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一般均衡分析

　　◆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比较不同能源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能源税率提高的情形下,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收入、GDP以及就业都发生了显著下降,进口关税额只有略微的上升,而政府收入、支出和储蓄都发生了显著的提升,针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能源税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经济影响 　　 　　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经济快速使我国成为能源消费大国,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显得日益突出。2008年的“两会”上,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并且强调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并将“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作为2008年的主要任务。可见,能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迫切需要破解的议题。税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破解环境难题,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其他经济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各国的实践表明,能源税不仅有助于缓解能源需求快速增长,更有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然而,能源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能源税政策被实行后,考虑如何降低它的负经济效应,或是增加它的政策可行性十分重要。不适当的建立原则以及不好的实施方案都将会引起对经济行为的扭曲,也会降低我国各工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比较不同能源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期为未来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决策支持方向。 　　 　　CGE模型在能源税收领域中的应用综述 　　 　　CGE模型源于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它使用一系列同步等式去描述宏观系统中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的基本理念是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生产者在决定资源闲置下选择最优的供应量,同时,通过效用最大化原则,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选择效用最大化。均衡价格时达到最优供应量和最优需求量,以至于资源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消费者可以获得最满意,经济达到最优一般均衡状态。 　　CGE模型是税收政策分析的一种流行工具。国外有大量学者设计分析能源税政策的CGE模型。Scrimgeour、Oxley和Fatai(2005)比较了不同的碳税税率对纽西兰经济的影响以及相应的碳税、能源税和石油税的有效性。Zhang&Baranzizi(2004)给出了能源税/碳税的一个经验研究回顾,指出了给定一个框架协议的最终目标,碳税的税率将会越来越高,对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他们还指出税收回报循环的方式将从根本上决定能源税的最终经济影响。Zheng&Fan(1999),Fisher―vanden&Ho(2007)以及Garbaccio、Ho和Jorgenson(1999)也建立了中国能源税政策的CGE模型。Zheng&Fan(1999)建立了一个相关的静态模型,估计了必须的税率以及5%,10%和20%的能源税率的长期和短期经济影响。Fisher-vanden&Ho(2007)分析了在能源税函数下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影响。Garbaccio et al.(1999)建立了一个回归动态CGE模型,估计了计划和市场经济共存的情况下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把能源税收入返还到家庭和生产部门将会刺激投资,从长期看,还会增加GDP和消费,因此他们得出能源税征收会获得“双重红利”。 　　目前,我国关于能源税的一般均衡分析才刚刚起步。王德发(2006)利用一个地区CGE模型,研究了能源税征收所产生的劳动替代效应。胡宗义、蔡文彬(2007)运用一个我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MCHUGE模型,分析了在短期和长期的时间框架下,对能源税的征收进行了政策研究。林伯强、何晓萍(2008)运用CGE模型分析了对油气开采行业征收20%以下的资源税,结果表明其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大,但是它顾及稀缺性资源耗减问题对后代福利的影响,从而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我国能源税收CGE模型的构建 　　 　　(一)我国能源税收CGE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 　　本文建立了一个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CGE模型,是在Lofgran、Harris和Robinson(2002)的“标准CGE模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模型包含四个模块:生产者模块、主体机构模块、国际贸易模块、系统平衡模块。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给出了部分的方程式。 　　1.生产模块。生产模块描述了每个部门的生存行为,模型假设生产部门只生产一个商品,商品和生产活动是一回事。具体投入包括劳动、资本、能源投入以及其他中间投入。生产函数由两层嵌套函数组成,最高一层的嵌套的生产函数有两个投入:增加值QVA以及总中间投入QINTA。 　　(1) 　　QAa为经济活动生产的商品数量以及相关部门a的数量。 　　嵌套函数的第二层,一个是增值,一个是中间投入。增值的生产函数为CES函数,有两个要素投入,劳动QLD和资本QKD。 　　(2) 　　QVAa为相关部门a的增值投入数量。 　　2.主体机构模块。第一,居民模块。居民的税前收入包括从劳动,资本投入获得的收入,加上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除去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剩余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YH。再减去储蓄,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可得居民的消费总额EH。居民的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用shrhch表示居民群h在商品c上花费的份额,用mpch表示边际消费份额,tih表示个人所得税率,从而居民群h对商品c的需求QHch为: 　　(3) 　　其中,PQc为国内市场上商品c的价格。 　　第二, 企业模块。企业的主要收入为资本收入。上缴企业所得税后,剩下的为企业的净利润。企业的净利润一部分以利润分配的形式转移给居民,剩下的为企业储蓄。 　　第三, 政府模块。政府的收入包括各项税收收入(增值税、营业税、关税、消费税、所得税以及其它各种税)以及国外收入。政府支出包括政府在商品上的消费,以及对居民和企业的转移支付。在这个模型里,政府在商品上的消费外生给定。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为政府的净储蓄。 　　3.国际贸易模块。国内市场销售的商品QQ由进口QM和国内生产国内销售QD两部分组成。QD和QM可以相互替代,它们之间的关系用CES函数来表示,这个CES关系即为Amington条件。国内生产活动的产出商品QA分为国内销售QD和出口QE两部分,其替代弹性关系由CET函数代表,有: 　　(4) 　　(5)

　　4.系统平衡模块。系统平衡条件,也就是所有市场出清。所有国内生产国内供应的等于所有国内市场需求。要素市场出清,要求要素需求等于要素供给。外汇收支平衡,由于模型假设汇率是固定的,因此外汇收支一般不平衡,可以是赤字或盈余,在模型里就体现为国外储蓄的变化。 　　(二)数据来源与参数设定 　　1.模型的数据来源。社会核算矩阵(SAM)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数据基础。本文以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将42个部门合并为5个部门,即农业部门、工业部门中的非能源部门、能源部门、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由于假设每个部门只生产一种商品,因此商品账户与活动账户相同。要素账户包括资本账户和劳动帐户。机构帐户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考虑了我国特有的城乡经济的二元特征,本文把居民帐户又区分为城镇和农村帐户。本文的数据除了来源于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外,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财政年鉴2008》、《中国税务年鉴2008》、《中国金融年鉴2008》、《资金流量表2007》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表2007》。由于各年鉴的统计数据来源不同,所编制的我国能源税收政策SAM的初始表并不平衡,对此,本文采用RAS法对数据进行更新平衡。 　　2.模型的参数设定。本模型的外生参数包括:各部门生产函数中中间投入与要素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国内市场销售商品中的进口商品与国内生产国内销售的商品之间的Amington替代弹性,以及总销售在国内消费和出口之间的CET转换弹性。一共20个参数,在理论上,这些参数可以通过计量经济时序估计法估计,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只能通过相关外文文献以及经验猜测外生给定。模型中的其他参数还包括:商品生产的CES函数参数以及份额参数,增价值投入的CES函数参数以及劳动份额参数,中间投入的投入产出系数,居民群收入对商品的消费支出份额,政府收入中对商品的消费支出份额以及各种生产税税率。这些参数本文都通过SAM表中的数据直接校调估算。 　　(三)能源税收政策模拟 　　在模型里,本文假定能源税由能源消费部门来承担,并根据能源的消费量来征收,能源部门的消费量由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煤炭开采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五个部门的中间需求总和来表示。本文假定了三种能源税率,分别是1%、5%、10%。 　　(四)实证结果 　　对能源部门征收能源税后,相关宏观变量的变化如表1所示,这里仅给出了部分相对重要变量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收入以及GDP以及就业都发生了显著下降,进口关税额只有略微的上升,而政府收入、支出和储蓄都发生了显著的提升。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CGE模型,分析了征收能源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分析表明,尽管征收能源税有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然而,它对于GDP以及就业等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随着能源税率的提高,GDP、居民收入、企业收入以及就业都发生了明显的下降,而政府收入、支出以及储蓄则出现了显著地提高,因此,可以考虑把增加的政府收入补贴给居民和企业,例如降低居民所得税率,加大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等。同时,征收能源税受到最大冲击的必然是能源密集型部门,因此,可考虑把能源税收收入再补贴给这些部门以弥补其损失。 　　征收能源税后,可以看出其对GDP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随着能源税的增加而不断加大,如何选择一个有效的最有税率,以平衡节能减排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是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也可根据国外的经验,通过市场的检验,不断完善以逼近最优税率。 　　最后,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没有测算能源税征收所带来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即环境税问题),这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林伯强,何晓萍.中国油气资源耗减成本及政策选择的宏观经济影响.经济研究,2008(5) 　　2.魏巍贤.基于CGE模型的中国能源环境政策分析.统计研究,2009(7) 　　3.Qiao-Mei Liang, Ying Fan, Yi-Ming Wei. Carbon taxation policy in china:How to protect energy-and trade-intensive sector?.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7(29) 　　 　　作者简介: 　　周然, 博士生,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