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茨科普夫在第三帝国
施瓦茨科普夫的“昏”
鲁迅在谈到弟弟周作人时,曾经给予的评价是“致命的‘昏’和‘卖’”,后来周作人果然发“昏”而当了汉奸。看来再饱学的人也会有“昏”的时候,更何况在一个需要表明自己立场的时代,站错了队确实是“致命”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要针砭的这个人物是受人爱戴的伟大的女高音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然而,面对这位在第三帝国时期站错了队的艺术家,也不能不感叹她的确是有些“昏”了。
对于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与纳粹政权之间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施瓦茨科普夫始终讳莫如深,虽然战后的非纳粹化法庭对她免予起诉,但是关于她的各类传闻还是层出不穷,后来,施瓦茨科夫普干脆采取了沉默来应对。1992年,以研究第三帝国而闻名的学者米歇尔·凯特曾向施瓦茨科普夫提出要为她作传,施瓦茨科普夫虚应故事一番,先是让凯特空等了两年。等到两年后,凯特把详细的采访提纲交给了施瓦茨科普夫的律师,结果还是不了了之,总之,“那段日子”成为了施瓦茨科普夫最不愿意回忆的往事,如今斯人乘鹤远去,凯特也只能抱憾终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非纳粹化法庭对施瓦茨科普夫对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她也遭到了禁演的处罚,这当然使她感到精疲力竭。1953年,为了避开纷纷扰扰的传言,施瓦茨科普夫嫁给了李格,并悄然变成英国公民,迁居瑞士郊外,从此,她的私人信笺上总是印着:“教授博士,伊丽莎白·李格-施瓦茨科夫普,不列颠帝国女爵”。 施瓦茨科普夫出生在波兰的耶洛钦,她的父亲是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政治态度是反纳粹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的时候,施瓦茨科普夫还没有进柏林高等音乐专科学校,1934年她顺利考入该校师从鲁拉·梅兹-格梅纳。在校期间施瓦茨科普夫即以好学、博学而闻名。1938年她以优异成绩从学校毕业,并且获得国际联盟奖,这也是对她四年苦读的回报。求学时期的施瓦茨科普夫和许多德国青年一样,对政治活动非常热心,早在1935年初,刚刚进入柏林音乐高等学校的施瓦茨科普夫就加入了纳粹的“学生联盟”,这是纳粹的一个青年组织,施瓦茨科普夫非常活跃,很快就成为了地区和妇女工作方面的负责人。
1938年毕业后,施瓦茨科普夫正式成为帝国剧院局(RTK)雇用的艺术家,这个部门直属戈培尔,如果不是纳粹认为政治有疑点的艺术家是绝对得不到机会的,一个在政治上不可靠、在血统上存有疑惑的艺术家在第三帝国当然是毫无生路的,施瓦茨科普夫自然是通过了考察,而她更为自己买了一份政治保险。然而,这时的施瓦茨科普夫还只是到了“昏”的边缘,因为她毕竟还没有正式加入纳粹党。
1938年5月,施瓦茨科普夫受聘到戈培尔控制的柏林德意志歌剧院工作,薪水是2400马克。不过,施瓦茨科普夫与剧院的领导威廉·罗德之间发生了矛盾,威廉·罗德是德国著名的低男中音歌唱家,曾经是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台柱子之一,比施瓦茨科夫普整整大28岁,是当之无愧的老前辈。1933年,罗德接替去世的马克斯·冯·施林格出任德意志歌剧院的音乐指导,因此,无论是艺术上还是行政上,罗德都应该得到施瓦茨科普夫的尊重,但初出茅庐的施瓦茨科普夫却不怎么买他的帐。他们之间的冲突在排练阿尔伯特的歌剧《低地》时爆发出来,施瓦茨科普夫干脆说脚出了毛病,不到场参加排练,结果,24岁的施瓦茨科普夫还是获得了局部的胜利,起码在10月底参加《唐豪舍》演出的时候她也没穿鞋子。 然而这样一件闹意气的事情后来就变成了施瓦茨科普夫曾经“反抗”的重要证据,按照一套“合理”的逻辑推演,反对罗德就是反对戈培尔就是反对纳粹,顺理成章。问题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究竟能不能被无限上纲到支持谁反对谁这样一个原则。没过多久,施瓦茨科普夫终于“清醒”过来,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她不该得罪罗德,因为她在德意志歌剧院很快
就成了众矢之的,这对她早日成名的梦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她先是给戈培尔写了一封充满谄媚和悔过词句的信,然后便走出了致命的“昏”着 — 加入纳粹党。
1983年在《纽约时报》对施瓦茨科普夫进行的一次咄咄逼人的采访中,只有招架之功的施瓦茨科普夫坚决否认自己加入过纳粹党,后来,她又不得不默认曾经参加过,但理由是“每一个歌剧院的人都要加入”,意即这种集体入党是无法拒绝的。事情确实如此吗?肯定是不,正如卡拉扬加入纳粹党一样,施瓦茨科普夫的入党行为也绝非出于强迫(因为歌剧院并没有如她所说全都是纳粹党员)。档案记载她的入党日期是1940年1月26日,党证编号7548960,这自然成了她后来洗脱不清的政治污点。
施瓦茨科普夫究竟是不是一个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还是一个追名逐利的政治投机者,外人很难判断,思想的事情恐怕只有本人才清楚。不过,施瓦茨科普夫在第三帝国的活动能量确实不能小觑,通过“罗德事件”,她认清了形势,只有找到更硬的后台才能让罗德哑口无言,加之德意志歌剧院人才济济,所以一度她曾想跳槽到戈林控制的普鲁士国家歌剧院。另一方面,施瓦茨科普夫加紧了社交攻势,她先是和帝国戏剧局的局长汉斯·恩里科·施拉德(Hans Erich Schrade)交好,然后又通过长期合作的钢琴家劳赫森(Michael Raucheisen)的关系成为了他的妻子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玛丽亚·伊沃根(Maria Ivogun),而这位坚定的纳粹信仰者恰好是戈培尔的密友。施瓦茨科普夫结识的第三位重要人物是戈培尔的重要助手,帝国文化局的负责人汉斯·辛科尔(Hans Hinkel)。在这些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在加上施瓦茨科普夫本身在艺术上的高超造诣,她很快便在第三帝国脱颖而出。
罗德一点也不傻,他很快就感到了压力,对施瓦茨科普夫不得不另眼相看,他先是屈尊给施瓦茨科普夫写信表示修好,然后便调动经济手段,给施瓦茨科普夫以经济“补偿”,1942-1943年演出季罗德就预付了给了施瓦茨科普夫14000马克(薪水之外的演出酬劳)。但是,1942年底,施瓦茨科普夫却突然与德意志歌剧院解除了合同,转投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这当然让戈培尔和其他那些帝国文化局、戏剧局的高官们很生气。为此,辛科尔还给戈培尔写了一个备忘录,幸好不久事情也就平息了,戈培尔对歌剧并不是太关心,他喜欢的是电影(当然也包括那些女明星)。施瓦茨科普夫之所以跳槽,主要原因还是出于艺术上的,她希望能和卡尔·伯姆合作,因为这对她在艺术方面创造成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正在施瓦茨科普夫艺术发展上如日中天之时,一场肺结核使她不得不淡出舞台,但是,她和官方的关系却一直没有断,早在她跳槽之前的1942年9月,党卫队在波兹南举行了一个“音乐周”,以展示征服者的姿态。在这次音乐周的舞台上,施瓦茨科普夫演出了普菲纳茨的作品,事后她还写信给普菲纳茨表示了感谢。1942年12月,施瓦茨科普夫参加了辛科尔组织的为党卫队的演出。1944年,施瓦茨科普夫在伯姆的指挥下于维也纳举办了音乐会,她演唱了罗西尼、威尔第和瓦格纳的作品,这次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为施瓦茨科普夫在维也纳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很快,施瓦茨科普夫就和下奥地利省的省长雨果·朱里(党卫队将军,一个戏剧爱好者)建立起了友谊,并得到他的有力支持。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施瓦茨科普夫得到了一个艺术发展的重要契机,并接受了伯姆的认真指导。这些都为她能在战后重新崛起,成为花腔女高音的一代名家打下了伏笔。
不少人曾经慨叹像施瓦茨科普夫这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如果没有加入过纳粹有多好,但是,历史是不可能用“如果”来假设的。我们可以客观地分析一下伯姆、克纳佩布许加入纳粹和卡拉扬、施瓦茨科普夫加入纳粹的不同,前两位在纳粹当政时早已功成名就,而卡拉扬与比他小7岁的施瓦茨科普夫却正当艺术上走向成熟,逐渐成名的关键时刻。在纳粹统治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屈服或许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但主观上的“利令智昏”却得不到人们的原谅,即便他们和理查·施特劳斯一样在后期有所转变,结果仍然是要为这“昏”而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