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人们挤挤挨挨站满你的书房(随笔)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是托尔斯泰母亲的陪嫁，他在这里出生，与索菲亚结婚，生养了十三个孩子，失去其中五个，他在这里试验解放农奴，放弃全部版权，放弃庄园生活本身。最终，这里也是他的墓地所在。 　　庄园有330多公顷，巨大的湖面，水色很深。林道一眼看不到头。白桦高挑静美，橡树庄重黑直。大片苹果园。各种野生苜蓿、牛蒡以及带刺灌木。太大了。讲解的俄罗斯女士挥动着她健壮的胳膊：有湖，有马道，有果园和树林，才算得上是庄园。而这些正是托尔斯泰终身要摆脱的东西：贵族化的占有，阶梯之上的身份，寄生的知识分子闲逸，包括他自贬为“老爷式的游戏”的作品。 　　与巨大的庄园相比，托尔斯泰和家人的两层小白屋像积木，对这一大家子，加上仆人、医生以及络绎不绝的拜访者来说，显然很拥挤。作为贵族的托尔斯泰在住所上有一种努力，克已的、往低处的努力。房子不够隔音，除了妻子的房间外，托尔斯泰几乎在所有的屋子都写作过，包括一间屋顶高低不平、墙上满是钉钩的小储藏室，他执意去掉舒适的家具，被禁闭了似的，只裹着袍子写。他似乎总找不到一个最为隔绝最为清苦的隐蔽之所…… 　　每一间屋子都不大，在储藏室，在卧室，在书房，在图书室，我们一行十人、加上讲解员，总站得挤挤挨挨。讲解员不得不踮起脚尖，高高举起她手里的照片从头顶上向我们展示。照片均摄于托尔斯泰生前，以证明这屋子的每一样摆设，架子上的书，极矮的凳子，窄小的床，索菲亚手织的床单，他的拐杖与自行车，他床前大女儿的肖像，他洗手的瓷盆，均与当年一模一样。是的，一模一样。我们满意地点头，低声耳语，重复讲解的片断，交换有关托氏的其它传说，带着一点同行间的亲昵与暗语，同时用视线在每一样物品上贪婪地抚摸和占有，恨不能用眼球录相，以供将来反复播放、咀嚼。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夹杂着畏惧与冒犯的抱愧感。 　　不是第一次了。在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故居，在多塞特郡的托马斯・哈代故居，在乔顿的简・奥斯汀故居，在魏玛的歌德故居，包括这些天在俄罗斯，我们特别轻易地、脚一抬就拜访了契诃夫、茨维塔耶娃与布尔加科夫的故居，一家家地登堂入室，进入竭力保持当年原貌的现场。“原貌”，这正是故居的重要权利和义务，也是游客们的虔诚渴求。人们齐心协力达成了这一点。哈代的故居里，墙上的蓝色挂盘每天有人把它们擦拭得闪闪发光，桌上搁着的小提琴似乎音质一如当初。黑乎乎的壁炉里，真正的火苗在跳动，把手伸过去，好像在烤150前的火。有一些柜子被打开，主人收藏的动物头骨眼窝黑洞洞的。他的书桌小得像学生的单人桌，烛台上有流到中途的烛油。如果不是院子里的木椅上厚厚一层发霉的青苔稍微露出点时间上的破绽，我真觉得哈代先生马上就要推门回来了。莎士比亚故居，其拟真的程度更甚，或者也是出于英式的俏皮。餐桌上放着面包、奶罐、刀叉和调味瓶。儿童房里有故意凌乱的小摇篮。他的父亲生前是一个皮匠，以此养活全家，这个房间的讲解员也打扮成皮匠，身着工装，肩上搭着硝过的皮子，当游客与之合影，他会主动拿起做了一半的手套，露出应当是莎士比亚父亲的那种笑。 　　事实上，作家故居里的大部分物件都是后来的复原与再现，不排除有腾挪与修饰性的取舍处理，更何况，窗外的植物，空气的年份，地板的咯吱声，统统不对了。但这些皆无关紧要，心理和感官上，我们会自觉自愿地完成零度代入，并在这种代入中捕获到无上亲近的愉悦。瞧瞧那儿，他的吸墨纸与夹鼻镜，他的烟斗与裁纸刀，他的猎枪与马鞭，他就在这里咳嗽、失眠、做爱、与亲人相爱或厌憎、忍受漫长的孤独以及误会所造就的盛名…… 　　我的愉悦也一样，甚至比别人还要兴奋，我老是要举手提问，并兴致盎然地招呼大家拍照，我是在借助这种热情游客式的行为来打掩护，掩护和躲避耳朵后如影随形的细语。那正是我自己的声音，我在不断消解着前面的愉悦：得了得了，这一切统统跟他无关，这不是他的。所有的物件、痕迹与存在都已随他而去了――不是存心要自煞风景，可能当算是某种保护与隔离，我一厢情愿地想在游客和房屋主人中间拉上一道帷幕。我觉得人们其实也像我一样，并不忍心、并不真的愿意离他这么近。不管他是谁，他不该这样被裸露的，模拟的也不行。他早已通过作品交待了他的那一部分，而今，他应当像个自由的无名者那样，完整、彻底地消失。 　　尤其是那些手稿、照片、定情物、书信、便条……太热乎乎又太冷冰冰了，迸发着同时又埋没着令人窒息的爱与死。托尔斯泰钟爱的小儿子于七岁时不幸夭折，儿童室里，他的玩具还在，还有他的几大本彩笔画，展开着以供观看：我们又怎么能够观看。契诃夫的书桌上有一张女子侧面小照，这是他妹妹的女友，一生对他痴情，可他从没有当过真。她转而嫁人、遭遇各种不幸，飘零终身。难以解释，契诃夫是以怎样的心情，把她长年置于书桌右方一直陪伴着他？ 　　最典型的是茨维塔耶娃故居，因她离我们比较近，同时也因为这是个色调浓烈的女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算是蛮典型的符合公众想象的“女诗人”，有太多可供评述的元素。她少女时期即为爱情自杀过，18岁成名，20岁早婚，不久丈夫参战失去音讯，她流亡至欧洲，好不容易与丈夫团聚，随后却主动追求起后者的同学。她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引荐与里尔克通信，由此展开著名的三角柏拉图，以“无手之抚、无唇之吻”而纠葛热恋。故居展览室的玻璃罩子下面，他们的书信，被排成互相重叠和映衬的勾连造型，我把镜头紧贴玻璃，没心没肺、最大程度地拍下这三封私人书信。上面的字母我不认识半个，对字迹自也无从研究。或许并不需要这些。我隔着玻璃定睛瞪着它们，带点嗜血的兴奋与感慨。想象的激情、附会的激情、误解的激情，成群结队地从那些书信中浮现出来，就像他们那黑白分明、依然年轻、但带点病相的面孔。茨维塔耶娃这样写过，“我不是活在自己的嘴上。吻过我的人，会错过我的。”“我有一种无法医治的完全孤独的感觉。旁人的肉体是一堵墙，阻碍我窥视他的心灵，我多么痛恨这堵墙啊”。 　　茨维塔耶娃故居里有一间儿童房，色调极其柔美，小桌小椅小布偶，还有活灵活现的标本小狗。事实上，这里浸泡着苦涩的困厄。在俄罗斯的严冬，茨维塔耶娃用不起暧气，不得不带着孩子们在屋内来回走动，并自称为“室内的游牧民族”。她把她们寄送到育婴房，最后两个女儿一个重病，一个饿死。而重病的那个长女后来受她的牵连，长年坐牢，到死前都未曾母女相见…… 　　是啊，死亡一直是她的主题，她连最终的死也是适宜“传播”的：自缢而亡，50岁。“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她这样预告过她对死亡的渴求。可事实上，自杀前几天，她有过艰难的求助。同样是在那层洁净的玻璃罩子底下，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的一个短函，写给作家协会的，窘境中她想请求一份到作协食堂做洗碗工的机会，这一申请遭到了拒绝，但申请函本身却被保留了下来，这成了她给世间的倒数第二的留言，最后一份是给儿子的，“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自然，我落落大方地拍下了这些留言，熟练到无耻。 　　出了她的院门，有一尊她的塑像，很好，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尊一样的好，好过马雅可夫斯基与果戈里，也好过普希金和契诃夫。顺便说一句，莫斯科街头的作家塑像太多了，以致让我都装模作样地挑剔起来。茨维塔耶娃的塑像有种倔强而绝望的疲惫感，她那样子，像是打定主意，这辈子都不再欢笑了。 　　我喜欢通过塑像来过渡一下在故居里所产生的那种情绪，塑像相较本人总是有距离感，一种外来的体谅的距离。有时候，故居本身也有一些环节上的设计，可以帮助游客从故居里那种“亲近”到令人惭愧的负疚中跳脱出来，哪怕是以并不很讲究的方式。 　　比如，莎翁故居的庭院，常年有一批年轻的雇佣演员，穿着中世纪的长袍，在固定的时间上演经典片断，有时会有小学生团队加入，甚至邀请游客参与――表演放松极了，哪怕是悲切的腔调也会让人忍不住发笑。 　　位于马雅可夫斯基广场附近的布尔加科夫故居另出妙招。他的故居在市中心，相当小，真人演戏是不可能了。但在楼梯拐角，在书房，在走廊，很触目的架设了几部黑色的老式拨号电话机，话机上方的说明写着一串数字，每个数字皆对应一位布尔加科夫剧作里的人物，可能是管家，女仆，或是莫里哀，游客拿起话机，拨出相应的数字，听筒就传来绘声绘色的表演了……我看到有俄国游客歪靠在那里、眯着眼睛边听边笑。 　　契诃夫庄园这方面也有它因地制宜的贡献。其庄园里有一面不大的湖（不大，是相对托尔斯泰庄园的湖），湖的一半留有野趣，听任一条旧船搁浅于枯枝，可另一半，却莫名其妙地又是木板又是空中长绳又是幔布。我们快要离开时，发现有人在岸边布置活动座椅，呀，原来这是一个湖中舞台，看那自半空降下的幔布，当是《海欧》的背景嘛！黄昏临近，光色半晦半明，简陋也成了一种趣味。契诃夫故居还有一个更戏谑的保留节目：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会举办腊肠犬竞技大赛。典故自然是出于契诃夫生前最心爱的两只腊肠犬，契诃夫因为一直行医，故用两味药名分别命名了它们，不久又觉得这样不够尊重，遂又替两只狗加上了正式的教名――这的确挺契诃夫的！我们去的那天，正逢狗比赛的日子，庄园入口处一本正经拉起了橙色横幅，满园都是小板凳般肥肥钝钝的小黑家伙们，它们不大叫，沉默地四处嗅闻，好像在寻找神秘的启示。比赛在契诃夫半身铜像后的大草地举行，有一长排帐篷供腊肠狗们休息，评委们都挂有胸牌，虎着脸审核长长的狗狗名单。评委与狗，都来自不同国家，绝对是一等一的国际化赛事。挺好。契诃夫园子里没有樱桃，但有许多的苹果，自生自落，我们捡了几个分而食之。这也挺好。 　　而最最好的，则是故居里的墓地。事实上，故居通常都只是作家们的出生地或某个时期的居住地，其墓地往往在别处。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托尔斯泰葬于他的出生地。死于无名车站之后，人们把他接回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并如他遗嘱所要求的：要像埋葬叫花子那样用最便宜的棺材为我做一个最便宜的坟墓。他的墓地在林子深处，没有任何标记哪怕一个小木十字架，只有微微隆出地面的棺形墓，淹于随意生长的青草，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走过去。我们也是发现错过了，重新回头才找到。站定之后，我们，还有另一群游客，一下子都静默了，连呼吸都显得赘余和粗鲁。茨威格写过，这是“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这笨拙的排比像是学生作文，但真的，我完全同意。没有见过比这再动人的墓了。 　　【责任编校 单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