。鲁迅的短篇小说，鲁迅的故事新编，尤其是鲁迅的杂文，都是具有

开创性的，也都曾使人耳目一新，为之震撼。

在鲁迅的作品中，似乎也都能看到徐渭的影子。

不仅是读鲁迅的《故事新编》，也会使人想起徐渭的《四声猿》，此二者其实用的都是借古人之躯壳，吹嘘些新的生命进去的手法。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会使人想起徐渭的《南词叙录》，《中国小说史略》是写小说的鲁迅研究小说的学术专著，《南词叙录》则是写戏剧的徐渭研究戏剧的专著。创作与研究，他们都能一身二任。

不仅是读鲁迅的《孔乙己》，会使人想起徐渭，想起徐渭科场失意与屡试不中。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会使人想起徐渭，即使没有晚年的精神分裂，徐渭也是一个狂人。狂人的生活原型，周作人说是郁大与郁四，李乔说是鲁迅的姨表兄弟阮久荪与阮和荪，但在我看来，这应当是鲁迅“杂取种种”之后塑造出来的，而在这“种种”之中，应当也有徐渭。

鲁迅将自己的一个杂文集命名为“南腔北调集”。他在这个集子的题记中说到这书名来历，是“上海有一位文学家”对鲁迅的“素描”——“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鲁迅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到了年底编杂文集子时，想起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不知道鲁迅为这个集子命名时，是否也同时想到和他一样“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的徐渭，也不知道鲁迅题写这个书名时是否也想到徐渭自题青藤书屋的那副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但我想，不管想到还是未曾想到，要说鲁迅与徐渭，也都用得上这句话——

同是南腔北调人。

说到鲁迅与徐渭，我以为还不得不说说“绍兴师爷”。

师爷或许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师爷，指的是清代官署中承办刑事的幕僚，广义的师爷，大概就是官府中的幕僚，而未必是专门承办刑事的了。绍兴这个地方，历来当幕僚的人比较多，于是“绍兴师爷”几乎就成了一个专用名词。

徐文长是绍兴人，又在胡宗宪的府中当过幕僚，并且这还是他在官场上的主要经历。所以，说到绍兴师爷，历来就少不了徐文长。

鲁迅也是绍兴人，也曾在教育部当过佥事，或许也可算做是幕僚，所以也有人称鲁迅为“绍兴师爷”。

说鲁迅是“绍兴师爷”的最出名的是陈西滢。因为女师大事件，陈鲁交恶，于是陈西滢在《致志摩》一文中，直称鲁迅为“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陈西滢说的十几年官，大概就

是教育部的佥事一职，既如此，又说鲁迅是“刑名师爷”，也就名不副实，而有当面造谣之嫌了。因为“刑名师爷”，原是专门承办刑事的，与教育部的佥事沾不上边。

陈西滢称鲁迅为“绍兴师爷”或“刑名师爷”，当然是把“师爷”当作一种颇有贬义的恶谥加到鲁迅头上的，无非是老吏断狱，深文周纳，借刀杀人的意思，与他送给鲁迅的另一个叫“刀笔吏”的称谓庶几相似。对此，鲁迅在《无常》、《女吊》等文中“偶刺之”，1926年2月8日在《不是信》一文中还专门回击，并说所谓“刑名师爷”，无非是能洞察事情的真相，并能以简括的语言说出这种真相而已。这或许还正是陈西滢称鲁迅为“刑名师爷”的不便道破的那一层意思，鲁迅索性将他挑破了。比如说：硬将鲁迅与周作人拉在一起，这是“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并不讳言“又有点„刑名师爷‟口吻了”；再比如说：对“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鲁迅说：“„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反噬”者，反咬一口也。鲁迅称赞说：“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

由此可见，鲁迅并不一概否定“绍兴师爷”或“刑名师爷”。

师爷既然是一种职业，尽管也有这种职业很容易沾染的恶习，更有这种职业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在鲁迅与徐文长的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基本素质。

一为士节。能称之为师爷的，当然都是知识分子，或称为士，似乎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之遗风，如田子方之“贫贱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说，如颜斶之“士贵”而非“王者贵”说，体现的大致都是知识分子的骨气，或称士节。田子方说：“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当“师爷”的，大致都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不想奴颜屈膝事权贵。在徐文长身上，就有这样的文化基因。他在“将吏莫敢仰视”的胡宗宪面前，“角巾布衣，长揖纵谈”，他在张元忭处因不能从礼法，“久之怒而去”，无不体现着这种士节。鲁迅自更不必说，用毛泽东评论鲁迅的话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当然，这种硬骨头精神，已经不能仅用“士节”二字来囊括了。

二为智谋。这大概是师爷之所以为师爷的本钱。主政的人，之所以要师爷，要的就是他们的智与谋。如果在军营之中，师爷这种角色，很可能就是军师，足智多谋，善于应变，而绝非是许褚、李逵一类的莽汉子。徐文长的在胡氏帐中“好奇计，谈兵多中”（袁宏道语），“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简直就堪当军师之重任。鲁迅没有随军打过仗，当然也没有给谁当过军师，但在那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岁月，他也相当讲究战略战术，主张“堑壕战”，反对像许褚一样赤膊上阵，主张打蛇要打七寸，仅一击便致其于死命，便都是这样的实例。

三为严谨。无论是考虑方略，还是提笔为文，都须周密、缜密、严密，方方面面都得顾及，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与闪失，更不能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袁宏道说徐文长的文章“气沉而法严”，这“法严”二字，大概就是他的严谨。至于鲁迅为文，其逻辑严密，以至于无懈可击，更是众所周知的了。所以，连鲁迅的老友曹聚仁都说：“鲁迅的风格……有着„绍兴师爷‟的冷峻、精密、尖刻的气氛。”

当然，作为一种职业，师爷也有其极易沾染的劣习，多疑大概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在徐文长与鲁迅身上有所体现。徐文长之在幻觉之中杀妻，便由多疑所致。鲁迅的“横站”，虽说有其不得已的一面，却也有多疑的因素，而关于“杨树达之袭来”，连鲁迅自己也意识到

自己的多疑了。

至于老吏断狱，深文周纳，借刀杀人，已是师爷的末流，与徐文长与鲁迅都不能沾边，陈西滢说鲁迅为“刑名师爷”或“绍兴师爷”，偏偏取的就是这一层意思，这才使鲁迅感到可恶而且耿耿于怀。

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

这也是袁中道的和谐改定版。

袁宏道可是用的“眼空千古，独立一时”来形容徐渭的，岂止韩愈、曾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