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经典名篇解析11

第十一章 骚情雅意，笑傲风云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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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一、“惜花情绪只天知”——山水花木中的骚情雅意

在两宋词人中，如果要问谁最富有传奇色彩，我想应该非辛弃疾莫属了。

粗略一算，他就至少具有这么三大传奇色彩：

第一，两宋的一流大词人中，唯一一个真正称得上文武双全的词人就是辛弃疾。文，自然是指他的文学才华尤其是填词绝艺，他被誉为“词中之龙”，是词人中的“仙才”、“霸才”；武，他是真正一位有过真枪实刀的战场经历的词人。从一个在北方游击作战的“草寇”到南宋的“正规军”，他经历了一般人不可能有的蜕变。这种蜕变稍后我们会详细谈到。

第二，诗词虽然文体有别，却是关系紧密，从晚唐到南宋的词人大都是诗词兼通的。例如温庭筠是晚唐艳情诗一大家，连被誉为婉约词宗的秦观、李清照等人也是诗词兼擅，苏轼、黄庭坚等人就更不用说了。而辛弃疾虽然也有诗文传世，他在文学史上却是以“词人”身份熠熠生辉的。甚至很早就有人断言：辛弃疾你的诗写得不怎么样，不过以后肯定会成为词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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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辛弃疾无论是在军事、行政方面，还是在经济、文学方面都堪称大才，甚至有人认为其才足可与历史上的管仲、乐毅比肩，既能领军强国，又能从政富国，实是出将入相的人物。可是他自从二十三岁投归南宋朝廷之后的四十余年，近一半时间是投闲置散，隐居田园。身负奇才，忠君爱国，又正当壮年，却被朝廷弃置不用，实乃又一奇事。

这一讲我们要讲到的《沁园春》词，就是辛弃疾意识到自己被朝廷排斥即将归隐的一首园林词：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

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之所以我把它定义为“园林词”，是因为它具备了两大要素：

其一是完整的园林构成元素，即建筑、山水、花木三元素。这三大园林元素在《沁园春》词中都有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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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浓厚的园林情调。在《中国园林美学》中金学智先生这样诠释这种情调：“宋词特别喜爱也特别擅长细腻地描写园林美，其中很多作品，或把园林建构及其组合作为描写对象，或把园林景观作为抒情背景，这就构成了一种特定的园林情调。”

《沁园春》词原有题序曰：“带湖新居将成”，则此词就是专为带湖园林所作之词，是“把园林建构及其组合作为描写对象”的园林词。

宋朝是中国古典园林进入成熟期的第一个阶段。此时的园林，不仅从数量、质量上远远超过了前代，而且有了跨越性的转变，无论从园林的风格抑或是园林的思想内涵，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更圆熟融通的气质。而词作为宋代一代之文学，亦被看做是“案头的园林”，宋词整体上呈现出浓厚的“园林情调”，词人笔下的词境往往就是园境，两者融而为一，契合无间。

园林词甚至成为宋词中的一大类别，“它们或即景生情、或托物言志，通过对叠石为山、引水为池以及花木草虫的细腻描写而寄托作者的情怀……”

《沁园春》就堪称此类词作的代表，它不但具备了园林词的物质基础，而且具备了浓厚的精神意蕴，赋予了作为物的园林以独特的个性和灵魂。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词开门见山，起句就颇具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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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西汉的蒋诩隐居的时候在门前开了三条小路，“三径”就成了隐士所居之地的代名词。这种用法有点类似于陶渊明的“五柳”，因陶渊明隐居时在住处边种了五棵柳树，遂以“五柳先生”自称，此后“五柳”也成为隐居的代称，和“三径”的意思类同。陶渊明也用过“三径”的典故，例如他在《归去来辞》中就写过“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苏轼的《次韵周邠》诗亦云：“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

因此，“三径初成”，说明辛弃疾的带湖新居即将建成，他的内心充满了欣喜，充满了对隐居生活的期待。

带湖，在今天的江西上饶。江南西路东境的上饶郡，地居信江之滨，故亦名信州。选择定居江西信州，辛弃疾应该是经过一番考量的。

首先，三度宦游于江西，使他有机会见识江西上饶山川之美，朱熹《济南辛氏宗图旧序》云：“稼轩辛公……大观山水，察风土异齐，知土沃风淳，山水之胜举，无若西江信州者，遂爱而退居信之上饶。”这是辛弃疾选择上饶的直接原因。

其次，江西在南宋时期处于特殊而突出的战略地位。正如洪迈在《稼轩记》中所载：“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寄焉。”这意味着上饶靠近京城，交通便利，是一个可退可进的地方：进可上朝天子，退可隐居山林，这和辛弃疾当时特殊的心态是极其契合的。因为他并不想真正退守田园、流连光景，内心中志在恢复中原、报效国家的热情一刻都不曾消退，王水照先生把这种特殊且矛盾的心态概括为“待时而沽的东山之志”，可谓一语中的。

最后，此时的上饶已经成为南宋文人园林聚集地之一。南渡后许多文人纷纷选择到上饶起高楼、修池苑、筑园林，其中较为着名的有韩元吉的南涧，向子諲的清江芗林，洪适的盘州，洪遵的小隐园，洪迈的野处，杨万里的诚斋，任诏的盘园等等。上饶成为时人的普遍选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文人园林的文化圈，辛弃疾选择于此定居与这种文化上的吸引大概也有关系。不同的文人园林都蕴涵着不同的精神内涵，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美学风格，而稼轩的带湖，以及几年后他再次修筑的瓢泉居所正是这个文人园林圈中富有园主个性魅力的园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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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带湖具体景观除了辛弃疾此时期的词作之外，最可靠的资料当属洪迈的《稼轩记》。带湖位于信州城北一里许，其地“故有旷土存，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其纵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横）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庐以居”。可见带湖的整体面积是相当可观的。辛弃疾把此处园林命名为“带湖”，大概也是从“前枕澄湖如宝带”得到的灵感。从孝宗淳熙九年（1182）迄光宗绍熙二年（1192），前后十年时间辛弃疾一直隐居在带湖。

不过，辛弃疾创作这首《沁园春》的时候仍在江西帅任上，正担任江西安抚使的职务，尽管“三径初成”，带湖新居落成，他还是不能抛弃一切归隐山林。“稼轩未来”，新居主人迟迟不能归来，不免引得“鹤怨猿惊”。

“鹤怨猿惊”也有出典。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有句曰：“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孔稚珪这两句本来是指隐居钟山的周颙再度出仕，引得山林中本来与他朝夕相处、关系亲密的鹤啊、猿啊在惊讶之余都感到怨愤。辛弃疾在这里是反用典故：新居落成，园林规模初具，可是主人仍辗转红尘迟迟不归，岂不引得鹤怨猿惊、失意落寞？

“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衣冠，指的是士大夫官僚，李清照就曾经写过“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的诗句。

“尘埃”本是指俗世中的尘埃，这里应是代指官场的污浊。白居易《游悟真寺》诗说：“抖擞尘埃衣，礼拜冰雪颜。”意思与此相近。“抵死”就是老是、总是的意思；“抵死尘埃”即为老是在俗世中盘旋不能自拔之意。

因此，所谓“云山自许”四句其实是词人的自嘲了：为什么我以逍遥山林、闲看风云为平生志向，却还要在红尘俗世里辗转为官，总是下不了决心潇洒地转身离去，惹得一帮名士们讥讽嘲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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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读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尽管带湖新居落成带给辛弃疾莫大的欣喜，但其实他的心情远远不只是欣喜，而是一种兼有欣喜、失意、怀疑甚至愤慨等等在内的复杂情绪。在词里，他说自己的平生意气是逍遥山林，不问世事，可实际上，辛弃疾平生最大的志向并不是隐居山林，而是驰骋疆场，抗金报国，收复中原。

要了解辛弃疾这一真正的人生志向，我们必须简单回顾一下在此之前他的主要人生经历。

辛弃疾出生于金熙宗天眷三年，也就是南宋绍兴十年（1140）五月十一日。这一年，靖康之难已过去了14年。这一年，南宋朝廷还发生了许多事，例如抗金名将李纲卒于此年正月。这年五月，也就是辛弃疾出生的这个月，宋孝宗赵构求和好不容易换来的太平日子，又因金人单方面撕毁协议而被打破：都元帅完颜宗弼率军分四路大举攻宋。虽然这次南侵屡次被南宋抗金名将刘錡、岳飞击败，并乘胜收复了不少失地。可惜朝廷被秦桧之流控制，岳飞、韩世忠等相继奉诏班师，黄河以南州郡又被金人攻陷。

第二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以淮水为界，宋朝皇帝向金国称臣，纳岁币银帛各二十五万两、匹。岳飞被赐死于大理狱，岳云被杀。此后的南宋朝廷于屈辱中换得了数十年的“太平”。

而在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北方，金人对汉族老百姓实施了极为严酷的统治政策，比如，它下令禁止汉人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一律必须剃发结辫，谁敢违抗，即刻处死；不仅如此，大量的汉人还被金人像奴隶一样驱使，当牲口一样贩卖；金国统治者为了继续入侵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还不断向汉族居民大量的征兵征饷……北方的老百姓“怨已深、痛已剧而怒已盈”，都伸长着脖子等着南宋王朝派兵北伐，赶走金人，收复中原，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但是，南宋朝廷长期的“不作为”让沦陷区的百姓失望了，失望之余，他们觉悟到求救不如自救，起义层出不穷。

辛弃疾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生并成长于当时属于沦陷区的山东。当时，济南已经被金政权统治了十二年，正是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时候。由于父亲辛文郁早逝，辛弃疾从小由祖父辛赞抚养。辛赞本来在宋朝做官，北宋灭亡后没有来得及跟随朝廷一起南渡，为了族人的性命安全，辛赞只好屈身在金朝做官。可辛赞是典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他自己在金朝忍辱偷生，可是心里的民族大义是一刻都没有忘记过，并且还深深影响到了他的孙子——幼小的辛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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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辛弃疾后来写的文章《进美芹十论劄子》里说：“大父臣赞……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

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他说啊：从小的时候起，他的爷爷辛赞就带着他登高望远，指点着被金兵统治的大好河山，希望他将来能继承爷爷没有完成的志向，抗击金兵，报仇雪恨。辛赞甚至还带着辛弃疾和他的部下一起两次到达燕山，观察抗金的地理形势。

爷爷这种言传身教，使得幼小的辛弃疾很早就在心里种下了对金朝的深仇大恨，很早就树立了有朝一日一定要赶走金兵、恢复中原的远大目标。

因此，出身书香仕宦世家的辛弃疾，尽管从小就博览群书，胸罗万卷，但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据说，辛弃疾还有一个外号，人称“青兕”，就是说啊，他长得高大魁梧，像犀牛那样威猛善斗。

辛弃疾成年之后，也集结起一支约两千人的起义队伍，加入到抗金的浪潮当中。为了集中力量，给金人以迎头痛击，辛弃疾深明大义，说服自己队伍中的一些领导骨干，率领两千起义军投奔到另一支起义大军首领耿京的旗帜下，担任了耿京的“掌书记”，为耿京出谋划策。有了辛弃疾这样的帮手，耿京的队伍如虎添翼，迅速壮大起来，号称有20多万人，成了北方金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严重动摇了金政权在北方的统治地位。

1162年，耿京接受辛弃疾的建议，派辛弃疾作为起义军的代表，南下建康去联络南宋朝廷，表达他们归附朝廷共同抗击金兵的愿望。宋高宗非常高兴，亲自接见了他们。没想到就在辛弃疾南下的这段时期内，起义军内部风云突变——起义军中的一个部将张安国，被金人收买，阴谋刺杀了起义军首领耿京，并且遣散了大部分义军，最后伙同部分兵将投靠了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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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立马封了张安国的官——让他去做济州的知州，也就相当于今天山东巨野县的县长。

此时的辛弃疾刚刚完成与南宋结盟的使命，正好从建康北归，走到海州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张安国叛变的消息。他大吃一惊，当即与手下商量道：

“我是奉主帅的命令来归附南宋朝廷的，没想到事情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我还怎么回去复命呢？”于是他当机立断，聚集了手下50来名骁勇的起义军人，直扑金兵营地。当时，张安国正在春风得意，和金兵将领喝酒划拳，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呢。没想到神兵突降，辛弃疾率领的50骑兵，居然冲破了金兵5万人的重围，就在金兵的酒桌上活捉了张安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绑在马上，再冲出金兵重围。一边冲，还一边振臂高呼，号召了上万耿京的旧部下和他一起，杀出金军营地。5万金兵眼睁睁看着这个彪形大汉发威，竟然奈何他不得！辛弃疾就这样一路马不停蹄地奔过了淮河，接连飞驰了几昼夜，把叛徒张安国献给宋高宗杀了。

这一年，辛弃疾才二十三岁。

诸位想想看，这像不像一部武侠片里的场景啊？这压根儿就像是一个神话嘛！50人冲进5万人的军营，活捉叛徒再冲杀出来，这是只有神话故事里才有的事啊！

“神话”都是由“神人”创造的。在这个故事中，从天而降的辛弃疾就像“天神”一样震慑了金兵，连南宋孝宗皇帝也因为他的英雄壮举而“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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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辛弃疾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投奔了日思夜想的“娘家”——南宋朝廷，“娘家人”却和他完全不是一条心，他甚至还遭到了“娘家人”的猜忌——南宋小朝廷只给他安排了一个江阴签判的小差使。签判是一个什么样的官？简单地说，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没有实权的市级秘书而已。除此之外，辛弃疾带回来一起投奔“娘家”的万余起义军，都被当成流民遣散到各个州县。

被解除武装的辛弃疾，满腹文韬武略、报国热忱都失去了用武之地。

可怜英雄辛弃疾，原本是想回到南宋朝廷后，能够不再以“草寇”的身份打游击，而是以堂堂正正的正规军的身份，与金兵正面交战，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一番不朽的功勋，但他的这一伟大理想，随着南宋小朝廷偏安局面的暂时稳定，被摧毁得支离破碎。

就这样，无法走上前线杀敌的辛弃疾，只能在后方做做地方官了。可是，辛弃疾的名气太大，朝廷里眼红妒忌甚至害怕他的人太多，即便是做地方官他也常常不得安生。有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在南宋生活的四十多年里，除去近一半时间完全被朝廷弃置不用，闲居在家；其他断断续续当官的十多年中，竟然有37次被频繁调动……有时更是一年之中被调动三四次之多！

正如邓广铭在《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中所概括的那样：“南归四十余年间，强半皆废弃不为时用，用亦不得尽其才。”南归后的辛弃疾，内心的无奈和痛苦可想而知。因此他在词中叹息道：“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朝廷内部尔虞我诈，争斗不息，对外又不思恢复，一味求和以求苟安，词人对此早已倦怠，无数次萌生退意，想要尽早急流勇退。

“莼羹鲈脍”又是一个典故。西晋张翰在洛阳齐王冏处为官，曾经在秋风起时，突然想念起家乡的美味：莼菜羹、鲈鱼脍，不由得心生感慨：“人生贵在适意，怎么能背井离乡奔波千里只为谋求功名利禄呢？”于是毅然挂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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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表面上张翰是因为思念家乡的美味而归隐，实际上是因为他已经预感到将来的危机——齐王执政，祸乱频生。于是张翰早早为自己打算了退路，聪明地选择了退隐。后来齐王果然兵败，张翰因早已辞官而免于被祸。

因此，辛弃疾虽然引用了张翰的典故表明归隐的意愿，却又声明自己的归隐并不像张翰那样是为了莼菜羹、鲈鱼脍的美味，不是仅仅为了人生的物质享受，他的选择是另有苦衷的。

“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词人把自己比喻为躲避弓箭的秋江鸿雁，比喻为准备扬帆出航的船只却因风浪骤起而不得不掉头回归，他似乎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只能无奈地选择急流勇退。

辛弃疾无疑是具有大智慧的，他对朝廷里的风吹草动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就在创作这首《沁园春》后不久，他再度遭到言官的猛烈弹劾。《宋会要》一百零一册《职官门·黜降官》第八载：“淳熙八年十二月二日，右文殿修撰新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落职罢新任。以弃疾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至是言者论列，故有是命。”《宋史》卷四百零一《辛弃疾传》：“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

那么，辛弃疾在湖南帅任上果真如言官所说，是“奸贪凶暴”、“虐害田里”，“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吗？我举两个例子，看看辛弃疾是不是这样罪大恶极。

第一件，创建地方军队“飞虎军”。他到长沙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编练了一支由两千步兵、五百骑兵组成的飞虎军，军队里的武装设备一应俱全，用辛弃疾自己的话说是“战马铁甲皆备”。眼见辛弃疾手握“重兵”，朝廷里有人就如芒刺在背了，不断制造事端，暗中加以阻挠，最后甚至告到皇帝那里去。告状的理由就是辛弃疾利用组建军队的机会大发横财，把辛弃疾说成了个唯利是图的“军倒”。皇帝一听：什么？这还了得！赶紧降下御前金字牌，勒令即日停止建设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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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牌很快就送到了辛弃疾手里。皇帝都下了停工指令，辛弃疾该怎么办？好个辛弃疾！居然私自把金字牌藏了起来，并且还命令修建军营的负责人：加快建设进度，必须在一月之内将军营全部修建完工，否则以军法论处！果不其然，在他的监督下，军营在一月之内如期完工。辛弃疾这时才将军营绘制成详细的图纸呈给皇帝，并且附上奏章奏明了建造军营的原委和军营建好后的具体效果。皇帝一看，这飞虎军不错啊，并不像别人议论的那样是“豆腐渣”工程啊，还挺能展示咱大宋的军威嘛。别说对付小小几个“毛贼”不在话下，就是蠢蠢欲动的金兵说不定也会有所忌惮啊！

于是，皇帝就不再提御前金字牌的事儿了，辛弃疾也就功过相抵，没有马上治罪。

第二件，兴修道路和水利。按说，兴修道路和水利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不过，辛弃疾做事常常并不循规蹈矩。例如为了解决修路的劳动力问题，他动用了正在服刑期的囚犯去凿石头，根据犯人罪情的轻重，按所开凿提供的石头的数目来赎罪减刑。这样出人意料的行为，在大刀阔斧的辛弃疾这里并不是一两次，这就难免给人留下口实。

不错，辛弃疾这些举措确实有些“出格”，可事实上，这些都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好事，也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和力量。比如说，飞虎军优秀的战斗能力很快便得到了证实。开禧二年（1206），南宋再次派兵讨伐金朝，辛弃疾的飞虎军被前线调用，充当北伐主力，在经过与金兵的几次交锋之后，飞虎军大展雄风，金人“闻风丧胆”。望风披靡的金兵还送给飞虎军一个外号，叫“虎儿军”。再比如说，他在长沙“广辟衢陌，修建街道”，使长沙从此有了坚固耐用的麻石路。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辛弃疾都应是有功之臣，而不是奸贪暴虐之辈。

可是有功之臣并没有换来朝廷的重视。就在创作这首《沁园春》的淳熙八年年底，辛弃疾被弹劾罢官，真的开始了在带湖新居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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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带湖新居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辛弃疾如此期待，甚至让他还在任上就已经萌生去意呢？词的下片就可以回答我们这个疑问了。

“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这里层层铺叙带湖新居的园林亭台，水木花草的胜境。词说东冈还须再盖一所茅草顶的书斋，窗子要全部临水而开。为方便在小船上钓鱼，要在湖边先种上柳树；插上篱笆保护修竹，同时也要注意篱笆的高度，千万不要挡住从轩窗观看梅花的视线。秋菊可以馔酒而餐，春兰可以修饰佩带，这些都留待我归来时亲自栽种。一派悠然恬淡之意，流漾于字里行间。

词人计划筑茅斋、开轩窗，亲自参与种柳、观梅、栽菊、养兰等事项的设想，显示出他对带湖的热爱不是坐享其成式的被动接受，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安排与经营。

辛弃疾词好用典故，这几句当中依然延续了他的这一习惯。例如“秋菊堪餐，春兰可佩”就源自屈原《离骚》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和“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等句。竹、梅、菊、兰在传统文化中有高人雅士的象征含义，被赋予“四君子”的雅称，难怪辛弃疾在修整自己园林的时候，会如此看重这些清幽雅致的花木了。

其实，辛弃疾不但是难得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还深谙造园之道。例如他在知滁州时，曾经主持修建奠枕楼，后帅浙东，又建秋风亭。

崔敦礼《宫教集》中代严子文所写的《滁州奠枕楼记》有一段关于奠枕楼的描述：“吾与父老登楼以娱乐，东望瓦梁清流关，山川增气，郁乎葱葱，前瞻丰山，玩林壑之美。”由此可知登临其上则山川林壑尽收眼底，远处气象开阔的山川与近处优美秀丽的林壑相得益彰，此唯有“相地”功夫并能够尽用对景借景之妙的人，才能选得如此佳地。此楼由辛弃疾主持修建，选地必然也经他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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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轩自己在《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词中写道：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把奠枕楼高耸入云的气势描绘得形象生动。虽由此不能窥其楼全貌，但至少可以感受到奠枕楼的大气雅致。因此，在带湖建筑自己的私家园林时，辛弃疾更是忘情地投入园中的设计安排，以实现自己的造园理想和审美追求。

邓广铭在《辛稼轩年谱》中认为带湖始建至晚当在淳熙七年（1180），当时辛弃疾还在长沙湖南安抚使任上。“稼轩盖尝买地于江南东路上饶县城灵山门之外，本年内于长沙写有《新居上梁文》。知其已经始构筑房舍。

文末以稼轩居士自称，知其以稼轩为称号，至晚亦当始于本年。”

淳熙八年（1181）洪迈抵达南昌，辛弃疾因其兄洪适（字景伯），故有机会认识洪迈，于是就把此时还在修建中的带湖绘成草图给洪迈看并请他做记，“绘图畀余曰：‘吾甚爱吾轩，为吾记’”。可见辛弃疾对带湖的修建是十分满意并充满期待的。

明白了辛弃疾对带湖寄予的期望，我们就能理解他为啥如此津津乐道于栽花植树了。当然，花木本为无情之物，但一旦花木具备了某些特定的象征意义，其价值就不同凡响了。辛弃疾用《离骚》中餐菊佩兰的典故，无疑是表达自己向往屈原芬芳高雅的节操和忠君爱国的坚贞。“骚情雅意”，在稼轩词中几乎无处不在，即便是在以园林为主题的“闲词”中，也依然充溢着浓厚的忠愤慷慨之情，一如前人所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仲）、乐（毅）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徐釚《词苑丛谈》引黄梨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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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悲歌慷慨”之气在词之结尾就流露得更加明显了：“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作此词时，辛弃疾尚在江西帅任上，他虽然对宦途上的艰险、朝廷软弱的军事态度深感失望，甚至常有心力交瘁之感，但还并没有最终下定决心抛弃朝廷，决然隐退。因此，词之下片在层层描述了自己要在带湖园林中进行开窗、葺斋、种柳、结篱等种种筑园活动之后，词人想象着退隐后的生活只能托意竹柳、寄怀山水。然而词人毕竟没有完全放下他的担忧和焦虑，就像屈原一样，即便屡受猜忌和排挤，也依然心向君国。因此在结拍处以“沉吟久”稍作停顿，转出“此意徘徊”的复杂心理，倾诉出积极用世与退隐林下的矛盾心情。

“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词人真的是怕“君恩”不允许他去过吟风咏月的隐居生活吗？

不是。

他更怕的是君恩真的许了之后，自己就再无用武之地的困顿和无奈，所以带湖将成的消息对辛弃疾来说既是喜悦的又是失落的，既是充满期待的又是徘徊犹疑的。

然而，王蔺的弹劾终于替他省却了很多关于用世与退隐的矛盾纠结，不必再沉吟，也无需久久徘徊，直接被投闲置散，到充满水光山色的带湖园林去颐养身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