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县城

　　我生活在这座小县城，从小学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可想为县城写点东西时，却无从下笔。除去读书时间，一年四季自己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多年。这十多年，几乎日日生活在这里，亲见老屋平房在消逝，但不过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记忆起来，反正就是一些矮小的模模糊糊斑斑驳驳的红砖或间以青砖的瓦房。密密麻麻地如火柴盒座落在街巷。那些我熟悉的人，中年的逐渐老去。如那几个在人民路理发的理发匠，那个百货公司的女售货员；妙龄的少女似乎在一个晚上就变成了少妇，少年突然变成青年了。县城虽小，小得只有巴掌那样大，但一切都在变。这些年，旧城改造，楼房代之平房，新树代之老树。于是从昭觉走出的名人或官员说，昭觉这些年变化真大。一位女士在本地电视上说，90年代她回过故里，还是很普通的瓦房，她想不到昭觉还是老样子，“这就是我的故里!”她一番感慨，大概是感叹昭觉还是那样贫穷。但前几年回到昭觉，她说“昭觉的变化真大。”她的赞美指的是新起的楼房，宽畅整洁的街道等。所以名人一说昭觉变样了时，大多数的人喜上眉梢。但是喜过之后再思考，再走走瞧瞧，新起的楼房高的也不过四、五层，街道也不过是柏油路换成了水泥路。路面觉得宽了，其实只是砍了老树换了新树而已，所以外人和本地人看的昭觉似乎是不一样的。 　　有些事物已经消逝，它们才让人怀念。如人民路、西街的法桐和柳树。法桐紫色的花朵在四、五月间怒放，飘香，柳树正月泛绿披春。有些事物正在或行将消逝，它们才让人留恋，如“恒泰酒店”北邻的老教堂，已经风蚀雨淋斑驳脱落，因北侧一角出现裂痕如今被列入危房。 　　我曾经几次独自在教堂前漫步，我用脚步丈量这座在县城算得上古老的建筑，它的长度约八十步，上下各十六格窗。小时候觉得此建筑不同于一般，显得神秘，因为普通人不能进出。这里曾是土产公司，卖农具、扫帚、竹席等。现在还留有几个时代的痕迹，有一扇门楣上用白漆或石灰写的字，大都已褪色模糊，但“第一门市”这四字还依稀可辨。另一扇门一侧书有红字“毛主席语录”经过雨浸日蚀也褪色为暗淡。这建筑北墙角，已出现裂痕，上面八扇窗的小格窗玻璃已空空洞洞，显然已无人居住，锈迹斑驳的铁门总是紧锁着。有个黄昏我走过那里偶见一扇大铁门翕开着，走近看时里边废铁堆得满满当当的，一位彝族妇女正在那里收购废铁。靠“恒泰酒店”的六扇大窗显然是改修过的，现在楼上还住的有人。楼下是餐馆，中间一道门边搭了个偏房，前些年这里似乎是歌厅，不知谁经营的，看上去丑陋不堪。据说，这座教堂修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曾有一口钟，后来流失了。六十多年前修的教堂，它的年龄大概是我年龄的两倍。虽然教堂已被毁得面目全非，但依然那么神秘，神秘得令人无法想像：当年外国传教士是如何从地球的那端来到这荒僻闭塞的彝区，他们是纯粹传播福音书，还是别有用心?据说他们带来的西药免费发给了患病的彝人。 　　望着斑驳的教堂，我似乎望着一个历史老人，默默地倾听他讲述几个时期的风雨历史。我想找有关地方志，看看那口流失的大钟，那座教堂齐整漂亮的原貌。但因为疏懒，也因为想到这世上所有的人、事、物，没有不消逝的，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就算了。旧人、旧事、旧物消逝了，新人、新事、新物又诞生了。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那些靠文字或照片记录下来的真实离我们还是那么遥远，那么模糊，那么陌生，好象是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时空里。 　　县城太小，引用著名作家贾平凹《延川城记》中的“一个生人只要在街头上一出现，全城立即发觉了”一句来形容颇为恰当。昭觉虽然地处偏远，却不乏外地来的人，其中有玩杂耍卖艺的，有看手相的，有搞展销的，有道士，有风水先生，有气功师，有卖葡萄、哈密瓜的，有带着鹦鹉抽签的，有肢体残疾或健康的乞丐，三教九流停留几日便来无影去无踪。能呆上三五年的是那些浙江的、江西的、安徽的、湖北的、湖南的商贩，他们或开打字复印店，或办眼镜行，或做办公用具，或卖服饰。城虽小，但作为原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自然有中央官员来过，那是当地的彝民所津津乐道的，更让当地彝族引以为骄傲的。从这里走出去的有诗人，有歌星，有央视主持人，有美术家，有省、部级官员。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住过李乔、艾芜、高缨等著名作家。因为地处僻壤，外面大城市的人来到这里，说这县还没有外头一个镇大。听他们那语气昭觉城更像是他们城郊外的一个乡。据说，有一年面向全省招聘中学教师，外面来了一批大学生面试，才进昭觉城便让他们失望，有些甚至没参加面试就走了。 　　我生于斯，长于斯，工作生活于斯，从骨子里爱这个县城。我曾想离开此地，去外面看看，但从所到过的几个城市来看，觉得最亲切的还是我的小县城。大城市只不过是一堆钢筋水泥和一群拥挤的人，在大城市呆了二、三日，便觉烦了累了，有人在异乡为异客的惆怅，有误入鸟笼的困倦。而我的小县城有旷远的蓝天疏朗的白云，有连绵起伏的山脉。县城的四周一举目便是山，便是树影，便是村落。还有干净清新的空气，给我以身心的自由。在外地，我承认也有蓝天白云，却没有这份轻松自在的心境。小县城的风花雪月，四季晨昏，都融入了我的生命，无法割舍，无法忘记。 　　我的小县城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有二十多万人口，和周边的邻县一样，虽然传统也在逐渐崩散，但淳朴的民风古老的彝风彝俗，吸引着偶尔闯进来的老外的目光。 　　这些年因为外出打工的多了，城里的人突然少了。要不是搞什么大型的活动，或遇到学生上下课，平时街道显得空空旷旷，稀稀拉拉地走着那么几个或十几人。最闲的是像我这种无所事事的闲人，还有街边席地而坐传着一瓶酒喝转转酒的彝族农民。虽然那些外出来的人总是说彝族农民们浪费了时问，我倒不觉得。这些临街喝酒的彝人忙里偷闲，闲得疏懒，闲得有趣，闲得单纯，闲得自由。农民只有三件大事，盖一间好的瓦房，为儿子娶媳妇，为老人养老送终。虽然穷困，但他们喝酒聊天时，那份自在逍遥，绝非官场中混的人那样心累，那样浮躁。但是，他们偶尔也谈论县领导换届，谈论谁上去了，谁下来了，作为消遣的谈资。 　　最忙的是那些小商小贩和街边院坝中擀披毡的匠人。这些年，进城租房住的农民多了起来，其中有很多是擀制披毡的匠人。他们起早贪黑忙碌劳累着，他们的日子过得那样急促，好象早上起来才一会儿，太阳便坠入西山了。晚饭过后歇一会儿，便又乘月色凉爽在房中或院坝擀毡子，或制“瓦拉”，倒头睡下一呼噜就天亮了。他们挣的是血汗钱，很多人还过着紧紧巴巴的日子，但也有人赚了点钱，在城里买了房。他们最大的梦想是让儿女或孙儿孙女读书成才成为城里人。 　　老市场、烈士塔东侧，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番景象，有面前摊着经书席地而坐的毕摩，有跳神的女巫，有灰土土的鸡贩子，有卖柴的山民，有来自外地的鞋匠，有卖二手衣服的……整条街显现出物质匮乏的穷困与无奈。 　　富裕了的是那几家超市老板，和那几家上档次的大餐馆。他们赚的是公家的钱，不然一般百姓谁能花几十元买一包高档烟，花几百元买一瓶五粮液或茅台酒，花几百元吃一桌饭呢。最浪费的是那些排场奢侈的应酬招待，最节俭的还是彝族山民。砍柴劈禾，晒干，背到县城来卖要好几天的他们，生活和几十年前没多大变化，甚至觉得他们还生活在古老遥远的过去。 　　傍晚，一个人漫步在街巷，静寂而悠远。这个时候，我的小县城是我的天堂，我的心境像头顶的蓝天一样单纯，我又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