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特征

作者：钱奇佳

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 1997年09期

　　摘要 欧洲人文主义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子”，爱国主义思想是这一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所表达的爱国主义独具特色，它与其他时代不同，是以民族的自醒、自觉和自尊以及其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建立为基础的。这些主要表现在当时社会的客观发展对作家创作思想的影响，他们借文学来反映自己的思想，在作品中对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着热烈向往和歌颂；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显示出巨大的人民性；反对外族入侵，保卫民族独立；主张运用各自的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学；由于时代和作家思想的局限，他们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强烈的忠君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 爱国主义/人文主义文学/但丁/莎士比亚

　　中图法分类号 I109.31

　　一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欧洲人文主义思想逐渐产生并被宣传和传播。这种民族的自觉自醒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全新的。随着民族的形成，出现了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情感，（资产阶级的）祖国的概念。这些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丁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语），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更具体地说在他的出生地佛罗伦萨，城市居民的民族意识已经萌芽，要求独立和自由，要求摆脱封建领主和教皇的统治。所以反映在但丁头脑中的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政治思想：那就是意大利的各城市统一起来，建立一个以继承古罗马传统为名的大帝国的政治理想，这俨然就是后来发展为民族国家君主专制政体的先河。由于佛罗伦萨市民不恰当地分成了两派，由于狡猾的精明的领袖们的作用，两党势均力敌，因此，时而这党执政，时而那党掌权，各使失败的对手大为不快。抱着使他的共和国的两派团结起来的愿望，但丁“施展了他的全部天才，全部艺术和全部学识”（仆加丘《但丁传》），但明白无法建立和组织一个铲除两党的不义，使它们团结起来的第三党，于是便把自己与在他看来是正义和理性的一派联系起来，始终致力于为他的国家和民族造福。然而，他的奋斗的结果却是被缺席判处终身流放。“这就是但丁热爱祖国所得的酬报，这就是但丁为同胞的福利、和平与安宁呕心沥血所得的酬报”（同上）。但是，但丁的爱国热情并未衰减，他始终寻找着一条复国之路，不懈地同破坏意大利独立统一的封建主和教皇进行斗争，在近二十年的流放生活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思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帝制论》就是以政论形式宣传他的政治思想以配合亨利第七的武装行动的具体表现。他极力反对各城市的分散割据形势，提出了建立统一帝国的理想。《神曲》作为“中世纪的百科全书”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和他的理想，他的爱国之心如此之切，因此，他把攻下特洛亚（罗马的祖先）的人放在地狱的第八层；把祖国的叛徒，都放在地狱的最低层。他说：“还有一种是已经变成了兽性——人类的叛徒，为他们安排的就是那最狭窄的一圈，位于宇宙的中心，即地帝的所在之处，他们在那里要受无穷尽的痛苦。”（《神曲·地狱篇》）

　　对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向往和歌颂还表现在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作品中。彼特拉克曾和著名的共和主义者利恩齐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347年，利恩齐率领罗马平民起义，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彼特拉克热烈欢呼这一革命，挥笔写诗奉献给利恩齐。他还曾效法罗马的维吉尔写了一首题名《阿非利加》的史诗，描写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歌颂罗马民族的伟大，洋溢着诗人爱祖国爱民族的情感。他在《意大利颂》中唱道：“我的意大利啊／纵然我的诗句不能治好／那些折磨你美好体躯的血迹斑斑的创伤／可是我的心好象生了重病／我的叹息从庄严的海岸吹到台伯河上／上天的主宰啊／自由爱你才来到人间／愿你们本着这种慈爱给我的祖国降下恩典／看吧，我的祖国／你所喜爱的我的故乡／正在被莫名其妙的原因所引起的战争／和那不能抑制的纠纷／如何残酷地／折磨和煎熬。”抒发了对意大利政治的分裂感到非常悲痛的心情，唱出了他反对封建割据，希望建立一个民族统一国家的强烈心声。仆加丘在他的作品中虽然大多数以反对禁欲，歌颂友谊和爱情为主要内容，但在政治上，他是当时共和政体的拥护者。拉伯雷则在《巨人传》中以主人公卡冈都亚为代表，表达了他的建立独立自由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理想，且对他的“乌托邦”式理想国进行了极富浪漫色彩的形象描绘。而塞万提斯的《奴曼西亚》则从正面直接描写，从对殊死卫国的奴曼西亚军民的讴歌，奏响了他的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英雄乐章。

　　如果说但丁只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拉开了序幕，唱了道白，那么莎士比亚则揭示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建立的全过程。

　　14世纪的意大利，比欧洲其他种族更加早熟，成熟到能解放被桎梏了的才智了，出现了但丁、彼特拉克、达·芬奇等许多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而1337—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则证明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观的发展。13世纪初到15世纪末的300年时间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势力逐渐成长，英国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关键时期。但在莎士比亚之前，在文学领域几乎很少有人反映过这段时间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有关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变迁等重大社会问题；虽然“大学才子派”的代表人物马洛“用壮丽的诗句”来写壮丽的人物，以一个国王的遭遇为题材，写成了英国第一个历史剧，但与莎士比亚的宏篇巨制相比，毕竟太渺小了，以致多数人忘记了它的存在。莎士比亚是历史剧的真正创建者，他第一个用写史诗的规模写了十个历史剧，生动地叙述了也评论了从约翰王到亨利八世的300年英国历史。之所以说他是第一个，是因为“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以前的时期，没有出现过关于英国历史的流行剧本”（弗·波威孙《马洛与早期的莎士比亚》）；我们说他评论了这段历史，这是因为将这些历史剧放在一起看，莎士比亚歌颂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拥护强有力的开明君主，谴责封建集团之间的斗争，暴露阴险恶毒的政治人物的危害，同时还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他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在莎士比亚诞生不久，英国历史上有较长一段时间出现封建贵族割据、战乱不休的局面，从而妨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王权以消灭封建割据，镇压人民起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统一的国内市场。作为资产阶级喉舌的人文主义者，也都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主张国家民族统一。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集中地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这种政治理想，关心民族命运，反对封建内讧（也反对农民起义），要求在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巩固国内和平统一的愿望。

　　尽管他的每部历史剧各有其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人物，自己的基调，但总起来说这是一部封建割据的英国逐渐变为统一国家的历史。这套历史剧在历史上以约翰王并未成功然而特富有教训意义的图谋开始，以亨利八世的光荣结局——16世纪英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而告结束。当然，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观点不单单表现在争取建立统一富强的英国的斗争热情上，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历史剧曲折地反映了他所处社会的现实矛盾：他的时代虽有时被作家（包括他自己的早期创作在内）描写成太平盛世和黄金时代，实际上，英国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充满阶级矛盾的历史动荡，国家的统一、社会的进步、历史的上升运动仅是伊莉莎白社会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西班牙等外敌的威胁，贵族的叛乱和市民学徒骚扰等国内动乱，以及原始积累所造成的人民颠沛流离——从而说明了一个真理；英国人民需要摧毁旧制度和旧关系，巩固新制度和新关系，英国为了获得统一的权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见莎士比亚不仅关心过去国家的命运，对它的形成和建立予以热烈的歌颂，而且他还担忧着国家的未来。他在《亨利八世》中已预见到都铎新王朝的未来危机。

　　二

　　反映人民的思想情绪，表达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具有强烈鲜明的人民性，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爱国主义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作为活动人物而出现的许多作品中的人民问题。”（萨马琳《论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欧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人民的整体，市民群或者农民群，人民中间的个别人物形象（智慧的、英勇的）他们在作品中有力地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地位，这种文学创造性地指出了作为积极的社会力量的人民具有的意义，虽然对人民的解释在许多作品中往往还存有矛盾，有时带着讥嘲讽刺，甚至还抱着某些敌意。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作为一支刚刚崛起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虽然从最初起它是暴露出同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矛盾的一面，但在当时反对封建势力和反动教会的斗争中，在爱国主义这一点上，它同劳动人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有着一致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进行革命的阶级——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人文主义文学自然体现了这一点。

　　但丁为了反映人民的愿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虽遭终生流放仍不屈不挠地为之斗争。在仆加丘、萨凯蒂等身上反映了人民的倾向。法国的拉伯雷的《巨人传》是法国文学中人民性的典范。他的作品直接以人民的利益为依据，他支持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提出了必须在自由发展的基础上来教育人民的问题，他写道：“决不应吞吃人民，而应该象对待新生儿一样地用乳汁哺育他们，爱抚他们，并使他们高兴。”他的信念和力量直接生根在平民世界里面，他的英雄们的出身就是“割草的、打谷的，管仓库的，养猪的，提灯的，烧炭的，赶马的，包装的，种菜的，以及铜匠、园丁、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牧人、理发师、酿造麦酒的，身上连衬衫都没有的人们”。他以天才的想象与巨匠的概括，创造出英勇人民的肖像，把他们推到历史的舞台上，预言了他们的伟大未来。以隆沙和杜倍雷为首的“七星诗社”同样没有去掉对人民传统的轻视，提倡高尚的民族热情。而在西班牙，塞万提斯和洛卜·德·维加在他们的作品中深刻地表现、赞颂了人民，他们不顾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政治积极性和爱国主义基础上由来已久的反抗摩尔人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不懈地斗争着。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集中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而在他的爱国主义戏剧《奴曼西亚》中对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军民充满了敬意，热烈讴歌。维加的戏剧《羊泉村》则写了农民起义反抗封建主斗争，反映出他对人民力量的真诚信念。他描写一个听谗言反叛国王，勾结葡萄牙攻占雷尔城阻挠国王和王后统一全国的骑士团团长的被杀，反映了人民要求民族统一、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愿望。羊泉村人民杀死的不仅是一个压迫人民的暴君，而且是一个民族的叛徒，他们的起义不仅是为了反抗压迫而复仇，也是为实现民族利益而战斗，在这里，人民群众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在英国，以莎士比亚的创作为代表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表达了他们的爱国思想和热情。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群众场面——这些场面把人民带到剧院舞台上，有时作为军队，有时作为起义者，有时作为一群市民。在《亨利六世》上篇中写了法国人民反对英国的统治，在圣女贞德的领导下战胜英国，作者写的虽然是法国人民的抗敌爱国斗争，但都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爱国斗志。中篇描写了杰克·凯德领导的农民起义，表现出人民群众的力量。而在下篇则着重写了封建内战的残酷以及给人民带来的危害。在《李尔王》中作者借被亲生女儿驱入旷野遭受风雨侵袭的李尔王之口，为成千上万“忍受着无情风雨的袭击”，“上无片瓦遮身，腹内肌肠雷动，衣服千穿百孔”的失业游民大声疾呼，要求“豪华的人”“受些教训”，感受一下穷人所感受的苦难。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人民一直是作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而出现的。当外族入侵时，他们立即拿起武器，保卫民族，保卫国家，保卫美丽的家园；对于昏庸无道、残酷暴虐的君王，他们敢于挺身反抗。虽然由于作者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他们有时被描写成群氓，对他们的暴力革命持反对态度，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因此，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不仅表现在作家本身的爱国思想，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反映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从而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再现了历史的真实。

　　三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爱国主义思想，更主要更集中地反映在反对外族入侵，保卫民族独立这一主题上。

　　早在但丁的时代，由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城市居民就有了独立和自由的观念。他们不仅反对封建领主和教皇的统治，而且更加反对外族入侵。但丁在《神曲》中用狮子来暗示法兰西国王和教皇相勾结，对当时意大利北部的富有城市的垂涎三尺，一有机会便想实现他的侵略野心，阻碍意大利的统一，作者在《神曲》第二部《炼狱篇》中对法兰西国王和教皇彼此勾结的丑态作了生动形象、辛辣犀利的讽刺：“我看见一个无耻的暗探坐在车上，稳定得象山下的堡垒一般，向她的四周观望，我又看见一个巨人站在他的旁边，似乎是保护他的样子，他们时时刻刻亲着嘴。”

　　同样，拉伯雷也不是时代的旁观者，他的爱憎是十分鲜明的。他一针见血地讽刺和批判了侵略者霹雳火和安那其，同时又颂扬了人民的化身，杀敌勇士约翰修士、巴汝奇和“牢城口乞丐”。他们在作品中代表着人民勇敢地参加了战斗，并且保卫住自己的利益。《巨人传》两次描写保卫祖国的战争，两次都以侵略者的惨败而告终。作者还塑造了卡冈都亚这个爱国爱民的形象，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教导说：“我希望你的广博的学问象无底的深渊，但你长大以后不能只专心研究学问，必须学习武艺、战术和野外的操练，以便能够捍卫我们的祖国和朋友，在他们急难时保护他们，援助他们去抵制恶人的侵略和袭击。”同样，约翰修士和巴汝奇也都是爱国者，在反侵略的战争中他们表现最英勇出色，成为祖国和人民利益的坚强守卫者。

　　这种反对外来侵略，保卫民族国家独立自由的思想在塞万提斯的身上表现更加突出。他自己曾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参加了1571年10月7日西班牙反对土耳其侵略的著名的雷邦多海战。在战斗中他负了重伤。塞万提斯认为他参加这次战役并且负伤，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最光荣的一件事。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不仅用慷慨激昂的言辞，而且也用英勇的实际行动表现了他崇高的爱国英雄主义。他在1584年创作的著名爱国主义悲剧《奴曼西亚》以古代西班牙奴曼西亚城四千居民抵抗八万侵略者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城破后仅存的一个少年拒绝向敌军交出城市钥匙，面对着罗马军队的统帅西比翁，毅然从高塔跃下，坠地而死。剧中充满着高昂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的热情。1587年，他还写过两首歌颂以反土耳其建立起来的无敌舰队的十四行诗，表达了他的爱国激情。

　　莎士比亚初到伦敦的时候，正逢英国刚刚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入侵，举国欣喜若狂，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保卫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精神随处可见。《亨利六世》中的塔尔博将军和圣女贞德，他们都是作为本民族的英雄而出现的。塔尔博将军为了英国的既得利益，不惜抛尸疆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圣女贞德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英国统治，保卫自己的人民不受英国的奴役，率领法国军民殊死抵抗，终于取得胜利。但由于作者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所以把贞德描绘成巫婆和荡妇。而在《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中塑造了一个开明君主民族英雄亨利五世的形象。亨利五世接位以前是一位浪荡公子，而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他毅然与过去隔绝，率军鏖战沙场，终于打败法国保卫了民族的既得利益。同时，在《约翰王》和《理查二世》中也多次描写对外战争，表现了作者深挚的爱国思想。

　　四

　　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积极要求用自己民族大众语言进行创作，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学。这不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还表现在创作实践中。这一时期一些人文主义者和作家发表了不少论文，这些论文特别深入地探讨了文学问题。但丁对意大利的民族语言有着深挚的感情，他的专著《论俗语》对一些地方的方言作了详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以方言为基础的俗语的优越性。在他的作品中他除了采用民间的诗歌体裁外，第一次运用了托斯堪州的方言来写作，为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他用本民族的语言来写《神曲》这部伟大而严肃的长诗证明了他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具体植根在爱人民的土壤里。此后，法国的杜·倍雷写了《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1549），英国的菲力普·锡德尼则写了《诗的辩护》（1595），这两篇论文都洋溢着保卫民族文学的赤忱，两位作家都奋起保卫民族文学，认为这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事业。很多人文主义作家都是主张民族统一的思想家，都是以民族语言创作的新文学的鼓动者，而且后来又是拥护新文学的各种独特形式的人们，“七星诗社”在继承古典遗产与颂扬法语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体。莎士比亚的语言则直接来源于民间，他一方面运用书面语言和口语，一方面又广泛采用民间俚语和谚语，有时自己创造新词，因此，他的语言丰富广博，灵活有力，形象生动，从人物的谈吐和声音里表现出温柔、凶狠、狡猾、快乐、忧郁、犹豫等性格特征。他的语言成了当时英国语言的典范。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民族文学的形成还表现在他们对民间创作的继承上。正如萨马琳所说：“形式五花八门的民间创作，在文艺复兴时代——特别是十六世纪——正经历着与民族产生过程相联的光辉灿烂、空前繁荣的时期，许多天才——如拉伯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洛仆·德·维加，在中世纪还有那些伟大的意大利人的出现，只有在这种欣欣向荣盛况空前的条件下，只有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创作在各国赢得一切成就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意大利的短篇小说和滑稽短诗，早期发展阶段的假面戏和英国短篇故事诗，英国与西班牙的早期戏剧，德国民歌和节日戏，德国讽刺诗和滑稽剧，十六世纪德国和法国的民间故事集——所有这一切都成就新的艺术的坚强基础”（萨马琳《论文艺复兴时期西欧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所有这一切在各民族文学中都表露出它们的爱国思想的成分。文艺复兴时代各国的年青的文学都有表现得很鲜明的民族自豪感，他们都为形成民族意识服务，并且反映这种意识。文艺复兴时代文学中某一种作品所反映的新生的民族性格越具体，它以后获得的国际声誉也越大，因为在具体的民族形式中，全民性的内容表现得特别有力。仆加丘、拉伯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创作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

　　五

　　由于时代和作家思想的局限，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文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往往仍然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但是与中世纪英雄史诗中对国王的愚忠相比又大大地向前进了一步。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建立必然导致专制王权的产生，而要巩固王权，维护其长久的统治，不仅需要建立一套适合国情的政治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圣智圣明的君王。因此封建王权的兴盛往往同国王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国王与国家同等重要，作为“时代的镜子”的人文主义文学，它的爱国主义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国王的忠诚这一方面。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对开明君主进行讴歌赞颂，而对昏庸的暴君则极力加以谴责和贬斥。

　　早在但丁，他就寄希望于罗马帝国皇帝亨利第七来达到他们统一意大利的目的。《神曲》中在天堂里为亨利第七安排了至尊的位置，可见他的忠诚。塞万提斯在雷班多海战中，虽然重病在身，但他还坚持要求留在甲板上与敌人作战，“宁愿为王上作战而死，也不愿躲在船舱里偷生”，在塞万提斯的心目中“王上”与“国家”有着同等的地位。“王上”是“国家”的代名词，他代表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因此他竭尽忠诚，甚至落入敌手也未忘了为王上尽忠。《羊泉村》中的村民虽然挺身反抗剥削和压迫，反对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得无厌，但他们并不反对推行统一国家政策的国王和皇后，而把罪责归咎于地方官吏，可见国王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

　　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对国王的忠诚主要表现在他剧中民众的强烈倾向和对国王功过的评定。他拥护王权，一再表现关心人民，接近人民的君主就昌盛，否则就会灭亡的真理，一再揭示好杀戮的暴君必然受到人们的唾弃。在《理查二世》中，波林勃洛克虽是靠着向平民“殷勤献媚，用谦卑而亲昵的礼貌竭力博取他们的欢心”而取得王位的，但他毕竟能在国内建立中央集权，统率全国，制止内战，对人民有利；而亨利五世作太子时曾经终日放荡市井，交结无赖，但一经遇着国家大事他便能勇敢杀敌，正当处理国事，亲贤臣、远小人，平内乱、御外侮，不愧为一个贤明君王。所以诗人以人民的趋附给予他们相应的肯定，在《亨利六世》中还通过葛罗斯特和爱克塞特之口对亨利五世称赞不已，称赞他是“英格兰有史以来”的“唯一的真命之王”，“他的功业绝非语言所能罄述”，以致痛恨自己“为什么不用鲜血来表示哀掉”。在一些历史剧和悲剧中对那些图谋篡位的国王诸如理查三世、克劳狄斯、麦克白斯等大加谴责。《理查三世》中对理查三世不仅从肖像上给以丑化，而且还借玛格莱特王后之口谴责他“一向是个杀人犯，如今还是那样”，最后在民众的讨伐声中为了逃跑，他竟用王位来换一匹马，作者对他的败德恶行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讽刺，表现了他的鲜明爱憎。

　　纵观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从但丁到莎士比亚，他们的创作无不反映出时代的内容，表达了时代的精神，而爱国主义思想是这时代精神的重要方面，贯串人文主义文学的始终，在以后的几百年时间内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收稿日期：1996-10-28

作者介绍：钱奇佳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芜湖，2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