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顾炎武是如何读书与行走的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正月初九日，今江苏昆山千灯镇人。他的一生，跨越明清两代，从出生到32岁，他是明朝子民；从33岁到去世，他是明朝遗民，并且始终坚持这个身份，不与清政府合作。

顾炎武像

顾炎武留下的学术著术中，代表作有两部，一部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一部是《日知录》。前者主要是明代一些地方志和官员奏折、私人笔记的摘抄，资料性很强，但较少他个人的观点；后者则完全按照他的某一思想主题，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出各种可以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加以系统的论证，更能看出他的思想风格，他自己本人也说：“平生之志与业”尽在《日知录》中。简单地说，《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资料性见长，《日知录》以思想性见长。

不过，《天下郡国利病书》更能代表顾炎武的“实学”风格。顾名思义，这种书是探讨天下各地“天时之利，治理之病”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各地区地理变迁、治河工程与政策、财政税收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都是与实际治国密切相关的学问，以致于梁启超称之为“政治地理学”。但这种学问有个缺点，一旦时过境迁，他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过的某些方法、政策或制度，就全没有意义了。比如他谈及到江苏各地治理河道的方法，到今天，好多地名和河道已经不存在了，对他记载的那些方法之得失也就无从评价了。所以，梁启超称这类学问“日益刍狗”（越来越没有价值）。没办法，这就是“实学”的局限性，它只是针对一时一地的当下情况提出的操作性建议，当时如果用了，就很有用，一旦当时没采用，时过境迁确实也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了，就比如一本过时的地图册，不会再为人们提供最新、最可靠的道路信息一样。所以，尽管《天下郡国利病书》这部著作的书名很棒，但其所谈的去病兴利之法，在今天看来，着实已无大用，只对研究历史地理的专业学者有些参考价值。

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

此书由江苏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点校编排，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共六册，这是目前国内该书唯一的点校横排本，非常难得，本刊辗转多处才买到一套复印本，希望它能够再版。

顾炎武对日常生活经验是有见识的，他经过商、理过财、管过家，对人性的局限性有通透的理解，而且，他本人那种知识分子的天真使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充满了幽默。比如，他举过两个治家的例子，一个是说宋代有位姓张的老人，家里是九世同堂，宋高宗问这老人，这么一大家子人，是如何做到和谐相处的，那老人不说话，一口气写了上百个“忍”字，意思是以隐忍求和谐。顾炎武对此评价说，“居家御众，当令纲纪法度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妇勃奚（儿媳妇与小姑子闹矛盾），奴仆放纵，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这不仅九代同堂，恐怕一天都过不了！在他看来，这个段子纯属扯淡。他认为另一个段子更为靠谱，说的是明朝太祖朝，浦江有位郑氏老人也是几代同堂，明太祖问他是如何和谐相处的，郑姓老人回答说：“没有什么别的，就是不听女人的话就行”。顾炎武评价说，这才是真格的事，可为行之百世！

行走，是顾炎武后半生的生活常态，更是他确立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他的这种行走，绝不同于现在小资作家们所谓的“行走文学”那般写意浪漫，也没有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在《在路上》这部小说里描写的那般放诞无忌，而是充满了艰辛和探索学问的乐趣。刚开始，他是一个人在走，后来有了点钱，雇了三个仆从照顾生活，朋友又送了他两匹马和两头骡子，可以驮书和行李，境遇改善了一些，但仍然还是很辛苦，一年之中，往往有一半的时间都宿在旅馆里。读及顾炎武自叙的这段文字，笔者为之动容，眼前浮现出了这么一幅图画：一位瘦弱的老人，满面沧桑，走在一条崎岖的小路上，虽然已经很疲倦了，但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的眼睛里仍然闪动着坚定的光芒。

顾炎武纪念馆

位于江苏昆山作及专家、学者的部分论文，有古今名人对顾炎武的评价，有当今书法家颂扬顾炎武所写的碑文，现在顾炎武纪念馆已成为江苏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亭林公园内。建于1990年，占地面积5亩，建筑面积760平方米。2005年重新修缮并布馆。

当代学者陈平原先生谈到了行走对于顾炎武的影响，在他看来，虽然很多人认为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鼻祖，但后人很难有顾炎武那种生气淋漓的气象。原因就在于他们大多没有田野考察风餐露宿的经历，只是在书屋里做学问；更没有顾炎武那样强烈的痛苦和欲望，其学问缺少压在纸背的东西。是的，姑且不说顾炎武的学问到底做得怎么样，不能否认的是，他这种做学问的方式，的确是提升了他的生命质量。

终其一生，顾炎武是陷于深刻的矛盾之中的人：他想反清复明，却无赴死的勇气和实干的作风；他坚持名节，洁身自好，终身保持了忠于前朝的“遗民”立场，对自己的亲友，如那些到清廷做了大官的人却只有默许。他的学说中也深刻地体现出这种矛盾，比如那段影响深远的“天下”与“国家”之辨便是如此。这段话的原文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有责”。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的来由。在这段话中，顾炎武把改朝换代当作亡国，把丧失了人类社会基本秩序、进入“人将相食”的无政府状态，称之为亡天下。但事实上，往往是一个朝代的执政者，已经腐朽到没有能力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时，才开始被颠覆的，也就是说“亡国”与“亡天下”在实际过程中是同时发生的。具体到顾炎武所面临的时代，是明朝统治者腐朽无能，已经导致了“人相食”的惨景之后，李自成等人才造反成功，使“大明”这个“国”亡了的。而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也携带了与大明统治者同样腐朽的“文化基因”，所以，他们建立的“大顺”、“大西”等新的“国”依然救不了“天下”，所以，才有所谓“番邦夷狄”的满清人，挥师入关，入主中原“救天下”，而且人家也真正救了天下，确实又建立起了具有礼义廉耻的文明秩序，如果按照顾炎武的逻辑，他应该追随、支持能“救天下”的清朝皇帝康熙才是。可顾炎武的理论与行为是互相矛盾的，他陷于自设的名节之中，始终保持着对那个已经亡了的“国”的忠诚，始终保持对救了“天下”的“新国”的疏离与不合作，这时他已经只是对自己的人格负责而不是对天下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