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人名路--江西省档案局 江西省档案馆

南昌的人名路

阳明路

路名由来：王阳明（1472—1529年）

命名时间：1935年；1966年并入八一大道；1986年分出，复名阳明路。

王阳明，本名王守仁，字伯常，阳明是他筑室讲学的地方，后世以此称为阳明先生。他的本名，反倒不太为人熟悉了。

王阳明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构成了近1000年中国哲学的主要景观。

王阳明不是江西人，是浙江余姚人，但王阳明跟江西的关系，可以用“不是赣人，胜似赣人”来形容。

王阳明一生，有五件大事，跟江西和南昌有关。

一， 在南昌结婚。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七月，亲迎夫人诸氏于洪都。”（《王阳明全集年谱》）据年谱说，娶亲的当天，17岁的新郎官王阳明跑到万寿宫，跟宫里的道士聊了个通宵，第二天清早才出现在岳父和新娘的面前。因为新婚，王阳明在南昌住了一年半。

二， 仕途转折在江西。

被贬贵州龙场，是王阳明生平最大的政治挫折。两年后，“量移庐陵知县”（《明史 王守仁传》），成为王阳明人生和仕途的关键转折点。之后，王阳明的政治生涯，基本顺风顺水，再也没遇到较大的波折，并从此与江西结下不解之缘。

三， 在江西“剿匪”，平叛。

正德十二年（1517年）到十三年，王阳明一直在以赣南为中心的江西南部，及广东、福建、湖北等地，剿灭山区的农民武装力量。此即王阳明所谓的“破山中贼”。如今赣南的崇义县，即因王阳明在此“剿匪”而设。正德十四年，王阳明领军平定了南昌宁王朱宸濠的叛乱。

四， 在江西传“心学”。

与“破山中贼”同时，王阳明在江西开始了“破心中贼”，即传讲“心学”的事业。《与杨仕德薛尚谦》信中，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王阳明全集静心录 文录一》）门人学子于此大进，《传习录》也刻于此时。

五， 死于江西。

嘉靖七年十一月（1529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今赣州大余县）。

梁启超在《2500年儒学变迁概略》中说：“王学的昌大，可分两处。一是浙江，是他生长的地方；二是江西，是他宦游的地方。所以阳明门下，可分为浙江与江西两派。……阳明生在浙江而其学却盛于江西。”

象山路

路名由来：陆象山（1139—1192年）

命名时间：象山北路命名于1934年；象山南路命名于1937年；1966年，改名为瑞金路；1984年，复名。

陆象山，本名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居士，江西抚州金溪人。中国哲学史上，陆象山和王阳明以“陆王”并称，但陆象山在世时，他的名字，更多的是和朱熹连在一起。陆象山和朱熹同时，小朱熹9岁。陆象山生平两件比较有名的事迹，都与朱熹有关。

一次是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36岁的陆九渊和45岁的朱熹，在信州（今上饶）铅山的鹅湖寺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另一次是“鹅湖之会”后的六年，朱熹知南康军（注：南康军为宋时一行政区划，治所在今九江星子县，非今赣州之南康市。——阮元编《续资治通鉴卷第十一》：“二月，丙寅，以江州星子县为南康军。”——否则朱熹若在南康，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就成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陆九渊前往拜访，朱熹请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讲座很成功，朱熹当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 ——当然，这是《象山年谱》里的话，《朱熹年谱》里，没这么说。

“象山是江西人，在本地讲学最久，但是几个大弟子，都是浙东人，……象山是江西人，其学不传于江西而传于浙东”（梁启超《2500年儒学变迁概略》）

正好跟三百后王阳明的情况，调了个个。

叠山路

路名由来：谢枋得（1226—1289年）

命名时间：1934年，谢叠山路；1952年，改名叠山路；1966年，改名反修路；1973年，改名九江路；1984年，复名叠山路。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

谢枋得的名字在江西，除了中文系的，知道的大概很少；就是中文系，熟悉的恐怕也不多。

相比之下，文天祥，则是“天下谁人不识君”。

谢枋得和文天祥，不仅同是江西人，还是同一时期人，还是同一年的进士，而且，还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生经历和结局。宋理宗宝祐4年（1256年），谢枋得和文天祥同时参加科举考试，20岁的文天祥成为那一年的状元，而谢枋得由于在试卷中大骂当朝宰相和权贵，本来优等的成绩，被降为二甲。

与文天祥同乡、同时、同年、同经历，同结局，但相比于文天祥的彪炳史册，日月同光，谢枋得看上去，更像是个“默默无闻版”的文天祥。

宋亡后，谢枋得如张岱《陶庵梦忆序》所写，“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但纵使如此，仍然被元人识破。元人让谢枋得的老师写信劝降，谢枋得给老师回了那封著名的《却聘书》，不久即被挟持北上，最终在元大都（北京）绝食而死。

至今，北京宣武区法源寺的后面，还有一座叠山祠，里面塑立着谢枋得和文天祥两人的雕像。

谢枋得与文天祥同年“高考”，文天祥考中状元，谢枋得只考了个“二本”，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谢枋得这个“二本”生，其实并不输于写了《正气歌》、《过零丁洋》和《指南录后序》的文天祥。流传至今的《千家诗》，是明朝编者挂名谢枋得编的，里面选录了谢枋得的两首诗：

《蚕妇吟》

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

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庆全庵桃花》

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这样的诗作，置入唐诗之中，也不逊色。

另有一首经常归于王安石或苏轼名下的《花影》，有人认为，也是出自谢枋得之手。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又教明月送将来。

是与不是，都可见谢枋得的文才，是在什么层次。

最后，说一说谢枋得名字中的枋字。

查手边常用的字典，枋字只有一个注音，fang（音方），然而，几乎所有介绍谢枋得的书籍，都会给枋字注音为bing，音调则读一声、三声、四声的都有。再查许慎的《说文解字》，枋的解释中有：枋，枋木，可作车。礼周官皆以枋为柄，古音方声丙声，同在十部也。

说了半天，还是没明白，枋，到底该读什么音。

但这并不妨碍江西人纪念谢枋得。

中山路

路名由来：孙中山（1866—1925年）

命名时间：1928年

印象中好像大一点的城市，都会有条中山路，这似乎成了城市街道命名中的一道“例牌”。不过南昌的中山路，可不是“例牌”，不但不是“例牌”，南昌所有以人物命名的街道中，中山路的背景是最切实的。而且，还是南昌的人名街道中，命名最早的。也是命名之后，唯一一条没有经历改名的“旧路”。

据《孙中山年谱长编》（上）（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版）记载，1912年10月间，孙中山在南昌，有过4天短暂的停留。

1912年，已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从南到北，又从北向南，巡行了半个中国之后，自上海乘船经江苏、安徽，于10月24日清晨8时抵达九江。“午后2时乘轮赴南昌”，并于次日进到南昌。在南昌，孙中山受到当时江西都督李烈钧和全城市民的热烈欢迎。孙中山不顾旅途劳顿，多次与群众团体会谈、演讲。由于演讲太多，嗓音沙哑，有几个场合不得不由人替代演说。孙中山在南昌期间，特别关注江西的建设和发展，谈话中提到要“建设别一个伟大的新江西”。28日离开前，孙中山还抽空浏览了滕王阁。

孙中山在南昌期间，在李烈钧的陪同下，还进行了一场阅兵式。这是南昌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阅兵式。

为了纪念孙中山的南昌之行，1928年，南昌将孙中山下榻的百花洲旁边的东大街，改名为中山大道。此路名一直延用至今。

孺子路

路名由来：徐稚（97—168年）

命名时间：1954年；1966年，改名反帝路；1973年，改名赣州路；1984年，复名孺子路。

徐稚，字孺子，生于东汉末年，《后汉书 徐稚传》的第一句就是：“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因此，徐稚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南昌名人，也是南昌以人名为路名中，唯一正宗地道的南昌本地人。（汉时南昌辖地甚广，包括今属宜春的丰城在内，所以关于徐稚故里，也曾有过争执风波。至今仍是“一个徐稚，各自表述”）

徐稚一生，未曾出仕。一介草民而能名留青史，并流传至今，这多少跟一个有趣的典故有关。

典故出自《后汉书 徐稚传》：

“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免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

但在同一本《后汉书》的《陈蕃传》，却又是这样写的：

“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璆字孟玉，临济人，有美名。”

到底是徐稚，还是周璆，看得人眼晕。

陈蕃是汉末重臣，他本人有个更有名的典故：“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后人在此之上追加一语：“一屋不扫，安能（何以）扫天下？”成了更加有名的新典故。

《世说新语》也记载了陈蕃和徐稚的故事，并且放在了全书的第一条，但缺失了“下榻”的内容：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薄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德行第一》）

徐稚虽是一介平民，死后却多有文人以诗文吊祭，曾巩知洪州（治所在南昌）期间，曾特地作《祭汉徐孺子文》：

年月日，具官曾某，谨以少牢清酌，致祭于汉聘君徐孺子之灵。维君见几遁世，降德在人。此邦所仰，千载弥新。是用访旧作室，设象依神，尚昭潜美，开警聋嚚。敢偕宾属，躬荐蘩苹。（《曾巩全集补遗 诗三十九首》）

不过，真正让徐孺名传后世的，既不是《后汉书》，也不是《世说新语》，也不是曾巩，是王勃。《滕王阁赋序》中那句经典名句，把一位王朝末年的精明老农的身影，从历史的睡梦中，唤醒了：

“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永叔路

路名由来：欧阳修（1007—1072年）

命名时间：1934年；1966年，改名向阳路；1973年，改名会昌路；1984年复名永叔路。

欧阳修《醉翁亭记》最后一句：“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读过的人，想必一定印象深刻。

但这位自称“庐陵欧阳修”的江西人，既不出生在江西，也没有死在、葬在江西。欧阳修一生在江西的时间，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一年。——应该没有。

欧阳修出生于四川绵阳，葬在河南新郑。他65岁的生涯里，最多有可能回过3次江西。

第一次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4岁的欧阳修和母亲一道，将死于泰州任上的父亲的灵柩，送回吉安老家归葬。“是岁，葬崇公于吉州吉水县泷冈。”（《欧阳修全集 附录一欧阳修年谱》）。年谱和一些年表都没有清楚地说明，欧阳修这次在老家停了多久。但就在同年，当时年仅29岁的欧母就带着欧阳修去了湖北随州，投奔欧阳修的叔父。可以想象，那时老家并没有什么亲人，一直随父亲在外流动的欧阳修和母亲，没有理由会在老家待上太长的时间，否则也就不会急于投奔叔父了。

第二次是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28岁的欧阳修被“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年谱》），史书于此语焉不详，我非常怀疑，欧阳修这次是否到了南昌，是否真的被差遣来南昌实际上任这个“镇南军（治洪州，治所在南昌）节度掌书记”。也许这次任命，根本就不需要欧阳修来南昌上任，它只不过是宋代职官分离的一个例证而已。

最后一次，也是时间上比较清楚和确定的一次，是皇祐五年（1053年），已是人到中年的欧阳修，“八月，自颍州护母丧归葬吉州之泷冈。是冬，复至颍。”从八月到冬，最多也是三、四个月的时间。此后，欧阳修便再也没有踏上过江西的土地。

虽然一生在江西的时间很短，但欧阳修与江西的关系，却并不因此变轻。天圣八年（1030年），24岁的欧阳修被江西人晏殊慧眼识珠。10年后，欧阳修以同样的地位、慧眼和胸襟，使曾巩和王安石从北宋文坛和政坛，脱颖而出。

所以，当晏殊于至和二年（1055年）去世，欧阳修不仅为晏殊作《晏公神道碑铭》，并作挽诗三首，最后一句：“解官制服门生礼，惭负君恩隔九重。”晏殊较欧阳修年长16岁，欧阳修要用丁父母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作为门生的哀痛。这样的句子，在欧阳修的笔下，有一种罕见的沉重。

当欧阳修去世时，曾巩和王安石在他们的祭文中，分别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王安石）

“爱养人材，奖成诱掖。甄拔寒素，振兴滞屈。……闻讣失声，眦泪横溢。戆冥不敏，早蒙振袚。言繇公诲，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怀情独郁。西望輀而车，莫持纼绋。”（曾巩）

（均见于《欧阳修全集 附录三 祭文》）

由此可见，欧阳修在北宋政坛、文坛中江西一脉的枢纽地位。（事实上，欧阳修还通过对苏轼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了另一位江西才子黄庭坚）

灌婴路

路名由来：灌婴（？—176年）

命名时间：2005年

六月中旬，去象湖寻赏荷花（象湖位于南昌城南略偏西，传说为陆象山当年讲学之所，故得名；另说是因湖形似象而名），结果没找到荷花池，却意外地发现，象湖边有条灌婴路。回来一查，才知道自己真不愧是南昌的客人，——原来，灌婴是南昌的建城人！就像萝慕露斯建立了罗马城！

但是，再一查，情形似乎又转向了。

首先，灌婴建城之说，起于何处？

灌婴，秦末汉初人，刘邦手下的著名大将，《史记》、《汉书》皆有列传，是参与垓下之战、围杀项羽的重要战将，官至丞相，封颍阴侯。灌婴与南昌的关系，《史记》中仅有一语涉及，“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籍郡。”（《汉书》几乎照抄了《史记》）

那么，灌婴筑南昌城的说法，来源于何呢？

据南昌相关文章的介绍，来源于《江西通志》、《南昌府志》、《南昌县志》和《雩都县志》等地方志，以及宋元、明清以后的一些逸史笔记。

第二，南昌学者关于谁人首筑南昌城，一直争议未休。灌婴之外，有陈婴说，说灌婴乃陈婴之误。现又有罗珠建城说。灌婴、陈婴、罗珠皆刘邦同时之人，筑城背景几乎一致，但所谓史证，在正史中都只有一句话。

至今仍是“三管齐下”，莫衷一是。

但争议归争议，灌婴建城的说法，似乎早已传布开，甚至有称南昌为“灌婴城”和“灌城”之说。如今在南昌城南，不仅有灌婴路，还早已修好了一个灌婴广场。广场有一尊灌婴塑像，披盔戴甲，威风凛然。

榕门路

路名由来：陈宏谋（1696—1771年）

命名时间：1946年；1934年—1946年间，为黄梨洲路；1966年，改名宁冈路；1984年复名榕门路。

如果不是南昌有条榕门路，我以前从没留意过，清朝有位名臣，叫陈宏谋。

陈宏谋，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今桂林）人。生当康雍乾三世。俗话说，盛世好当官。陈宏谋的一生，正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官僚的一生。陈宏谋官至东阁大学士（正一品，文官最高级别，近乎宰相），为官12省，官龄长达48年，。假如把他所做之官罗列起来，绝对像一份长长的电话清单。陈宏谋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在从政的同时，勤于著述，假如把他所写的书罗列起来，像一份更长的电话清单。陈宏谋为官之地，也包括江西。《清史稿陈宏谋传》里，说到了他在江西为官的情况：

（乾隆）六年（1741年），迁江宁布政使，甫到官，擢甘肃巡抚，未行，调江西。九年，调陕西。十一年，复调回江西。寻又调湖北。

…… ……

在江西，岁饥，告籴於湖广。发帑缮城垣，筑堰埭，修圩堤闸坝，以工代赈。南昌城南罗丝港为赣水所趋，善冲突，建石堤捍之。左蠡朱矶当众水之冲，亦筑堤百丈，水患以平。又以钱贵，奏请俟云南铜解京过九江，留五十五万五千斤，开炉鼓铸；并以旧设炉六，请增炉四：诏并许之。又以仓储多亏缺，请令民捐监，於本省收穀，以一年为限。限满，上命再收一年。又以民俗尚气好讦讼，请令各道按行所属州县，察有司，自理词讼，毋使延阁滋累。上命实力督率，毋徒为具文。

江西人那时候就“尚气好讦讼”，就是爱斗气，喜欢相互斥责，说狠话，道人长短，热衷于打官司的意思。

陈宏谋在《清史稿》中虽然获得较高评价，“乾隆年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宏谋学尤醇；所至拳拳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但二百年来，真正有价值的评议却不多，可说是罕见。直到进入21世纪，有位美国教授出了本关于陈宏谋的研究著作《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这才似乎引起一些研讨活动，但也好像影响有限。

广西自古以武人著称，如陈宏谋之“所谓大儒”，不说凤毛麟角，也是屈指可数。桂林后来成为广西的文化重镇，除抗战时的那段历史机缘（偶闻有清代临桂词派一说，不知可否算作桂林文化渊流之一），跟陈宏谋，不知有没有一点半点关系。

子固路

路名由来：曾巩（1019—1083年）

命名时间：1950年；1966年，改名星火路；1984年，复名子固路。

曾巩，字子固，江西南丰人。

南丰是个出蜜桔的地方。

但曾巩却像一颗水果，他更像一枚坚果。

曾巩虽然名列“唐宋八大家”，但却是“八大家”里最不为人所熟悉的。

（苏洵、苏辙也不太为人所知，但因为跟苏轼“捆绑”、“打包”成“三苏”，所以有种他人无法相比的团体效应）

很多人对曾巩，恐怕只知道个名字。

曾巩没有《前后赤壁赋》，没有《秋声赋》、《醉翁亭记》，甚至没有《游褒禅山记》、《伤仲永》和《答司马谏议书》。

曾巩甚至不写词！

俗话说，唐诗宋词。生于北宋，生活在晏殊、欧阳修、苏轼、秦观之间，不写词！不是写的好不好，是压根就不写。迄今留存下来的，只有一首《赏南枝》，写得确实也不好。王安石词也写不算多，但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就足以坐稳词人之位。

不过，曾巩的诗写得还可以，钱钟书说，写得比苏洵、苏辙好多了。尽管也没有“水光潋滟晴方好”和“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句子。

在我的想象中，曾巩是有点沉闷的人，一个极度严肃的人。不是一般的严肃，是非常的严肃，无以伦比的严肃。我不知道《曾巩全集》里能不能找得出一个笑字。曾巩大概就像是周幽王的褒姒一样，是个难得一笑的人。这样的人，是容易让人望而生畏的。所以，《宋史曾巩传》中有人说，“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一看就知道是不善于处人际关系的那种。王安石的诗文中，有专门替曾巩作这方面辩护的。

如：

《赠曾子固》：

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

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

借令不幸贱且死，後日犹为班与扬。

又如，《答段缝书》：

段君足下：某在京师时，尝为足下道曾巩善属文，未尝及其为人也。还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书以所闻诋巩行无纤完，其居家，亲友惴畏焉，怪某无文字规巩，见谓有党。果哉，足下之言也？

…………

足下姑自重，毋轻议巩！

最后一句，简直就是严正的警告。这样的书信用语，晋唐之间，是难以想象，绝无可能的。

由此可见曾巩在王安石心中的份量与地位。

也可见曾巩在普通人心中的形象，正是《宋史》里所谓的“世颇谓偃蹇不偶”，也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不沾锅”的意思。

曾巩之所以不太为人所熟悉，除了他不善于与人交往外（曾巩没有一般文人的所谓风流逸事，或趣闻逸事），也跟他的文风有关。文学史对曾巩的文风有句评语，叫“少情致”。

所谓“少情致”， 是指曾巩的文章没有汪洋恣肆、缠绵绯恻的澎湃情感。它朴实像棵树干，上面没有多少花果枝叶。

但这不表明，曾巩是个感情淡薄的人。

恰恰相反，曾巩不但不是个感情淡薄的人，反而是个感情极其强烈、辛辣的人。

下面这篇文章，就是个例子。我以为，它是我读过的曾巩最好的文章。

庆历某年某月日，信州铅山县鹅湖院佛殿成，僧绍元来请记，遂以之记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与士大夫劳于议谋，材武之士劳于力，农工商之民劳于赋敛。而天子尝减乘舆掖庭诸费，大臣亦往往辞赐钱，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义而死，农工商之民或失其业。惟学佛之人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食与寝自如也。资其宫之侈，非国则民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费，十万不已，必百万也；百万不已，必千万也；或累累而千万之不可知也。其费如是广，欲勿记其日时，其得邪？而请予文者，又绍元也。故云尔。（《鹅湖院佛殿记》）

这样的文章，正如一颗硬实的坚果，能崩得人满地找牙。

渊明路

路名由来：陶渊明（365—427年）

命名时间：1946年，渊明南路；1966年，改名红卫路；1973年，改名宁都南路；1984年，复名渊明南路。渊明北路命名于1984年。

一个陶渊明，就是一本《红楼梦》。普通人得其趣，思想者得其识。

鲁迅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且介亭杂文二集 题未定草 七》）

中国灿若星河的人文历史中，以诗文而至伟大者，寥若晨星。

江西人中，被称为伟大的，还有谁？

从颜延之写《陶征士诔》开始，一场对于陶渊明的持续不断的赞美与合唱，就拉开了序幕。延续到近现代，在陶渊明的旗帜下，人们看到了一个由不同类型和个性所组成的盛大人群。这些人在别的事物上，或曾针锋相对、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但在陶渊明这里，他们奇异的、令人惊讶地达成了一致，凝聚成超乎想象的趋同。这种趋同性，甚至连孔子和屈原也会自叹不如。这份长长的名单包括：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朱熹、陆九渊、陆游、辛弃疾、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郭沫若、陈寅恪、钱钟书，甚至汪精卫。汪氏曾作《读陶随笔》，文虽不堪卒读，文末附诗却可一看。可见汪氏之人，的确是人不如貌，文不如诗。

钱钟书《谈艺录》引颜真卿、黄庭坚、龚自珍等人诗句，表达了跟鲁迅评陶相近的观点，即“称其有‘侠骨’而‘豪’”，“以见观人非一端云”。这样一种以张良、诸葛亮比陶渊明的视角、观点，之前的谭嗣同，之后的郭沫若，也都曾表达过。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自称“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在《人生的盛宴》一书中，专门给陶渊明写了一章：《人生的爱好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西方文化视野中的陶渊明形象：

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很自然地浮上我的心头。当我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的。他不曾做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日依然是一堆照澈古今的烽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在我的心目中，陶渊明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种混合中，感官和心灵是和谐相处的。

天佑路

路名由来：詹天佑（1861—1919年）

命名时间：1984年

有段时间，在南昌一些大街小巷的路边橱窗，一个主题叫“江西红了”的广告，很是引人注目。广告列举了江西历史上的几十位名人和他们的主要事迹，其中一句是：

说江西人不懂交通，詹天佑和第一条铁路笑了。

看这话的意思，是说詹天佑是江西人。

詹天佑是江西人吗？

詹天佑出生于广东南海。1872年，年仅12岁的詹天佑成为“留美幼童”的一员。除了在福州水师待的几年外，绝大部分时间，詹天佑都是以铁路工程师的身份，辗转于中国各地。詹天佑并没有在江西成长和生活的经历，之所以被认作是江西人，大概因为詹天佑的祖籍是婺源。

婺源在其1200年的历史里，在1949年以前，除了1936—1947年短暂划归过江西外，一直属于安徽。而且，詹天佑的祖先，早在清乾隆年间，就已移居广东。詹天佑当然值得每一位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地方来纪念，但如果因“祖籍”就非把他说成是江西人，这多少有点“强说词”了。我怕哪一天，如果婺源重归安徽，江西人只好把詹天佑重新还给人家安徽人。——也许最应该还给广东南海。

詹天佑虽然不是江西人（这是我的看法），是不是就跟江西一点关系没有呢？这也不是。下面录自中国萍乡网的一篇文章，它记述了詹天佑在江西的一段往事：

1901年7月（修京张铁路是在1905年），詹天佑受清政府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委派，前来萍乡协助美国铁路工程师李治、马克来修建株萍铁路萍乡至醴陵段。

詹天佑一到任，就提出萍醴铁路要使用中国的1.435米的标准轨距，但遭到美国工程师李治和马克来的反对。在詹天佑等中国人的强烈要求下，李治和马克来最后被迫同意改用中国的1.435米轨距。但李治和马克来却认为，詹天佑修不好这条铁路，因为萍水湘东河段水面宽、水流急，到头来还得请他们。于是，李治和马克来带着图纸匆匆撤走。盛宣怀见洋人撤走，心里非常着急，要詹天佑服从李治，采用美国铁路轨距。詹天佑断然拒绝，并主动承担全部工程任务。

詹天佑在无图纸的情况下，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进行勘测和设计，并调集人马立即动工。湘东大桥横跨萍水，水面宽130多米，水流湍急。詹天佑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调来数只小船，配以足够的沙袋和草袋，在桥墩地基周围挖一个水池，用水车将水车干，即行打桩，稳固墩座。桥墩完成后，又亲自指挥架梁，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湘东大桥便铺上了钢轨。随后，他又用同样的办法架通了醴陵大桥。萍醴铁路三跨萍水（在醴陵境内称渌水），分别在萍乡、峡山口、醴陵三个车站东面建有大桥。1902年11月，萍醴铁路竣工通车，全长38公里。（黄洋）

这应该是詹天佑在江西的唯一一次经历。

船山路

路名由来：王夫之（1619-1692）

命名时间：1934年；1966年，兴国路；1984年，复名船山路。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船山是明亡后王夫之隐居读书的地方——湘西石船山的简称，后世于是以船山先生称呼他。所以船山跟阳明、象山和叠山不同，王夫之虽然也用过十几个名字，但并没有船山，王夫之本人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名字。但这个名字后来的使用，仅次于王夫之的本名。

王夫之是明末著名的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顾炎武）。按梁启超的说法，三人之中，黄宗羲近于史学，顾炎武近于科学，而王夫之则近于哲学。王夫之对于“知识本质、知识来源的审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两畸儒》），使他成为第一位迈向现代哲学思维的中国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

王夫之生于明末，除老家湖南和广西（明末抗清最后的根据地）外，所到之处很少。梁启超说：“他（王夫之）生在比较偏僻的湖南，除武昌、南昌、肇庆三个地方曾作短期流寓外，未曾到过别的都会。”（同上）

王夫之什么时候到的南昌？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关于王夫之，有以下两段文字

崇祯十四年，王夫之建造乾涛园，潜心读书其间。这时，湖广提学道高世泰至衡州主持岁试。王夫之的试卷，为高世泰所称赏，并写下评语：“忠肝义胆，情见乎词”⑥。未几，他赴武昌参加乡试，以《春秋》试卷列第一，中式举人第五名。十一月，王朝聘督促王夫之和王介之取道南昌，到北京等候会试，王夫之兄弟立即动身。他们于十二月初旬到达南昌，在那里度岁。由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已在席卷河南后进入承天（治所今湖北钟祥），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袭破黄梅，因而朝廷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命将本年会试改为八月举行。王夫之由南昌返归衡阳，编印《乾涛园诗集》。

…… ……

康熙十二年，王夫之撰写了《礼记章句》部分初稿。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叛清，揭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次年正月，吴三桂遣军先后攻入沅州、常德、岳州、衡阳。从这时到次年九月，王夫之多次出游，往来于湘乡、湘潭、长沙、湘阴、岳阳和萍乡等地。

这或许就是王夫之与南昌和江西的全部接触。

此外，在这本《中国通史》里，说到王夫之与同是明末重要思想家的方以智多次书信往来。当时，方正在江西庐陵（吉安）出家，“多次劝他前往‘逃禅’”，看那意思，是要王夫之到江西来出家，但被王夫之婉拒了。后来，当王夫之得知方以智的死讯时，“不禁狂哭”。

子安路

路名由来：王勃（649—675年）

命名时间：不详

南昌历史上最精彩、最响亮的一笔遗产，是王勃留下的。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初唐时最为杰出的青年诗人，他的名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千古佳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历经1400年，依然是中国总理赠送外国友人的礼物。

然而，这位唐朝的“40后”，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留下的，却是一个“问题少年”的形象。

唐高宗上元二年（此从《旧唐书》，即公元675年；另有676年说），王勃去看望远在交趾（今越南北部）任职的父亲，路过南昌写下流传千年的《滕王阁赋序》后，于渡海途中落水，惊悸而死。

王勃的奇异死亡，跟他之前的两次闯祸有关。

第一次是因为斗鸡。不是王勃斗鸡，是唐王子斗鸡，王勃写了一篇纯属游戏之作的《檄英王鸡》文，结果引起当朝皇上的不满，说这会激起王子们的相互攻斗，于是“即日斥勃，不令入府。”（《旧唐书王勃传》）

第二次是因为杀人。王勃离开王府后，趁机在外面逛了一圈，然后听说虢州（今河南灵宝）多“药草”（不知道王勃为何对药草有兴趣），于是就到虢州弄了小官，但这次却给王勃招来了杀身之祸。“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旧唐书王勃传》）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王勃的父亲却受此牵连，被贬为交趾令。这件事，让南昌“意外地”得到一篇传世杰作的同时，间接地，要了王勃的命。

安石路

路名由来：王安石（1021—1086年）

命名时间：（旧）王安石路命名于1934年；（新）安石路命名时间不详

（旧）王安石路开始修建于1934年。

据《南昌市志》记，1934年6月14日《民国日报》载：“市政府委员会奉蒋介石手令，修建8大乡贤路（王阳明、文天祥、王安石、黄梨洲、陆象山、欧阳修、谢叠山、王船山）”

这条王安石路消失于1951年开始修建的“八一大道”中。

（新）安石路，位于洪都大市场附近，显然为近年所建。

江西历史上，陶渊明和王安石，无疑是最有份量的两位人物。

跟陶渊明的众口一词不同，早在王安石在世时，围绕着他的极其激烈的争议，就开始了。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这位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不停地给他的好友和政敌写信，来为自己进行说明、辩解和辩驳。王安石死后，这种争议经过短暂的反复，日益趋向否定的判决。“拗相公”成为小说、戏曲里一个笑话角色。不过，反俗的逆流，什么时候都有。

陆九渊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就是一篇逆俗之作。它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宣称：

“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巨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文尾又感慨：

“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

这样的声调在南宋，已是空谷足音。

与陆九渊同时的朱熹，对王安石的评价，则大相径庭。王安石“祸国殃民”的形象，朱熹是最有力的始作俑者。虽然也承认“则是安石之变法，固不可谓非其时，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但在《读两陈谏议遗墨》中，还是对王安石展开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式批判：

“何幸其徒自为失计，出此真迹（指王安石的《熙宁日录》）以暴其恶於天下，便当摭其肆情反理之实，以正其迷国误朝之罪，而直以安石为诛首，是乃所谓自然不易之公论。”

朱熹眼里的王安石，是个什么形象呢？

“然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志虽高逺而学实凡近。其所论说，盖特见闻亿度之近似耳。顾乃挟以为高，足已自圣，不复知以格物致知克已复礼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増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狥私而败之於后。”，

所以，

“夫安石以其学术之误，败国殄民，至於如此。”

“骂王”延续到明末，王夫之在《宋论 神宗》里，对王安石之恨，已是义愤填膺，近乎咬牙切齿。——无论朱熹还是王夫之，“骂王”的着力点，主要在“祸国”。朱熹之时，北宋虽亡，南宋还在；到王夫之，大明朝在“闯贼”、“满夷”夹攻之下，彻底崩灭，所以王夫之的痛心疾首，也就更在朱熹之上。——“小人”说，给予了板上钉钉、不容更改的宣判。

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

唯然，则决安石之为小人，非苛责之矣。

或曰：“安石而为小人，何以处夫黩货擅权导淫迷乱之蔡京、贾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乱昏荒之主，而不能乱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驱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祸乃益烈。諓諓之辩，硁硁之行，奚足道哉！

安石之愚，不可砭矣。

愤恨不已的王夫之，痛骂声中，连曾反对王安石的苏轼，也一并恶语相加了：

乃至于荡闲败度之苏氏，亦翕然推之矣。

也许是觉得自己骂得实在有点过头了，文中也偶现了几句略显客观、平实之语，将对准王安石戮力猛戳的矛头，转向了他眼中更加恶劣的“群奸”，也算是替王安石说了几句公道话：

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

是经义之纳天下于聋瞽者，自、成、弘始，而溃决无涯。岂安石之为此不善哉？

如攻安石者，无人不欲言，无言不可出，岂其论之各协于至正，心之各发于至诚乎？乃至怀私不逞之唐坰，反覆无恒之陈舜俞，亦大声疾呼，咨嗟涕洟，而惟舌是出。

呜呼！使以蔡京、王黼、童贯、朱靦之所为，俾王安石见之，亦应为之发指。而群奸尸祝安石、奉为宗主、弹压天下者，抑安石之所不愿受。

王夫之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不知道他评王安石，是不是放在这三个标准下来评的。