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顺着日落的方向走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7年02月18日第 07 版）

我国境内的苗族人口为942.6万人（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苗族人口的分布特点是大散居、小聚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苗族分布。

新中国成立后，苗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建设，都取得了明显进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苗族地区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05年，苗族26个自治地方的地区生产总值总和已达116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3908元，苗族人民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历史沿革

苗族族称，既是他称，也是自称。湘西方言区自称为“仡熊”、“果雄”，其他地区的苗族则多自称“模”、“蒙”、“髳”、“苗”。汉语所称的“苗”，来自苗族自称。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苗族人民的意愿，经过民族识别，将族称定为苗族。

从历史上看，各地苗族主要是从若干比较集中的聚居区在不同时期分散出去的；还有一些来源不同的民族成份同化在苗族之中。有人曾认为汉文文献中所提到过的曾在江、淮一带居住、后在洞庭湖地区落脚的“三苗”，可能就是现在苗族的祖先。也有人认为现在的苗族可以溯源到殷周时代的“髳”人。

有关苗族的族源问题在史学界中尚无一致的定论，但是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的是，早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代，苗族的祖先就已经聚居在湘西、黔东这个当时称作“五溪”的地区。史书中侮称居住在这里的包括苗族祖先在内的少数民族为“五溪蛮”或“武陵蛮”。后来，他们陆续向西迁徙，才逐渐形成现在的分布格局。在苗族民间流传的历史传说“古歌”里，追述他们曾在湖泊众多的平原上生活过的远祖，怎样经过千难万险流徙到现在居住的地方。“日月向西走，山河往东行，我们的祖先啊，顺着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来西方”，就是苗族大迁徙情况的反映。

宗教信仰

苗族很早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同地区苗族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有的苗族地区由于交通闭塞，苗族信仰原始宗教；有些地区苗族群众与汉族群众长期相处，受汉族的宗教信仰的影响，特别是道教和佛教（苗民通称为“客教”）的影响，兼信仰汉族的宗教；还有少数苗族地区，如威宁、石门坎和湘西沅陵等地在近代由于受外国传教士的影响，有改信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但总的来看，多数苗族群众信仰的仍是本民族长期形成的原始宗教，教义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

苗族的主要自然崇拜对象有天、地、日、月、巨石、大树、竹、山岩、桥等。在云南金平麻栗坡等地的一些苗族中，每当农作物抽穗时都要祭“天公地母”，祈求天地使农作物丰收，这是苗族崇拜天、地的遗迹。

苗族先民有自己崇拜的图腾。由于苗族支系繁多、分布广，他们崇拜的图腾有多种。如枫木、蝴蝶、神犬（盘瓠）、龙、鸟、鹰、竹等。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先民把枫木作为图腾进行崇拜，认为自己的祖先源于枫木；另外他们还把蝴蝶作为图腾，认为其祖先姜央是“蝴蝶妈妈”所生。湘、鄂、川、黔交界地区的苗族先民还以盘瓠为图腾，至今这一带还保留了不少盘瓠庙、辛女宫。而贵州西部苗族则以鸡为图腾。

时至今日，苗族中还十分盛行祖先崇拜。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从最早崇敬枫木、蝴蝶转为崇敬人类的始祖姜央，认为他是苗族的祖先，每个鼓社都设“鼓石窟”，供奉“央公”“央婆”。湘西苗族崇拜的始祖是“落公”“螺母”。每逢节日，苗族群众也都要举行祭祖仪式。许多苗族地区，家家堂屋正中都供有祖宗牌位，平时天天祭祀。

苗族信鬼尚巫源远流长，现在仍很普遍，所信的鬼神多达几十种。他们把鬼神分为善、恶两类：认为善神能赐福于人，为此应该经常祭献，恶鬼则与人作祟，降灾降祸，应当祈解和驱逐。苗族人认为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通过巫师实行巫术。巫师是沟通人与鬼神的中介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受到苗族群众的敬重。巫师实行的巫术主要有占卜、禳解、招魂等。

生活习俗

苗族服饰在各地各有其特点。黔西北、滇东北的苗族男子穿带有花纹的麻布衣服，肩披织有几何图案的羊毛毡；其他各地苗族男子一般都穿对襟或左大襟的短衣，下着长裤，束大腰带，头缠青色长巾，冬天脚上多缠裹绑腿。妇女的服饰款式复杂多样，据不完全统计，多达130种以上。头上的发髻和裹巾，衣衫的颜色，绣花的图案，以及裙子的有无和长短等等，不仅省与省之间，而且县与县之间，有时甚至寨与寨之间，常有不同的特点。银饰是苗族服饰的主要装饰品，苗族群众都喜爱银饰，各个支系的苗族妇女盛装时都佩戴多种银饰。

苗族饮食习俗自有其特点。酸辣二味是苗族生活中不可缺少之物。过去，由于山区缺少食盐，很多苗族人民终年淡食，只能以酸辣调味，日久形成习惯。苗族人尤其喜欢吃酸，几乎家家户户都自制酸汤、酸菜、酸辣，腌制鱼肉。苗家的酸汤鱼肉嫩汤鲜，清香可口，闻名遐迩。苗族喜饮酒。平时劳作之余，喝一点酒，舒筋活血，消除疲劳；亲友来访，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必以酒待客，久之形成了一套喝酒的传统习俗和礼仪。很多地方的苗族宴饮和敬酒时，还有唱酒歌的习俗。

苗族一般聚族而居，村寨周围茂林修竹，风景幽美。村寨大多设有寨门，寨内种植有常青的保寨树。苗族地区盛产木材，因而房屋大多为木结构建筑，以瓦或杉木皮、茅草等盖屋顶。房屋的形式，各地不尽相同，居住在山麓、河边或平坝的苗族住房有平房和楼房两种，居住于山区的苗族住房多为“吊脚楼”。随着社会的发展，苗族地区的民居建筑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苗族民居建筑更是焕然一新，“杈杈房”早已成为历史，土木、砖木、砖混结构的房屋比比皆是。

苗族讲究礼节，各种场合都是长幼有序、大小有别。过去苗族家庭用餐一般是男的先吃，女的后吃，有时母亲可以与丈夫和儿子同桌进餐，但女儿和儿媳总是后吃。若家里来了客人，用餐时男客由男的陪同进餐，女客由女的陪食。若老幼同桌吃饭，上坐老人，其余则分坐。老、幼或主、客同在火坑边烤火叙谈时，靠近中柱的那一方习惯让长辈、老人或客人坐。家人出门，夫妻同路，男前女后，且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父子同行，20岁以下的儿子必须走在父亲的后面，否则会被认为不懂礼貌。母子同行，儿子可以领先，年迈的母亲则跟在后面；兄弟或姊妹同行，兄或姊一般照例先行，如弟弟或妹妹年幼，则须让他们走在前面，以示对他们的爱护。

节日文化

苗族的岁时节日文化丰富多彩。由于居住分散，各地苗族过的节日也不尽相同。

黔东南部分地区和广西融水县盛行过“苗年”，在农历九、十、十一月的卯（兔）日或丑（牛）日举行，要准备丰盛的食品，还要供祭祖先，接着休息5至10天，并举行各种盛大的娱乐活动，有踩鼓、跳芦笙、赛马、斗牛、斗鸟、“游方”等活动。

“四月八”是苗族一个隆重的传统节日，流行地区较广，但各地的意义不同。贵阳等地，是为了纪念战死的先辈英雄亚努。湘西苗族四月八节日的起源与贵阳的相似。黄平苗族的四月八这一天，以游乐为主。城步苗族的四月八称为“乌饭节”，传说是为纪念祖先而兴起的。

“跳花节”是苗族地区一个民族情趣浓厚的传统节日，主要是苗族男女青年交友求偶和群众性社交娱乐的节日。“跳花节”各地无统一日期，但大多是农历正月或春天。节日期间，许多地方都设有“花场”，场中插一根“花杆”，开场那天要举行跳芦笙、爬花杆、斗牛、赛马、耍刀等活动。期间青年未婚男女进行“游方”活动，跳舞对歌，选择意中人，谈情说爱；老人们则会老友，交新友，摆叙家常。

不少苗族地区还盛行以跳芦笙为名的芦笙节，具体日期各地不一，但内容大同小异，规模盛大。此外，各个地区还有龙船节、花山节（五月初五）、吃新节（农历六七月间稻谷成熟时）、清明节、赶秋节（立秋）等等。苗族的这些传统节日带有浓厚的娱乐性和强烈的社交性，它在延续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使苗族群众疲惫的身心有了放松和休憩的机会，因而得到苗族群众的喜爱。

文学艺术

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苗语大致可分为湘西、黔东和川黔滇三个大方言，7个次方言，18种土语。苗语的方言、次方言和土语尽管存在着一些差异，但相通部分仍占60%以上。

传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后来失传，这些传说现在已难以考证。20世纪初，一些苗族知识分子为发展苗族文化教育，创制了一些方言文字，如湘西石板塘创制的方块苗文、石启贵创制的速记苗文，贵州松桃龙绍华运用国际音标编制的苗文课本，等等。一些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也创制了一些苗文。但是这些苗文因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在苗族群众中推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大批包括苗族学者在内的苗语语文学家，对全国苗语进行了普查研究，改革了“老苗文”，另外创制了东部、中部、西部三种方言的拉丁拼音苗文，并在苗族群众中推广使用，受到广大苗族人民的欢迎。

苗族的民间口头文学非常发达，其数量浩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艺术精湛，包括古歌、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叙事诗、谚语格言等样式。民间叙事诗中有反映婚姻爱情的诗，如《仰啊莎》《娥娇与金丹》等，有反映阶级斗争的诗，如《告刚》等。其中以古歌中的《开天辟地歌》《枫木歌》等最为有名。随着教育等事业的发展，新中国培养的苗族知识分子，对本民族的口头文学作了整理。他们用苗文和汉文整理了《苗族民间故事》《苗族古歌》《婚礼歌》《开亲歌》《指路歌》《情歌》等，使苗族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文学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得以世代保存。

苗族音乐，丰富多彩。有民歌曲调、芦笙曲调、唢呐曲调和策琴曲调，其中最普遍的是民歌曲调和芦笙曲调，而芦笙曲调是苗族音乐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调。芦笙是流行于各苗族地区的著名乐器，由六支竹管组合而成，大的长至一二丈，小的只有八九寸，各地芦笙在构造和音调上有着显著的差别。除芦笙外，还有莽筒、箫、笛、唢呐、鼓、锣、琴等。很多地区的苗族青年还擅长吹木叶。

苗族的舞蹈起源很早。芦笙舞是苗族最有代表性传统节目。此外，湘西和贵州松桃一带的苗族鼓舞，贵州黄平、施秉、凯里、贞丰、安龙等县苗族中的板凳舞，贵州丹寨县苗族的“锦鸡舞”，黔东南和黔南地区苗族的铜鼓舞，川南苗族的跳坛舞，湖北宣恩的摆手舞和茶盘舞等，各有独特的风格，为当地苗族群众喜爱。

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银饰等民间工艺瑰丽多彩。用蜡刀蘸蜡在白布上画好图案花纹后，浸入染缸染色，然后用水煮沸，脱去黄蜡现出蓝底白纹图案的蜡染工艺，已有上千年左右的历史，在苗族民间流传甚广。新中国成立后，已发展到能染彩色图案。目前，蜡染工艺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进，花色品种更加丰富多彩，远销海内外，成为贵州等苗族地区重点开发的民族旅游工艺品。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由郑  娜编辑整理。）

幽会的密码——草标（TA说苗族）

龙宁英

（作者：苗族，湖南花垣人）

草标，苗语称为几芭凑（jid beal ucoul），扯黄茅草挽结而成，别看简单，却是苗族先人自远古传承下来的无字标码，神圣而神秘。如果谁家在水田里放养了鱼秧，只要挽个草标插在那丘田里，就不用担心别人随意撒网或养鸭人家把鸭子赶入这丘水田糟蹋鱼苗了，哪怕就是一堆牛屎或者一块石头，如果有人看上了准备带回去做肥料或砌田坎，一时又无法带走，只要结个草标插在上面，放在那里十天二十天，绝对不会有人去动它。

而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幽会时，只要在所幽会的山林前插个草标，路人碰见了都会自觉绕道而行，让出这座山林给幽会者作为谈情说爱的自由天地，让他们在这里尽情地相拥相抱，情话缠绵，不用提心吊胆担心有人撞见，坏了好心情。同时，草标对于幽会者而言，还拥有另一层的爱情信息呢，幽会时，其中不管哪一方先到，都会打一个草标，草标上的疙瘩结在草尖上，草根指向幽会的山林，放在路口边，暗示自己已先到，示意快来幽会。后者看到了这个草标，必须又留一个草标，草标上的疙瘩结在中部，横放在第一个草标上，疙瘩对着第一个草标的中间。这两个重叠的草标是暗示路人：此山林中有人幽会，请绕别处行。行人见了这样的草标，都会自觉回避。如果对方因其他原因不按时赴约，先到的一方就会伤心离开，离去时不会忘记在草标上面压上一块石头，谴责对方失约，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来过山林，也许二人关系就此断绝，不再往来。

小时候，不谙世事的我就曾亲眼目睹过珍兰姑姑和她的初恋情人用草标幽会和断绝来往的经过。那时，因为我祖母反对珍兰姑姑和她的初恋情人交往，所以，珍兰姑姑约会时，都带着我打掩护，祖母以为姑姑带我出门玩耍，对姑姑就不会起疑心了。

珍兰姑姑幽会的地方叫再未果左（zead weib ghob nzhot），是根据祖父辈的一个叫再卫的人名命名的山坡。那地方离我们寨子不远，很幽静，山上油茶树和马尾松相间生长，密匝匝的，林子里还有三月莓，有茶菌和松茸。那时，正值三月四月间，是它们生长成熟的季节。珍兰姑姑借口扯菌子带着我来到林地，扯一把黄茅草挽了一个漂亮的结，放在山林路口上。而后领我进到林子里面来，寻了一丛红透了的三月莓采摘莓果给我吃。莓果结得实在太多，我吃不过来，珍兰姑姑摘来几张桐子树叶，做成一个小盒子让我捧着，把吃不过来的莓果放在里边，然后对我说：“山山，我去找枞菌，你在这里摘莓果，不要走开，不然回头我找不到你哦。”

我点头表示同意了，珍兰姑姑才放心地走开。没多久，我听见林子外边传来几声奇怪的布谷鸟叫，而林子里也发出几声布谷鸟的啼叫。两只鸟儿的对叫把我吸引了过去，但我看见的不是两只小布谷鸟，而是两只大鸟——我的珍兰姑姑和一个陌生的男人，他们两人并肩坐在一起叽里咕噜地说着悄悄话，耳鬓厮磨。珍兰姑姑后来又带我去了一次。因为祖母的百般阻挠，天都快黑了我们才出门，到达再卫坡的时候，珍兰姑姑学了几声布谷鸟叫，但没有回应。在上次珍兰姑姑放草标的地方，我们见到一个用黄茅草新挽的草标，但见草标上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珍兰姑姑掀翻石头，拾起草标，捂在心口放声大哭，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吓得跟着哭起来。珍兰姑姑见我这样子，她马上不哭了，抱起我说：“山山，对不起，姑姑吓着你了是不？不哭不哭，姑姑带你回家去。”

此后，珍兰姑姑再也没带我去过再卫坡，也没见那个男人再来找她。但是，那个黄茅草挽成的神秘的草标，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中。

????.??X????传承，这种彝语称为“秘奥”的古歌，以咏叹调的形式传唱着民族的历史，腔调中透着淡淡的忧伤和一股穿越时空的沧桑。古歌的传唱者往往都是族中最有威望、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最了解的长者。

除了这种堪比《诗经》的彝族叙事史诗外，还有表达喜迎亲朋好友、相互恭祝幸福安康、曲风欢快嘹亮的彝族敬酒歌，年轻男女相互交流爱慕之情、曲风婉转悠扬动听缠绵的山歌小调，相互揶揄打趣调侃、曲风调皮诙谐幽默的“拿侃戎”和表达对父母养育之恩、伙伴情深意重、难舍家乡一山一水、控诉包办婚姻的出嫁调（彝语谓之“气躇”）等。当然，少年、青年最喜欢的还是山歌小调。在现代社会文明没有完全渗透进来之前，这样的彝族村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在自己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传承着独特的、相对系统的民族传统文化。

我们家族中曾有人在清朝时中过秀才，对于这样一个边远山区的彝族村落来说，能够在以汉语为衡量标准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的这位外曾祖父除了学习四书五经、科举八股文外，也对彝族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入学习研究。童年时记得我们家里曾收藏着一本手工抄写的彝文古籍，古书用黑布作封面、在很薄的发黄的纸张上一笔一划、一字一句记载着那些个让我们看不懂的或历史或祭祀或占卜等方面的文字知识。前期的收藏者是我的父亲——一位小学老师。因为自从那位秀才后，在我父亲从武定发窝乡入赘过来之前，我们家族就没有再出过什么懂文化的人。那本发黄的古彝文册子，在收藏流转的过程中不知何时被灯火烧了一半，后来更是不知在搬新家还是过年打扫卫生时被遗失了，如今想起，每每深感遗憾。

作为小学老师的父亲十分重视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我从一所民族大学毕业后进入基层政府工作。在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工作时，随着县民族宗教局古籍办、昆明市民族理论研究会禄劝分会、禄劝彝族文化研究会等机构先后成立，举办彝族文化培训班10多期，编撰出版的彝语辞典、彝族文字国际音标读音学习读本、彝族文字计算机录入程序等先后投入使用，挖掘的大型鼓舞罗婺神鼓、罗婺古乐土司府礼仪乐等获得表彰奖励，彝族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