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轨迹_刘云
2008年1月 第45卷第1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Jan12008 Vol145No11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刘 云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加强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帝国改革,导致了官僚集团内部推动现代化力量的形成,这一力量最终推翻了帝国的王朝统治。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和凯末尔改革都遵循着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模式,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政治
方面,经济现代化长期受到忽视。凯末尔改革造成了上层官僚的世俗文化与下层人民的伊斯兰文化的断裂。当代土耳其多党民主制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将广大的农村人口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同时经济精英也成长起来,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有了国家体制之外的推动力量,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遇到了挑战。军事政变与政治伊斯兰的兴起都反映了当代土耳其两种现代化道路与模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关键词]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模式;多党制[中图分类号]K37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8)01-0100-06
立及其规模和重要性的增长,使帝国的现代官僚阶层在制度框架内开始形成了强大的势力,成为日后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日后许多改革派的重要人物都出自最高波尔特翻译局。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素丹,来源于国家机器的现代化过程。这些新型的社会力量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希望保护国家机器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以这些新的官僚阶层为核心,现代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应的管理机构发展起来了。帝国时期的改革奠定了以军官和文职官僚精英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将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的这种模式定义为权威主义模式,就是在这种模式下,帝国走上了主动的现代化道路,这种模式至今仍然影响着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奥斯曼帝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加速改变是坦志马特(Tanzimat,意为改革)改革开始之后的事,加强中央集权的现代化改革中出现的现代力量对奥斯曼帝国的最高权威提出了挑战,这是改革的实施者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事情。军官、行政人员、教师、知识分子等现代职业阶层,与国家的现代机构存在着直接联系,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要求进一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1865年,
/青年奥斯曼
人0开始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主张在伊斯兰原则基础上实行宪政和代议制;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反对阿扬和德雷贝伊的分权倾向;主张以祖国(Vatan)的认同取代传统
[4]
的对米勒特(Millet,民族)的认同。(PP1262)265)
一、奥斯曼帝国的百年改革: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形成
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启动以及整个现代化过程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的典型。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王室、政府与军事官僚的政治利益[1](PP16)8),为了抵御西方
[1]
列强的侵略和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P6)采纳现代
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西方国家的组织机构对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力手段。
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最初是在封建君主和封建官僚的主导下启动的。没有传统社会势力的最初参与,现代化要成为一种主动的改革进程是不可能的。素丹的改革也得到了其他传统势力的支持。1808年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就是在贝伊拉克塔尔#穆斯塔法帕夏领导的阿扬联合力量的帮助之下掌权的,穆斯塔法帕夏在谢里姆三世退位之后变成了改革的支持者。素丹承认了阿扬在各省已经获得的实际权力,具有世袭性地位的阿扬则完全支持素丹对军队的重组以及
[2]对军事和税收的最高权力。(PP181)83)高级乌勒玛是
马哈穆德二世时期支持改革的又一传统社会力量。作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乌勒玛为了宗教与国家的利益而支持
[3]改革。(P38)他们是宗教权威,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安抚
了低级乌勒玛和民众的不安情绪。
谢里姆三世和马哈穆德二世改革的重要性并不在其实际成就,而在于这些改革导致的对以后帝国政治现代化发生重要作用的一些间接后果。首先,随着改革的发展,出现了现代官僚阶层,尤其是1833年最高波尔特翻译局的设
青年奥斯曼人与过分西化又几乎完全垄断着现代国家机器的官僚上层展开激烈争论。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立宪主义理论、代议制政府理论和国家语言改革理论的先驱。这种理
[收稿日期]2007-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中东关系中的伊斯兰教因素研究0(04CSS004)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刘云(1966)),男,甘肃酒泉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从事中东史研究
论既来源于坦志马特时代的社会变迁,也来源于改革诏令的法律精神,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前大维齐米德哈特帕夏的领导之下,青年奥斯曼人与文人官僚、军官联合起来,展开了立宪运动。1876年12月,在部分军队的支持之下,青年奥斯曼人争取到了帝国宪法的颁布和议会的建立。代议制度的实行也是现代化改革导致的社会变迁的结果。帝国设立议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帝国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和
[4]
政治制度所需的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决定的。(PP1267)
二、凯末尔对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继承
如果我们考虑到奥斯曼改革的动机和目的,色弗尔条约则是这些改革完全失败的证明。通过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保卫帝国和挽救政府的努力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加速了帝国崩溃。但是,一百多年的现代化为土耳其民族运动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人口的民族与宗教构成方面的变化,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出现在领土范围和民族构成方面创造了必要条件。民族主义运动将东方问题的劣势转变成了优势。对希腊侵略者战争的胜利标志着土耳其在东方问题上的被动受制的外交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基础上,1922年10月11日,伊诺努与协约国签订了洛桑条约,结束了古老的东方问题,土耳其进入了现代国家体系。
但是,现代土耳其不仅仅是凯末尔的发明。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共和国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奥斯曼帝国改革的遗产。
凯末尔改革的推动力量仍然是上层官僚)军官集团,这个集团是奥斯曼帝国后期的改革孕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俗化改革的社会力量都是由奥斯曼帝国的改革造就出来的。三巨头逃走之后,进步与统一党的许多地下组织依然存在,这些地下组织对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贡
[6]
献。(PP168)88)凯末尔也承认,进步与统一委员会的
268)现代化冲击下的奥斯曼社会与传统的社会相比越来越多样化了。有势力的传统社会力量,诸如素丹本人、地方贵族、部落领袖和具有传统倾向的乌勒玛,仍然是奥斯曼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坦志马特时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力量在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进步作用。而且诸如乌勒玛、官僚、军队等社会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发生了内部分化,有些倾向于现代化,有些则倾向于传统。
哈米德二世的专制主义失败了,而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思想却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进一步形成了。1895年进步与统一委员会建立之后,青年土耳其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并能不断地得到军队的支持。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人在萨洛尼加发动起义,素丹被迫恢复宪法和议会。通过对宪法的修改,素丹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变成了名义首脑。1913年,恩威尔、塔拉特、杰马尔三巨头建立了独裁统治,提出了激进的社会改革纲领,其中包括法律的世俗化、妇女地位的提高、组织选举、建
[5]
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PP149)50)
成员参加了安那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护权协会,接受了护权
[7]
协会的纲领,是土耳其的民族精英。(P66)凯末尔是奥
斯曼帝国后期的现代主义者转变为民族运动领导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属于与坦志马特时代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而又在哈米德时代与奥斯曼王朝关系破裂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通过立宪运动、青年土耳其运动和凯末尔主义革命而得以延续不断。作为社会进步与教育的载体的军队对凯末尔人生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凯末尔属于帝国后期的训练有素而知识丰富的军官和文职官僚上层之一。他还深受现代奥斯曼积极精神与孔德、孟德斯鸠、伏尔泰、
[8]卢梭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P22)这种个人与教育背
新军和现代官僚机构的建立本来是为维护帝国的统治的,但来自新式军队和现代官僚机构中的社会力量最终转而反对帝国的素丹制。改革进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最终摧毁了素丹制的基础,结束了奥斯曼帝国五百多年的统治。
奥斯曼帝国现代化进程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奥斯曼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变;其次是国家的改革精英们的有目的的改革行为。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几乎是在一种强制性的轨道上运行。哈米德二世的专制主义统治表明,强制性的现代化道路加剧了传统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奥斯曼帝国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最终破坏了它保卫传统秩序的初始目的。
由于军事安全的需要而引发的对军队和官僚机构等现代国家机器的现代化不仅是奥斯曼和土耳其现代化的聚焦点,也是其动力。奥斯曼现代国家制度并不是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而形成的,而是通过统治上层的强制实现的。国家制度的严格等级划分、国家机器与统治精英被看作是同一种东西,都反映了奥斯曼改革及这种改革的强制性轨道的权威特征。由安全的需要而推动的土耳其的现代化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面孔。一方面,它是一种面对外部压迫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对内则是一种统治上层强加的社会政治工程。
景使他变成了民族主义运动中共和派的理想代表。凯末尔是军事官僚精英中的年轻成员,是激进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忠实支持者。凯末尔改革受到了具有权威思想和精英意识的官僚-军官集团的支持,它在精神上和国家中心倾向上与奥斯曼的现代化改革非常相似,奥斯曼现代化的大多数特征在凯末尔时期依然存在。
共和人民党的领导层与军队、政府构成了一个统治集团,共和国精英的社会背景、世界观和政治思想都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变化基础之上。他们将政府看成是他们个人的领地,就像奥斯曼时代的官僚和军官们将朝廷和最高波尔特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一样。奥斯曼帝国的权威主义变成了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凯末尔推行的现代化改革仍遵循着自上而下的权威主
义改革模式。与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一样,凯末尔主义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在内外威胁的环境中保卫国家机器,保障上层军官和文人官僚的地位。改革主要是在上层精英主导下强制推行的,世俗化改革也只是在大城市和国家制度层面上进行,几乎没有触动土耳其大众,缺乏大众的支持。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除了独立战争之外,实际上是官僚内部斗争的产物[9](P199),当安卡拉在进行全面的改革时,土耳其的绝大多数人民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传统生活之中。一开始,凯末尔主义者就与一些传统的势力相妥协,他们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领导者作为中央和地方的中介。与以前的青年土耳其人一样,凯末尔主义运动是围绕乡村的传统贵族组织起来的,这些传统贵族的影响在议会政治和党派
[10]
活动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P106)在民族国家的旗帜
[5]
化。(P51)
土耳其共和国同样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问题。国家主义法令的实施与国家对经济的密切控制都与奥斯曼时代有相当的相似性。可以认为/凯末尔领导下的国家主义的许多重要方面都源于坦志马特时代的并不顺利的工业化
[9]努力0。(P76)另外,它也是对青年土耳其人实行的以
国家手段创造土耳其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继续。共和国早期的教育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是为国家官僚机构提供人
[14]力资源,这与奥斯曼时代的教育改革非常相似。(P386)
革命主义、共和主义和平民主义等原则背后的法国哲学,在19世纪后期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流行。革命一词在坦
[2]志马特时代就已经进入了土耳其的政治词汇之中。
(P165)平民主义和革命主义都是独立战争时期鼓动人民的一种手段。共和国建立后,平民主义成为一种社会团结的概念,它否认土耳其的社会分化,成为证明一党权威制度正当性的有力意识形态工具。
共和主义思想也不是新出现的东西。许多青年奥斯曼人都曾经称赞共和国制度。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变是坦志马特法律与行政改革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共和国的精英们同样从帝国那里继承了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组成的复杂结构。洛桑条约之后,凯末尔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加强权力以对付来自国内的威胁。国家的统一与统治上层的利益再次变得同等重要。土耳其国家的生存斗争与国内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了一起。
凯末尔主义者权力的巩固通过两个过程:对思想文化的垄断和对武装力量的垄断。获得这种垄断的最主要的政治工具是凯末尔建立的共和人民党。文化改革为凯末尔主义者独裁的合法性创造了必要的意识形态资源。凯末尔还采取有力的政治措施排除了政府和军队中的异己分子,加强了自己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确立了共和人民党的权威统治。
另外,凯末尔的开明专制主义在许多方面都相似于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权威统治。哈米德的中央集权政策和强有力的社会监视能力,都说明他是统一主义者和凯末尔主义的权威政治的先驱。凯末尔进行了文化革命,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哈米德二世试图使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二者的相似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哈米德在利用本土的宗教符号,而凯末尔和他的同事却在使用他们西方知识中的文化资本。他们不仅成功地对外使用了民族国家话语,而且垄断了国内民族文化。这样就为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手段。凯末尔主义政府完成了坦志马特时代就已开始的从传统权威向现代权威的转变。
之下,共和国政府维持了安那托利亚传统社会的主要模式。共和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与奥斯曼帝国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凯末尔主义精英的社会习气也是如此,奥斯曼时代就存在的中央和地方的巨大差别现在依然存在。
在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凯末尔同时使用了现代和传统权威资源。这方面,党、军队和官僚机构是法律权威的关键而合理的工具,同时,这些机构内的相互关系、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家长式的等级制特征,与传统统治制度是相似的。与帝国后期一样,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社会中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结构是
[11]
拼凑在一起的。
从内容上看,凯末尔改革尽管披着新的西方化的外衣,但它更多的是对奥斯曼社会、政治、文化模式的一种民族式的复兴。凯末尔在改革中不断强调要使土耳其进入西方文明国家的行列,而/文明0一词在奥斯曼改革时代的官
[12]
方文件中已经频繁地出现了。(P176)世俗主义原则在
土耳其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世俗化是奥斯曼帝国的改革目标之一,是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精英们的根本原则,是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主要趋势。世俗化改革也是凯末尔现代化的主要特性。但是,宗教在土耳其人口中的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并不能简单地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而消除。在政治中被世俗主义取代的只是官方宗教及其影响,并不是民间宗教。世俗化是消除以宗教手段反抗现代
[9]化精英和中央政府的可能性的一种手段。(PP1208)
209)世俗化的实施将宗教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同时维持政府对宗教事务的干预。1924年建立的宗教事务委员会是政府干预宗教的主要工具,它负责管理清真寺并任命伊玛姆
[13]和宣教师。(P87)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在帝国后期知识分子关于帝国的政治未来的争论中形成的。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主要是土耳其人在保卫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逐渐陷于孤立的经历造成的。但在19世纪晚期青年奥斯曼人的著作中,民族(米勒特)一词仍然具有强烈的宗教内涵。在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中,为了给土耳其领土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提供一种理论纲领,民族概念中的宗教成份得到了净
三、多党制的实行与权威主义
现代化模式的突破
多党制的实行使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与内在矛盾也不断暴露。
1946年实行多党制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变化之一,多党制的一整套原则和结构体系都是由上层精英确立的,这一变化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继续。但多党民主制的实行加上战后经济的发展使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来处于政治边缘的中下层人民卷入到政治现代化进程之中,许多政党都受到了来自上层精英之外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推动,推动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种力量正在兴起。
多党制的发展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是同步的。当代土耳其的大企业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海区域,主张与欧共体的经济一体化,赞成西方化与市场经济。由于国家主义和二十多年的国家控制的进口替代政策的结果,
[3]
大企业严重地依赖国家。(P102)它们能够优先得到政
民党与中央政府的压迫看成是同一回事,而中右政党正好利用了这一点,他们把共和人民党人说成是上层官僚,在
[5]
农村修建道路、水渠、清真寺和其他公共设施。(P260)
民主党执政的十年中,无数的新清真寺兴建起来了,许多
[18]圣陵对公众开放了。(P68)政府为培养宣教师和诵经师
新建了许多伊玛姆-哈底普学校,许多大学设立了神学系。由于取消了一党制时期的政治垄断,凯末尔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受到侵蚀。曼德列斯、德米雷尔和厄扎尔都与宗教圈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使用伊斯兰教符号。中右政党还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政治动员工具。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社会变化的冲击下,共和人民党发生了由权威性的国家主义者向中左方向的政治转变。尤其是在比伦特#埃杰维特于1972年继伊诺努之后成为党的主席后,共和人民党为了在城市移民和工人阶级中争取选票,明显地疏远了军队并执行了中左路线。1945年以来,民主党与其后继者在土耳其政治中一直具有中右倾向,变成了农民、城市居民、职业技术人员和商人的政治表达工具。农民、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由于其边缘社会地位,在一党制时期是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
[19]的。(P13)多党制的实施使他们得以用手中选票维护自
府补贴。来自大企业的经济精英与军队及政府官僚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大企业都与军队的经济支柱/军队互助协会0进行了联合,经济精英与国家精英就有了一种制度性的和解。由于利益方面的一致性,土耳其的军官、官僚、政治家、大企业的代表控制了土耳其现代社会权力资源,这种地位由于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而具有了合法性。
中小企业主要分布于安那托利亚地区。它们反对多国公司、反对垄断,主张国家采取措施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主大多来自于传统社会阶层,因而具有很强的宗教倾向。救国党和繁荣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正是代表着中小企业的利益,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救国党的兴起反映了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大工业家、大商人与/居住在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冲突。0[15](P97)20世纪80和90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职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的白领阶层在城市中成长起来,同时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得以扩大。繁荣党、正义与发展党针对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社会存在的政治腐败问题、失业问题、城市的贫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了大
[16]
量的选票。(P35)
己利益,并推动土耳其政治的发展。
伊斯兰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兴起对土耳其的现代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建立起来的权力形成挑战,标志着政治现代化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的兴起。繁荣党及其领袖埃尔巴甘、正义与发展党及其领袖埃尔多安是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复兴的代表。由于诉求于宗教情感并宣传另一种现代化道路,救国党在社会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社会和居于边缘地位的受过教育的选民中得到了大量选
[20]
票。繁荣党和正义与发展党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们在穷
人中发挥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经济规划中被忽略的社会
[21]福利作用。
当代土耳其的几次军事政变以及军队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冲突并不是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现代化模式的矛盾与斗争。
1960年到1980年,军队发动了三次军事政变,导致这些政变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政变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威胁到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威胁到了世俗主义力量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威,同时也对现代化的权威主义模式提出了挑战。
1960年发动军事政变的原因有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还有军队地位的下降。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形势的紧张。民主党统治时期(1950)1960年)削弱了军队的政治地位。职业技术人员和商人代替了军人在议会和政府中的位置,后者在议会中的人数急剧下降。50年代后期,近一半的政府高级领导人来自法律
[22]
界,而来自军队的高级官员只有3%。(P268)这与一党
伊斯兰教的复兴及其政治化是随着1946年以后边缘大众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开始的。多党制的实行与巨大的社会变化强烈地影响了边缘人群的生活,转变了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流行的传统模式。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传统社会的解体,结束了城市与农村的分离。人口的高增长率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
[17]
的转移。(P26)涌进城市的农村人口往往处于社会底
层,伊斯兰教自然就成为他们表达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工具。所以伊斯兰复兴是土耳其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政治上的反映。
各党派都不得不重视土耳其社会结构的变化。边缘人群的政治觉醒和他们在全国选举中在人数上所占的绝对优势使各政党越来越关注农村的政治要求。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土耳其现代化特征的中央与边缘的断裂,在多党制条件下成了土耳其政治的关键问题。大多数农民都把共和人
制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前退役军官在政府高级职位中明显占据多数。1950年选举之后新政府换掉了总参谋长,
曼德列斯任内的六个国防部长中五个没有军人经历[22](P290),这证明民主党政府在有意地调整军人权力结构向文人权力结构过渡,这无疑削弱了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威,引起了军队的不满。
1971年和1980年政变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动荡使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体制处于危险之中。1997年6月,由于繁荣党政府的伊斯兰主义色彩,军队向其施加压力,埃尔巴甘被迫辞职;1998年1月,在军队的强大压力下宪法法院取缔了繁荣党。这是选举产生的政府在政治上服从军队的又一个例子。
土耳其军队虽然多次发动政变,但每次政变之后,都能很快还政于文人政府。军队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秩序和凯末尔主义的原则,维护凯末尔主义精英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威。政变建立了一种军事干涉的特殊模式:军队不必直接掌握权力,但可以作为一种中立而开明的调节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干涉。这实际上是对奥斯曼精神遗产的继
[23]承。(P120)军队的行为保卫了凯末尔式的国家体制,
后的多党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使边缘大众卷入了政治,各种政治势力兴起,导致了政治上的多元化,对凯末尔主义者的权威和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形成了挑战,而军事政变的目的就是要压制这些政治力量的上升,从而维护凯末尔主义的权威与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
军队的思想与行为充满矛盾。一方面,将军们是西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坚定提倡者;另一方面,作为凯末尔主义的卫士,他们又坚持奥斯曼时代以来的权威传统。军队在充当现代化先锋的同时,又不愿看到现代化带来的社会、
[3]
文化、政治的多样化。(P85)这反映了凯末尔主义思想
及其改革模式的内在矛盾。土耳其军队既是民主的保卫者又是民主的障碍。
当代土耳其世俗主义官僚与将军们遇到的问题与挑战表明上层精英主导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已经受到了局限。土耳其多党政治的发展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都受到了卷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大众和经济上崛起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推动,这实际上代表着另一种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自下而上的现代化。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通过军事干涉来维护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军队与伊斯兰主义政党之间的矛盾代表了两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也表明了国家的现代化与维持社会统一及权威主义之间的矛盾性。在土耳其边缘人群政治觉醒的冲击下,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矛盾公开化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并没有压制住现代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政治力量的上升。伊斯兰主义兴起是凯末尔主义政府曾拥有的垄断权不断衰退的表现。伊斯兰主义对凯末尔主义提出了挑战,表明凯末尔主义对思想文化的垄断正在崩溃。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力量与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而
[24]是两种现代化的设想之间的冲突。问题的核心是现代化
保卫了多党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对当代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军队通过政变在土耳其政治体制中建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1970年以来,军队在决定国防政策、国防预算方面一直具有毫无疑问的发言权。在政治领域,军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政府。共和国总统是/国安会0的主席。/国安会0秘书长是对总参谋长直接负责的高级军官。/国安会0的建议政府必须优先执行。军队政治地位的提高及其制度化,对土耳其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形成了障碍。
土耳其军队既是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对象,也是推动改革的主体,又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基本力量,是凯末尔主义和奥斯曼改革成果与模式的最适合的继承者。共和人民党在多党民主制条件下失去了执政地位,它在政治上的衰弱被军队政治作用的上升补充了。三次军事政变可以看作是军队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接管控制职能的连续性步骤,一党制时期这种职能是由共和人民党行使的。20世纪后半叶,军官集团成为凯末尔主义权威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军队是维护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威主义、国家中心原则的主要机构。换言之,军队是从奥斯曼时代到凯末尔时代的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改革模式的维护者。战
是否等于西方化?是否可以进行非西方化的现代化?军队和凯末尔主义者代表着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模式,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力量、尤其是伊斯兰主义者则代表着受大众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模式,认为可以发展非西方式的现代化。总而言之,主导了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近二百年的权威主义模式正在被突破,受大众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模式正在出现,这两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可能要在土耳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参考文献]
[1] RodericH.Davison,
Reform
InThe
Ottoman
FromSocialEstatesToClasses,FromMilletsToNations,Princeton,1973.
[5] AliKazancigilAndErgunOzbudun,Ataturk,
ofaModernState,Hamden,1981.
TurkeyThe
At
[6] ErikJanZurcher,TheUnionFactor:TheRoleof
TheCommitteeofUnionAndProgressInTheTurkishNationalMovement,1905)1926,Leiden,1984.
Founder
Empire,1856-1876,Princeton,1963.
[2]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3] DietrichJungAndWolfanggoPiccoli,[4] KemalKarpat,
An
Inquiry
Into
TheCrossroads,LondonAndNewYork,2001.
Social
FoundationsOfNationalismInTheOttomanState:
[7] WilliamHale,TurkishPoliticsAndTheArmy,
London,1994.
[8] DietrichGronau,
Frankfurt,1994.
[9] SerifMardin,SomeFunctionsofReligionInThe
OttomanEmpire,Istanbul,1971.
[10] S1Sayari,/PoliticalPatronageinTurkey0,
andClientsinMediterraneanSocieties,1977.
[11] 刘云.凯末尔改革中的伊斯兰教[J].西北师大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2,(1).
[12] SelimDeringil,
The
Wel-lProtected
Domains:
IdeologyAndLegitimationofPowerInTheOttomanEmpire1876)1909,London,1998.
[13] 彭树智.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M].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14] S1ShawAndE.Shaw,HistoryofTheOttoman
EmpireAndModernTurkey,Cambridge,1977.
[15] TurkerAlkan,/TheNationalSalvationParty0In
MetinHeperAndRaphaelIsraeli(ed),IslamAndPoliticsInTheModernMiddleEast,LondonAndNewYork,1984.
[16] HaldunGulalp,/PoliticalIslamInTurkey:
TheIn
ErnestGellnerandJohnWaterbury(ed.),Patrons
London,
Mustafa
Kemal
Ataturk,
RiseAndFallofTheRefahParty0,MuslimWorld,January,1999.
[17] MehmetYasarGeyikdagi,
J1Wardenburg,Istanbul,1999.
[18] KemalKarpat,TurkeypsPolitics:TheTransitionTo
AMult-iPartySystem,Princeton,1959.
[19] CaglarKeyder,StateandClassinTurkey:AStudy
inCapitalistDevelopment,LondonandNewYork,1987.
[20] BinnazToprak,IslamistIntellectualofthe1980sin
Turkey,Istanbul,1987.
[21] UgurAkinci,TheWelfareParty'sMunicipalTrack
Record:EvaluatingIslamistMunicipalActivisminTurkey,TheMiddleEastJournal,Winter,1999.
[22] FrederickFrey,
Cambridge,1965.
[23] WalterWeiker,TheTurkishRevolution1960)
1961:AspectsofMilitaryPolitics,1963.
[24] D1Waxman,TurkeypsIdentityCrises:
DiscordandForeignPolicy,August,1998.
Conflict
DomesticStudies,Washington,
The
Turkish
Political
Elite,
Turkish
PoliticalP7;Islam
PartiesAnd
In
Turkey,NewYork,1984,
G1SeufertAnd
Europe,
TheTrackofTurkishPoliticalModernization
LIUYun
(CollegeofLiterature,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70,PRC)
[Abstract]ThereformofOttomanEmpireresultedinmodernbureaucraticeliteswhobecamemainpropellantsofTurkishmodernizationthereafter,andmoldedthetop-downpatternofmodernization.KemalinheritedthepatternofpoliticalmodernizationofOttomanEmpire.WithMult-ipartysystemandeconomicdevelopmentinvolvingruralpopulationintheprocessofmodernization,themodernizationpatternofauthoritarianismwaschallenged.MilitarycoupdpetatandtheriseofpoliticalIslamreflectedtheconflictsbetweenthetwokindsofmodernizationpattern.
[Keywords]Turkey;politicalmodernization;patternofauthoritarianism;mult-ipartysystem
(责任编辑 胡小鹏/校对 古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