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伏羲考]-论闻一多对中国神话学的研究

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解剖《伏羲考》：论闻一多

对中国神话学的研究

孙立涛

摘要：《伏羲考》是闻一多在中国神话学方面的力作，其写作目的是探求中国文化源头，恢复中国

古代神话系统，为神话学理论建设做出典范。闻一多具有现代化的学术观念和开阔的文化视野，文章中既运用传统的音韵学、考据学方法，又借鉴民族考古知识、学习国夕ｌ－ｚ．类学理论，并把系统联想与严实的考证结合起来。以此证明了伏羲和女娲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祖先，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先祖。文章在考证中引用了历史文献资料、民俗调查材料、考古资料、外文资料，立论严谨、考证翔实，行文语言平实严谨中透露着些许幽默。＂－３然，文章在材料运用、行文结构等方面，亦稍有缺陷。

关键词：闻一多《伏羲考》神话学学术理论

中图分类号：Ｂ９３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２３３８（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７３—０５

作者简介：孙立涛，男，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１９２８年，闻一多任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始接触中国古代诗歌。１９３２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后，着力于传统文化研究。抗日战争爆发，闻一多于１９３８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此后便专心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涉及面广泛，由唐诗研究上溯到古代神话、甲骨文、金文，对《周易》、《诗经》、《楚辞》、《庄子》、乐府诗都做出了深入的研究，著有《神话与诗》、《离骚解诂》、《天问疏证》、《楚辞校补》、《古典新义》、《唐诗杂论》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其研究范围基本以文学为中心，涉及民俗、历史、社会、人类等学科，在学术思想、理论方法、论辩风格等方面，都具开创意义。本文以《伏羲考》为例，专就其在我国神话学上的研究做出分析。

一、《伏羲考》写作的学术背景

中国古代文化发源很早，但是并没有系统性的神话流传下来。究其原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而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神话研究真正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后。受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一批外来神话率先在中国本土传播。茅盾对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中国神话研究ＡＢＣ））对希腊和北欧的神话多有介绍，使其成为中国神话比较的对象。另外，书中以书面文献为参照，对中国神话亦有研究。

在中国本土神话学得到发展的同时，西方神话学理论也开始传人，如周作人即对西方人类学神话理论有所介绍。当时亦有一些学者深入民间或到民族地区搜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以此为基础，中１７３

国神话学研究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此外，当时的“古史辨”派学者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神话人物也做出了深入的探索，如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对孟姜女做出的研究极具代表性。但是，古史辨派也具有“泛神话化”的倾向，对古籍过分怀疑，不利于中国神话学的研究。而后，一些学者，如徐旭生先生将神话传说与考古知识结合起来，对传说时代亦进行研究。郭沫若则受进化论人类学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通过神话考察社会演进的轨迹，认为神话纵然不是历史事实，却也有历史的真实结构在其中，因而可把神话视为历史资料来用。旧』

在当时的外国学者眼里，中国的神话、史诗是不发达的，一些中国人也如此认为。刘炬引黑格尔的话说：“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关照方式基本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绩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３１刘炬认为：“黑格尔下判断时，实际上没有接触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史料，他的出发点是认为东方民族的诗的艺术‘是很原始的’……闻一多却认为，神话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他又据引闻一多的手稿：“历史上曾有过三个大的思想体系：神话的、宗教的、科学的。其间第一个体系也许是最有统一性最能包罗万象，最能解释宇宙的整体。人类并非为纯粹的求知欲而创造这个思想系统。其主要的动机乃是处于支配宇宙的实际需要。——人必须有对人、动物以及一切物体及其精灵有控制权。”Ｍｏ所以说，中国也会有神话。事实上，在中国早期哲学著作、历史著作、诗歌作品中保存了很多的神话材料片段，中国也有《山海经》这样保存了比较系统的古代神话材料的书籍，只是没有一部神话学的专著。闻一多抱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探求中国文化最古老的源头，他认为中国古代神话也有一个系统，只是未能流传下来。因此，他欲进行综合研究，重新恢复这个系统，以便使人们看到中国古代神话的真面目。

二、《伏羲考》的精义所在与学术贡献

２０世纪早期，闻一多试图通过考证来证明伏羲和女娲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祖先，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先祖。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根据本民族传说，把伏羲和女娲当作他们崇拜和祭祀的祖先，并且保留至今。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考证认为：伏羲、女娲是远古时代同时期的人，先是兄妹，后结为夫妻；从伏羲、女娲的形体特征看，他们应该是图腾信仰的产物；从一系列洪水故事中可看出，人类遭到灾害后，世上只剩伏羲、女娲二人，联系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可知，伏羲、女娲是人类的始祖，一为男祖，一为女祖；从大量民俗调查的材料看，苗族中流传的洪水故事内容很丰富，闻一多认为伏羲、女娲同样也是苗族的祖先。

从《伏羲考》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是民族融合的产物。由华夏族的象征联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伏羲考》展现了中国文化交流融合的景观。正如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谈到洪水故事时所说：“故事的社会功能和教育意义，是在加强民族团结意识，所以在故事中那意在证实血族纽带的人种来源——即造人传说，实是故事最基本的主题。”因此可以说，闻一多的考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探源。

另外，闻一多根据中国神话的实际，借鉴民族考古知识，并学习国外人类学理论，创造性地分析综合，达到了当时神话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如对伏羲、女娲的形貌特征和龙蛇意象进行考证时，追本探源、厘清派别，细致精微，令人叹服。这在客观上亦揭示了单纯文献考证的不足，对后世神话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具有典范意义。这些治学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神话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建设仍具借鉴意义。闻一多对神话的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反过来深刻地体察《诗经》、《楚辞》等作品的思想内涵、民俗风情等。

三、《伏羲考》中所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借鉴了当时西方传人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在对伏羲文化的研究中所用的图腾学说，就是这一理论的运用。当时中国已有关于图腾学说的系统著作，如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法国人倍松的《图腾主义》一书也在当时出版，闻一多的神话研究对此多有征引。他对这些前沿性的理论资源认真把握，并在掌握众多伏羲、女娲研究历史成果的基础上，使他的神话研究取得了突１７４

出的成就。

音韵学方法是研究古代神话的重要依据。闻一多对此运用娴熟，引用语音材料也十分丰富。他据《周易》、《释文》、《说文解字》、《广韵》、《集韵》等典籍，并比较诸子典籍中的写法与读音，认为：伏羲写作包戏，即匏瓠，也就是葫芦；女娲，或作苞娲，也可用音韵推出发音为匏瓜。所以，伏羲、女娲实乃葫芦的音变，名虽有二，义实只一，“二人皆谓葫芦的化身，所不同者，仅性别而已”。音韵学的运用，使《伏羲考》的论述更具科学性。

系统联想的方法，闻一多在文中多有运用，这与其诗人的特质有关。他的神话研究视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系列。他首先做出合理的联想，然后便是具体深刻的论证。如闻一多据汉籍中所载发动洪水的是共工，而苗族传说中是雷公，由此推想雷公也许就是共工。先是找到史籍中记载的雷公形状与共工相似，作为共工即雷神的旁证，接下来又用音韵学知识完全证实了共工即雷神。《伏羲考》中类似这样系统联想与论证相结合的方法还有很多，这是闻一多在神话学领域的独创，亦是中国神话学研究的重要突破。

闻一多在神话研究中当然也离不开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他征引了大量哲学、史学、诗歌、小说，甚至纬书中的材料，探讨研究对象的本义和源流。但是，单单靠文献考证是不够的，还要结合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使考证更加完善。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而这个轮廓在文献中早被拆毁，它的复原是靠新兴的考古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努力才得完成。”在文献中可以找到不少伏羲与女娲或是兄妹、或是夫妻的记载。当时人类学调查发现，一些少数民族有兄妹成婚造人的传说，闻一多据此相信伏羲与女娲是“兄妹配偶”。可见，各种理论方法在闻一多的考证中得到完美的结合。

四、闻一多神话学研究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思想特点

闻一多在神话学研究中主动肩负起文化独创的使命，作为一个学者为中华民族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利。他不仅要在神话学研究上为日后神话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建设做出典范，而且要使中国学者在学术理论和学术研究上走向自立树立信心，以争取为世界学术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闻一多在学术理念上表现出的强烈的使命感。

在具体的论述中，闻一多把系统的联想与严实的考证结合起来，考证中吸取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努力开创神话研究的新境界。正如他本人所说：“我走的不是那些名流学者、国学权威底路子。他们死咬定一个字、一个词大做文章。我是把古书放在古代人类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１闻一多在神话研究上的重大成就，就是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闻一多的考证具有实事求是、求真求实的精神，这依赖于闻一多现代化的学术观念和开阔的文化视野。他的文字训诂、考经证史，广泛征引材料，言必有据，论证细微，让人信服。闻一多具有文化史家的思想深度，他努力挖掘中国历史文化中所蕴含的力量，探求中国文化的源头，寻找民族本土文化的中心，在历史层面上把中国文化拓展到上古神话传说的形态。这是闻一多确立的重要学术观念，正如他于１９３４年写给臧克家的一封信里所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６１在《伏羲考》一文中，闻一多成功地实现了这一重要学术理念，表现了他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

闻一多还具有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强烈的学术时代感。他之所以在神话研究中努力探寻民族文化的源头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力量，目的是探寻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伏羲考》写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当时正是抗战的非常时期，中国的政治层面情况复杂。闻一多在文章中考查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伏羲、女娲，并把龙作为中国人的共同象征，有利于激发人们的民族团结意识，挖掘集体团结的力量，使民族精神得到振奋。这正是闻一多要在学术中所追求的文化理想，体现了他文化史家的洞察力和时代感，更表现了他作为优秀文化学者的思想深度和远见卓识。１７５

五、《伏羲考》引用的材料及其出处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征用了大量的材料。他的神话研究即是从搜集、整理古籍中的材料开始的，《山海经》中有大量的神话材料供其参考，在《诗经》、《楚辞》中他也找到许多神话资料片段。《伏羲考》中涉及古籍资料甚多，如《周易》、《庄子》、《管子》、《墨子》、《尸子》、《苟子》、《韩非子》、《列子》、《淮南子》，又有《左传》、《吕氏春秋》、《史记》、《汉书》、《吴越春秋》、《风俗通》、《搜神记》、《通志》、《唐书》、《路史》、《太平御览》、《博物志》，还有《尔雅》、《说文》、《广韵》、《集韵》，等等，材料之多，不可尽数，其中包括诗、文、赋、小说，涉及哲学、史学、语言、音韵学等众多学科。

考古材料的运用，已经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闻一多在《伏羲考》中也运用了考古材料。如关于伏羲、女娲的形貌特征与存在关系的研究，闻一多主要引用了考古发现的石刻与绢画。这些画像都明确地登载于文中，并且标有出处，属于石刻类的有五个：武梁祠石室画像两个；东汉石刻；山东鱼台西塞里伏羲陵前石刻；兰山古墓石柱刻像。其中以武梁祠画像尤为著名。属于绢画类的有两个：隋高昌故址阿斯塔那墓室彩色绢画和吐鲁番占壕出土彩色绢画。闻一多以此证明了伏羲、女娲为夫妇关系。

闻一多到了云南以后，接触到不少兄弟民族的资料，从中搜集了很多神话资料，尤其注意人类学、社会学民俗调查的研究，他欲从理论上认识神话产生时的人类社会。《伏羲考》中，闻一多引用人类学资料的主要是两篇文章：一是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是常任侠的《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前者搜罗材料甚广，记录着芮逸夫自己采集和转引的中外书籍里的洪水故事，闻一多已具列在文中。后文也载有瑶族洪水故事和汉译苗文的《盘王歌》，同样亦在文中列出。这些洪水遗民的故事使伏羲、女娲的传说连贯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与文献记载相呼应，证明了伏羲、女娲是兄妹、是夫妇，亦是人类的始祖。

闻一多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进行神话研究，当然也少不了引用外文资料。如在《伏羲考》中，为证明民族的生活习俗特征与图腾的关系，他引用胡念之翻译的《图腾主义》中的材料作为旁证。有时还直接引用外来词语，如“魔那”、“沓布”。另外，《伏羲考》中还引用了金文和甲骨１－辞中的材料，如证明“祝融可能是龙子”时，闻一多引用了金文《邾公铊钟》和王国维的说法，也引用了郭沫若《金文考从・金文所无考》中的说法。又如，证明“风、檠”一姓时，引用了甲骨卜辞中的写法。

六、《伏羲考》的写作特点和语言风格

如前所述，闻一多在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包括历史文献资料、民俗调查材料、考古资料等。将这些丰富的资料结合起来考证，再加人深刻的理论分析，“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这是《伏羲考》的特色所在。

系统性、整体性的原则贯穿在闻一多的研究中。在相互关联的文化系统中把各个材料放到一起，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再以充分论证相结合，各种文化意蕴便显现出来。《伏羲考》中对龙与图腾的分析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龙图腾这一整体意象的统摄下，从伏羲、女娲的形貌与存在形式上探求，想到蛇与龙的躯体特征的相似，进而将两蛇、二龙的材料与图腾纳人统一系统进行分析，使得纷杂的材料条理性愈加清晰，逻辑结构也更加完整。

《伏羲考》中还表现了闻一多治学方面的特点，即立论严谨、层层推进、考证细致翔实。文章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由战争与洪水的遗民故事谈到汉与苗的种族关系，最后又探求伏羲、女娲的本源。这是一个相互联系、步步推进，用严密的考证串联在一起的整体。在具体的立论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如他在论证龙图腾之二龙传说时，把交龙到腾蛇再到两头蛇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演变的步骤，并分别进行分析，用合理的联想与严密的考证把其统一起来。在论述龙图腾优势地位时，分析完龙是我们从古至今一致的立国象征后，又分别论述了夏、共工、祝融、黄帝、匈奴皆是龙图腾的团族，以此向人们明确展现了龙在我们历史与文化中的意义。此中皆可看出闻一多治学作风的严谨细微。

至于《伏羲考》的行文风格，首先是表现了闻一多在治学态度上平实严谨的学者型口吻，这充分体现在他材料引用或逻辑论证中的严肃、认真、细致上，如用到外来词语时还附有英文版，像图腾（Ｔｏ一１７６

ｔｅｍ）、魔那（Ｍａｎｎａ）、沓布（ｔａｂｏｏ）等。其次是闻一多在行文语言上表现出谦虚、谨慎与诚实的口气，没给人一点自高自大或虚伪的感觉。如他在谈到运用人类学方面的材料时说：“人类学可供我们的材料，似乎是无限度的。我并不曾有计划地收集这些材料。目前我所有的材料仅仅是两篇可以说偶尔闯进我视线来的文章。”在引用和分析了芮逸夫和常任侠的文章后，他又说：“本文的材料既多数根据二文，则在性质上亦可视为二文的继续。不过作者于神话有癖好，而对于广义的语言学与历史兴味也浓，故本文若有立场，其立场显与二家不同。就观点说，则本文又可视为对二文的一种补充。总之，二君都是我的先导，这是我应该声明的。”再次，于整体严谨的行文中，尚透露出一丝丝幽默之感。如在谈到“龙成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时”，闻一多说：“一出国门，假如你有意要强调你的生活的‘中国风’，你必用龙文图案来点缀你的服饰和室内陈设。那时你简直以一个帝王自居了。”另外，由于闻一多在文章中多用系统联想的方法，先用问句的形式提出问题，有时是一系列问句的连缀，然后再具体论证，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引发人们的思考，也使文章语言显得更为生动活泼。

七、《伏羲考》的些许不足

《伏羲考》是中国神话学研究史上的经典篇目，为中国本土神话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是闻一多对中国早期文化的一次探源，其意义影响重大。当然，由于作者和时代的局限，文中也不免存在一些缺陷。如作者虽征引了各类不同的材料，但限于当时田野调查的区域，对西北和其他地区有关伏羲、女娲的资料则没有涉及。其实，在西北地区，史载的伏羲另一诞生地成纪（即今甘肃天水）及其附近地区，也存有众多关于伏羲的遗迹和传说，这是闻一多未涉及到的。

作者对材料的使用有时过于主观，主要是材料的滞后性。如《伏羲考》在“二龙传说”中所引用的材料：《郑语》载史伯引《训语》说的是夏后时代的事迹；《风俗通・声音篇》引的是黄帝的事迹；《汉书・高帝纪》说的是汉高祖刘邦的事迹。也就是说，这些材料所载都是伏羲以后的事情，能否证明闻一多所说的“在半人半兽型的人首蛇身以前，必有一个全兽型的蛇神阶段”这个推想，还有待于商榷。另外，作者的推论有时也过于主观化，缺少必要的说明。如《伏羲考》引《汉书・高帝纪》：“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以此证明了交龙是雌雄二龙。闻一多又注日：“下文说高祖‘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高祖自己是龙，他的母亲也当是龙。《正义》引《陈留风俗传》日：‘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棺招幽魂，于是丹蛇在水，自洒跃人梓棺。’可证刘媪也原是龙。这里刘媪一龙，神一龙，正是二龙。”根据“高祖自己是龙，他的母亲也当是龙”的逻辑来推断，同样可以说“高祖的父亲也是龙”，进而推断他的家族是龙族。但这样，史籍中也没必要为神化高祖作祥瑞。其实，关于高祖出生的神异特性，与简狄吞玄鸟卵生契、姜嫘践大人迹生后稷相似，为伟人称帝称王的合理性制作依据。

主观化的倾向与闻一多诗人的特质是分不开的。系统联想的方法，使他在研究中取得很大的成就，但由于用得过于频繁，缺乏论证基础，难免出现不当。这亦表现在论证时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中。如闻一多考证“延维”或“委蛇”者即是伏羲、女娲，又由《庄子》中委蛇“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并联系洪水故事中兄妹父亲得罪雷公而遭雷公伤害，来证明伏羲是怕雷的。在“战争与洪水”一节，他又证明雷神就是共工。在“汉苗的种族关系”一节中，从其引用的有关“共工”的材料可知，共工与高辛、帝喾、颛顼、尧、舜、禹这些伏羲之后的帝王都发生过战争，并遭到这些帝王的诛杀或流放，可见他们是不怕共工的。而闻一多曾说“相传伏羲是‘为百王先首’的帝王”，他却怕雷神（即共工），这就出现了矛盾，于理讲不通。

从《伏羲考》整体结构上看，文章分为几部分，这是后人在整理闻一多的研究成果时，凑合成的一篇文章，且以“伏羲考”作为文章标题。既然是出于后人整理之手，各部分之间难免会出现不连贯、不协调的现象。另外，以“伏羲考”作为篇题，似与所述内容有些不符，如对二龙传说的叙述，对龙图腾及其相关团族的叙述，对战争与洪水及共工事迹的叙述等，都离题过于遥远。“伏羲考”的题目过大，而所述伏羲的内容相对较少，文中尤其未对“伏羲”这一名号做出解释，只把其看成一代帝王。其实“伏羲”名号在上古的存在状况颇为复杂，经研究认为，其或为一代帝王、或为部落称号、或为代代沿用的部族称谓。（下转第１８７页）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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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伏羲考》:论闻一多对中国神话学的研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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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卷(期)：孙立涛北京大学中文系青海社会科学Qinghai Social Sciences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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