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辨孟"思想
[摘 要] 苏轼“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思想。一是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一是主张恪守一定的规范界限,给礼信等五常的规范严格划界。在心性论上,由于对儒释道思想都予以广泛吸纳,因此,苏轼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在政治上,苏轼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因而不认可权,反对个人主观随意的变通。情本论是苏轼反对权变思想的根源。苏轼的“辨孟”思想也是孟子升格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 苏轼;孟子;辨孟;心性论;权变思想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1—0030—05 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苏轼(1037—1101)对孟子思想既有赞同,又有争辩。其与孟子的辩论,并不是从否认孟子的角度出发,而是认为,与深得孔子之堂奥的孟子进行分辩,可以直达孔子。可见苏轼是将孟子当做上达圣人的阶梯,他是在对孟子推崇的前提下与之进行辩论的。苏轼说:“吾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吾非好辨也,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世道衰微,老庄杨墨子之徒,皆同出于孔子,而乖离之极,至于胡越。今与老庄杨墨辨,虽胜之,去孔子尚远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1]苏轼这种辨孟思想在学者金生杨的《论苏轼的孟学思想》[2](以下简称金生杨文)中阐述得较为全面。由于题目所限,本文仅就辨孟的内容进行讨论,对辨孟产生的背景、缘由及其影响还有待深入挖掘。 一、苏轼“辨孟”{1}思想概述 由于金生杨文对苏轼的孟学思想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对苏轼尊孟内容从略。笔者只就苏轼辨孟的有关内容作更深入的讨论,以便看清苏轼辨孟的实质及其在宋学中的作用与影响。 苏轼“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表面上涉及到八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思想。第一,反对孟子的性善论,第二,苏轼主张恪守一定的规范界限,给礼信等五常的规范严格划界。在不同范畴的区分上主张是非分明,不容混淆,不认可权的合法性,因此反对个人随意的变通。以下对苏轼辨孟思想的八条进行分析,而对其具体内容不再做详细的引述。 辨者一,关于“久假而不归,安之其非有”的问题[3]。苏轼对此条批驳道:“假之与性,其本亦异矣,岂论其归与不归哉?使孔子视之,有终日而决,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4]金生杨在该辨结束的时候说:“如此说来,苏轼的辩难是误会中的误会,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了。”[5]但实际上在该文中,朱熹所说的诸儒对孟子的误解还是没有交代清楚。朱熹的意思如果我们参看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话则豁然明白起来,他说:“言窃其名以终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盖叹世人莫觉其伪者。’亦通。旧说,久假不归,即为真有,则误矣。”[6]苏轼以为假之以性,则性之本就不同,因此即使不归,五霸也不能得到真正的仁义。而朱熹以为,假之以性就是窃其名,则自然我们就知道其非真有。朱熹与苏轼都认为“假之与性”就不能拥有真仁义,但是他们对“恶知其非有”作出了不同的理解,苏轼理解为“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真有呢”,而朱熹理解为“谁都知道他们不会真有”,意思恰好完全相反。基于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同,他们都从“假之与性”最终不会真的拥有性的观点出发,苏轼对孟子会拥有真性提出了批评,而朱熹对孟子不会拥有真性作出了肯定。朱熹以为苏轼的此条辟孟子是由于诸儒的误解引起的,但是很显然,诸儒的理解应当更符合孟子的原义,朱熹对最后一句话的理解反而显得牵强附会。苏轼的解释表明了仁义的真实标准丝毫来不得半点含糊,如果是假的,永远不会变成真的,表现出对“仁义”内涵的恪守,苏轼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变通。这种解释与他不认可权的合法性(详后)、主张恪守礼的准则是一脉相承的。 辨者二,人性无所谓善恶的问题。苏轼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无善无恶论。他在人性论上对孟子的不认同,体现了他对人性论的独特认识,同时也表明在建构儒学心性道德之学上,从他所认为的对有利于建构心性论的立场出发,苏轼宁愿要全面地吸收借鉴儒释道的思想,而不管它的宗派属性。 辨者三,“以生道杀民”的问题[7]。苏轼指出,民为盗主要是统治阶级压迫的结果,如果此时用生道杀之,很显然是不义的。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要用生道杀之的问题,而是要消除民盗产生的根源,而这主要又是与统治阶级的统治政策相关。苏轼的这个批评是受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而提出来的。由于变法有些措施不当,给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破坏,以致盗贼滋生。因此,苏轼从盗贼产生根源的角度认为,统治者与其以生道杀之,不如自我反省。 辨者四,“食色,性也”的问题[8]。在此处苏轼也是反对模棱两可的语言,以防给别人留下任何口实。他说:“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何谓不谓之有?”[9]苏轼主张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反对孟子将性与命相混淆。当然孟子也是从特定的角度来说的,但是苏轼认为孟子这种说法可能造成一定的流弊。 辨者五,“大人者言不必信”的问题[10]。此问题与辨者七合论。 辨者六,“今乐犹古乐”的问题[11]。孟子以君侯所嗜为药物投其所好,苏轼认为这是失其本心。苏轼的这个解释还是主张恪守礼教,反对无原则的变通,这与他不认可权的思想动机是相同的。 辨者七,“较礼食之轻重”的问题[12]。苏轼以为,如果像孟子那样较礼食之轻重,就会出现对礼进行去取的情况,而这就可能导致“私意权之”的结果。他说:“或曰:‘嫂叔不亲援,礼也。嫂溺而不援,曰礼不亲援,可乎?礼有时而去取也。’曰:‘嫂叔不亲援,礼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礼也,何去取之有?’”[13]苏轼以为嫂叔不亲援是礼,而嫂溺叔援之以手也是礼,而不是去礼之权,苏轼以此来反对“私意权之”。可见,他是将权当做礼的对立面来认识的。但他完全是从名义上否定权的合法性,而对其实质的认同与孟子并没有什么差异,这只能表明苏轼对权变思想怀着高度戒备心理。 苏轼认为礼不可以去取,即不可以做出选择,是相对于当时的现实政治而言的。他说:“今立法不从天下之所同,而从其所未尝有,以开去取之门。使人以为礼有时而可去取也。则将各以其私意权之,其轻重岂复有定物。从孟子之说,则礼废无日矣。”[14]为了防止对礼“开去取之门”,苏轼否定了权变作法的合理性,无疑是矫枉过正的一种看法,但其中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对苏轼辨孟的这种思想动机,余允文与王若虚似乎都没有指出。在辨者五中,苏轼所说到的“言必信,行必果”之说[15]也是这样,他说:“今也以‘不必信’为大,是开废言之渐,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16]孟子仍然是从权的角度来立论,而苏轼从杜绝废言的动机出发,对权表现出否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