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雷:80后的政治态度--目前中国人政治态度的代际比较

发布时间:2012-11-26 10:08 作者:范雷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364次

青年与政治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话题。一方面，它涉及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伴随自我独立意识的增强以及与社会关系的确立，个人政治态度开始形成的过程及特点；另一方面，它涉及社会发展中的一股新兴力量，这股力量一旦参与到现实的社会运动之中，便具有了标定自身代际属性同时影响社会未来发展的能力；而在一个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它又被作为有关该发展阶段的一个隐喻，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均在这一隐喻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青年与政治话题中所包含的丰富意义得到充分展现。由此，人们对青年与政治的话题给予较大关注，分析青年政治态度成为青年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80后一代的政治态度有何特点，而改革初期青年一代的政治态度又有何变化，目前政治态度的代际差异有何表现等，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一、文献综述

以年龄特征为核心进行的社会研究通常包含两个角度，一是生命历程研究，即以某个年龄阶段人群为对象，描述和分析该年龄阶段人群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一是代的研究，即以某一代人为对象，描述和分析他们与其他代人不同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前者是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特定的生命年龄对人的经历起着决定的力量，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发展被认为是由人类的生命年轮造成的；而后者是浪漫—历史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和历史的因素将一代人联系在一起，并使其区别于其他代人[1]。

有关政治态度的生命历程研究认为，青年期的认知变化促成了更强的政治意识和批判能力，而中年期则处于青年的开放与老年的保守之间。但批评者认为，在因缺乏大规模的有关整个生命过程中政治行为的纵向研究，而忽略了社会因素和历史环境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得知老年的保守是由于生命发展所致，还是其在步出青年期后的社会因素变化所致。为此，代政治学研究主张以文献研究，来反映群体政治态度和行为形成的社会和历史的条件，以分析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他们假设并通过研究证明：“青年阶段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为解释接下来发生的政治事件提供了基础，态度和行为并非随着年龄而明显地变化”[2]。

在本文所涉及的政治态度代际差异研究中，不仅缺乏各代有关政治态度的纵向数据，同时也缺乏代政治学研究所要求的完备的文献资料。我们仅可以在相关截面数据中，区分各代目前的政治态度特征，或从以往文献中获得对各代在青年期时的政治态度研究资料，但对于已步出青年期的各代，我们仍无法获得其政治态度变化的纵向数据及目前的政治态度研究文献。尽管如此，本文以有限资料，尝试对目前中国内地政治态度代际差异进行描述和分析。

(一)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政治态度研究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代。当时青年一代对自身历史使命感的认识与代沟理论的引入共振，使文化反哺成为当时青年研究的基调，而关注社会现实并加以批判反思成为青年政治态度的主要特点。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代，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此时的青年研究本身就是青年一代群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政治态度的表达，当时青年研究的文献成为此后人们解读这一代青年的文本。

历史使命感与对历史及实现的批判是这一时期青年政治态度的基调。改革开放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而在这一时代的初期，对以往历史阶段的评价和反思成为当时社会上下的基本共识。而此时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书的翻译出版，使当时的青年一代以历史的非亲历者身份而获得了作为历史批判者的合法性。米德从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之后的当代文化的历史跨度，所总结出的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概念，成为年轻的批判者们的武器。该书译者在译序中指出：“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以往，人们往往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上，而米德却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即后喻方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3]

在分析当时青年一代政治态度走向时，有研究者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压抑和开放、依附和自主的双重冲突之中，80年代里后者逐渐占据上风，五四道路在青年生活中再次延伸拓宽”，而走向叛逆、走向现代和走向成熟是青年政治生活的三大走向。“从逻辑联系上看，‘走向叛逆’是青年关注并进入政治文化生活的开始；‘走向现代’是青年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实现过程；‘走向成熟’则是青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搏击风云、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4]。

《第四代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60后”群体自我独立意识的最终形成。作者以代沟理论为基础，首次将“60后”一代视为独立的社会群体，论述了作为五四运动以来的第四代人的历史责任和特征。在政治态度方面，作者分析了改革初期重估历史所引发的第四代人普遍的怀疑情绪，也直接论述了西方政治思想对第四代人的影响。“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西方文化起着重大的支撑作用。这种支撑作用表现在他们对传统和现实的评价上，也表现在他们对未来的选择上。西方文化一贯强调的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竞争等观念，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占有突出地位。”[5]

这种自认继承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感和基于代沟理论的批判意识，在当时的一项全国范围政治态度大型问卷调查中得到体现：94.6%的60后认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于大部分年龄群体；但在问及是否同意“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政府给的”时，54.2%表示不同意，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62.38%对改革10年来国家的政治形势满意，其满意度为各年龄群体最低；51.27%表示会参加游行活动，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6]。

此后有关20世纪80年代青年的政治态度研究寥寥无几。从零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80后一代对于60后青年政治态度的解读：“这一时期青年的政治价值观既不同于‘文革’期间的狂热与盲目，也摒弃了70年代末批判、反思后的悲观和失望，而是从悲观失望的政治情绪转向以独立思考和追求为基调的政治新思维……他们的政治责任感逐步增强，不愿意只做改革的旁观者……然而青年的这种政治激情在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转化为对西方政治体制和西式民主的顶礼膜拜，进而渴望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完全代替中国的政治制度……他们的政治价值观逐渐偏离了社会主导政治价值观，也超出了体制所能容纳的极限”[7]。在代际对话中，60后青年一代所乐道的后喻方式最终转变为前喻方式。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青年政治态度研究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国际国内政治动荡后，人们对于政治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人们开始注意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物。同时，政府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从1994年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列入了国家高等教育专业目录。这就使此后的有关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首先，研究者虽仍以青年为主，但多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师及学生范围内。这一方面使青年政治态度研究在公众对政治关注度下降的背景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也使此类研究被置于一个独特的学科框架内，而服从于该学科的固有逻辑。

其次，研究对象以80-90后大学生群体为主。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广泛采用，从研究成本及便利性考虑，大学生群体便成为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对象。

第三，研究风格的学术化。即在相关研究中，以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政治态度概念加以操作化定义，实施测量并分析，成为基本的方法。

第四，研究领域相对集中。从现有文献看，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成为较集中的领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如何分析青年学生政治态度特点并加以教育引导是一个关键问题，而针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态度特点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成为主要的对策建议。

第五，研究结论相对趋同。大多数研究均表明，当代青年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具有较高认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给予较高信任、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制度给予较高肯定、对政府重大政策给予较高支持、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给予较高关注。但同时，青年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就群体内部分化而言，有的研究将大学生依政治态度倾向进行分类，认为政治热衷型占2%，政治关心型占55%，政治旁观型占35%，政治冷漠型占8%[8]。就群体自身冲突而言，有的研究指出了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矛盾性，如政治价值取向上自主意识增强，但又存在政治功利化倾向；政治参与行为积极、健康，但又部分存在政治冷漠现象；日益重视社会实践，但又存在忽视政治理论学习的倾向；民主意识增强，但民主素质较差；思想解放，富有开拓精神，但部分学生民族精神淡漠[9]。总之，在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态度研究中，积极肯定其对现实政治要素的高度认同，同时指出其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成为普遍的结论模式。这种将现实的社会政治态度方面的矛盾冲突内化为青年群体自身的内在矛盾冲突的研究思路，与20世纪80年代将青年政治态度方面的内在矛盾冲突外化为现实的代际冲突的研究思路有着明显的不同。

二、分析框架

所谓政治态度是个人对政治的稳定的、有组织的心理状态。它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反映了社会政治领域的基本关系，即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包括：社会成员对于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对政府的评价，以及对其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政治学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一反早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制度为研究重点、以历史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把政治现实中可以实际观察的行为作为研究重点，将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从而产生了一批新的政治学研究课题。“政治态度”便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政治态度研究主要关注人格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其选题围绕政治人格展开，如：“权威性人格”、“开放与封闭心态”、“政治疏离感”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选举研究及民意测验为中心，建立政治态度量表，主要研究“政治功效意识”、“公民责任感”、“民主与反民主量表”。到20世纪60年代，政治态度研究出现较大发展，以跨文化研究为特点的“政治文化”研究最终奠定了政治态度研究的基础。正是因为“政治文化”概念的出现，使政治态度研究脱离了人格心理学层面对个体政治行为特殊性及个体间政治行为差异性的关注，从而转向社会心理学层面对群体政治行为特殊性及群体间政治行为差异性的关注。

尽管在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提出“政治文化”概念，但系统、全面、实证地论述政治文化的著作应属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在该书中，阿尔蒙德认为：“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文化’一词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10]。而当我们不以跨文化比较作为研究目的，而仅考察某一民族在特定时期所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时，“政治文化基本等于政治态度”[11]。

为以量化研究方式描述和分析政治态度，阿尔蒙德从政治取向模式和政治目标分类两个方面对政治态度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定义。就政治取向模式而言，包括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就政治目标分类而言，包括政治体系(即特定角色和结构及角色承担者等)、输入目标(即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政策诉求)、输出目标(即政策贯彻和实施的结果)和自我政治角色(即个体作为政治制度中的一员而对自身的理解)。在此后与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阿尔蒙德再次整合了政治文化的含义，将对政治体系的取向称为体系文化；将自我政治角色的取向称为过程文化；将输入、输出目标的取向合称为政策文化。

本文以2008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CSS2008)[12]，依照上述政治态度分析框架，对相关变量进行整合。为了解人们对未来政治稳定性预期，我们还加入了社会冲突预期指标。每个政治态度指标包含若干项目，采用李克特量表计分方法，每个指标得分为其所包含项目得分加总并除以项目数。

三、数据分析

(一)80后群体的基本特点　80后群体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80后群体是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围绕独生子女家庭可能产生的“养尊处优”、“有求必应”等教育问题及其对独生子女未来人格发展的影响，人们从一开始就对80后群体的心理健康、社会交往能力、社会责任感等方面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其次，他们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伴随物质资料生产的日益丰富和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崇尚物质需要的满足而轻视社会关怀、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轻视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奉献。这些社会环境变化使人们担心80后群体形成功利性价值观念。第三，该群体中最先亮相于社会的一批文学青年所表现出的叛逆精神，也令人震惊。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展示了颠覆传统、权威、主流的个性，而被社会贴上了“垮掉的一代”的标签。

事实上，此前有关80后的种种评价都是人们在80后尚未正式踏入社会时所做的推测。直至2000年以后，80后群体才相继完成学业而真正步入社会，开始向人们展现其不同以往的特点。因此，我们在分析其政治态度之前，有必要描述其现实的社会特征。

为更好地描述现阶段80后群体的社会特点，我们将2006年和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中的相关变量加以合并分析[13]。结果显示：

1.与其他各代相比，80后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即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17.9%。这与1990年代末期以后的高等教育扩大招生有关。

2.与其他各代相比，就业人群中，80后群体在非公机构中的就业比例较高。这与改革开放以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发展格局，极大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有关，其表现为：一是农业就业比例大幅下降，数据显示，其从事农村家庭经营的比例为27.7%，远远低于其他各代；二是非公有制机构就业比例大幅上升，数据显示，其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占32.5%，在三资企业中就业的占5.4%，自己作为个体工商户或受雇于个体工商户的占17.8%，合计约有55.7%。

来源: 江苏社会科学 | 来源日期：2012-11-26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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