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深化体制改革 才能解决中国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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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在中国今后较长的时间内都是重要问题，深化体制改革是解决当前中国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方面。在具体解决就业问题的建议上，必须放宽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限制，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还要进行资源产权制度改革。

就业在中国今后较长的时间内都是重要问题，深化体制改革是解决当前中国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方面。在具体解决就业问题的建议上，必须放宽对民营经济

的改革。”厉以宁说。

其次，要推进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厉以宁认为，户口问题应该随着农民工进城、有稳定职业后解决，这样农民工有技术又能找到职业，户口不成问题，他们就不会盲目无序地拥到城里来，每家人都会有规划。中国75%的新增劳动力是民营经济吸收的，放宽民营经济然后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解决户籍问题。

“这么多农民进城了，你想想看，住房就要新建、马路就要拓宽、水电煤气供暖都要解决，家属进城了、孩子进城了，医院、学校都要解决，这能吸收多少人就业？所以说，加快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解决就业的第二条路。”厉以宁说。

厉以宁指出第三个方面，是需要做到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现在刚刚开始，“多年以来我们把企业的产权、投资的产权陆续解决了，但资源的产权没解决，就想中国最近搞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它的影响之大，最近你们可能没有去中国的林区看一看，那简直是热火朝天。”

厉以宁说，中国整个问题的解决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花掉别人就就业了；别人有收入花掉，别人的就业又扩大了。“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失业是靠失业扩大的。”厉以宁总结道。

以下是厉以宁先生的发言实录：

就业在中国今后较长时间内始终是重要的问题，如果就业解决不了，社会不会稳定，内需不会扩大，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受到阻碍，什么改革都难以进行下去，中国就业压力大，究竟什么原因？我们来分析，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体制上的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11月份，我在欧洲访问，欧洲的经济学家在座谈会中问我一个问题，“在我们西欧国家，年增长率只要达到2-3%，我们的就业就不会出大问题，你们11

的各种限制，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还要进行资源产权制度改革。

深化体制改革是解决当前中国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方面，主要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放宽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限制，允许民营经济进入的门槛不能再提高。

非国有经济需要落实融资难的问题，税收也要适当照顾。厉以宁说：“假定我们把政策调整一下变得更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全国几千万个个体工商户，每个个体工商户增加一到两个帮手或学徒，全国一下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只要对中小企业待遇好一点，融资难的问题解决得好一点，一个中小企业增加三到五个人，这样就能吸收上亿劳动力。“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这些改革是当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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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GDP的增长率降到了6%点几，你们就慌了，就业问题就突出了，我们不能理解啊。6%的增长率在我们这里是非常好的增长率啊。”

两方面的国情是不一样的，你们的工业化进行了200多年，农村劳动力都释放完了，现在你们的城乡社会保障是一样的，农民有家庭农场，有房子在农村，有土地，生活很舒服，他不会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到城里打工的是他爷爷、曾祖父的事情。

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现在是城乡二元体制，中国现在的农村人口还占到55%，有大量的农民要出来，而且现在的农民是新生代农民工，和老的农民不一样的。

80年代出来的这批农民是壮汉，有力气的，在外干活要寄钱回家，在农村盖房子、讨老婆、生儿育女，他的根在农村。今天新生代的农民工就不一样了，他离开农村就绝不想再回农村去，我的待遇为什么跟城里人的待遇不一样？这么多年在城里打工，还是“农民工”，我孩子不能在城里上学，他心中是不服的，不仅为了收入，他还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一个改革的问题，只有在计划经济下才会把农村城市分开来，农村户口就一辈子待在农村吧。

后来改革开放了，政策有所松动，农民工可以进城，但仍然是“农民工”，他的职业改变了，是工人，但身份没有改变。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存在了，所以这是体制上的原因。农民工不断地出来，这就形成了中国就业压力大的原因。从体制来分析就是这样的。

第二从结构方面来分析，从结构分析，主要是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太小，在发达国家，比如刚才我讲到在西欧考察，他们的第三产业一般都占到70%以上，我们只有40%左右，主要靠第二产业吸引人，而第二产业靠什么来吸引就业呢？新建企业。新建企业能够有多少？而且新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他们需要劳动力的素质越来越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第三产业太少，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的就业压力就大了。

第三，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也包含了技术本身在进步过程、产业在重组过程、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选择，而且不会像过去那样大量吸收劳动力，技术比重不断提高，假如不能另开门路，人到哪里去呢？

由此可见，中国就业压力的增大是必然的。该怎么办？

我们想，首先要深化改革体制，深化体制改革是解决当前中国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方面，首先必须放宽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限制，允许民营经济进去的门槛不能再提高，不能限制民营经济进去。

还有，在发展中，很多都要解决，非国有经济需要落实融资难、税收也要适当照顾，这样想一想，假定我们把政策调整一下变得更宜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全国几千万个个体工商户，每个个体工商户增加一到两个帮手或学徒，全国一下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只要我们让中小企业的待遇好一点、融资难的问题解决得好一点，一个中小企业增加三到五个人，这样就能吸收上亿劳动力啊。

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这些改革是当前最重要的改革。

第二，要推进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户口问题应该随着农民工进城、在城里有稳定职业后来解决，这样农民工在城里就好了，首先有技术、又能找到职业，户口问题不成问题，将来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前景放在前面，他不会盲目、无序地拥到城里来，每家人都会有规划，准备到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人、谋什么样的职业，而就业的解决又跟民营经济的发展连在一起，中国75%的新增劳动力是民营经济吸收的，放宽民营经济，然后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解决户籍问题，这么多农民进城了，你想想看，住房就要新建、马路就要拓宽、水电煤气供暖都要解决，家属进城了、孩子进城了，医院、学校都要解决，这能吸收多少人就业？所以说，加快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解决就业的第二条路。

第三需要做到的是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现在刚刚开始，多年以来我们把企业的产权、投资的产权陆续解决了，但资源的产权没解决，就想中国最近搞的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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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之大，最近你们可能没有去中国的林区看一看，那简直是热火朝天，我们刚从那里回来。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搞“农业承包制”搞的是农田承包制，农田都包产到户，但集体林权（没有解决），山没有动，为什么当时没有改革？因为刚刚改革开放，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信任，你把山包给我了我就赶快砍树，如果不砍，过两天你又把山收回去不就吃亏了吗？（人们）砍树，（所以政策）紧急刹车，所以山没有动。

30年了，2008年6月8号中央公布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样老百姓就不像过去那样了，集体林权，多少亩地？25亿亩（耕地是18亿亩），承包期70年不变。所以现在的山都有主了，就是因为它的林地都划分了，这个山是我的、那个山是你的，就种树了，（现在）流行一句话“爷爷种树，孙子来砍”，也就是70年以后来砍，是这样的情况。

最近我刚从那里了解了情况，贵州西北部毕节（音）地区林权制度改革，山上发生了大火，农民都抢着去山上扑火，这山是我的，烧的树都是我们的树啊，亲戚朋友大家一起上山救火，过去没有过这样的现象。林下养鸡，林间种蘑菇、种药材，资源产权明确了，将是巨大的改革。

草原呢？草原也要明确，国有林场呢？国有林场也要改革，所有这些都是增加就业的。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考察了江西、福建两省，农民都从沿海回去了，回到哪儿呢？上山了，他家里有树了，家里没树的，别的农家有树，来吧，到这儿干活，一样是干。所以我们要看到，这里的就业潜力是很大的，这是体制的改革。

接着我们讲结构的调整，首先来看，如果结构有所变动，农村还是可以吸引人的，我们在河南省漯河、广东珠江三角洲和重庆几个区都考察了，农业产业化改变了过去单纯种粮食（的模式），在确保良田不变的情况下种柑橘（重庆），重庆梁平县种西瓜，在河南有种石榴的，这样产业链就延长了，产业链延长后对农民来说，上游企业需要劳动力，下游营销、

运输企业需要劳动力，当中是种植，产业链延伸后，农村本身就是需要劳动力的。农民在城里住，孩子在城里上学，工作单位是农村，每天骑摩托车下乡干活，晚上又回来。这是新的情况，农业本身还是在吸引人的。

再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我们还有很大扩充的余地，因为我们第三产业的比重才占了40%，知识产业可以吸收多少人？服务外包，最近看到一个结构很有意思，西安一个企业（做）服务外包，替美国看仓库，这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美国的夜晚是中国的白天，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夜晚，美国在夜晚找人看仓库工资要贵好几倍，而且美国人收入比较低的人有时候并不认真负责，工资高，又不认真负责，（于是他们）找到了中国，找到了西安一家公司替他们看仓库。怎么看？中国人不用去的，全部的电脑设备和美国仓库的探灯连在一起，一部电话（联系上了）美国当地的派出所。人家电脑会用、英文会说，再经过一些训练就行了。

因为中国人是白天上班，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夜晚，如果某号探灯下有火光，电话马上就打过去，如果探灯下有可疑人影流动，电话马上也打过去，这不是很好吗？解决了中国就业的问题，又对美国有帮助。

中国农村土地上的住房都是农民自己盖的，投了好几万，盖一栋四层楼的房子，不能抵押，因为没有产权证。现在重庆在搞试验区，假定农民的房子可以抵押，现在农民的房子值多少钱？全国政协上有一个委员说，初步估计值18万亿元，三分之一拿出来抵押就是6万亿，这6万亿一抵押，农村经济就活了，这能增加多少企业、增加多少人的就业啊？

再说城里人住房结构的调整，要大量兴建社会保障型住房，（多盖）小户型，收入偏低的人可以买的住房，这种房子是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手段，因为搬入新房子后就要来买东西的，旧家具不要了，旧家用电器要换了。如果两个老朋友第一句话就问“你搬了没有？”“快了快了，正在装修呢。”一个城市，如果大家都忙于小房换大房，旧房换新房，这个城市就兴旺了，这个城市的就业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冷冷清清，没人搬家，就业解决不了，城市还没有生气呢。所以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这些都）有助于结构调整。

我们再来谈，产业升级难道就一定要限制就业

吗？中国要大办职业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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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的调查（发现），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99%都就业了，抢着要。中国的熟练技工太少，技师太少。这方面跟产业升级是有关的，我们从整个近代来看，新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涌现出来的，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假定产业升级了，劳动力素质不提高、不经过职业培训，那怎么行呢？所以我们说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而且劳动力素质提高以后，收入也会增多了。

前不久我刚从广东回来，广东熟练一些的技工，8000元/月的工资聘不到人，为什么？因为要求是熟练技工。

这样一来，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上去了，又对扩大内需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以上几个分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前我们应该把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假定中国现在发

生了通货膨胀那该怎么办？假定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率突破了9%，到了更高一点，生

产资料价格上涨，或者国际上石油价格上涨，中国物价也因此上涨，假定通货膨胀上涨怎么办？我这里提的问题是“难道仅仅只有紧缩一条路吗？”

问题要看发生的是什么类型的通货膨胀，假定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紧缩当然是有效的，闸门一关不就行了吗？信贷闸门一关，财政闸门一关，但同时又会带来失业问题；假定是成本推进式的通货膨胀，紧缩没有太大用处的，因为成本推进的问题需要增加供给才能解决，需要降低原材料价格、降低粮食价格才能解决；假定是国际收入型的通胀紧缩更没用了，需要的东西要进口还是要进口，紧缩有用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到，紧缩不是万能的，即使有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成分，也不一定只靠紧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以松紧搭配的，难道一定要“双紧”吗？

货币政策在中国来说主要是三个：一个是信贷规模控制、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利率的调整，公共市场业务在中国还不是太重要，这些政策同样可以松

紧搭配，甚至可以采取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货币政策的细化，货币政策难道只有总量的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可以做，东、中、西部分开算，东部提高一点、西部、中部不变，西部甚至还可以再降一点，所以国民经济的调控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艺术，需要根据情况随时掌握。

中国经济最怕的不是通货膨胀，除了刚才我讲的问题，中国经济最怕的是“滞胀”，经济既停止、失业增加，又有通货膨胀。而且中国的“滞胀”和外国的“滞胀”是不一样的，外国滞胀增长率到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这种情况下，滞胀的“滞”就出现了；中国不是，中国只要降到百分之六以下就滞胀了，因为降到百分之六，失业就大量出现了，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的滞胀并不是增长率下降到零，增长率到百分之六，一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观察形势，通货膨胀还没有来到，我们要防止它来到，但我们更应该防止的是失业问题解决不好，滞胀的发生。

中国经济好比一辆汽车，这辆汽车的特点是刹车容易启动难，刹车是很灵的，一踩刹车油门一下就停了，可是你要启动它，油门踩半天它也不一定能启动，为什么？因为刹车的主动权在政府，政府把财政闸门一关、后备闸门一关，两个闸门一关，“咔”一下，经济就刹住了。

但启动的主导权不在政府，启动的主导权在老百姓，老百姓怕下岗，有后顾之忧，他不买东西，你怎么办？他不投资，你怎么办？所以中国的问题要注意。

中国整个问题的解决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他花掉，别人就就业了；别人有收入，他花掉，别人的就业又扩大了。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失业是靠失业扩大的，一个人失业了，左右邻居就说，他们家有人失业了，回来跟老婆商量，咱们怎么办？他们的厂关门了。老婆说，行，可买可不买的就不买了，城里人五年不买衣服都有衣服穿，五年不换家用电器都有家用电器用，一可买可不买，那更多工厂（的产品）销不掉，失业不就增加了吗？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刚才我进场时被一个新闻记者拦住，他问我了一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了百分之零点五的存款准备金率，是不是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我说看不出来。调百分之零点五，仍然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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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现阶段要从追求效率转移到追求公平

一个国家如果解决了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的问题，经济就出不了大事了。中国的财富生产非常了不起，全世界跑第一，但是财富的分配是挺糟糕的，现阶段要从追求效率转移到追求公平。

茅于轼谈到效率与公平时，他说，从理论上也好、世界实践经验也好，大概状况是：在贫穷的时候得讲效率，如果贫穷的时候讲公平的话，永远摆脱不了贫困。改革30年讲究效率，基本上是对的。

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很平等，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小，他选择这种制度是有道理的，福利社会虽然效率降低了，但是生活很安逸，有安全感，没有贫富差距的很大的压迫感、不平等的感觉。

茅于轼建议，我们要从追求效率逐步改变成追求平等。特别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反福利”，例如经济适用房，虽说是帮助中低收入的，其实不是低收入，帮助的是中等收入，低收入哪买得起房？中等收入的人不需要由政府来帮助。

茅于轼指出，经济适用房是分配里头出了很多的纰漏，大家知道抽签抽出什么连号，北京也抽出连号来了。抽签本来是很荒谬的事，几十万块钱的好处，用抽签的办法来分配，又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也不是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赌博的分配方式。有的甚至连签都不抽了，暗箱操作，所以经济适用房是最糟糕的政策，我赞成是廉租房。

茅于轼称，从我这里拿钱交给政府，政府再帮助我，有一点多此一举，因为过程中是有损失的，何况

政府的腐败还是很难避免的。政府的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来的，应该拿来帮助低收入的人，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但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却是把普通人的钱帮助有钱有势的人，把普通人的钱帮助有钱有势的人。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要通过政府来给我花钱的话，我在交钱

的时候想办法少交，躲着点，我有权利花钱的时候，我想办法来争取。于是大家的脑子动在什么地方？就是怎么少交钱多分福利。

相对而言，自己的钱自己花，我一定想办法多挣钱，而不是想办法少交钱。我花钱的时候要用最有效的办法，自己花自己的钱，自己知道我该花什么钱，但是你要从政府手里头拿钱，不需要的政府会给你的，你需要的政府不给，那还不如自己花自己的钱了。所以福利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就在这，就是拿谁的钱给谁来花。

茅于轼建议，解决住房问题更好的办法，也不要廉租房，就是给住房补贴，或者给低收入的人增加一点收入，就是负的所得税，有些人交税给穷人，这个办法不扭曲市场。因为廉租房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低收入的人住在一起，就变成脏乱差的地方，犯罪率也很高，破坏了正常的房地产市场。

茅于轼指出,廉租房搞得越多,经济适用房搞得越多,结果是商品房越少,供给减少,而需求并不减少,结果

价格往上涨,所以这是不好的办法,破坏了房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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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现阶段要从追求效率转移到追求公平

一个国家如果解决了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的问题，经济就出不了大事了。中国的财富生产非常了不起，全世界跑第一，但是财富的分配是挺糟糕的，现阶段要从追求效率转移到追求公平。

茅于轼谈到效率与公平时，他说，从理论上也好、世界实践经验也好，大概状况是：在贫穷的时候得讲效率，如果贫穷的时候讲公平的话，永远摆脱不了贫困。改革30年讲究效率，基本上是对的。

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很平等，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小，他选择这种制度是有道理的，福利社会虽然效率降低了，但是生活很安逸，有安全感，没有贫富差距的很大的压迫感、不平等的感觉。

茅于轼建议，我们要从追求效率逐步改变成追求平等。特别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反福利”，例如经济适用房，虽说是帮助中低收入的，其实不是低收入，帮助的是中等收入，低收入哪买得起房？中等收入的人不需要由政府来帮助。

茅于轼指出，经济适用房是分配里头出了很多的纰漏，大家知道抽签抽出什么连号，北京也抽出连号来了。抽签本来是很荒谬的事，几十万块钱的好处，用抽签的办法来分配，又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也不是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赌博的分配方式。有的甚至连签都不抽了，暗箱操作，所以经济适用房是最糟糕的政策，我赞成是廉租房。

茅于轼称，从我这里拿钱交给政府，政府再帮助我，有一点多此一举，因为过程中是有损失的，何况

政府的腐败还是很难避免的。政府的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来的，应该拿来帮助低收入的人，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但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却是把普通人的钱帮助有钱有势的人，把普通人的钱帮助有钱有势的人。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要通过政府来给我花钱的话，我在交钱

的时候想办法少交，躲着点，我有权利花钱的时候，我想办法来争取。于是大家的脑子动在什么地方？就是怎么少交钱多分福利。

相对而言，自己的钱自己花，我一定想办法多挣钱，而不是想办法少交钱。我花钱的时候要用最有效的办法，自己花自己的钱，自己知道我该花什么钱，但是你要从政府手里头拿钱，不需要的政府会给你的，你需要的政府不给，那还不如自己花自己的钱了。所以福利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就在这，就是拿谁的钱给谁来花。

茅于轼建议，解决住房问题更好的办法，也不要廉租房，就是给住房补贴，或者给低收入的人增加一点收入，就是负的所得税，有些人交税给穷人，这个办法不扭曲市场。因为廉租房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低收入的人住在一起，就变成脏乱差的地方，犯罪率也很高，破坏了正常的房地产市场。

茅于轼指出,廉租房搞得越多,经济适用房搞得越多,结果是商品房越少,供给减少,而需求并不减少,结果

价格往上涨,所以这是不好的办法,破坏了房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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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华西村 困窘的农民

华西村正在建设中的“增地空中新农村大厦”高328米，共有74层，其中地上72层，地下2层，这幢高楼占地面积2.8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1.2987万平方米，大厦总造价25亿，预计2011年4月底竣工交付。高度排在中国的高楼第8位、世界第15位(据1月7日南方农村报第3版报道)。

众所周知，楼层越高，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越高。除非在寸土寸金的商业旺地，否则盖高楼经济上并不合算。按华西村给出的数据，不含土地成本，光是建筑成本就已经超过一万元一平米，比普通高层楼宇高出数倍。超高楼层还会带来一系列公共问题，例如消防、交通、防震和空域管制等等。

“增地空中新农村大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八百多米高的迪拜塔，那也不完全是一座商业楼宇，更像是一座阿拉伯世界的精神堡垒，就像阿拉伯人眼中的纽约双子塔。双子塔倒塌了，美国人并不打算重建，但是迪拜塔不能烂尾，所以阿联酋另一酋长阿布扎比抛开与迪拜酋长之间的世代恩怨出手相救。

人类自古以来有登高的欲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畅快乃人之共性。政教合一的古代埃及、印度、柬埔寨、美洲印第安的统治者不约而同地垒起了人造山——金字塔。登山不能垄断，金字塔是统治者独占的。中东和欧洲后世虽然不建金字塔了，但是对塔的爱好没有改变，尖塔是基督教教堂和清真寺的标志物。中国远古时代倒是保持了原始的高山崇拜，连汉语中塔也是来自梵文，随着佛教一同传入。中国人喜欢搭台设坛，例如曹操造铜雀台，还有紫禁城金銮殿的台阶。塔是为了显示远离凡尘的崇高，台只是为了确立在世人面前的威严。

随着建筑技术迅速发展，再高的塔也能被金钱垒出来。进入航空时代，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高塔失去了权威和崇高的意义。现代人对高度的比拼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太空，一向图实利的美国人，被苏联人率先实现太空行走逼急了，将大量金钱投入到毫无实利的太空计划当中去，两者的太空竞争最后以苏联垮台告

终。现在连太空技术也落入凡间，私营的太空旅游业破壳而出。仍然沉迷在高塔游戏中的马来西亚和阿联酋，正好是航空航天技术不甚发达的国家。

“增地空中新农村大厦”的意义与其从其建筑高度来解读，不如关注那拗口的名称。华西村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特别关照，但是不能否认华西村人自己的努力。华西村产业很多，最关键的资源既不是人力也不是技术，而是土地。“增地空中”直白地说明了华西村对土地的渴求。华西村的土地世世代代就属于华西村村民所有，这不是政府恩赐的，只不过政府没有剥夺华西村村民对土地的支配权。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长三角和珠三角先发达农村地区都存在。

华西村和所有先发达农村地区的经济奇迹证明，无论村集体内部采取像华西村那样家族式管理，还是东莞的村委会村民选举，农民只要拥有土地支配权，只要基础条件具备，就有能力自己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而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即使政府征用农民土地也不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反而浪费土地，延缓发展进程。

“增地空中新农村大厦”的高度再高，也不代表中国农村的高度，华西村是孤独的。为什么华西村只有一个？能不能把华西村所拥有的权利下放给所有农村地区？如果华西村盖高塔能够激发世人思考这些问

题，也不枉那25亿的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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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与房的“联姻” 1900亿将流入地产

近期，远洋地产、金地集团纷纷“牵手”保险资金。在这一系列“联姻”的背后，则是对于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的大门已经敞开。而在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的大门背后，则是扑向房地产行业的1900亿保险资金。

有业内人士表示，保险资金门襟敞开，意味着将有大批的保险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这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将产生深远影响，或将改变房地产市场格局。

该人士同时指出，尽管保险资金汹涌入市，但由于房地产宏观调控对住宅影响相对较大，因此，险资或许对办公物业的投资兴趣更为浓厚，办公物业价格有望企稳回升；而对于住宅类物业的价格而言，可能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事实上，保险资金涉足房地产行业的说法，早在2008年年底便有透露。2008年12月27日，全国保险工作会议透露，2009年将稳步扩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试点，研究投资经营性物业政策，努力扩大保险机构资产配置空间。当时，业内外普遍将此解读为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将被正名。

此前，曾有有媒体报道称，平安旗下信托公司宣布与房地产企业绿城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平安信托将对绿城集团负责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展开投资。

中国人寿集团旗下的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也早已涉足房地产、酒店等业务，而国寿投资的方向很可能就是以不动产及其相关产业为主。

人保集团旗下的人保投资控股公司亦与金融街控股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在投资不动产的政策研究、项目开发方面进行合作。

2009年12月25日，随着《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在09年底“面市”，明确提出保险资金可以用于投资不动产，进一步为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正身”。业内传闻称，保险资金运用全方位系统谋略图有望将在1月份公开。

就在草案出炉之际，2009年12月27日，远洋地产公告称，中国人寿有条件地同意认购远洋地产配发及发行的9.34亿股股份，认购价6.23港元/股，总投资58.19亿港元，此举将把中国人寿推至远洋地产第二大股东的地位。

12月24日，网易房产获悉，金地集团与平安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信托”）于近日签署《平安财富·安鑫1号房地产投资基金信托计划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平安信托募集信托资金16.17亿投资于上海赵巷项目，占项目公司49%的股权。

金地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赵汉忠向网易房产表示，与平安信托的上述框架协议，早在拿地之前便已经签订，现在只是按照协议来操作而已。赵汉忠同时表示，地产和金融密切合作，是一件好事，这本身也是融资渠道之一。

网易房产了解到，《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草案）》目前只表示保险资金可进入房地产行业，但由于具体细则并未出台，因此，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的比例究竟是多少目前还没有规定。

而有媒体报道称，保险资金初次涉足不动产的投

资比例，可能将控制在资产总额的5%以下。二根据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11月份，保险资产总额约为3.9万亿。如果按照5%的比例推算，那么，未来可能将有约1900亿元的保险资金涉足房地产市场。

一位已与保险资金合作的知名房企相关

人士向网易房产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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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房地产合作开发而言，机会要比以前多很多。

易居中国的分析师薛建雄表示，在保险资金涉足房地产市场“名正言顺”之后，保险类企业很可能会大举进军房地产行业。

事实上，保险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早已是业内外公开的秘密。在政策许可范围内，直接收购优质物业成为有实力的保险企业进军楼市的第一步。近几年，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少保险公司出于自用和租赁目的购置优质写字楼，在满足自身办公需要的同时，通过部分出租获取不菲的现金流。

场“小试牛刀”。但从投

资情况来看，险资对于优质办公物业青睐度相对较高。一旦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开闸”，那么，商用物业价格有望企稳回升。

薛建雄说，保险类公司由于资金相对充裕，且有

较强的投资欲望，因此，早在前两年，保险类公司已经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但多以自用名义购买物业进行投资。

早在2008年，中国内地许多保险公司，便纷纷以购买办公楼的方式进入房地产领域。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保险类企业收购优质的住宅、办公物业成为楼市的热点。

媒体报道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太保以约22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总建筑面积约7.08万平方米的北京金融街丰盛大厦；中国人寿、泰康人泰也在北京金融街购买了两幢写字楼。2008年5月，平安信托投资18亿元对成都一环以内核心地带的3个项目进行改造，建设酒店、写字楼等综合性物业。

网易房产通过媒体公开报道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泰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购买了37913平方米的金融街F2B和65096平方米的北京国际中心1号楼，共计14亿元。此外，北京国际中心2号楼也被一家保险公司购买。新华人寿除了在广州时代广场置下办公场所外，还先后投入巨资用于北京繁华地段多个商住物业的开发。

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人寿相关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亦曾表示，早在两年前，中国人寿已在着手研究投资商业房产领域，并已在人员、项目、制度流程等方面，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

中国人寿在2007年底的公告中也表示，将以超过5亿元购买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旗下部分自有房

产、在建工程、土地使用权等资产。

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房地产行业，被称为“暴利”行业，在09年，不少主营业务非房地产的企业纷纷开始涉足房地产。而作为资本大户的保险资金开闸，势必将引起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热潮。

薛建雄曾向网易房产表示，实际上，现在过火的楼市除了保险资金外，各路资金也都在想方设法进入房地产业。而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一些想快速扩张的开发商，也需要更多的资金。因此，合作开发势必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大趋势。

在谈起合作开发模式时，中原研究咨询部高级经理马冀也表示，强强联手共同来应对土地出让款首付50%的资金链问题，将成为新格局下的拿地新模式。

马冀认为，土地出让首付款提升政策出台的目的很明确，中央寄希望通过收紧开发商资金链，来遏制炒地、抑制囤地，不难看出，对资金薄弱的中小型开发商更是一次生死抉择，新一轮的行业洗牌即将开始，“强者恒强，弱肉强食”的市场格局将成为必然。

薛建雄同时指出，对于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业来说，有更多的资金进入是好事。但是在目前楼市过热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市场过热。政府必须通过有效的税收和信贷政策，以降低楼市的回报率从而起到降温作用。

还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资金密集型的开发商，遭遇资本大鳄保险企业，势必将联手共创“辉煌”。

事实上，险资早在前几年便开始在房地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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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保险业两大巨头近期频频与“房地产”扯上了关系。中国平安近期巨资购入北京某黄金地段写字楼，赚足了媒体的眼球；中国人寿首席投资官刘乐飞在不久前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亦表示出了对房地产市场较大的热情，并且有关保险公司透露正在积极研究投资房地产领域，前期准备工作已在进行中。保险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似乎指日可待。

事实上，最近一年来，以自用名义购买商用楼宇的保险公司不乏其人，不少媒体由此放言：“国十条”已将房地产纳入保险资金可投资范畴。然而，来自监管部门的说法是，保险公司出于“自用”的目的购买商用楼宇，原本就在允许范围之内，不属于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行为，与“国十条”的出台更无关联。

那么，在保险公司投资房地产之前，保险公司应该做好哪些准备以应对未来潜在风险?保险资金进入房地产投资的最合理模式又是如何?

本报记者邀请了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教授徐高林博士、戴德梁行投资部董事曹念国、国泰君安（香港）资深保险分析师罗景和上海社科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主任李小钢，共同探讨保险公司探索进行房地产投资的可行性与操作性。

罗景：从现有的投资渠道来看，保险公司提出房地产行业向其开闸，情有可原。

事实上，目前股市已处于高位，风险及不确定性太大，未来一段时间，保险公司热衷投资股票市场的场景不太可能会出现。另外，部分保险公司的银行存款即将到期，是继续转存还是购买债券，还是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如何处理这一大笔资金，是保险公司急需要考虑的。

但现实情况是，银行存款收益率有限，可购买的债券规模也较为有限（当然，市场上已经发出了债券发行规模或将扩大的信号），因此，保险公司就希望能涉足其他投资渠道，比如房地产。在投资房地产上，中国平安已有探路在前（通过旗下平安信托进行），若监管部门将来同意允许保险公司进行房地产投资，平安在房地产上的投资经验可作范本加以研究。

《上海证券报》：相关数据表明，以自用名义购买商用楼宇的保险公司不乏其人，也有不少言论指出，这些保险公司购买的楼宇面积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使用需求，并表示或将部分楼层通过租赁形式收取不菲的租金费。那么，在目前监管层尚未允许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的形势下，这种“自用”+“租赁”的模式，是否可以理解为“曲线”或“变相”投资房地产?

徐高林：仅从自用的购买目的来说，保险公司完全可以购买商业楼宇，但事实上，确有消息传出，他们将其中部分楼层租赁给其他企业，从中赚取可观的租金收入。对于上述现象，只能说是“打擦边球”。

从发布的现有信息来看，《国十条》中涉及了保险资金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动产等实业投资，却并未明确同意放开房地产这个投资领域，也没

《上海证券报》：随着《国十条》的出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基金等领域日渐向保险资金开放。在保险公司尚未来得及消化上述投资渠道的同时，房地产行业是否有必要急于向保险公司开放?

徐高林：在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有限及股市震荡加剧的形势下，保险公司对于房地产投资向其放开的呼声不是没有。我认为，允许保险公司进行房地产投资是一个大方向，但关键要把握好放开的时间及尺度，尤其掌握好对投资风险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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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禁止投资。行业内将之称为保险资金投资渠道的“灰色地带”。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此理解为“曲线”或“变相”投资房地产。

设等项目将令其面临较大风险。

李小钢：我也建议，现阶段以间接投资房地产为主。间接投资房地产的主要模式，包括：购买房地产基金、持有房地产公司股票，从目前市场的投资现状来看，以后者居多，前者较少，这跟我国目前产业基金的配套政策尚未明晰有关。

《上海证券报》：如果放开投资房地产渠道，商用地产与民用地产哪个是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的最佳选择?从目前保险公司以“自用名义”购买商用楼宇的形势来看，是否意味着商用地产未来将受保险公司青睐?

徐高林：无论是投资商用地产，还是民用地产，取决于保险公司各自的投资取向。可能受目前商用写字楼较为火爆的影响，部分保险公司较为青睐购买商用地产。据有关评论分析称，保险资金投资住宅类房地产项目放行的可能性暂时不大，这样不会对国内调控房价政策产生影响。

曹念国：保险公司投资房地产，目的是投资不是投机。投资民用地产带有过多的炒楼色彩，且目前金融机构投资民用地产的实例极少。如果买下商用地产，并将其租赁出去，不失为一个增值的投资渠道。

罗景：去年11月，平安保险集团旗下平安信托与泛华置业在北京、南宁、玉溪和荆州等4个商业地产项目展开合作。当时我就曾发表评论，认为这些项目能为保险公司带来长期稳定的现金流收入，符合寿险业务的资产负债匹配原则，增加类似投资有助于公司持续改善投资收益率。

《上海证券报》：从行业特点来说，保险公司对资金流动性的要求较高，而房地产行业的波动性较大，这对注重资金安全及可流动性强的保险公司来说，具有巨大风险。那么，保险公司投资房地产应如何避免潜在风险?

徐高林：的确，保险公司在注意房地产投资较高收益性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资金安全问题。因此，我建议，如果监管部门有意放开房地产投资渠道，在放开初期要控制放开比例，渐进式放开投资比例，不能一下子放得太快。

曹念国：一个比较有效的降低风险的方式是：分散投资，不要集中投资于一个地产项目。或者选择间接参与商业地产项目的模式，亦可起到降低风险的作用。

李小钢：关键在于，监管部门把好控制关以及保险公司建立自控机制。保险公司在看到房地产增值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将来减值的可能性。另外，需要提醒的一点是，投资房地产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包括缴纳一定的营业税、增值税等，通常，投资房地产

的投资商要获利20%至30%，才能保证打平。

《上海证券报》：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考虑到投资风险问题，监管层或对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的具体比例加以限制，或对可投资的地产项目进行限制。那么，投资房地产的最佳模式究竟是什么?

徐高林：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的最佳模式这个话题值得探讨。在全球市场，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基本有两种形式：直接和间接。我的建议是，考虑到风险问题，在保险资金探索投资房地产的阶段，尽量多为间接形式投资房地产。

罗景：我认为，保险公司对商业地产的投资仍缺乏经验，在尝试初期应以类似于投资现有成熟项目为主，过早介入保险公司并不熟悉的土地开发和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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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波：房企融资政策变化对房地产业的影响

日前，证监会国土部有关人士表示，以后每个房地产企业无论是IPO还是再融资，房企的融资申请，都需征求国土资源部的意见。

证监会、国土部拟设新规 房企股市融资暂缓 这对房地产开发商将有什么影响？ 对于证监会、国土资源部联手监管房企资本市场融资行为的举措，究竟是一段特定时间内的临时之举，还是未来的调控常态?

答复：

首先，不管是房企还是其他企业的融资和再融资，由于其“只索取，不回报、不分红”，合理性都应该受到质疑，都应该严格控制，这方面证监会本身就有问题。

第二，国土部门作为土地主管部门，对于土地的“囤积居奇、倒买倒卖、贱买贱卖”，对于土地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正”的行为本身就是知法犯法！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主谋和主犯！本身就不可靠，怎么能正确执法呐？！ 这不是贼喊捉贼吗？！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第三，中央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实行“严刑峻法”！对土地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乃至渎职和腐败行为要一查到底，对老百姓有个交代！

第四，至于是权宜之计还是调控常态？我认为不能期望过高？为什么这几年的房价越调越高？！为什么房地产领域的腐败案越调越严重？！为什么房价调控成“空调”？！为什么囤房囤地的现象越调越严重？！没有房企融资的泛滥和任意圈钱？没有银行的极度放松的贷款？没有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管理部门的纵容、放纵乃至同流合污？不法房地产商人会如此嚣张吗？！房价会如此疯癫吗？！人民会有这么多意见吗？！经济泡沫会如此大吗？！法律何在？！公理何在？！

第五，短期内对房地产企业是个利空，对开发商的资金链是个严峻的考验，囤房囤地的成本将明显提高，存量土地会逐渐被逼出，地价、房价会有所松动！中长期，得密切关注政策的变化和银行的变化！得看中央政府的决心！得看房地产泡沫何时破裂？！

印堃华：保险是保命的钱 不能盲目投资

房地产商资金链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很多人对保险基金入市都有一个期待。专家指出，保险基金可以以某种形式进入到房地产领域，在自身获得最高利润的同时，也能为中国的房地产注入新的血液。

“保险是保命的钱，不能盲目投资。”今天，上海财经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印堃华在浙江杭州参加“投资中国　投资未来”房地产金融峰会时表示，中国的保险基金在投资房地产市场要权衡安全性、收益性和物业流动性三者的关系。

记者了解到，一般保险公司通常会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五的资产配置在房地产或者在其他不动产上面。据中国保险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对这个领域一直都很关注，也在现有政策下努力寻找新的一些通道。“因为保险资金本身在房地产领域还是有一些可为的，在符合国家政策的情况下在一些领域内投资，而且我们认为黎明也不远了。”

也有专业人士分析认为，相比于住宅、公寓或者其他一些商业，保险基金更乐意流向办公物业。“出于基金的收益性和安全性的考虑，办公物业存在一个相对低谷的态势，对保险公司来说，无论是建设办公楼还是购买办公物业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因此，建设一个高端、位置好、功能齐全，且在未来若干年不落伍的办公物业已经被纳入不少保险公司的投资策略。

在众人纷纷抛出绣球后，那保险基金到底能不能以某种形式介入到房地产的开发领域？专家认为，目前法律的不健全正是中国保险基金投资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最大阻碍。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主任乔文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币的房地产基金何时能成立，保险的资金如何能够进入人民币的房地产基金，然后投资到市场，最后给市场注入血液，这是目前还不能解决的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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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这一轮房价会成波浪式下调

这一轮高房价在中国城市居民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终于低下了不可一世的头，正在接受历史的审判。从市场来看，尽管央行刚刚回收流动性，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但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二线情况基本相似，成交量大幅萎缩，深圳新房销售跌落至日均几十套，上海从日均1300套左右，跌落

至600套左右，同2007年11月深圳中天置业破产倒闭前的状态相似，但是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深圳中天置业的破产倒闭，发生在央行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五次加息之后，市场炒家开始退市，成交稀少，直接引发了中天置业资金链断裂，发生破产倒闭事件，继而房价开始大跌。而现在还只刚刚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刚刚走进回收流动性的通道，开发商、中介公司、楼市炒家资金链大多没有问题，提高这么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对市场影响不大，所以，央行任重道远。

其次，经过2009年的疯狂炒作，开发商基本完成去库存化，没有多少积压的房子，一大批民营开发商实际上处在既没房子也没地的状态，只有上市公司和央企在疯狂拿地，所以，整个市场不缺流动性，开发商不缺钱，降价销售意愿还没体现出来，市场还没有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在深圳2007年房价下降前，新房存量为54000套，而现在深圳新房存量仅为33600套左右。从深圳情况来说，2至3万套新房存量为正常体量。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相类似。

第三，二套房贷首付四成的遏制投机效应已经大为减弱，远远没有2007年出台时对炒房客遏制的力量。2007年，信贷稍微严格，炒房客还没有多少人搞假按揭，因此，炒房客的投机效应遭到弱化。而现在，银行和炒房客已经结成同盟，假按揭四处都是，

首付四成的执行好坏，值得质疑。所以，这一轮房价下调不会像2007年和2008年那样出现短时期内深幅下调的现象，甚至，不排除地方政府不顾一切烘托高房价。

从市场走势来看，央行加息后，房价将出现回调。在加息效应过后，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合作下，房价下调的速度会很缓慢，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甚至发现下调后迅速止稳并上扬的市场状态。尽管如此，但是，市场投机的心里极度弱化，炒房客纷纷退场却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改变不了的市场状态，所有拼死维护高房价的城市，面临一个共同的结局，那就是没有成交，不排除某些城市发生零成交的可能。

这样房价还将继续下行，在投机客全面离场时，房价开始真正的暴跌。其实，投机客很清楚，别说房价下降，只要房价不涨了，就是他们离场的时机。只

要房价不涨，做假按揭就有很大的风险，因此，只有加紧离场。还有一种状况促使炒楼客离场，那就是不排除个别炒房客资金链断裂而外逃或出事的状况。2007年，是中介公司资金链断裂，对现在的中介公司都是一个警醒，而炒房客外套的现象还没发生，他们群体还处在高度亢奋的状态，极容易发生问题，也符合市场的规

律。

宏观来看，这一轮房价下降初期可能呈现波浪式下调，如果不能调到市场的价格预期时，有可能产生暴跌。从中国的楼市来讲，要想自行调到与经济增长和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相均衡的状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相对房价来讲，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太低了，经济增长太慢了。买卖双方如果高度抗衡，最后还是房价

泡沫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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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涤明：处长为何可以挪用4亿

制度为何无效，监管为何形同虚设呢？如此严重的监管失职又为何只一句语焉不详的“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便完成了对公众的交代？最深层的“漏洞”在这里，而这更是一种“低级漏洞”。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财会部预算处处长刘林祥，日前因涉嫌挪用近四亿元农业补贴款被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据了解，该案是北京市近几年来所发生的最大一起挪用公款案件。

报道说，刘林祥在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财会部预算处处长职务时，农业补贴专项资金的预算、拨付等全部由其掌控。“全部”、“掌控”，这两个关键词一时让我搞不懂了，莫不是说，经由供销总社下发的农业补贴款，是预算处长

一个人说了算？如果不是，4个亿如何就能运作到朋友公司的账面，而出了事又只法办他一个人呢？如果是，那么我们给了一个处长如此大的权力，又怎能都归咎于权力的贪婪呢？

当然，报道说“其他相关责任人也受到处理”，但“相关责任人”都是谁，受到了怎样的“处理”，报道却语焉不详。既如此，我估计“相关责任人”并没有太大的责任，“处理”也就不十分严重，至少没像刘林祥那样被双开，更谈不上追究“渎职”之类的刑责。如果是这样——权力与问责基本集中在预算处长一个人身上，那么他“全部”“掌控”的专项资金被挪用4个亿，或再加上几个亿都不奇怪；奇怪的

是，专项资金的预算、拨付的“全部”“掌控”，面对不可控的邪欲贪婪，为何是这样的大门洞开？

有一种说法认为，腐败问题，古今中外都未曾杜绝过，因此反腐败就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任重道远；或说，贪腐的漏洞目前还无法避免。这话在道理上没错，但是所谓“漏洞”并不能一概而论。谁都不能避免出错，但是错误有“高级”与“低级”之分，“低级错误”往往是不被原谅的。而“漏洞”这个概念也一样，有“高级”与“低级”之分；那么，把农业补贴专项资金的预算、拨付等权力“全部”交给一个人“掌控”，这种漏洞就是“低级漏洞”，所以是不可原谅的。

当然，问题肯定不会如此简单，专项资金的监管上不可能没有相关制度约束。但我们缺少的不是制度，问题往往出在制度的无效上；4亿资金被挪用，其实是相关制度在供销总社不被执行、监管形同虚设的结果。那么，制度为何无效，监管为何形同虚设呢？如此严重的监管失职又为何只一句语焉不详的“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便完成了对公众的交代？最深层的“漏洞”在这里，而这更是一种“低级漏洞”。正因为我们的制度体系建立在这种“低级漏洞”之上，预算处长们的权力才大得吓人，而动辄亿

万的挪用等等，运作起来才似探囊取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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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救市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现在正在进入关键的第三阶段。它和第一阶段2007年3月开始爆发的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倒闭的债务危机特征完全不同，也和第二阶段2008年8月开始蔓延的全球金融体系信用基础瘫痪、资本大规模撤回、各国政府无奈介入的流动性危机特征不一样，尤其在发达国家，它已

大的改观，但是，一旦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和外部资产泡沫的崩盘对全球实体经济形成很大的负面冲击的时候，欧美金融体系痊愈的伤痕可能再次将撕破，它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正反馈效应”有可能会再次刮起新一轮的金融海啸和出现经济第二次探底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抽回多余的流动性，就是走出这场金融大海啸肆虐的最后阶段所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之一。

这一阶段的第二特征或任务是全球化模式的重建和修复。因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都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向前推进的，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中获得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今天如果要否定全球化模式就等于我们在否定自己的成长。但是，由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我们意识到不仅是自己的一个“瑕疵”，而且，甚至看上去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别处或他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也会殃及自己的生存环境，让大家共同卷入和

呈现出自己的三个主要特征或三大所需完成的任务：

一是政府的救助虽然平息了市场的恐慌，但是随着市场的修复，缺乏流动性的资产不断“恢复”了它原先的流行性，而政府在第二阶段已经投入的“高流动性”的准货币资产慢慢地呈现出“多余”的征兆，如果实体经济的修复比较缓慢，来不及吸收这些充裕的流动性，那么，很有可能这些流动性就会通过银行无奈的信用创造活动（政府给银行的钱，银行贷出去，因为没有实际的去处，大部分钱又再回到银行或资本市场，进入下一轮的“信用创造”，即银行再将回流的资金继续再贷出去，又是同样结果，循环往复），流动性规模不断放大，而这些流动性很容易进入国际资本偏好的投机舞台——大宗商品市场或股票市场或国外脆弱的资本市场，去追求虚假的繁荣所带来的可观的“资本利得”，以补偿自己在金融危机中所付出的利益损失和资金的“机会成本”。虽然第三阶段不像第一阶段——问题的严重性在不断恶化，而且，和第二阶段危机的直接危害性相比，情况也有很

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一样巨大的灾难。于是，如何通过“自律”和借助外部的监管机制来控制全球化所可

能带来的风险，也是我们彻底告别这场危机所需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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