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圣的折子里 有配得上"清明"的好时代吗|清明|历史

阎立本《步辇图》

古人究竟何时开始使用“清明”一词，恐怕已经很难说清。辞书中关于“清明”的解释，除了用指节气和节日，还可摹状天气，如唐人元稹的“去时楼上清明夜，月照楼前撩乱花”；或者形容乐声清亮，如羊士锷的《郡中即事》有“鼓角清明如战垒，梧桐摇落似贫居”。

由清澈明亮再引伸开来，则可形容一个人的精神气质“神智清明”。再升华一下，便是称颂圣朝明君了。《诗经．大雅》有“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之语，《淮南子．主术训》有“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闇，虚心而弱志”之语，到《汉书》中，更有“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诸多表述。顾名思义，“清”者，干干净净；“明”者，明朗通透。

考诸《史记》而下的历朝正史，“清明”出现的场合，主要有二：一是言及时节礼制的历书，二是颂圣议政的书表。

《后汉书》载，二十岁的班固曾上书当时辅政的东平王、骠骑将军刘苍，其中有言：

“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视听之末，私以蝼蚁，窃观国政……”联系前后文字，显然这样的“清明”颇多恭维。

《旧唐书》中，“清明”出现22处，其中用于节气的16处，夸赞人物6处。如后妃列传中，一生历经唐穆宗、敬宗等七代皇帝、三朝太皇太后的懿安皇后郭氏（郭子仪的孙女），在宝历三年（827年），唐敬宗、绛王李悟先后遭宦官杀害后，她下诏迎立江王李昂继位（唐文宗），其中有言：“咨尔江王，聪哲精粹，清明在躬，智算机闲，玄谋雷发，躬率义勇，大清丑类，允膺当璧之符，爰摅枕戈之愤，既歼巨逆，当享丰福。”

《列传第十三》史臣评点开国重臣时，说“萧瑀骨鲠亮直，儒术清明”，《列传第二十三》称颜师古“家籍儒风，该博经义，至于详注史策，探测典礼，清明在躬，天有才格。”

直接用于颂圣之辞的，《旧唐书》仅有一处：唐宪宗时期著名官员、书法家柳公绰所献《太医箴》，其中有“睿圣之姿，清明绝俗；心正无邪，志高寡欲”之语。

徐扬《姑苏繁华图》

查询《宋史》，“清明”出现已多达34处，其中指节气的5处，祭神所献乐章中有7处，颂圣或期许朝政的多达22处。从《宋史·志》的祀神之辞也可看出，“清明”既关乎神德，也关乎政德：

清明内融，嘉旨外粲。介我繁釐，时亿时万。

嘉觞中贰，执事惟寅。清明鬯矣，福禄攸臻。

于昭列圣，休德清明。威灵如在，享于克诚。

洋洋在上，惟神之仰。鬯矣清明，应之如响。

清明外畅，精肃中贯。我仪图之，三灵攸赞。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应物而然。

峨峨奉璋，肃肃九宾。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宋史·列传》中，“清明”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文臣奏疏和劝谏。如苏轼就王安石新法上书皇帝时说：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抗金名将张浚被宋孝宗亲切接见时说，“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孝宗听了很受震撼，连说“当不忘公言。”

一代名臣李大性在几位重臣遭贬后愤然上书：

“朝廷清明，乃使言者无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数人之心，皆本爱君，知其爱君，任其去而不顾，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将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臣所以为之寒心也。”

南宋后期直臣吴泳对宋宁宗劝谏，有点像教训熊孩子：

“愿陛下养心，以清明约己，以恭俭进德，以刚毅发强，毋以旨酒违善言，毋以嬖御嫉壮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渐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

最让人拍案发指的，莫过于宋理宗即位之初，忠义之臣邓若水说的这番诤言，简直是当面打皇帝的脸：

“行大义然后可以弭大谤，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废黜不闻于先帝，过失不闻于天下。史弥远不利济王之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济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夺乎？当悖逆之初，天下皆归罪弥远而不敢归过于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仓卒之间，非陛下所得知，亦谅陛下必无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清表妖氛，以雪先帝、济王父子终天之愤。今逾年矣，而乾刚不决，威断不行，无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无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也？盖亦求明是心于天下，而俾有辞于千古乎？为陛下之计，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节，而后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谓行大义以弭大谤，策之上也。”

有宋一代，虽有苏东坡“乌台诗案”式的言罪，但整体而言，士大夫不会因上书言事而祸及子孙。能享受到这样的政治待遇，已属十分难得。明清以降，尽管忠臣死将不乏其人，但想“幸生清明之世”，得遇“清明”之君，岂是容易事。一个配得上“清明”的好时代，在走马换灯的中国历史上，为何这么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