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赵树理

　　优秀的学术研究文章，标准有二：一是能切入真问题，二是能以理论或实证对这一真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所谓能切入真问题，大者如阿伦特对德国极权主义的反思，或者如李泽厚对199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关注，再或者如刘再复1980年代中期以人物性格塑造来点击中国文学创作的要害并以此回应中国其时人的解放的思潮。所谓能以理论对这一真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前述阿伦特“平庸的恶”的理论的提出，或如李泽厚“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判断，再如刘再复鼓吹的“人物性格组合二重原理”。所谓能以实证对真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前苏联档案的解密，或如杨奎松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再如当今势头不减的口述实录文体的风行。大要者如是，细小的具体入微的学术研究亦应同理。　　近二十年来，看重从史料出发建立自己对问题的发现与判断的学术研究方式日益为学界所看重，这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大要者有二：一是对1980年代中国学界理论创新急剧升温却难免失之于空疏的时风的反拨，一是建立新的价值构架所必须的对根基的夯实。这样的一种对新的史料发现的重视，是基于从“真问题”出发，试图用新的史料来构成对旧的价值构架所“遮蔽”的“敞开”与“澄明”并进而达到对旧的价值构架的“颠覆”。因之，这样的“史料”是“有思想的学术”，是对当今现实有批判锋芒的“历史”，也是新旧价值体系断裂时学界所依仗的学术研究范型。与之相较，基于“真问题”的理论的创新与深入却是远远不够的，这或许还有待于时日与积累的成熟吧。　　因之，如果说19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通过文学与文学批评来承载民族文化思想的“文学的时代”，那么，近二十年来，则是一个“史学的时代”。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研究的大背景下，我还是比较推崇作为《新史学丛书》之一的陈为人的新著《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的。　　无论学界对赵树理的评价有着怎样的诸多分歧意见，但赵树理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文人的地位却是无法改变的，学界各方都在赵树理的身上打上了自己的阅读烙印，并因此对赵树理给予了不同的价值指认—这是因为在赵树理的身上，凝聚着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与“五四”精神，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与农民，与历史、现实、理想、革命、集体、国家、个人等等的矛盾与相交，这样的一种丰富性、深刻性，确实有点类似于鲁迅等人的命运。陈为人的这本书，虽然少有在赵树理研究史料方面新的发现，但却因为有对赵树理研究中“真问题”的认识，借助于自己与赵树理相关人事的相对熟悉，借助于对现有赵树理研究中种种史料的呈现与分析，从而让我们对赵树理有了新的认识，或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围绕着赵树理研究中的种种“真问题”，尽可能地展示其时或其后研究中的种种“史料”—包括人们在不同时代对赵树理的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认识，让我们回到其时或其后的特定语境之中，从而围绕着赵树理，辐射到社会、时代、历史在各个层面的相互纠结、关联之中，是陈为人这本书的最大的优点。　　陈为人的一个特点是，他总是借助于其时赵树理身边的人或者是其时赵树理研究者的评价、判断来给以呈现。通过这些方方面面的“话语”以及形成这些话语的背景、语境，就使得对赵树理的研究，得以深入到社会、历史、时代的“肌理”中去，这是该书显得分外扎实、厚重、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本书的结尾主要写了三个事情，一个事情是十七集电视连续剧《赵树理》在中央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后，社会各界对此的完全不同的评判声音；一个是山西省文学界提出“后赵树理写作”后，社会各界对此的完全不同的评判声音；还有一个是对八座神态各异的赵树理塑像的介绍。应该说，这些不同的评判的声音及八座不同的赵树理塑像，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不同的思想谱系对赵树理的不同的理解，这些不同的理解，构成了时代、社会、历史的思想、精神形态的面面观。最为耐人寻味让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评价山西省政府对面鼓楼广场上那尊赵树理塑像时所说的一段话：“这块本来就没有生命的石头和从未见过的面孔，只是因为刻了‘赵树理’这三个字，我就必须认可，叫他声爹。”而赵二湖的这一评价，也仍然只是对赵树理的认识之一种。这样的一种特点，可以说，贯穿于陈为人这本书全书的始终，仅此一点，我觉得对于一本书来说也就足够了。　　该书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围绕着赵树理研究中的问题介绍方方面面的观点时，用钱理群的话说就是：“‘直面一切事实’的老实态度，将所能收集到的赵树理的方方面面，纷乱无序，甚至相互抵牾的材料，都一一展示给读者。”这样的一个特点，有助于给读者以方方面面的视角，从方方面面对问题来给以思考。诸如作者在评介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现在有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赵树理的学者，都刻意指出赵树理与其他‘山药蛋派’的不同。其实，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自觉做党的宣传员这一点上，他们都走在同一条《讲话》指引的‘金光大道’上。”而在另一方面又指出：立足点成为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的分水岭，从而“使赵树理超越了‘山药蛋派’的局限，完成了人格精神的‘化蛹成蝶’”。　　我以为该书最为佩服但又感觉叙写分量最为不足的还有两点：　　其一，作者能够将赵树理其人与其文本相互做深入参照，从而加深我们对赵树理的认识—文本有时反而更能体现作者隐秘的内心深处。诸该书一开篇即借助谢泳的分析，通过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中兴旺兄弟给小二黑、小芹开“斗争会”、其后村民给兴旺兄弟开“斗争会”与赵树理最后死于“文革”给他开的“斗争会”的对比，再辅以“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格言，认为赵树理的命运是“生于‘斗争会’，死于‘斗争会’”，其“命运荒诞诡谲地落入‘斗争会’这无休无止无边无际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百慕大’魔魇之中”。其实，命运落入这一“百慕大”魔魇的又何止是赵树理呢？如是，对赵树理命运的揭示就自有了其更为深刻、厚重之处了。又如，陈为人在大段地引入了赵树理批判胡风的文章《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后指出：“当赵树理对胡风进行批判的时候，其实也就兆示了赵树理自己被批判的命运。”这就使对赵树理悲剧命运的揭示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其二，陈为人在分析赵树理的言行时，有时会显示自己的一种很“毒”的眼光，即能从赵树理表面言行洞穿赵树理自己也未必能感觉到的赵树理隐秘的内心深处及这内心深处所隐匿的时代秘语。诸如赵树理在临终之前曾将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一笔一划地抄写好，让其女儿在将来有可能的一天交给党的领导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但陈为人则认为：熟读毛泽东诗词的赵树理无疑十分清楚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又如，陈为人引入了“赵树理常对女儿说这样的话：‘小鬼，不要软弱，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在引入了这段话后，陈为人分析道：“我现在已经很难分辨出此类话究竟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还是在当年那种严酷形势下的违心之言，抑或是确实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使自己能跟上伟大领袖的巨人步伐？那一代人，几乎可说是‘众口一词’，都是这样表达着自己的思想。”　　陈为人的这本书书名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这是借用了赵树理的一句话。赵树理在“文革”中所写的检查中说：“广大人民不了解内情，从某一段社会关系上把我和一些人摆也摆在一处，扫也扫到一处……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也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的时候，再被检点。”赵树理的本意是说，自己本是一个革命者，在激烈动荡的运动中，却被插入反革命的行列。陈为人借用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以为他是说，赵树理这张“牌”，总是被我们插错在“《讲话》精神的体现者”“‘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农民文化的代言人”“大众文学的大师”“五四知识分子谱系中的一员”“民间艺人”等等“搭子”上，抑或是说，赵树理本人，也把自己这张“牌”，插错了“搭子”？我想说的则是，打扑克每起一次牌，那“搭子”都是不一样的，如是，同一张牌，在不同次的起牌过程所形成的不同的“搭子”中，自会有与不同“搭子”的组合。打牌是这样，在社会、历史、时代变幻莫测的风云及奔涌不息的长河中的个人的思想与命运，也是如此，尤其是承载着更多的社会、历史、时代与个人关系内蕴的标志性人物，更是如此。也因之，你只能是不断地走近他，却永远无法企及他、到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